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基于我国2003-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区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具有积极和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相应的政策启示意义是，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以提升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应成为我国推动实现从量到质这一外贸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着力点。
关键词：教育财政支出；人力资本积累；出口技术复杂度；外贸转型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6.14.015
1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出口贸易更是因其“爆炸式”的增长及对中国经济的巨大拉动力而被学界誉为“出口奇迹”（Chan et al.，1999）。但是，在出口贸易规模急剧扩张的背后，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扮演的仅仅是“贸易大国”而非“贸易强国”的这样一种尴尬角色，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出口商品的技术结构和技术含量与世界其它发达经济体相比仍存在非常明显的差距。有鉴于此，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尤其是随着我国步入经济新常态的发展阶段，而提升出口复杂度则成为了实现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之一（郭亦玮等，2013）。在上述背景下，针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展开测度比较并就其演进机理、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等各方面进行探讨逐渐成为近年来国际贸易领域的一大研究热点。
在识别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展影响因素的为数众多的文献中，人力资本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核心变量。本文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我国省际的教育财政支出能否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这一途径来推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上述问题牵涉到我国对外贸易和财政体制两个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综合考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前中国正处于战略转型期，外贸发展方式转型和财政体制改革作为我国经济领域的重心，对上述问题的考察一方面关系到我国教育财政支出效果的评估，另一方面对我国外贸转型的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决策参考意义。
本节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述评；第三节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对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考察；最后总结全文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作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Romer，1990；Lucas，1988），诸多学者呼吁应当加强财政支持力度以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Romer（1990）、Lucas（1988）、Pradhan（1996）等人的研究成果为财政支持介入人力资本奠定了理论基础。国外方面，Helms利用美国48个州1965-1979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公共教育支出与以个人收入表示的经济增长成正相关关系，Easterly，Rebelo（1993）利用1970-1988年间28个国家的数据论证了上述观点。Blankenau，Simpson（2004）指出，虽然增加教育支出能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及经济增长，但教育支出的增加将对其他资源积累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抵减教育支出增加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正向影响。Zhone（2013）在教育扩张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研究中，得出人力资本积累可能会随着教育扩张产生无效率性。从国外研究看，单独对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相关关系的直接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财政性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增长三者关系的探讨上，且研究对象主要为发达国家，鲜有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问题。国内方面，刘华、鄢圣鹏（2004）研究发现，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为正，且中等教育的弹性呈现最大化。才国伟、刘剑雄（2014）引入收入风险及融资约束，采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表明财政公共教育支出的增加将带动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且该种带动作用在收入风险较大、融资约束较强的国家会有更为突出的效应。刘长生、简玉峰（2009）对比私人生产性和公共教育支出在人力资本积累中的影响效应，发现前者作用比后者更为突出。余靖雯（2012）基于财政分权视角，提出当前我国教育支出分权严重，且存在一定的区际差异，县级政府对教育支出的过度分权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改善这一状况将对中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积极影响。从国内研究看，有关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的相关关系研究起步较晚，但切入的视角有一定的新颖性，不足之处在于经验研究依旧较少，且对教育支出影响人力资本的机制缺乏深入分析。
近年来，有关人力资本和出口复杂度关系问题的研究日益增多，尤其是中国方面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国外方面，Rodrik（2006）、Hausmann，Hwang和Rodrik（2007）、Costinot（2009）等学者依托要素禀赋理论及出口技术复杂度及测度研究，指出人力资本是一国重要的基本要素禀赋，相对充裕的资源禀赋在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上拥有比较优势，同时有助于改善生产效率和深化劳动分工，从而对出口复杂度有提升作用。Santos-Paulino（2008）选取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四国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国家规模等决定一国的生产效率和出口复杂度。国内方面，姚洋、张晔（2008）在检验中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水平时发现，在内外资企业中，人力资本水平的上升都对出口品技术含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王永进、盛丹等（2010）基于企业异质性分析框架，收集了1995-2004年HS6位码数据，沿用Hausmann（2007）和Xu（2007）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测算方法及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系统GMM方法，对101个国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除基础设施外，人力资本、贸易开放与FDI也是推动出口技术复杂度上升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对上述结论持否定态度，亢梅玲、王靖慧（2014）通过对43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并将国家分为高中低收入三组，指出人力资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在三种收入水平的国家都不显著。从国内成果来看，与国外累死，出口技术复杂度和人力资本的关系研究依旧在出口复杂度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但也有一定进展，陈维涛、王永进、毛劲松（2014）研究表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不仅有利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改善，还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未来预期报酬的提高及长期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可以发现，考察人力资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文献，但是，对教育财政支出→人力资本→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这一机制的考察却鲜有文献涉及，本文试图填充这一空白，通过考察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影响，以期为当前及下一阶段我国外贸转型路径的选取提供一定的对策建议。
3实证研究
