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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女静静在群里发了一下视频，一群人在围桌吃饭，里面有一个我认识的原村支书。不以为意，估计家里又请客了，只是这村支书原先同我哥是宿敌，现在来我家吃饭，意味着他们和好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所谓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
静静见我们没有说话，说：“那么一个漂亮的女生你们都没注意到吗？”
掉头再看视频。
“谁呀？”
“是谁，不认识呀。”她没有回答，扔一个石头到水里，自己跑了。
过了后，四姐私发来一个消息：“是梦华。”
哦，梦华。
梦华是谁？一时竟无法回答。
要怎么称呼她，梦华是我的外甥女，我是她小姨？这是事实，但不是所有事实都被双方承认的。
梦华早已消失于我们的视线和话题中，可是，一旦她出现，就掀起了我们心中的巨浪。二姐一听说是梦华，当即哽咽了起来。是啊，当初的梦华是大家的心尖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梦华这个名字还是二姐取的，她显然极其偏爱这个“华”字，后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曼华。这些名字在八十年代末还是相当不俗的。梦华是否知道她的名字的来处？
梦华是回来奔丧的，她的爷爷于前天寿终正寝，享年94岁。这个一辈子闹腾的人已经安静了些时日，现彻底安静下来。吃饭地点也并非我家，是爷爷大儿子家。视频里，有人给梦华倒酒，她很矜持地坐着，大方端过来，没一点忸怩之态。她边上的人，是她爸，也就是我的原大姐夫。我一再向四姐确定，还是觉得难以置信，虽然“大姐夫”在我这儿早已面目模糊，但还是难以将那一团模糊的印象与眼前这个人勾连起来。他的动作终是泄露了一些端倪，和他的女儿相反，轮到给他倒酒，他恭敬地站起来，背深深地弯下去，然后双手捧回，点头致谢。因恭敬而显得有点卑微。没错，这是他。
事情太久远，很多情节已经被遗忘，但有些片段一直清晰如昨。
若不是一封被公开撕拆的私信，我们根本不知道大姐恋爱了。大姐是那么腼腆，看见个陌生人，低着头不敢说话，脸红成个大疙瘩，这样的人会谈恋爱？谈恋爱是多新潮的名词。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号角已在南方吹响，但还未在我们这山沟沟有所回响。大姐以早晚拽鱼草、白天上学，半工半读式地在村子里读完了初中后，就回家全天背竹篮拽鱼草，当起了未婚妈妈——养育着鱼塘里几百尾嗷嗷待哺的草鱼苗苗。这样几年后，她将奉媒妁之言，披红戴绿，被吹吹打打送到人家家里，在那个新家里，洗衣做饭生儿育女，成为一个平日被称为某某婶，最后在墓碑上被刻成某某母的，没有自己名字的人……和所有消隐于家庭中的传统女性一样，一生的路毫无遮蔽，一眼可贯穿到底。
