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秉谦，字鸣佛，1893年出生在山西省晋城县西北乡（今泽州县陈沟乡）山耳东村。从1927年至1941年，追随傅作义先生，为傅作义所率部队的参谋长。1941年后，在绥远省工作，任绥远省民政厅厅长、秘书长等职。晚年患脑血管病，半身不遂，以半残之躯，促成了北平、绥远起义。绥远起义后，历任绥远省首席参事、绥远省政协副主席、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8年12月24日逝世。
　　
　　陈秉谦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童年是在自家私塾中度过的。1900年义和拳传到山耳东村，在封建政府的纵容下，山耳东村部分村民出于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本能反抗，参加了义和拳，杀死了本村27个天主教徒。之后不久，在外国势力的干预下，晋城县政府镇压各村参与义和拳的农民，山耳东村作为晋城杀死天主教徒最多的村庄之一，被县政府列入重点镇压的村庄。经过陈秉谦的父亲陈荣毅与本村村民的积极努力，以陈秉谦的叔叔为首的60多户村民的性命算是保住了，但为安抚教民及赔偿教民的房产，陈家赖以起家的“增盛祥”字号的资金被全部抽空。同时，壶关县令趁陈荣毅处理教案不得分身之机，将陈家在壶关入股的盐店分文不给，连同财产一同转让给了他的亲信经营，从此，陈家经济一蹶不振。这些事，对陈秉谦的童年影响很大。
　　1909年，陈秉谦的父亲陈荣毅到太原参加拔贡考试，看见山西陆军小学堂管理严格，孩子们在这里学不坏，又不出饭费和学杂费，就写信让陈秉谦到太原参加陆军小学堂的招生考试。辛亥革命爆发后，陆军小学堂解散，学生有的回了老家，有的到社会上找了事做。1912年，陆军小学堂复学，两期学生合为一期，两班学生不过百名，归并为一班，一同升入保定军校第五期。在保定军校，陈秉谦有幸结识傅作义先生，并义结金兰，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陈秉谦是在同学樊赓灿的撮合下与傅作义先生结识的。
　　陈秉谦与傅作义早在山西陆军小学时就是同学，傅作义是第一期，陈秉谦是第四期。因陈秉谦来自乡间，不善交际，在山西陆军小学堂和保定军官学校，除与同乡的五位同学和编在一处上课睡觉的几位同学比较接近外，同学间的社交活动很少问津。在保定军校，傅作义在四连，陈秉谦在五连。虽说同在山西陆军小学堂和保定军校学习，但到临近军校毕业时，两人还不相识。陈秉谦有个同学叫樊赓灿，定襄人，在骑兵科，与陈在清河预备学校时是同连同班，关系比较好。有一天，樊和陈说：“现在快毕业了，为了将来作事互相有点帮助，有几个人想联络几个同学换换帖（拜把子），你的意思如何？”陈说：“只要人家看得起我，不是很好吗？”快到离校的前几天，樊说：“共有13个人，明天照相吃饭写帖。”陈说：“曾正毅、赵廷英、傅作义三个人向来连话也没说过，这样做不勉强么？”樊说：“没关系，慢慢就熟了。”第二天，13个人就在保定城内吃饭照相，成了拜把的兄弟。兄弟是兄弟，接近的更接近了，不接近的还是那样各自矜持着。
　　保定军校毕业后，阎锡山向保定军校电调了八九十名学生，除山西学生外，李服膺、王靖国还介绍了河北、广东等省的同学。训练期满后，陈秉谦分在学兵团，先后任班、排、连长。
