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前这个三十多岁、正值壮年的男子，已经时日不多。
　　三个月前，他持一把水果刀，将一对“85后”情侣当街刺死。起因是女被害人与他有过一段短暂情史，但因为女方家人反对，女被害人向他提出分手。显然，他很难接受这些。
　　案发当晚，就像王菲的歌曲《流年》的歌词：“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他在被害人工作、居住的工厂附近游荡、寻觅，希望能够遇见她，希望用自己的“诚意”挽回对方渐行渐远的心。当晚9点多钟，他们在马路边不期而遇，或者说“狭路相逢”。当她正和新男朋友一起坐在路边草坪上玩手机。他上前质问她：“这男人跟你是什么关系？”她沉默以对，他于是又转头问了她男朋友同一个问题。“她是我的女人”，男被害人的回答简洁有力。他怒不可遏，抡起了拳头，而她却起身，毅然决然地挡在了他的面前。
　　他后来对着我供述说：他顿时脑袋嗡的一下，变得一片空白。头脑一片空白的他掏出裤袋里的水果刀，朝男的腹部连捅数刀，男被害人被捅伤后赶紧逃离，他余怒未消，又持刀往女被害人身上胡乱捅去。后来见到男被害人伤势过重无力逃走后，又赶上去对着对方胸部和颈部连捅数刀，之后再次折返刀捅女被害人才仓皇逃离。
　　然而，端坐在讯问室中的他身上觉察不出多少死亡的气息，也看不到有多少悔意。他甚至没有问及两名被害人的情况，念兹在兹的是自己的“多情”、女被害人的无情以及男被害人“第三者插足”的卑劣，声称男被害人威胁和动手在先，并且对“故意杀人”的罪名提出异议，认为应当定性为故意伤害，还声称自己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我努力抑制住内心的反感，按捺住反驳甚至斥责他的冲动，记录下他的种种辩解。讯问快结束时我问他，被害人家属已经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你是否有经济能力对被害人家属给予经济赔偿？“我银行账户还有几千块钱”，刚才讯问带给他的亢奋如同潮水般褪去：“我父亲常年生病，没有劳动能力，家里有个大哥，但小孩多，也很困难，这些年一直靠我打工支持家里。由于家里穷，我一直单身，母亲也因此生了病，精神出现问题，半夜乱跑并且大喊大叫，我每个月都把一部分钱寄回家给他们买药”。此时的我很难相信，先前那个极端自私、冷血的杀人犯，与眼前这个神情黯淡、命运坎坷、对亲情充满眷念的年轻人是同一个人。
　　在办案时，我们习惯于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指代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然后给他们贴上杀人犯、毒贩子、瘾君子、骗子之类的标签。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观念里也有“本地人”、“外地人”、“外国人”、“熟人”、“陌生人”的区别。某些手腕“高明”的统治者，更是善于把人，甚至是自己的国民分为“犹太人”、‘雅利安人”，或者划定富农、中农、贫农等“成分”，给一部分人打上“地富反坏右”的标签，以遮蔽人的共同属性，切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发动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战争，制造一场接一场的人道危机。
　　即便面对罪不容赦的杀人犯，在谴责、惩处他的罪行时，也不应该对其身上散发出来的哪怕一丁点人性光辉面视而不见。可恨之人亦有可怜之处，过街老鼠一般人人唾弃的罪犯，也许是他人眼里的慈父、孝子或者温和热心的好邻居。只有从不同侧面去看待、评价、体察一个人，才能真正做到把人当人看，在工作中、生活中克服标签化，做到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