我们的父亲算盘子打得过于结实，他俨然一个动物园园长，除了鱼，家里还养着头不会生牛犊的假母牛，几十只可爱的吞草机——长毛兔，一只母猪及身下一群哼哼唧唧的小猪崽，鸡鸭鹅蹲在墙头，屎拉得飘飘荡荡。我们姐妹各司其职，我是资深的放牛娃，从小到大被一根牛绳牵着，粗粗的麻绳一头绑着牛嘴里的铁环，另一头系着我的手，不知道是牛牵着我，还是我牵着牛。我牵紧牛绳，让大母牛免于偷吃、逃跑、搭讪公牛，大母牛也使劲扯着牛绳，让我不能和伙伴自在玩耍、自在做梦。那时我最讨厌的是放牛，我更愿意做个羊倌，羊的胃口小，容易喂饱，不像牛有个欲壑难填的大肚子。
大姐除了她的一口鱼塘，还“管辖”了很多事。冬天，野外没有青草可拔，她终于不用背起竹篮，可她并没有得到解放，而是背上了另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更为可怕，因为竹篮是所有女孩子都背的，而这副枷锁是她独有的。她被一副席架套住了。我们勤勉的父亲是不会放过我们，让我们偷一点闲的。他种上了席草。席草是一种柔韧的蒲草，被用来织席子。
知了声声，将盛夏叫来。两人高的席草被父亲割回来，绑在三脚架上，像个巨大的稻草人。我们站在“稻草人”下面，捉起一根席草，将草分开两半，双手打开，用力一撕，席草嘶啦一声被一分为二。撕席草也是个技术活，要自根部不偏不倚地向上撕，双手开合力度均衡，角度要合适，让草一直维持在绷直的状态，这样席草才能被中规中矩地分开两半。笨人很容易将席草撕偏，中途折断。
这种事，适合偶尔玩弄。就像没过过农耕生活的人偶尔体验农耕生活，获取一种新奇感。任何新奇事一旦成为日常，便是沉重的负担。撕席草时，院子盛况空前，女人小孩们将“稻草人”团团围住，指指点点，间或饶有兴趣地动手两下。对于我们，开头那被围观的兴奋和得意很快消失于撕席草单调的声音中，那长长的脆响声，愈加乏趣，和头顶藏在橙枝上的知了一样，声声都是聒噪。撕不完的席草，比喂不饱的牛肚子还可恶。
大姐更是倒霉透顶。好不容易到了冬天，紫云英还没从雪中拱出脑袋，田野里毫无青色，人们终于可以把手焐在口袋里，缩着脖子在村头村尾招摇。姑娘们像一群山雀，叽叽喳喳，专说着她们之间的悄悄话。是的，她们已经有秘密了。当然我们这些小屁孩也是有秘密的，但和她们的不一样。她们可爱打扮了，头上扎着丝巾，村里的冬花，一身臃肿的棉衣也挡不住她那傲人的胸脯。大姐是只落单的山雀，在屋子里哑了声音，她在和父亲没完没了地打草席。那些夏天撕开晒干的草并没有被父亲遗忘，现在终于派上用场，它们重新占据了我们的生活。洁净的干蒲草堆放在厅屋里，弥漫着一股青草味，我是只羊就好了，我要那些草一根不留，统统吃掉。
父亲不知哪里学来的打席技术，他和母亲先在席架上根据席子的宽度扎好席绳，它们像筋络一样，能将一整匹席草连接起来。然后，父亲坐在席架的一端，用撑夹，勾起一根席草，啪的一声快速地穿过曲折的席绳。这很神奇，我没办法准确描述打席过程，总之是一门高深的技术。而大姐要做的是，当父亲将席草撑进麻绳，大姐就要举起木柄往下重重一敲，将席草压紧。这也是讲技巧的，需要双手平衡，不然压出来的席子一边高一边低。还有，压席柄不能不用力也不能太用力的，不用力草席松垮垮，卖不掉。太用力席子紧梆梆，卖了亏。
