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国际关系表现为错综复杂的局势，随着复杂局势的产生也出现了新的国际关系模式。在这新的国际关系模式背后必有复杂的多元化影响新因素，笔者在此试着从新视角及更深层次的角度去分析影响当今国际关系的新因素，希望从中能够理出未来国际关系发展的新趋向。
　　关键词：现代；国际关系；发展；新趋向
　　
　　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客观趋势，每一个国家必须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做出变革和回应；同时，国家只有在提高相互依存程度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安全与利益。在这里我们抛开国家间利益争夺、较量的复杂过程，以及那些缺乏理性的、极少数国家和集团的利益冲突。对当今国际关系演化进行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有如下令人鼓舞的进步趋势。
　　
　　一、“社会世界”的产生
　　
　　伴随着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当代国际关系里正在悄然兴起政治世界和经济法则之外的“第三种力量”(或者说第三种“声音”、“系统”或“逻辑”)，即所谓的“社会世界”。它是指国际行为体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容纳了越来越多参与外交和国际事务的非国家级单元。它与传统的行为主体和行为方式一道，以不同的形态和思路参与现今的国际事务，影响着国家和非国家的各种行为主体在新时期的互动轨迹，尽管尚无法全面抗衡经久强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社会世界”是国际关系里一种日益增长的、不可忽略的、有进步内涵的存在。“社会世界”的兴起，不仅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中和”作用，缓解了政治世界和经济世界的各种矛盾，更由于它的独特构成和性质，推动了新的国际要素和过程的产生，加强了不同群体的声音，揭示了旧格局下很难发现的问题，引发国际共同体对人类解放总的态势的关注。“社会世界”的声音并非没有争议，更不可能被所有国际行为体都接受，确切地讲，它的存在不是对原有安排和思路的绝对否定和取代，而是在比较中揭示出另外的复杂性、选择度和不确定，表达着第三种声音和力量，拷问并且提升着人类在进步新阶段处理难题的智慧与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它的出现视为当代国际关系向更高阶段迈进的标志之一。
　　
　　二、战争的优先性受到抑制
　　
　　近代史上西方列强动辄诉诸战争或战争威胁以实现自身利益的野蛮方式，已越来越不是“通用法则”。相反，在主流舆论、公众和国际社会及比较文明和进步的国家，对武力及其他强制手段的使用变得更加审慎，有更多的考量，其根据不光是当事国本身的诉求与利害关系，更要兼顾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支持，力争某种普遍认可的合法性。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给整个人类以极其惨痛的教训，也带来了人们前所未有的思考与反省。以外交手段为中心的各种和平解决方式，通过协商对话解决有分歧的问题，逐渐获得绝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赞成与支持。放宽历史视角，战争方式的受批判和遭唾弃，无疑是人类进步必然。20世纪不过是一个曲折行进的阶段，尽管受到这样那样冲击和扭曲，却艰难而有力地迈开了步伐。
　　
　　三、主权理论的新发展
　　
　　主权的理论与实践正在发生深刻、持久的变化，变化的方向是：更加重视人的价值，特别是公民个人的生命、财产的不可剥夺以及作为人的尊严；更加看重国家(政府)作为主权行使者对社会大众的保护责任和改善责任，包括政治权利的保障和经济福利的提升；更加强调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成员意识及义务”，即不仅拥有在尊重本国人权基础上的不受外部非法干涉的权利，同时遵守不以自身言行危及周边稳定和全球秩序的职责，把两者视为相辅相成的同一体(新主权者或新主权观)。纵观近当代国际关系的历史，主权始终是一个核心的概念与坐标。它造就了现当代国际体系，形成大小国家在法理上一律平等、相互尊重和互不侵犯的国际法思想、框架和国际交往基础，它也促进了各国对本国利益的追求与捍卫，抑制了法西斯主义、跨国民族主义(运动)、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形形色色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和平主义、乌托邦主义等等在不同方向上的扩张。简而言之，一个国家之主权的弱化与强化，与这个国家对现时代人类进步浪潮的适应或违背，形成了不可否认的正比关系。这是20世纪得到应验和强化的国际关系趋势之一。
