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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中旬,是美国金融危机“周年祭”。一年来,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已显现。到目前为止,全球经济仍未从衰退的阴霾中走出来,未来经济复苏仍然是个未知数。
我国的金融系统相对封闭,还没有发达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因此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的银行业并没有受到过分的打击。2008年,银行业总资产依然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我国银行业受到的影响较小,更可以使我们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来看待这场金融危机,既看到美国银行业好的一面,更要从中得到经验教训,以指导我国银行业今后的发展。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总结此次金融危机的教训:
首先是金融创新。次贷危机使各国反思以证券化为标志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国际化的进程。而资产证券化已经成为一种被广泛采用的金融创新工具。正如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资产证券化在活跃资本市场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第一,抵押贷款证券等金融衍生产品,割裂了产品本身与基础资产之间的联系,使得投资者难以对产品的风险进行客观评价,只能根据产品的历史业绩和独立评级机构提供的信用评级进行判断;第二,在证券化的收益分配链条上,由于独立评级机构、审计机构、法律咨询机构等第三方金融服务部门都是向证券发起人收取费用,这种利益结构必然会损害第三方机构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低估抵押贷款证券的潜在风险,损害投资者的利益。
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品不可过度使用,更不可任其泛滥成灾,否则以减少市场风险为目标的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品反而可能放大市场风险。但换一个角度,也不能因为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品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就拒绝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品。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创新尚处在发展阶段,特别是以房贷和其他一些金融资产为基础的衍生产品今后也将不断地在市场推出,我们在推动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注重风险管控机制的配套建设,正确认识把握金融创新和风险控制的平衡关系,结合我国金融业的现实发展水平和承受力,审慎推进各项创新。把握好创新的“度”,在风险不清的情况下不要盲目跟进,谨慎进入不熟悉的领域,少接触看不清的业务。同时,我们必须加强银行业制度建设,银行内部控制是抵御风险的第一道防线,有助于使银行金融创新活动建立在谨慎判断、客观论证、正确决策的基础上,有助于防止金融创新过渡和金融衍生品的不当使用,把金融创新风险置于可控范围内。
其次是银行业监管。主要是多头监管的协调。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采取的是“双重多头”金融监管体制。“双重”是指联邦和各州均有金融监管的权力,“多头”是指有多个部门负有监管职责。这一格局无疑符合美国一直倡导的分权和制约精神。美国的这套监管体制确实在历史上支持了美国金融业的繁荣。但随着金融的全球化发展和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的不断推进,“双重多头”的监管体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真空”,并使一些风险极高的金融衍生品出现了无人监管的现象。各部门、各产品的监管标准不统一。监管体系机构太多,权限互有重叠。由于各种监管规则制定得越来越细,在确保监管准确性的同时牺牲了监管的效率,对市场变化的反应速度越来越慢。另外,多头监管的存在,使得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最佳的监管时机往往因为会议和等待批准而稍纵即逝。