3.1计量模型的设定
为检验教育财政支出和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我们设定了如下式所示的计量模型：
lnsophit=α0+α1eduit×hrit+α2hrit+βX′+εit（1）
其中，下标i、t各表示中国31个省市地区和年份；edu表示教育财政支出，hr表示人力资本，其交互项edu×hr为本文的核心变量，若α1>0，则表明教育财政支出促进人力资本进步进而提升对出口技术复杂度；X′表示一组控制变量，其囊括了：产业集聚、研发强度、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开放度、市场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等变量；ε为误差项。
3.2变量的构造
3.2.1出口技术复杂度
我们采用Schott（2008）的相对技术复杂度测算法对我国省级区域的出口技术结构展开测度，具体计算公式为：
式中，sophit表示i省市地区在t年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其数值越大意味着该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越高。Vnit为i省市地区的n系列产品的相应出口贸易额，Vit为经济体i的出口贸易总额，Vnjt为参照经济体j的n系列产品的相应出口贸易额，Vjt为经济体j的出口贸易总额。在实际测度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反映中国省际出口技术结构的动态演变状况，本文选取了美国近年（2011年）的出口数据作为参照，测算所涉及的原始出口数据分别来自海关信息网和国研网。
3.2.2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
教育财政支出变量edu采用地区的教育财政支出额与该年的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原始数据来自历年《财政统计年鉴》；人力资本采用地区的受教育年限表示，具体计算公式为：H=∑5i=1piyi。其中5表示文盲或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五个受教育层次，相应的教育年限为0年、6年、9年、12年和16年，pi表示各受教育层次相应的人口比例，yi表示与某一受教育层次相对应的教育年限，原始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3.2.3控制变量
省际层面的产业集聚水平（agglo）采用了由Haggett & Chorley（1969）提出的区位熵法计算得到，原始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金融发展程度（fin）：采用存信贷相对规模指标来衡量我国省际层面的金融发展水平，即以某个年度地区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贷款余额之和与该地区当年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原始数据来自《中国金融年鉴》；研发投入强度（rd）：采用地区研发经费支出占该地区当年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外商直接投资（fdi）：采用各省市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原始数据来自各省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在转换过程中所涉及的人民币兑美元的年度中间汇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对外开放度（Open）：采用各省市区进出口总额与生产总值的占比加以衡量，原始数据来自各省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市场化程度（soe）采用国有企业比重即地区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表示，原始数据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列示于表1。
实证结果分析
我们首先通过图示法来考察出口技术复杂度与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之间的关系。由图1可以发现，出口技术复杂度与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正相关，这意味着省际教育财政支出投入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地区的人力资本，进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鉴于图示法仅仅提供了粗略的感知，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与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之间的具体关系如何还有待系统和严谨的实证检验。
图1出口技术复杂度与教育
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之间的拟合关系我们首先采用Hausman检验对估计方法进行甄别，检验的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故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表2报告了基于逐步回归方法的估计结果。我们首先观察第（1）列的估计结果，在不放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交互项edu×hr的估计系数为1.517，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高度显著，这意味着加大对地区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进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从表2的第（2）-（6）列的估计结果来看，在加入了控制变量之后，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edu×hr的估计系数的符号仍然显著为正，数值量级略有增大，可见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之后，加大对地区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有助于提升地区的人力资本进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这一结论仍然成立。
从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产业集聚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提升产业集聚水平能够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原因在于产业集聚有助于地区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和促进技术生产率进步，进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对外开放度变量在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且其估计系数为正，这意味着扩大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能够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究其原因在于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吸收外部的先进技术。至于外商直接投资、研发投入强度、市场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等变量的估计系数则均不显著，这意味着上述变量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不明确。
4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我国2003-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本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区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具有积极和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相应的政策启示意义是，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以提升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应成为我国推动实现从量到质这一外贸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着力点。鉴于目前我国地区的教育财政支出仍偏低的事实，各级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以提高人力资本的水平。就如何加大对地区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本文相应的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改革现行的财政体系，厘清各级政府在教育财政支出领域的事权和财权。具体而言，匡正现行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重视基础建设，轻视民生支出的弊端，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从短期来看，通过把中央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能力联系起来，提高上级政府对基础教育的匹配性转移支付，进一步加大上级财政，尤其是省级财政乃至中央财政对于基础教育转移支付的力度，有助于缓解基础教育公共支出不足的状况；就长期而言，进行结构性的财政体制调整，与此同时将基础教育公共支出事权收归更高层级政府是未来的必经之路。
第二，建立起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评价地方政绩的指标体系、激励机制和问责制度，改进对地方政府“唯GDP论”的相对绩效评估体系，可以考虑更多地引入如教育发展等其他目标权重，以降低现行绩效评估机制所带来的激励扭曲效应并由此导致教育财政支出不足的缺陷。
参考文献
[1]Paul M. Romer.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71102.
