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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外交越来越多地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建设性参与作用，既从传统中汲取有益思想，又遵從乃至创立现代国际社会游戏规则。文章旨在回溯中国外交历程，分析周边外交实践，并就下步挑战提出应对方案。
[关键词]中国外交；周边外交；“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
[DOI]10.13939/j.cnki.zgsc.2016.42.195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是农业文明发展的顶峰，自近代以来被西欧文化圈日渐强盛的工业文明打败。辛亥革命一百年来，中国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后来者，向工业文明作艰难转变。目前，中国仍面临多个未完成的任务，国家统一、民族—国家的认同构建、政治治理方式的转型等。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外交不再满足于做“救火队长”，正在国际舞台上更多发出中国声音，体现中国智慧。
1 身在何处：中国在既有的国际秩序中来到全新地位
“一战”前夕才刚刚建成共和国的中国，是当时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民族独立的任务未完成，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参与国际社会的经验有限，不足以支持有意识、有分量的外交实践，在美苏争霸的背景下更无法独立掌握自身外交政策的走向。新中国成立后，外交政策历经几次战略性调整，从“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从“一条线”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技术革命兴起，冷战结束及成为世贸组织一员，中国经济总量已达世界第二位。然而当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然是西方主导的，中美作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都面临着历史性考验。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外交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国在既有的国际秩序中来到全新地位，掌握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种种既定金融秩序及工具的美国不轻易放弃规则制定权，中国已然上升的实力无法在既有秩序中得到体现。中国延伸的海外经济利益除了延伸的硬实力来保护，更需要得到各国普遍接受的制度性保护。中国通过转变自身身份，从体制外的革命型国家变为体制内的规则遵守者，再到现如今跃跃欲试的规则制定者，需要考虑外交政策的转型以应对全新的国际地位。这一挑战应属“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2 建设性参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毛泽东曾明确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宣布“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永远不会做对别国侵略、干涉、控制、颠覆、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超级大国”。美国追求世界霸权、绝对安全，沿袭零和思维。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秉持的是互利共赢的新思维。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周边不靖，国无宁日。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首先要成为亚洲引领性强国，通过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破解“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总体上朝着积极方向发展。其中，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首要和优先。双边关系方面，中国与东盟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与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文莱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与菲律宾建立“战略性合作关系”，与新加坡致力于打造中新关系“升级版”。经济上，2001年11月，中国和东盟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成为继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全球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东盟将于2015年建成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三个共同体，这将是亚洲历史上首次建成次区域共同体。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也有明确的战略目标。2014年中国两大主场外交APEC峰会和亚信峰会作出了经济与安全政策宣示；2015年年初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提出“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2015年12月25日，中国倡议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意向创始成员国最终确定为57个。这些都是中国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贡献。
同时，中国周边国家“经济上依靠中国，安全上依靠美国”。美国在中国周边建有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等同盟国家为基础，包含新加坡、印度、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安全伙伴的安全网络。中国作为地区国家主要经济伙伴、美国作为地区国家主要安全伙伴的格局短期内无法改变。周边国家大都独立时间不长，对崛起的中国警惕而敏感。用传统的零和思维来看，告别过去孱弱地位的中国因为经济发展给自身带来的安全，恰恰是被拉开发展距离的周边国家之不安全的原因。
“己欲达而达人。”中国在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经济合作的同时，也宜因应多种行为体参与国际活动、影响塑造双边关系的新趋势，在各个层次发挥建设性参与作用。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深化区域金融合作，发挥沿边地区民族文化优势，加快同周边国家互利合作，在经济互利共赢发展的同时耐心培育政治影响力。民间层面，企业“走出去”要更加注重社会责任，让周边国家民众切实感到中国对当地发展做出贡献，多做“民心工程”“暖心工程”。此外，还可通过非政府组织、个人参与志愿者项目等发挥公共外交应有作用。