　　1924年，樊钟秀分路进攻晋东南，阎锡山兵力不敷，令各县办理民兵，陈秉谦由学兵团连长被派为晋城县民兵指挥。樊钟秀从辽县攻入，晋城无事。1925年，晋北作战，陈秉谦带的补充营被拨归第八团，编为第二营，陈秉谦成了傅作义的部属。这时，傅作义已经代替谢濂，任第四师师长。半年之后，傅作义因检阅部队到第八团。有一天，傅作义在陈秉谦的老乡家中吃饭，陈秉谦也在场。谈话间，傅作义与陈秉谦谈了许多军事上的事，对同学们进入社会后的情况进行了评论。临分手时，陈秉谦说：“你既是师长，由你负责，就不应再在金钱人事上受谢的控制。就国内形势看，不久要有较大战争，应该赶快充实训练，调整人事。以山西内部情形看，你年纪很轻就当了师长，眼光应大些，不必仅在山西圈子内看。”傅作义问：“你这一营是你一手训练成的，你要离开，有无影响呢？”不久，陈秉谦就任了四师上校参谋长。
　　


　　当时，国民革命军北伐，阎锡山倒旗易帜，任第三集团军司令。北伐军向奉军进攻时，张学良驻扎在保定，阎锡山为策应北伐军，向石家庄出兵，截断奉军后方，决定奇袭涿州。这个任务，最后落在了傅作义的头上。陈秉谦与傅作义一起制定了奇袭涿州的详细计划。经过6天的昼夜急行军，取得了奇袭涿州的胜利。夺取涿州后，晋军一时赶不上来，阎锡山电令第四师“死守涿城，以待反攻”。奉军组织了重兵和200多门大炮，日夜进攻。在攻城不下的情况下，又派人入城说降，傅作义置之不理。到了将近3个月时，吃饭成了严重问题，守城门的外层士兵常有跑出城投降的情形。全师人数除伤亡三分之一外，患浮肿及大便不下的病人很多。
　　一天，傅作义向陈秉谦说：“现在是不行了，再过几天恐怕更难维持。我想一个人出去，到保定见张学良，给大家换回面吃。个人生死听他罢了。拿我个人来换全城军民的生命吧！我走后，你和几位团长要好好维持秩序。”听了他的话，陈秉谦很惊异地说：“这事关系重大，还是再考虑考虑。”傅作义说：“不要考虑了，叫命三（朱锡章，字命三，猗氏人，与傅作义同为保定军官学校五期同学，时任中校参谋长，守城期间，专门负责与外面派来的代表联系和交涉）吧！”之后，傅作义就出了涿州城。过了三四天，傅作义又回到城内，安顿部队。他向陈秉谦说：“你要与祝三（袁团长）等好好维持部队，将来局面一定还有变化。”陈秉谦说：“你也向祝三他们说说，让他们各负其责。师部事我当仍旧照理。”过了半个多月，部队徒手开驻通县改编，陈秉谦任参谋，仍在师部办事。在通县住了几个月，保定被晋军反攻占领，北京吃紧，黑龙江督军吴俊山向张作霖说：“北京附近兵力已少，对第四师监视困难，留在那里危险很大，赶快交给我，把他们开赴黑龙江吧。”这消息传出后，原第四师的三个团长都跑了，陈秉谦趁到北京交涉车皮之便，跑到天津法国租借地长发栈，假充商人，与朱命三联系。陈秉谦走后，部队一夜之间跑了许多。师部一人未剩。未及跑走的，被关到车内拉到了黑龙江。陈秉谦在天津长发栈，每月由原师部出纳科长茹志成从傅作义的棉花庄子里给他送200元房饭费。陈秉谦以商人身份作掩护，每日与棉花客商来往。
　　有一天，朱命三忽然由北京跑来向陈秉谦说：“傅作义已离开保定，今天可到天津。”第二天，陈秉谦与傅作义在南培兰的寓所见了面。这时，北京已很紧张。他们到后，即与南培兰商量开展直鲁军部队招纳、军师旅长委任等工作。在南培兰寓附近，又租了个大院，派流落在天津、北京的军官到涿州附近收容由通州跑出躲到涿州的士兵二三百名，藏在租界内，日本人供给手枪等武器。接着，张作霖被炸，天津市治安岌岌可危，京津交通断绝，日本人说阎锡山已到北京了。南培兰与傅作义商量，让陈秉谦到北京见阎锡山，报告天津情形，请示接收天津办法。阎锡山的妹夫薄以泉向法领事馆办一护照，说是领事馆派人到大使馆去联络，汽车上插的是法国旗。又派一河北人与陈秉谦同行，免得陈秉谦的山西话惹麻烦。由津到京途中，直鲁军、奉军散布沿路，见车就开枪，把陈秉谦搜索一空。陈秉谦晚上10点才到北京，北京已由晋军接防。进城后，直到铁狮子胡同，阎锡山已经睡觉，听说陈秉谦是天津傅作义派来的，就让他在寝室报告了天津的情形。阎锡山说：“你明天再来吧，我与你安顿。”
　　