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中得到的教训主要有两点:一是不管监管体制如何选择,必须做到风险的全覆盖,不能在整个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创新链条上有丝毫的空白和真空;二是无论风险管理手段多么先进、体系多么完善的金融机构,都不能避免因为机构内部原因或者市场外部的变化而遭受风险事件的影响,这是由现代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率、高关联度、高不对称性的特性所决定的,现代金融体系内的风险产生和传递完全呈现出了新的特征,而监管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现在的“一行三会”,即中国人民银行,保监会,证监会,银监会共同对金融体系进行监管,形成了多头监管的局面,必然造成某些监管上的空白,中国各个监管部门应加强日常业务之间的协调,更多地堵住监管的漏洞。以中国的国情来看,马上转变为单一机构的监管模式尚不现实,要根据自身特点,针对具体情况制定监管制度。鉴于此次金融危机中对金融衍生产品监管缺失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尤其要注意明晰对于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责任,并通过制度的形式加强各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条件成熟时,逐步将机构性监管模式转化为功能性监管模式,最终形成人民银行负责金融政策,金融监管委员会负责金融监管,二者紧密协调的金融监管框架。
第三是中间业务。美国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中,经营中间业务的非利息收入占很大比重,远远超过了利息收入(如下表所示),次贷危机发生后由于违约率的不断攀升和证券减值,美国银行业的利息收入出现大幅下降,但其季度非利息收人同比依然持续上升, 成为吸收损失的主要来源。业务结构多元化减轻了金融危机对美国银行业的冲击。尤其是大型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呈快速上升趋势。如美国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80年的22%上升到了2003年的36%,到2007年增至52.6%。2003年,摩根大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高达47.2%,但到2007年仍然增加到65.4%。
在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损失最为严重的银行之一 Countrywide Financial Corp(简称CFC)是一家围绕住房贷款提供全面服务的单一业务银行。正是由于CFC业务组合和收入结构的单一性,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之后,它没有足够的非利息收入来抵偿房贷上的巨亏,在2007年,CFC年净损失7亿美元,虽然2007年银行业股价普遍下降,但CFC股价跌幅远大于银行业均值。
相比信贷业务而言,中间业务风险小、收益大、稳定性强,因此各国商业银行都非常重视开展中间业务,中间业务收入己经成为各国商业银行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起步晚发展滞后,虽然近年来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实现了超常规增长,然而从行业总体情况来看,中间业务规模依然偏小,仅占总收入的10%左右,与国外占比水平(40%——70%)相比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放缓,并有进一步放慢的趋势,这对商业银行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在此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有必要对现有中间业务再审视,转变依赖利差盈利的传统模式,积极拓展中间业务以及优化创新现有中间业务,这不仅有利于商业银行经营模式转变,而且还将大大拓展银行未来收入和盈利的增长空间,而这对当前商业银行抵御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带来的风险,无疑意义重大。
另外,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引发了我们对于信用评级机构作用的思考。在美国房地产市场次级债危机爆发后,引发公众对占有垄断市场地位的穆迪、标准普尔、惠誉等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质疑。由于美国抵押证券等的复杂设计,最终的投资者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数据和资料来评估所购买证券的内在价值和风险,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就成为购买者投资的主要依据。但实际上,在次级债的发行中,评级机构并不是独立于商业银行、投行发行商之外的第三方,而是直接参与了次级债的设计和推广。因此各评级机构自始至终都是全球次级债市场暴涨的参与者、推动者甚至直接受益者。次级债发行商向评级公司支付大量费用获得评级,甚至可以根据评级公司的“表现状况”来选择是否另选其他公司以及支付费用的高低。与传统的公司债评级业务相比,评定同等价值的次级债证券,评级公司所得到的费用是前者的两倍。仅穆迪公司在2002 —2006年间评定此类证券的收入就高达30亿美元,该业务部门收入也占到了母公司总收入的44 %。自从2000 年美国开始大规模发行次级债券以来,各评级机构就一直认定次级债券和标准的抵押债券风险相当,并给予最高信用评级。这大大促进了次级债市场爆炸式的增长,短短几年时间内达到了111 万亿美元的庞大规模。然而从2008 年春季开始,各评级机构开始将新发行次级债的评级调低,在7 月份以后又大范围地调低几乎全部次级债券的评级,这成为造成全球范围次级债投资者恐慌的直接导火索。据有关报道,早在2006 年初,标准普尔等就通过研究证实,次级债购房者的违约率要比正常的抵押贷款高出43 %以上,这与多年来评级机构所认定的两者风险相同的假设相去甚远, 意味着大规模的危机随时可能发生。但随后这些评级机构并没有马上调低此类证券的评级,或者呼吁市场投资者关注其风险,而是等到一年多以后才突然大范围调低评级。可以说,信用评级机构对次级债产品不负责任的评级也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一大原因。