3 面临的挑战
首先是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冲突。美国将其战略重心东移顺应了亚太地区在全球事务中的重要性上升这一趋势。中国经济的强势正是搭上了美国为地区国家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便车”。当中国试图将经济影响力转变为政治影响力时，经济领域的共赢逻辑便与传统安全领域的零和逻辑迎面相撞。美国抱持划分势力范围的“G2”式既有思维，并不允许地区内中国日渐明显且有力的挑战。美国在强化与地区国家军事关系的同时，又推出“新丝绸之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经济合作计划，作为制衡中国的手段。美国因此纵容日本、菲律宾、越南等与我有领土争端的国家发展军备乃至在东海、南海对我国加大挑衅的可能性增大。
其次是如何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实现对周边国家的有效影响。硬实力方面，要提供安全公共产品，加强政治互信，提升周边国家对中国军事发展的舒适度，消除安全疑虑。软实力方面，要塑造有说服力的现代的亚洲观念，超越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以及近代西方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亚洲地区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历史与现代交织，新的亚洲观念将在新的深层次互动中产生。同时，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还将是滋扰地区国家的共同威胁。
最后是要把握好自身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现代化仍在路上，通过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向外释放剩余产能，可以与周边国家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广大国家实现经济上的共荣发展。中国与世界打交道经验的积累也有益于国内政治的优化，有利于外交理论的构建，届时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更能提供“中国模式”。同时，“东亚共同体”也为中国国家统一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4 结 论
中国在20世纪走过的历程是不平凡的。一个真正崛起的中国一定是在亚洲构建起以我为主的地区秩序的中国。通过在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发挥经济影响力，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及多边经济金融政策工具，发挥建设性参与作用，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成长为世界性强国。
参考文献：
[1]钱乘旦.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2]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3]李宝俊.历史的抉择：中国50年外交政策的战略性调整[J].教学与研究，1999（6）：4-10，79.
[4]钟飞腾.新型大国关系、共同发展与中国外交新理念[J].国际论坛，2014（1）：34-39.
[5]王俊生.中国周边国家存在联合制华的可能[J].中国与世界观察，2014（2）.
[关键词]中国外交；周边外交；“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
[DOI]10.13939/j.cnki.zgsc.2016.42.195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是农业文明发展的顶峰，自近代以来被西欧文化圈日渐强盛的工业文明打败。辛亥革命一百年来，中国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后来者，向工业文明作艰难转变。目前，中国仍面临多个未完成的任务，国家统一、民族—国家的认同构建、政治治理方式的转型等。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外交不再满足于做“救火队长”，正在国际舞台上更多发出中国声音，体现中国智慧。
1 身在何处：中国在既有的国际秩序中来到全新地位
“一战”前夕才刚刚建成共和国的中国，是当时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民族独立的任务未完成，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参与国际社会的经验有限，不足以支持有意识、有分量的外交实践，在美苏争霸的背景下更无法独立掌握自身外交政策的走向。新中国成立后，外交政策历经几次战略性调整，从“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从“一条线”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技术革命兴起，冷战结束及成为世贸组织一员，中国经济总量已达世界第二位。然而当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然是西方主导的，中美作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都面临着历史性考验。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外交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国在既有的国际秩序中来到全新地位，掌握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种种既定金融秩序及工具的美国不轻易放弃规则制定权，中国已然上升的实力无法在既有秩序中得到体现。中国延伸的海外经济利益除了延伸的硬实力来保护，更需要得到各国普遍接受的制度性保护。中国通过转变自身身份，从体制外的革命型国家变为体制内的规则遵守者，再到现如今跃跃欲试的规则制定者，需要考虑外交政策的转型以应对全新的国际地位。这一挑战应属“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2 建设性参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毛泽东曾明确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宣布“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永远不会做对别国侵略、干涉、控制、颠覆、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超级大国”。美国追求世界霸权、绝对安全，沿袭零和思维。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秉持的是互利共赢的新思维。