打席声梆梆梆，有节奏地响在厅屋里，传出老远。如果不是夹杂着突然爆发的训斥声，那这声音并不让人排斥。父親实在具备骂人的天赋，狠、准、快，像机关枪一样，嗖嗖发出一梭子弹，一瞄一个准。有次我挑了一担稻秧，那担子太长，山坡的路太泥泞不堪，我一个趔趄，歪倒在地上，稻秧撒了一地，这也没什么，秧子都是扎好的，捡起来就是。可父亲当即破口大骂，一点也不关心我是否摔疼：“侬就晓得吃，腿长得和瓢一个样，什么事都不会干。”瓢即葫芦的一种，家乡的瓢长相圆滚滚的。这话真戳人心窝子，到现在都抹不掉，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女孩，已经很介意自己的长相了。 她没有再回夫家。可是娘家并不待见她。那时，我的嫂子已经进门，她性格泼辣、专断，她是容不下一个出嫁的姑子待在家里的。有一次，当她再一次冷言冷语地讽刺大姐时，嘴笨的大姐终于忍无可忍，回了一嘴：“嫂子，你别这样，我在家并没有吃别人的，这个家里还有我的田。”（那会儿嫁出，田地并没有马上交出）这一句话对于嫂子是极大的忤逆了，她没想到老实巴交的姑子竟敢回嘴，这让她记恨了很久。
这时，家里出了一件事，复读一年的二姐考上一所普通高中，父亲非常失望，他希望二姐考上小中专，成为吃公家饭的人。父亲说没钱给二姐上高中，二姐也觉自己理亏，就同意不再念书了。但当二姐的同学李小红来家一趟，二姐就偷偷地跟着她去看新高中了。在马家岭这个有名的高坡底下，她被急冲下来的一辆自行车撞倒在地，因势力太大，她被撞晕过去，严重的脑震荡让她昏迷了两天。县医院不敢接收，直接送地区医院抢救，在那住了一个多月，花了很多钱，那个肇事者却始终不见人影。父亲不是在医院照顾二姐，就是揣着他自拟的诉状去肇事者所在的乡政府和法庭，傍晚回来后，坐在门口吧嗒吧嗒抽着旱烟，大骂世道不公，这些人要断子绝孙。
我父母不在家的日子，大姐在家做饭干农活。这个空当，让廖培新乘虚而入，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抱着小梦华来找大姐，他们在窗子下轻轻说话，屋子里都流淌着难得的柔情蜜意。夜深，大姐夫离开，我真希望大姐跟着大姐夫一起走。但这到底被父亲知晓了，他勃然大怒，骂大姐恬不知耻，一天都缺不了男人。他的手指都快戳到大姐的脸上了。大姐跌坐在地上，痛哭流涕，闭着眼睛，头往身后的墙咚咚地撞。
大姐的头并没有撞开什么，但外面的世界不知何时已经向山村悄悄打开了门缝，活泛的堂哥良发率先去上海打工，带回了很多新鲜的事情。大姐觉得与其这样在家待着，不如跟着堂哥去上海。我爸妈同意了，紧接着二姐、三姐也相继去了上海做工，她们仨先后进了一家棉纺厂，听说每天晚上要加班到深夜，她们做的是一种毛绒玩具，计件，多劳多得，每月能挣得百来块钱，我三姐手脚慢，才七十元一个月。
过年时，我的三位姐姐都回来了，她们带回一个毛绒玩具，软绵绵的，摸着特别舒服，这是我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玩具。当然，之前我也不缺玩具，泥巴、石子、线团、瓦片，我们照样玩得不亦乐乎，尤其爱玩过家家，曾乐此不疲地让大我二岁的芳囡当妈妈，假装生小孩。
姐姐们不在的日子我是多么孤单呀，屋子上空永远笼罩着阴云，我的嫂子动辄和我哥吵架，一吵她就去找刀子，吓得我腿肚子发软。父亲面对这样的儿媳妇，也没了往日气势。大姐的事还是悬而未决，她的公婆和我们家成了势不两立的仇敌，他们毫无示软的意思，而大姐夫又是扶不起的阿斗（父亲语），所以坚决不能让大姐就这样回去。可是，又怕婆家来家里找我们要人，所以父母对外否认大姐在我家，他们一口咬定，春英是在婆家出走的，并虚张声势问他们要人。这样，大姐从上海回来，便不能在外露脸，也不能待在屋里（农村的屋子都敞开门户）。父亲让她躲在正屋旁边的柴垛间，这间房子只是封了矮矮的墙，上面盖了几块瓦片，平日用来堆柴。白天大姐悄无声息地躲在柴垛间，晚上才趁着夜色回房间睡觉，我们都鬼鬼祟祟的，像家里藏了一个贼。这种情况，大姐肯定是看不到小梦华的。