分析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在此次危机中的表现可以得出:一是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必须有政府的监管和约束,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处于寡头垄断的地位,缺乏政府的监管和同行业有力的竞争约束,导致三大机构“权重责轻”,影响了评级的透明度和可靠性。二是在评级机构目前的收费模式下,评级机构内部的制度建设必须加强,以防止利益驱动下评级人员的主观评级。
我国信用评级业的发展历史较短,资本市场上各类评级机构良莠不齐,加之我国信用评级质量的市场检验机制尚未形成,从而导致了社会上各种劣质信用信息的泛滥。一方面,评级公司是一种特殊的金融服务机构,其产权私有、商业运作完全市场化;另一方面,信用评级很大意义上是公共产品。美国次贷危机表明,没有公平、中立、透明的评级机构和信用评级结果,融资产品发展得越快,风险就越大。我国作为新兴的市场,市场信用基础建设较为滞后,同时,伴随我国金融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无担保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信贷资产证券化等结构性产品的发行规模在不断扩大,因此需要不断提高信息披露水平以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就我国资本市场的特点和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状况来看,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应采取“政府驱动型”的发展模式,即政府监管部门是评级机构和评级业务的主要推动者和监管者,对评级机构的市场准入、资格认定以及业务范围的核准等作出明确规定。但这也不是说只讲监管不讲发展,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发展与监管并重,边培育市场发展信用评级业,边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参考文献:
[1]郭田勇 陆 洋:次贷危机对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启示[J].金融发展研究,2008(10).
[2]姜海军:商业银行发展的十大趋势[J].新金融,2009(3).
[3]陆晓明:美国次贷危机中业绩优异银行的业务组合和发展模式分析[J].银行家,2008(11).
[4]董文标:探索我国商业银行发展之道[J].银行家,2008(11).
[5]连 平 周坤平:2008-2009年中国银行业发展报告[J].研究与资讯,2009(2).
[6]袁 圆:金融危机下的中国银行业—“2008中国银行家论坛”纪实[J].银行家,2009(2).
我国的金融系统相对封闭,还没有发达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因此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的银行业并没有受到过分的打击。2008年,银行业总资产依然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我国银行业受到的影响较小,更可以使我们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来看待这场金融危机,既看到美国银行业好的一面,更要从中得到经验教训,以指导我国银行业今后的发展。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总结此次金融危机的教训:
首先是金融创新。次贷危机使各国反思以证券化为标志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国际化的进程。而资产证券化已经成为一种被广泛采用的金融创新工具。正如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资产证券化在活跃资本市场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第一,抵押贷款证券等金融衍生产品,割裂了产品本身与基础资产之间的联系,使得投资者难以对产品的风险进行客观评价,只能根据产品的历史业绩和独立评级机构提供的信用评级进行判断;第二,在证券化的收益分配链条上,由于独立评级机构、审计机构、法律咨询机构等第三方金融服务部门都是向证券发起人收取费用,这种利益结构必然会损害第三方机构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低估抵押贷款证券的潜在风险,损害投资者的利益。
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品不可过度使用,更不可任其泛滥成灾,否则以减少市场风险为目标的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品反而可能放大市场风险。但换一个角度,也不能因为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品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就拒绝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品。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创新尚处在发展阶段,特别是以房贷和其他一些金融资产为基础的衍生产品今后也将不断地在市场推出,我们在推动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注重风险管控机制的配套建设,正确认识把握金融创新和风险控制的平衡关系,结合我国金融业的现实发展水平和承受力,审慎推进各项创新。把握好创新的“度”,在风险不清的情况下不要盲目跟进,谨慎进入不熟悉的领域,少接触看不清的业务。同时,我们必须加强银行业制度建设,银行内部控制是抵御风险的第一道防线,有助于使银行金融创新活动建立在谨慎判断、客观论证、正确决策的基础上,有助于防止金融创新过渡和金融衍生品的不当使用,把金融创新风险置于可控范围内。