　　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阎锡山接见陈秉谦。阎锡山说：“已与傅去电，委托他为警备司令，与诸玉璞交涉接防，由他与南培兰全权办理。我派李生达军开津，归他指挥。因交通关系，到达还需数日。在这几天中，要好好注意，尤其在外交方面，要妥为应付。今天你就回去。也许你到后已接收了。”
　　离开铁狮子胡同已12点了，沿路未见一兵，直鲁军已退走，天将黑了返回到天津。旗已换了，收编的部队已有一部换了臂章在街维持，但租界则满布电网机枪，任何人不准进入，谁也不知警备司令部在哪儿。陈秉谦用电话簿上第一号的号码找到了朱命三。这时，朱已代理副官长了。朱命三派车把陈秉谦接到了警备司令部，才知与阎锡山谈话后，阎锡山的电报发出，拂晓前傅作义就带着若干便衣队进入都督府，当了天津警备司令。
　　警备部成立之初，编制庞大，陈秉谦深感自己再在傅作义部当参谋长已经不适宜了，就推举正在活动此位子的崔正春接替自己的职务。陈秉谦向傅作义说，自己其貌不扬，不善交际，不适于当参谋长。并说：“崔曾在保定军校当教官，认识的人多，当参谋长很合适。”傅作义稍为客气了几句，便说：“也好，你就在这帮我吧。”
　　不当参谋长后，陈秉谦在精神上倍感轻松。天津人际关系复杂，傅作义的事情又多，应付很费劲。自从当师参谋长后，与傅作义相处一年多，陈秉谦主要是为傅作义主持行政事务，在人事关系上也能为傅作义略事调和，但两人在性格上矛盾很多，加之涿州之战、警备天津，更使傅作义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陈秉谦在傅部更觉压抑。不当参谋长，与傅作义的关系远些淡些，仍不失为攀龙附凤，精神上好多了。同时，陈秉谦深知，自己与傅作义不是交情有素彼此深知而结合的，而是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中谈的投机而结合的，“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由此当了傅作义的参谋长。过了些时间，阎锡山任傅作义为第三十五军司令，陈秉谦又任了第三十五军的参谋长、副军长。从此，陈秉谦作为傅作义的影子，代表傅作义多次参加国民党中央和阎锡山召开的会议，如秋林会议、洛阳会议等，协商处理军内行政事务，为傅作义部队的发展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中原大战后，陈秉谦随同傅作义移驶绥远。
　　在绥远期间，陈秉谦协助傅作义进行了有名的长城抗战。1933年4月，日军攻陷嘉峰口、古北口后，直逼北平北郊长城各口，陈秉谦与傅作义率领部队在怀柔、昌平一带与日军西义一师团激战两昼夜，挫败了敌人的锐气。1933年5月17日至23日，与日军恶战七昼夜，取得了长城抗战的胜利。为了纪念在长城抗战中阵亡的将士，在陈秉谦的主持下，修建了绥远省归绥的“华北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之将士纪念碑”，并代表傅作义主持了纪念碑的落成典礼。1935年，日军唆使满伪军进犯绥远，傅作义不顾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主张，率部毅然进行了绥远抗日，陈秉谦协助傅作义制定了“全胜要放长时间，断其一指则要干净利索，想办法把西瓜切开来吃，分而食之”的作战方略。11月中旬，一举击溃了侵略绥东经格尔图的敌伪军，并进而三百里雪夜奔袭，取得了震惊中外的百灵庙大捷。12月初，又收复了大庙，击毙了恶贯满盈的小滨大佐等29名日本顾问，逼蒙军四旅反正。