就这样拖了几年，直到，大姐在上海认识了现在的大姐夫，廖培新也在外面有了人，当然这只是彼此打探到的消息，两边都不公开，怕对自己不利，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不利，谁都没有细想。离婚正式列入议事日程，其实不算离婚，大姐和廖培新没领结婚证。在驻村乡干部和几位村干部的调解下，这桩“婚姻”正式宣告结束，女儿梦华由父亲抚养。我们赢了吗？当然没有，父亲甚至觉得干部偏袒。那谁赢了呢，我看到廖培新也耷拉着脑袋，面无表情，他和大姐甚至没有勇气彼此对视一眼。
眼前这个人，是当初自己真心喜欢过的，相同的性格让他们互相懂得，彼此相惜，可是，这一次，是真的要告别了，对于告别，谁又能轻松面对呢。我的父母首次面对儿女的婚姻，不知道其复杂性。生活需要妥协，婚姻也需要妥协。在经历了六个儿女波波折折的婚姻后，如果有从头再来的机会，我想，我的父母应该会意识到有些事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小梦华，再也不是我们家的人了。廖培新长年在上海打工，小梦华由她的姑姑抚养，后来认姑妈为妈妈。在她六七岁时，我还见过，梳着个童花头，脸小小的，眼睛还是那么好看，只是，那黑溜溜的龙眼核子里，燃烧的全是仇恨的火焰。她经过我们家，朝我们家门口吐口水，扔石头，我母亲想走近她，她踢她，说她哪是什么外婆，是老妖婆。
没错，我们家所有人，包括她的亲生母亲都是她不共戴天的仇人，这是她自小被灌输的思想，同样，我们也是被如此灌输的，我见了廖家人也是怒目而视（除了廖培新，但我没再见过他）。若干年后，大姐自上海回来，鼓起勇气找到梦华姑姑家，想见见小梦华，可小梦华一见大姐，不及大姐开口说话，就把大姐给她买的衣服扔在地上，使劲踩：“你这个婊子，滚远点。”我大姐泪流满目，落荒而逃，自此，再没敢去找她的女儿，她唯一的女儿。
那时我在上高中，听闻此事后，很难过，特写了一封信给梦华，在信里老气横秋地教诲她：“你妈妈非常爱你，但你妈妈有自己的不得已。”并嘱咐她一定要好好學习，争取靠自己的努力走出山村。她应该收到了信，但我等了很久，没等到她的回信。
很多年后，我在大姐江苏的家里，谈及往事，谈及梦华，她在黑暗中无声地哭了。窗外是广沃的平原，麦花的香味袭人。我不知道这样的无声哭泣，这些年她有过多少回。
廖培新和大姐一样，娶了外地人，听说，他的后妻很能干，把家打理得很好。廖培新长得很清秀，有一双非常温柔的大眼睛，眼神和善柔弱，像极了羊的眼睛。而我后来的大姐夫则和他完全相反，一个非常大方、有主见到固执的人。他们都找到了互补的对方，但就此找到了幸福吗？大姐幸福吗？廖培新幸福吗？幸福是什么？
对于现在的大姐夫，大姐再不向我父母说他半句不是，她独自吞下了生活所有的甘苦。很多年后才知道，大姐在异乡，和男人一样下田，做着苦劳力，坐月子也要自己下冷水洗尿布。我想当初，如果大姐或廖培新两人中有一个人坚决一点，那么人生是不是就因此而改写呢。人生就是如此充满遗憾，没法再回头重走一遍。
群里谈及梦华时，大姐没有出声，她一定又一个人悄悄地哭了。