[2]Robert E. Lucas.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342.
[3]Ed Campos，Sanjay Pradhan.Budgetary Institutions and Expenditure Outcomes：Binding s to Fiscal Performance[J].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1996，No.1646.
[4]Easterly，Rebelo.Fiscal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3）：417458.
[5]Blankenau，Simpson.Public Education Expenditures and Growth[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4，73（2）：583605.
[6]Zhong，H.Dose Education Expansion Increase Intergeneration Mobility？[J].Economica，2013，80（320），760773
[7]Costinot，A.On the Origi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9，77（2）：255264.
[8]Schott，Peter K.The Relative Sophistication of Chinese Exports[J].Economic Policy，2008，53（1）：549.
[9]刘华，鄢圣鹏.财政性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04，（9）：6567.
[10]周建安，张望.政府支出、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11）：1621.
[11]才国伟，刘剑雄.收入风险、融资约束与人力资本积累[J].经济研究，2014，（7）：6780.
[12]余靖雯.教育支出分权与地区人力资本[J].财经问题研究，2012，（2）：8289.
[13]陈维涛，王永进，毛劲松.出口技术复杂度、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J].管理世界，2014，（2）：620.
关键词：教育财政支出；人力资本积累；出口技术复杂度；外贸转型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6.14.015
1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出口贸易更是因其“爆炸式”的增长及对中国经济的巨大拉动力而被学界誉为“出口奇迹”（Chan et al.，1999）。但是，在出口贸易规模急剧扩张的背后，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扮演的仅仅是“贸易大国”而非“贸易强国”的这样一种尴尬角色，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出口商品的技术结构和技术含量与世界其它发达经济体相比仍存在非常明显的差距。有鉴于此，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尤其是随着我国步入经济新常态的发展阶段，而提升出口复杂度则成为了实现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之一（郭亦玮等，2013）。在上述背景下，针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展开测度比较并就其演进机理、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等各方面进行探讨逐渐成为近年来国际贸易领域的一大研究热点。
在识别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展影响因素的为数众多的文献中，人力资本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核心变量。本文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我国省际的教育财政支出能否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这一途径来推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上述问题牵涉到我国对外贸易和财政体制两个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综合考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前中国正处于战略转型期，外贸发展方式转型和财政体制改革作为我国经济领域的重心，对上述问题的考察一方面关系到我国教育财政支出效果的评估，另一方面对我国外贸转型的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决策参考意义。
本节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述评；第三节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对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考察；最后总结全文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作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Romer，1990；Lucas，1988），诸多学者呼吁应当加强财政支持力度以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Romer（1990）、Lucas（1988）、Pradhan（1996）等人的研究成果为财政支持介入人力资本奠定了理论基础。国外方面，Helms利用美国48个州1965-1979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公共教育支出与以个人收入表示的经济增长成正相关关系，Easterly，Rebelo（1993）利用1970-1988年间28个国家的数据论证了上述观点。Blankenau，Simpson（2004）指出，虽然增加教育支出能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及经济增长，但教育支出的增加将对其他资源积累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抵减教育支出增加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正向影响。Zhone（2013）在教育扩张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研究中，得出人力资本积累可能会随着教育扩张产生无效率性。从国外研究看，单独对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相关关系的直接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财政性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增长三者关系的探讨上，且研究对象主要为发达国家，鲜有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问题。国内方面，刘华、鄢圣鹏（2004）研究发现，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为正，且中等教育的弹性呈现最大化。才国伟、刘剑雄（2014）引入收入风险及融资约束，采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表明财政公共教育支出的增加将带动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且该种带动作用在收入风险较大、融资约束较强的国家会有更为突出的效应。刘长生、简玉峰（2009）对比私人生产性和公共教育支出在人力资本积累中的影响效应，发现前者作用比后者更为突出。余靖雯（2012）基于财政分权视角，提出当前我国教育支出分权严重，且存在一定的区际差异，县级政府对教育支出的过度分权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改善这一状况将对中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积极影响。从国内研究看，有关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的相关关系研究起步较晚，但切入的视角有一定的新颖性，不足之处在于经验研究依旧较少，且对教育支出影响人力资本的机制缺乏深入分析。