　　
　　四、国际制度的约束力及引导性不断增强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国际关系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各式各样的国际制度、规范、法律和组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增加，恰似一张遍及全球各个角落的“大网”，约束各国和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引导世界各个区域迈向共同的发展方向，增强多边主义的吸引力和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全球性伦理和价值，促进国家间关系为主体的传统国际政治朝着更有包容性的全球政治方向转变。如同英国当代思想家斯兰吉奇指出的那样，在国际制度网络化下的世界，出现了三个有重大含义的趋向：第一，市场规则成为本质和关键的决定要素“。决定后果的权力是由市场在自主地行使着，并且常常是由那些在市场中做买卖和做交易的人们无意识地行使着”。这一进程无形中奠定了国际制度的通用性前提。第二，权威分散化、多样化。比如说“社会上和经济交易过程中的权威，是由国家之外的机构在合法地运用着，并且已经渐渐被那些受制于它的人们所慷慨地承认”。这一现象开辟了不同的国际制度应用于不同领域不同问题的入口。第三，“政治成为一种大众性的共同活动，不再仅限于政治家及公务员们的活动”。最后这个趋势，提示了当代国际关系范围的扩展和新的性质，揭示了各种国际制度和规范渗透生活的根本原因。虽然有形式不同的大国操纵意图和行为，实践中亦有这样那样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各种国际制度和国际法规产生的积极意义。“组织起来”，这是人类的进步，是当代国际关系取得的一个长足进展。
　　
　　五、“国际关系民主化”不可逆转
　　
　　当前“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同“世界多极化”并行不悖的，它之所以强劲有力，正是“世界多极化”迅速发展的必然反映；也是对美国单一“民主价值观”以及“单极稳定论”和强权政治的否定。早在1999年，美国外交元老、冷战的始作俑者乔治·凯南，就以切身的经验告诫克林顿政府，“美国最好把它对领导世界的可能性的梦想和愿望缩小一点”，不要总是把我们自己看成“政治开明的中心”和“导师”，这是“虚荣自负，并不可取”，“美国其实并不真的那么伟大”。他还说，“这个星球绝不会由任何一个单独的政治中心来统治”，“不论美元还是刺刀都不能保证成功”。布什执政以来，这一类的批评和告诫就更多了。最近，著名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再一次尖锐地批评布什政府，并指出，“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不能用刺刀把民主带给人家”；“只有尊重多样性，而且是尊重(别人的)尊严，我们才能为普遍民主创造前提”。
　　
　　结语
　　
　　上面的讨论涉及到当代国际关系进步的一些主要趋势，它们是：“社会世界”正在逐渐兴起，并且获得日益增长的发言权；战争的优先性受到越来越多的抑制，尚武精神被更多视为野蛮、落后的风习；主权的人本主义内涵得到加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变朝着有利于公众的方向发展；国际制度的约束力及引导性不断增强，区域化合作和各种多边主义蔚然成风；绿色政治”等新的追求被放置到更加重要的地位，与整个人类相联系的全球性伦理和利益渐渐形成，及外交领域出现的民主化。
　　从哲理上分析，这一切从不同程度上应验了康德关于人类向善和进步必然性的远见卓识。在这位智者看来，人作为类的进化，是一部复杂的历史大书，一个从动物性的低级阶段开始、逐渐引导到人类的较高阶段的进程，其间充满了混乱、野蛮、争斗、蹂躏和反思、克制、摸索和改进；表面上的无目的性、偶然性和频发的灾难总和到一起，迫使人类探索保全自我、不被毁灭的各种路径；国家就像微小的物质尘埃一样，通过它们相互之间的偶然碰撞来尝试着各种各样的形态，这些形态又由于新的碰撞而重新解体，直到有一天，最终偶然地形成了一个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形态。依笔者看，康德的思想绝非没有根据的哲人痴语，而是一种了不起的预见，一个基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洞察。倘若没有被自己的科技发明和愚蠢行为所毁灭，千百年后的子孙回首今日，他们会做出判断，20世纪前后的人类虽处在某种“蛮荒时代”，却在发生着康德所说的“发展全部自然禀赋的进程”，前述国际关系的各种进步，恰恰是这一进程里“寻求平衡的法律”“联合各种力量”“、建立公共安全”和“实现世界公民的社会”等表现，是漫长而艰难、充满矛盾与挫折的前行。国际关系的进步趋势与人类由自然王国向必然王国的解放进程是一致的，历史地看，国际关系的提升必然是、也仅仅是人的进化的一小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