　　“七七事变”后，陈秉谦追随傅作义参加了与八路军合作的平绥路东段各战役和平型关战役、忻口会战、太原守卫战等，有幸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彭德怀、贺龙、关向应等多次接触。他还代表傅作义参加了秋林会议，接识了薄一波。他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内人才济济，乃中华民族之希望也。”1939年初，傅作义部移驻绥西河套后，他又协助傅作义取得了包头、绥西、五原各战役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秉谦以为日军投降，万事大吉，遂向傅作义告假，回家养病，不料蒋介石又发动内战，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司令，接收绥远、包头等地。陈秉谦不愿同室操戈，傅作义就留陈秉谦留守河套。1948年3月后，陈秉谦奉命赴北平。北平被解放军包围后，各界震惊，人心惶惶，担心守城将军重演涿州悲剧，牺牲文化古都。陈秉谦仔细分析了各方面的利弊得失，力劝傅作义“没有给蒋介石当忠臣的理由，历史自有后人书写”，并要傅作义当机立断，直接给毛泽东去电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个路打通了，就可商讨一切。”傅作义答复：“再研究研究。”陈秉谦又告诫傅作义的长女傅冬菊多做工作，终于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省主席董其武飞到北平见傅作义，陈秉谦到机场迎接，和董其武说：“北平和平解放了，绥远也一定能得到好处。你回去要劝告部下，稳住局势。我在北平，对绥远和平解放也许有点好处。”
　　1949年春，绥远的和平解放开始酝酿，傅作义和陈秉谦说：“如果你病体能支，回绥远一趟，主要说服孙兰峰，别人服不住他。叫他不要有顾虑，不要抱观望态度。大家团结起来，意见一致才能生存。”还告诉陈秉谦：“毛主席已定我到水利部。”陈秉谦听后兴奋地说：“这太好了，真是想不到的好。毛主席这样的阔达胸襟，真当感激。士为知已者死，当赴汤蹈火，以图报答。”7月20日前后，陈秉谦与刘庸笙起身去绥远，因情况恶化，奉命返京等候。7月30日，傅作义告诉陈秉谦：“毛主席知道绥远情况后将我叫去，说绥远和平解放必须成功。还说：‘蒋介石越捣乱，我们越团结。还是你亲自去吧。如何去法，用何名义，随时与薄一波政委和聂荣臻司令员联系，于三四日内将起义方案拟好。’”傅作义高兴地说：“现在已经决定我是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董其武是绥远省主席。”陈秉谦说：“有了名义，制定好计划，就比以前好办多了。”8月28日，傅作义率幕僚乘铁甲车离平赴绥，并携带中共党中央给绥远的拨款和大量物资，聂荣臻、薄一波亲自到车站送行。绥远起义成功后，绥蒙党委书记高克林专程赴京慰问陈秉谦，薄一波、聂荣臻设宴欢庆。之后，陈秉谦起身回绥，参与绥远省的和平建设。
　　绥远起义后，陈秉谦先后任绥远省政府首席参事、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抗美援朝期间，他将父亲给其遗留的四两黄金、陕坝的九亩九分房基地和呼和浩特市的一所院子变卖后，捐献给了国家，支援抗美援朝，并将自己的儿子送上了战场。1954年，陈秉谦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2月，当选为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1958年12月24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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