近年来，有关人力资本和出口复杂度关系问题的研究日益增多，尤其是中国方面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国外方面，Rodrik（2006）、Hausmann，Hwang和Rodrik（2007）、Costinot（2009）等学者依托要素禀赋理论及出口技术复杂度及测度研究，指出人力资本是一国重要的基本要素禀赋，相对充裕的资源禀赋在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上拥有比较优势，同时有助于改善生产效率和深化劳动分工，从而对出口复杂度有提升作用。Santos-Paulino（2008）选取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四国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国家规模等决定一国的生产效率和出口复杂度。国内方面，姚洋、张晔（2008）在检验中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水平时发现，在内外资企业中，人力资本水平的上升都对出口品技术含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王永进、盛丹等（2010）基于企业异质性分析框架，收集了1995-2004年HS6位码数据，沿用Hausmann（2007）和Xu（2007）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测算方法及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系统GMM方法，对101个国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除基础设施外，人力资本、贸易开放与FDI也是推动出口技术复杂度上升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对上述结论持否定态度，亢梅玲、王靖慧（2014）通过对43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并将国家分为高中低收入三组，指出人力资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在三种收入水平的国家都不显著。从国内成果来看，与国外累死，出口技术复杂度和人力资本的关系研究依旧在出口复杂度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但也有一定进展，陈维涛、王永进、毛劲松（2014）研究表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不仅有利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改善，还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未来预期报酬的提高及长期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可以发现，考察人力资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文献，但是，对教育财政支出→人力资本→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这一机制的考察却鲜有文献涉及，本文试图填充这一空白，通过考察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影响，以期为当前及下一阶段我国外贸转型路径的选取提供一定的对策建议。
3实证研究
3.1计量模型的设定
为检验教育财政支出和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我们设定了如下式所示的计量模型：
lnsophit=α0+α1eduit×hrit+α2hrit+βX′+εit（1）
其中，下标i、t各表示中国31个省市地区和年份；edu表示教育财政支出，hr表示人力资本，其交互项edu×hr为本文的核心变量，若α1>0，则表明教育财政支出促进人力资本进步进而提升对出口技术复杂度；X′表示一组控制变量，其囊括了：产业集聚、研发强度、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开放度、市场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等变量；ε为误差项。
3.2变量的构造
3.2.1出口技术复杂度
我们采用Schott（2008）的相对技术复杂度测算法对我国省级区域的出口技术结构展开测度，具体计算公式为：
式中，sophit表示i省市地区在t年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其数值越大意味着该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越高。Vnit为i省市地区的n系列产品的相应出口贸易额，Vit为经济体i的出口贸易总额，Vnjt为参照经济体j的n系列产品的相应出口贸易额，Vjt为经济体j的出口贸易总额。在实际测度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反映中国省际出口技术结构的动态演变状况，本文选取了美国近年（2011年）的出口数据作为参照，测算所涉及的原始出口数据分别来自海关信息网和国研网。
3.2.2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
教育财政支出变量edu采用地区的教育财政支出额与该年的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原始数据来自历年《财政统计年鉴》；人力资本采用地区的受教育年限表示，具体计算公式为：H=∑5i=1piyi。其中5表示文盲或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五个受教育层次，相应的教育年限为0年、6年、9年、12年和16年，pi表示各受教育层次相应的人口比例，yi表示与某一受教育层次相对应的教育年限，原始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3.2.3控制变量
省际层面的产业集聚水平（agglo）采用了由Haggett & Chorley（1969）提出的区位熵法计算得到，原始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金融发展程度（fin）：采用存信贷相对规模指标来衡量我国省际层面的金融发展水平，即以某个年度地区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贷款余额之和与该地区当年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原始数据来自《中国金融年鉴》；研发投入强度（rd）：采用地区研发经费支出占该地区当年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外商直接投资（fdi）：采用各省市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原始数据来自各省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在转换过程中所涉及的人民币兑美元的年度中间汇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对外开放度（Open）：采用各省市区进出口总额与生产总值的占比加以衡量，原始数据来自各省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市场化程度（soe）采用国有企业比重即地区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表示，原始数据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列示于表1。
实证结果分析
我们首先通过图示法来考察出口技术复杂度与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之间的关系。由图1可以发现，出口技术复杂度与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正相关，这意味着省际教育财政支出投入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地区的人力资本，进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鉴于图示法仅仅提供了粗略的感知，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与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之间的具体关系如何还有待系统和严谨的实证检验。
