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期的史界传统学人
　　
　　一九四九年，随着天安门广场礼炮轰鸣，古老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应该说各个阶层的人们这时是抱着不同的心境迎接这个新时代的。其中，原来一直在唯物史观阵营之外的那一群传统学人，此刻当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其后，他们则经历了他们的先辈们所没经历的心灵磨难。而这一时期史界传统学人所感受到的心灵磨难可能最为沉重。
　　他们中间不少人，很想积极适应这个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社会，但又处处感到格格不入；想和过去诀别，以崭新的形像出现在世人面前，但又积重难返，步履维艰；想努力学习新东西，接受新事物，但又总是陷入东施效颦的可笑境地；想在新发起的各种运动、各种斗争中冲锋陷阵，表现自己，但又往往表演得过火、过分，让人生疑；想与过去的恩师一刀两断、划清界线，但又难以承受良知的折磨……这就是五十年代前期多数史界传统学人的窘况。
　　顾颉刚先生在旧中国的学界声名赫赫，七大册《古史辨》，与《观堂集林》一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所谓“国学”的成绩。如果只是这些，倒也不会成为多大的问题。问题在于，顾先生的成名与疑古运动的展开，与胡适有脱不开的干系，甚而至于可说得力于胡适。而胡适长期以来又是共产党在文化界的头号敌人。现在世道变了，胡适“溜之乎也”。我们的顾先生怎么办呢？顾先生素来对胡适执师生之礼。表现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的那种师生之情，至今读来令人起敬。在这篇《自序》中，顾先生以极度尊敬的口吻前后提到“适之先生”的地方多达二十六次。并在分析总结自己由以成名的原因时，反复强调自己所受“适之先生”的影响：“要是不是遇见孟真和适之先生……，要是我不亲从适之先生受学，了解他的研究的方法，我也不会认识自己最近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快速。”时过境迁，现在顾先生如何面对与“适之先生”的师生关系呢？他采取了一种比较实际的做法：不得已而大骂胡适。
　　远在大规模批胡之前的一九五一年，顾先生就开始与“适之先生”划清界线了，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从我自己看胡适》一文。(见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大公报》)在批胡的高潮期间，在政协的一次扩大会议发言中，顾先生当众检讨了自己的兴趣主义的治学旨趣，检讨了自己起草向蒋介石献礼的九鼎铭辞的行为，特别是检讨了自己所受胡适的影响。其中说，胡适的实验主义研究方法，“乃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方法，他的一切学术工作乃是替封建势力和美帝国主义服务、转移青年目标、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手段”，承认自己“是在一定程度上替他造成他的虚名和声势的一个人”。(见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另在这时再版的《汉代的儒生与方士》的前言中，交待本书的写作缘起时，只字不提实验主义的影响和胡适名字，仅说如何受到钱玄同的影响与推动。在《古籍考辨丛刊·序》中，也同样如此。这种努力回避胡适、淡化彼此关系的倾向，甚至到顾先生逝世前的八十年代仍未消失。(见《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刊上海影印《古史辨》第一册。将此文与《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对照阅读，会很有意思。)
　　要是仅有这一面就好了，后人就会认为顾先生思想改造得比较彻底了，而且也好像被主流学者认可了。可是，新出版的《顾颉刚年谱》为我们展示了顾先生的另一面：与新社会关系比较紧张，心灵深处创伤累累的一面。从《年谱》中可以看到，顾先生在通过与“适之先生”划清界线努力向新的“道德标准”、“社会风气”认同的同时，私下也颇多不满与抱怨。在谈到对当时思想改造运动不满时，一九五二年七月九日的日记中说：“此次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堪炎热，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开会太多，无写作自我批判时间，三也。”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在致友人祝瑞开的信中又说：“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与，而皆未真有所会悟。所以然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刚以前作《<古史辨>自序》，是任北大助教六年慢慢读、慢慢想而得到的。因为(此)有些内容，所以发生了影响。