其次是银行业监管。主要是多头监管的协调。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采取的是“双重多头”金融监管体制。“双重”是指联邦和各州均有金融监管的权力,“多头”是指有多个部门负有监管职责。这一格局无疑符合美国一直倡导的分权和制约精神。美国的这套监管体制确实在历史上支持了美国金融业的繁荣。但随着金融的全球化发展和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的不断推进,“双重多头”的监管体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真空”,并使一些风险极高的金融衍生品出现了无人监管的现象。各部门、各产品的监管标准不统一。监管体系机构太多,权限互有重叠。由于各种监管规则制定得越来越细,在确保监管准确性的同时牺牲了监管的效率,对市场变化的反应速度越来越慢。另外,多头监管的存在,使得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最佳的监管时机往往因为会议和等待批准而稍纵即逝。
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中得到的教训主要有两点:一是不管监管体制如何选择,必须做到风险的全覆盖,不能在整个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创新链条上有丝毫的空白和真空;二是无论风险管理手段多么先进、体系多么完善的金融机构,都不能避免因为机构内部原因或者市场外部的变化而遭受风险事件的影响,这是由现代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率、高关联度、高不对称性的特性所决定的,现代金融体系内的风险产生和传递完全呈现出了新的特征,而监管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现在的“一行三会”,即中国人民银行,保监会,证监会,银监会共同对金融体系进行监管,形成了多头监管的局面,必然造成某些监管上的空白,中国各个监管部门应加强日常业务之间的协调,更多地堵住监管的漏洞。以中国的国情来看,马上转变为单一机构的监管模式尚不现实,要根据自身特点,针对具体情况制定监管制度。鉴于此次金融危机中对金融衍生产品监管缺失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尤其要注意明晰对于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责任,并通过制度的形式加强各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条件成熟时,逐步将机构性监管模式转化为功能性监管模式,最终形成人民银行负责金融政策,金融监管委员会负责金融监管,二者紧密协调的金融监管框架。
第三是中间业务。美国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中,经营中间业务的非利息收入占很大比重,远远超过了利息收入(如下表所示),次贷危机发生后由于违约率的不断攀升和证券减值,美国银行业的利息收入出现大幅下降,但其季度非利息收人同比依然持续上升, 成为吸收损失的主要来源。业务结构多元化减轻了金融危机对美国银行业的冲击。尤其是大型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呈快速上升趋势。如美国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80年的22%上升到了2003年的36%,到2007年增至52.6%。2003年,摩根大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高达47.2%,但到2007年仍然增加到65.4%。
在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损失最为严重的银行之一 Countrywide Financial Corp(简称CFC)是一家围绕住房贷款提供全面服务的单一业务银行。正是由于CFC业务组合和收入结构的单一性,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之后,它没有足够的非利息收入来抵偿房贷上的巨亏,在2007年,CFC年净损失7亿美元,虽然2007年银行业股价普遍下降,但CFC股价跌幅远大于银行业均值。
相比信贷业务而言,中间业务风险小、收益大、稳定性强,因此各国商业银行都非常重视开展中间业务,中间业务收入己经成为各国商业银行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起步晚发展滞后,虽然近年来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实现了超常规增长,然而从行业总体情况来看,中间业务规模依然偏小,仅占总收入的10%左右,与国外占比水平(40%——70%)相比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放缓,并有进一步放慢的趋势,这对商业银行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在此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有必要对现有中间业务再审视,转变依赖利差盈利的传统模式,积极拓展中间业务以及优化创新现有中间业务,这不仅有利于商业银行经营模式转变,而且还将大大拓展银行未来收入和盈利的增长空间,而这对当前商业银行抵御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带来的风险,无疑意义重大。