唯一安慰的是梦华长成了淡定的女孩儿。这个笑靥如花的姑娘就是梦华呀。还是小时一样唇红齿白，真好看。我知道她最终还是没继续上学，最终还是出外打工，远嫁外省，最终她也不会叫我一声小姨、叫大姐一声妈妈，但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此刻她就在视频里。她在笑。她肯定不会只是哭，但愿她试着狠狠反抗过后，心中有刺又有柔软。
◇沐沐
江西上饶人。习散文，文章发表于《草原》《星火》《厦门文学》《福建日报》等刊物。
静静见我们没有说话，说：“那么一个漂亮的女生你们都没注意到吗？”
掉头再看视频。
“谁呀？”
“是谁，不认识呀。”她没有回答，扔一个石头到水里，自己跑了。
过了后，四姐私发来一个消息：“是梦华。”
哦，梦华。
梦华是谁？一时竟无法回答。
要怎么称呼她，梦华是我的外甥女，我是她小姨？这是事实，但不是所有事实都被双方承认的。
梦华早已消失于我们的视线和话题中，可是，一旦她出现，就掀起了我们心中的巨浪。二姐一听说是梦华，当即哽咽了起来。是啊，当初的梦华是大家的心尖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梦华这个名字还是二姐取的，她显然极其偏爱这个“华”字，后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曼华。这些名字在八十年代末还是相当不俗的。梦华是否知道她的名字的来处？
梦华是回来奔丧的，她的爷爷于前天寿终正寝，享年94岁。这个一辈子闹腾的人已经安静了些时日，现彻底安静下来。吃饭地点也并非我家，是爷爷大儿子家。视频里，有人给梦华倒酒，她很矜持地坐着，大方端过来，没一点忸怩之态。她边上的人，是她爸，也就是我的原大姐夫。我一再向四姐确定，还是觉得难以置信，虽然“大姐夫”在我这儿早已面目模糊，但还是难以将那一团模糊的印象与眼前这个人勾连起来。他的动作终是泄露了一些端倪，和他的女儿相反，轮到给他倒酒，他恭敬地站起来，背深深地弯下去，然后双手捧回，点头致谢。因恭敬而显得有点卑微。没错，这是他。
事情太久远，很多情节已经被遗忘，但有些片段一直清晰如昨。
若不是一封被公开撕拆的私信，我们根本不知道大姐恋爱了。大姐是那么腼腆，看见个陌生人，低着头不敢说话，脸红成个大疙瘩，这样的人会谈恋爱？谈恋爱是多新潮的名词。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号角已在南方吹响，但还未在我们这山沟沟有所回响。大姐以早晚拽鱼草、白天上学，半工半读式地在村子里读完了初中后，就回家全天背竹篮拽鱼草，当起了未婚妈妈——养育着鱼塘里几百尾嗷嗷待哺的草鱼苗苗。这样几年后，她将奉媒妁之言，披红戴绿，被吹吹打打送到人家家里，在那个新家里，洗衣做饭生儿育女，成为一个平日被称为某某婶，最后在墓碑上被刻成某某母的，没有自己名字的人……和所有消隐于家庭中的传统女性一样，一生的路毫无遮蔽，一眼可贯穿到底。
我们的父亲算盘子打得过于结实，他俨然一个动物园园长，除了鱼，家里还养着头不会生牛犊的假母牛，几十只可爱的吞草机——长毛兔，一只母猪及身下一群哼哼唧唧的小猪崽，鸡鸭鹅蹲在墙头，屎拉得飘飘荡荡。我们姐妹各司其职，我是资深的放牛娃，从小到大被一根牛绳牵着，粗粗的麻绳一头绑着牛嘴里的铁环，另一头系着我的手，不知道是牛牵着我，还是我牵着牛。我牵紧牛绳，让大母牛免于偷吃、逃跑、搭讪公牛，大母牛也使劲扯着牛绳，让我不能和伙伴自在玩耍、自在做梦。那时我最讨厌的是放牛，我更愿意做个羊倌，羊的胃口小，容易喂饱，不像牛有个欲壑难填的大肚子。