图1出口技术复杂度与教育
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之间的拟合关系我们首先采用Hausman检验对估计方法进行甄别，检验的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故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表2报告了基于逐步回归方法的估计结果。我们首先观察第（1）列的估计结果，在不放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交互项edu×hr的估计系数为1.517，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高度显著，这意味着加大对地区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进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从表2的第（2）-（6）列的估计结果来看，在加入了控制变量之后，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edu×hr的估计系数的符号仍然显著为正，数值量级略有增大，可见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之后，加大对地区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有助于提升地区的人力资本进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这一结论仍然成立。
从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产业集聚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提升产业集聚水平能够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原因在于产业集聚有助于地区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和促进技术生产率进步，进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对外开放度变量在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且其估计系数为正，这意味着扩大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能够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究其原因在于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吸收外部的先进技术。至于外商直接投资、研发投入强度、市场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等变量的估计系数则均不显著，这意味着上述变量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不明确。
4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我国2003-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本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区教育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具有积极和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相应的政策启示意义是，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以提升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应成为我国推动实现从量到质这一外贸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着力点。鉴于目前我国地区的教育财政支出仍偏低的事实，各级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以提高人力资本的水平。就如何加大对地区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本文相应的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改革现行的财政体系，厘清各级政府在教育财政支出领域的事权和财权。具体而言，匡正现行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重视基础建设，轻视民生支出的弊端，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从短期来看，通过把中央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能力联系起来，提高上级政府对基础教育的匹配性转移支付，进一步加大上级财政，尤其是省级财政乃至中央财政对于基础教育转移支付的力度，有助于缓解基础教育公共支出不足的状况；就长期而言，进行结构性的财政体制调整，与此同时将基础教育公共支出事权收归更高层级政府是未来的必经之路。
第二，建立起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评价地方政绩的指标体系、激励机制和问责制度，改进对地方政府“唯GDP论”的相对绩效评估体系，可以考虑更多地引入如教育发展等其他目标权重，以降低现行绩效评估机制所带来的激励扭曲效应并由此导致教育财政支出不足的缺陷。
参考文献
[1]Paul M. Romer.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71102.
[2]Robert E. Lucas.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342.
[3]Ed Campos，Sanjay Pradhan.Budgetary Institutions and Expenditure Outcomes：Binding s to Fiscal Performance[J].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1996，No.1646.
[4]Easterly，Rebelo.Fiscal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3）：417458.
[5]Blankenau，Simpson.Public Education Expenditures and Growth[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4，73（2）：583605.
[6]Zhong，H.Dose Education Expansion Increase Intergeneration Mobility？[J].Economica，2013，80（320），760773
[7]Costinot，A.On the Origi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9，77（2）：255264.
[8]Schott，Peter K.The Relative Sophistication of Chinese Exports[J].Economic Policy，2008，53（1）：549.
[9]刘华，鄢圣鹏.财政性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04，（9）：6567.
[10]周建安，张望.政府支出、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11）：1621.
[11]才国伟，刘剑雄.收入风险、融资约束与人力资本积累[J].经济研究，2014，（7）：6780.
[12]余靖雯.教育支出分权与地区人力资本[J].财经问题研究，2012，（2）：8289.
[13]陈维涛，王永进，毛劲松.出口技术复杂度、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J].管理世界，2014，（2）：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