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可。……若不经渐悟之阶段而要人顿悟，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实欺人之语耳”。想用对待学问的态度来对待当时令人目不暇接的运动，极其拙笨地对待思想改造，看来是顾先生不满与苦恼的根子。而且，他还通过各种渠道、场合反映他的不满与痛苦。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日，他与“李亚农同访中共华东宣传部副部长匡亚明述现时难以从事研究及整理古籍工作之痛苦”。反右前夕，他又呼吁“打倒令人窒息的教条主义”，说当时“很多人有话无处说，或有话不敢说”。正因他是如此较真，所以，他自己也受到了批判。一九五五年三月五日，在中国科学院批判胡适思想会上，顾先生曾发言一小时：“近来批判胡适历史学、考据学的文字中，常常牵到我的《古史辨》，因此，我在今天会上说个明白”。他是怎么说的呢？“我愿为考据学说一公道话，考据学是反封建的”。结果，“闻者大哗，对我抨击”。《年谱》中写道：“因发言不当，会后作检讨书，三月二十六日，在统战部批判会上受尖锐激烈之批判。”顾先生不明白，胡适与“古史辨”派渊源是如此之深，要搞臭胡适，不搞臭《古史辨》、考据学怎么能行呢？换句话说，一方面批判胡适，一方面又维护、肯定《古史辨》、“考据学”，是不相容的。顾先生在当时应该把《古史辨》说得一钱不值，才能过关。可是他做不到这一点，就只好痛苦不堪了。
　　应该说，顾先生的痛苦是很深很深的。除了公开被批判外，痛苦似乎主要来自有形无形的被轻慢，来自边缘感、圈外感，来自自尊心被深深伤害和被迫低下一贯昂起的头。一九五一年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顾先生不但未获得任何职衔，连与会的资格也未有。一九四三年在重庆召开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时，顾先生“频作主席”，“得票最多”，而且都“揭诸报纸”。联系到这些盛誉，现在真有“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喟了。另外，从上海迁到北京后，所在单位负责人看到他的二百多箱书籍说：“我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这话使他仿佛一下子掉进冰窟中。后来他将自己的稿件和研究工作计划上交，这位负责人根本未看，而对他以往几十年的工作只评为“大而无当”。自己由以安身立命的东西被人不拿正眼看，痛何言哉！
　　正像顾先生是众多胡门弟子之一一样，顾先生自己也拥有一批追随者和学生，这就是“古史辨”派。顾先生在困难时刻希望通过不得已的“背叛”他的老师来解脱自己，他的学生也只好通过“背叛”他来使自己得到超度了。在干将如林的“古史辨派”中，童书业先生是突出的一位。童先生受顾先生恩惠甚大。他原是浙江图书馆附属印刷厂的校对员，因发表《评顾著<尚书研究讲义>》深为顾先生赞赏，遂邀他至北京协助自己工作，其薪金由顾先生自己支付。这对先前主要依靠自学的童先生来说，当然非同小可，童先生由此成名。建国后，“他真诚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真诚地尽力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各学术领域的研究，真诚地想将自己的研究适应社会的思潮。”(童教英：《童书业》，引自《山东现代著名社会科学家传》，山东教育出版社版)由此他想踏上一条新的治学路子。这一切，大概正是想向世人表明，他想努力适应这个新的社会。但是，“古史辨派成员”的阴影却影响了新社会对他的接纳。因此，他不得不在这同时像顾先生一样一再检讨、交待自己的过去；“解放以后，我曾经好几次在学习讨论会上和报纸上批判自己过去的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但他并未清算自己所属的学派与师承，也就是说批判仍不深入。就在这时，他可能看到了顾先生的《从我自己看胡适》一文，从中看到了出路。于是，他步恩师的后尘，发表了《“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一文(《文史哲》，一九五二年三月号)，表示了与“古史辨派”、与他的恩师一刀两断的决绝立场。他说：所谓“疑古派史学”是美国实验主义传到中国后的产物，它的首创者是五四时代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当前的战犯胡适。他认为顾先生所说的一系列不反对人们运用唯物史观的话，“其实都只是抗拒唯物史观的一种手段”；反对唯物史观的“方法不必一致；或者尽情低毁，或者托词抗拒，或者截取变质；而这三种方法我们这批人之中就都用过的”。又说：疑古派史学的真实企图，最初是右面抵抗封建阶级，而左面抵抗无产阶级，到后来，“这派的史学家多数与封建阶级妥协，只坚决抗拒无产阶级了”。进而说，“古史辨派”的作品，“在考据学上说，也没有什么价值”。“我的结论是：当前的思想改造运动，是要肃清封建思想和改造资产阶级意识，疑古派的史学思想是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工具，正是应改造的对象之一，同志们赶快起来改造自己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