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周边不靖，国无宁日。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首先要成为亚洲引领性强国，通过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破解“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总体上朝着积极方向发展。其中，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首要和优先。双边关系方面，中国与东盟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与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文莱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与菲律宾建立“战略性合作关系”，与新加坡致力于打造中新关系“升级版”。经济上，2001年11月，中国和东盟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成为继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全球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东盟将于2015年建成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三个共同体，这将是亚洲历史上首次建成次区域共同体。对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也有明确的战略目标。2014年中国两大主场外交APEC峰会和亚信峰会作出了经济与安全政策宣示；2015年年初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提出“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2015年12月25日，中国倡议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意向创始成员国最终确定为57个。这些都是中国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贡献。
同时，中国周边国家“经济上依靠中国，安全上依靠美国”。美国在中国周边建有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等同盟国家为基础，包含新加坡、印度、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安全伙伴的安全网络。中国作为地区国家主要经济伙伴、美国作为地区国家主要安全伙伴的格局短期内无法改变。周边国家大都独立时间不长，对崛起的中国警惕而敏感。用传统的零和思维来看，告别过去孱弱地位的中国因为经济发展给自身带来的安全，恰恰是被拉开发展距离的周边国家之不安全的原因。
“己欲达而达人。”中国在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经济合作的同时，也宜因应多种行为体参与国际活动、影响塑造双边关系的新趋势，在各个层次发挥建设性参与作用。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深化区域金融合作，发挥沿边地区民族文化优势，加快同周边国家互利合作，在经济互利共赢发展的同时耐心培育政治影响力。民间层面，企业“走出去”要更加注重社会责任，让周边国家民众切实感到中国对当地发展做出贡献，多做“民心工程”“暖心工程”。此外，还可通过非政府组织、个人参与志愿者项目等发挥公共外交应有作用。
3 面临的挑战
首先是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冲突。美国将其战略重心东移顺应了亚太地区在全球事务中的重要性上升这一趋势。中国经济的强势正是搭上了美国为地区国家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便车”。当中国试图将经济影响力转变为政治影响力时，经济领域的共赢逻辑便与传统安全领域的零和逻辑迎面相撞。美国抱持划分势力范围的“G2”式既有思维，并不允许地区内中国日渐明显且有力的挑战。美国在强化与地区国家军事关系的同时，又推出“新丝绸之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经济合作计划，作为制衡中国的手段。美国因此纵容日本、菲律宾、越南等与我有领土争端的国家发展军备乃至在东海、南海对我国加大挑衅的可能性增大。
其次是如何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实现对周边国家的有效影响。硬实力方面，要提供安全公共产品，加强政治互信，提升周边国家对中国军事发展的舒适度，消除安全疑虑。软实力方面，要塑造有说服力的现代的亚洲观念，超越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以及近代西方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亚洲地区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历史与现代交织，新的亚洲观念将在新的深层次互动中产生。同时，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还将是滋扰地区国家的共同威胁。
最后是要把握好自身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现代化仍在路上，通过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向外释放剩余产能，可以与周边国家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广大国家实现经济上的共荣发展。中国与世界打交道经验的积累也有益于国内政治的优化，有利于外交理论的构建，届时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更能提供“中国模式”。同时，“东亚共同体”也为中国国家统一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4 结 论
中国在20世纪走过的历程是不平凡的。一个真正崛起的中国一定是在亚洲构建起以我为主的地区秩序的中国。通过在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发挥经济影响力，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及多边经济金融政策工具，发挥建设性参与作用，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成长为世界性强国。
参考文献：
[1]钱乘旦.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2]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3]李宝俊.历史的抉择：中国50年外交政策的战略性调整[J].教学与研究，1999（6）：4-10，79.
[4]钟飞腾.新型大国关系、共同发展与中国外交新理念[J].国际论坛，2014（1）：34-39.
[5]王俊生.中国周边国家存在联合制华的可能[J].中国与世界观察，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