另外,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引发了我们对于信用评级机构作用的思考。在美国房地产市场次级债危机爆发后,引发公众对占有垄断市场地位的穆迪、标准普尔、惠誉等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质疑。由于美国抵押证券等的复杂设计,最终的投资者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数据和资料来评估所购买证券的内在价值和风险,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就成为购买者投资的主要依据。但实际上,在次级债的发行中,评级机构并不是独立于商业银行、投行发行商之外的第三方,而是直接参与了次级债的设计和推广。因此各评级机构自始至终都是全球次级债市场暴涨的参与者、推动者甚至直接受益者。次级债发行商向评级公司支付大量费用获得评级,甚至可以根据评级公司的“表现状况”来选择是否另选其他公司以及支付费用的高低。与传统的公司债评级业务相比,评定同等价值的次级债证券,评级公司所得到的费用是前者的两倍。仅穆迪公司在2002 —2006年间评定此类证券的收入就高达30亿美元,该业务部门收入也占到了母公司总收入的44 %。自从2000 年美国开始大规模发行次级债券以来,各评级机构就一直认定次级债券和标准的抵押债券风险相当,并给予最高信用评级。这大大促进了次级债市场爆炸式的增长,短短几年时间内达到了111 万亿美元的庞大规模。然而从2008 年春季开始,各评级机构开始将新发行次级债的评级调低,在7 月份以后又大范围地调低几乎全部次级债券的评级,这成为造成全球范围次级债投资者恐慌的直接导火索。据有关报道,早在2006 年初,标准普尔等就通过研究证实,次级债购房者的违约率要比正常的抵押贷款高出43 %以上,这与多年来评级机构所认定的两者风险相同的假设相去甚远, 意味着大规模的危机随时可能发生。但随后这些评级机构并没有马上调低此类证券的评级,或者呼吁市场投资者关注其风险,而是等到一年多以后才突然大范围调低评级。可以说,信用评级机构对次级债产品不负责任的评级也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一大原因。
分析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在此次危机中的表现可以得出:一是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必须有政府的监管和约束,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处于寡头垄断的地位,缺乏政府的监管和同行业有力的竞争约束,导致三大机构“权重责轻”,影响了评级的透明度和可靠性。二是在评级机构目前的收费模式下,评级机构内部的制度建设必须加强,以防止利益驱动下评级人员的主观评级。
我国信用评级业的发展历史较短,资本市场上各类评级机构良莠不齐,加之我国信用评级质量的市场检验机制尚未形成,从而导致了社会上各种劣质信用信息的泛滥。一方面,评级公司是一种特殊的金融服务机构,其产权私有、商业运作完全市场化;另一方面,信用评级很大意义上是公共产品。美国次贷危机表明,没有公平、中立、透明的评级机构和信用评级结果,融资产品发展得越快,风险就越大。我国作为新兴的市场,市场信用基础建设较为滞后,同时,伴随我国金融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无担保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信贷资产证券化等结构性产品的发行规模在不断扩大,因此需要不断提高信息披露水平以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就我国资本市场的特点和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状况来看,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应采取“政府驱动型”的发展模式,即政府监管部门是评级机构和评级业务的主要推动者和监管者,对评级机构的市场准入、资格认定以及业务范围的核准等作出明确规定。但这也不是说只讲监管不讲发展,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发展与监管并重,边培育市场发展信用评级业,边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参考文献:
[1]郭田勇 陆 洋:次贷危机对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启示[J].金融发展研究,2008(10).
[2]姜海军:商业银行发展的十大趋势[J].新金融,2009(3).
[3]陆晓明:美国次贷危机中业绩优异银行的业务组合和发展模式分析[J].银行家,2008(11).
[4]董文标:探索我国商业银行发展之道[J].银行家,2008(11).
[5]连 平 周坤平:2008-2009年中国银行业发展报告[J].研究与资讯,2009(2).
[6]袁 圆:金融危机下的中国银行业—“2008中国银行家论坛”纪实[J].银行家,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