大姐除了她的一口鱼塘，还“管辖”了很多事。冬天，野外没有青草可拔，她终于不用背起竹篮，可她并没有得到解放，而是背上了另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更为可怕，因为竹篮是所有女孩子都背的，而这副枷锁是她独有的。她被一副席架套住了。我们勤勉的父亲是不会放过我们，让我们偷一点闲的。他种上了席草。席草是一种柔韧的蒲草，被用来织席子。
知了声声，将盛夏叫来。两人高的席草被父亲割回来，绑在三脚架上，像个巨大的稻草人。我们站在“稻草人”下面，捉起一根席草，将草分开两半，双手打开，用力一撕，席草嘶啦一声被一分为二。撕席草也是个技术活，要自根部不偏不倚地向上撕，双手开合力度均衡，角度要合适，让草一直维持在绷直的状态，这样席草才能被中规中矩地分开两半。笨人很容易将席草撕偏，中途折断。
这种事，适合偶尔玩弄。就像没过过农耕生活的人偶尔体验农耕生活，获取一种新奇感。任何新奇事一旦成为日常，便是沉重的负担。撕席草时，院子盛况空前，女人小孩们将“稻草人”团团围住，指指点点，间或饶有兴趣地动手两下。对于我们，开头那被围观的兴奋和得意很快消失于撕席草单调的声音中，那长长的脆响声，愈加乏趣，和头顶藏在橙枝上的知了一样，声声都是聒噪。撕不完的席草，比喂不饱的牛肚子还可恶。
大姐更是倒霉透顶。好不容易到了冬天，紫云英还没从雪中拱出脑袋，田野里毫无青色，人们终于可以把手焐在口袋里，缩着脖子在村头村尾招摇。姑娘们像一群山雀，叽叽喳喳，专说着她们之间的悄悄话。是的，她们已经有秘密了。当然我们这些小屁孩也是有秘密的，但和她们的不一样。她们可爱打扮了，头上扎着丝巾，村里的冬花，一身臃肿的棉衣也挡不住她那傲人的胸脯。大姐是只落单的山雀，在屋子里哑了声音，她在和父亲没完没了地打草席。那些夏天撕开晒干的草并没有被父亲遗忘，现在终于派上用场，它们重新占据了我们的生活。洁净的干蒲草堆放在厅屋里，弥漫着一股青草味，我是只羊就好了，我要那些草一根不留，统统吃掉。
父亲不知哪里学来的打席技术，他和母亲先在席架上根据席子的宽度扎好席绳，它们像筋络一样，能将一整匹席草连接起来。然后，父亲坐在席架的一端，用撑夹，勾起一根席草，啪的一声快速地穿过曲折的席绳。这很神奇，我没办法准确描述打席过程，总之是一门高深的技术。而大姐要做的是，当父亲将席草撑进麻绳，大姐就要举起木柄往下重重一敲，将席草压紧。这也是讲技巧的，需要双手平衡，不然压出来的席子一边高一边低。还有，压席柄不能不用力也不能太用力的，不用力草席松垮垮，卖不掉。太用力席子紧梆梆，卖了亏。
打席声梆梆梆，有节奏地响在厅屋里，传出老远。如果不是夹杂着突然爆发的训斥声，那这声音并不让人排斥。父親实在具备骂人的天赋，狠、准、快，像机关枪一样，嗖嗖发出一梭子弹，一瞄一个准。有次我挑了一担稻秧，那担子太长，山坡的路太泥泞不堪，我一个趔趄，歪倒在地上，稻秧撒了一地，这也没什么，秧子都是扎好的，捡起来就是。可父亲当即破口大骂，一点也不关心我是否摔疼：“侬就晓得吃，腿长得和瓢一个样，什么事都不会干。”瓢即葫芦的一种，家乡的瓢长相圆滚滚的。这话真戳人心窝子，到现在都抹不掉，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女孩，已经很介意自己的长相了。 她没有再回夫家。可是娘家并不待见她。那时，我的嫂子已经进门，她性格泼辣、专断，她是容不下一个出嫁的姑子待在家里的。有一次，当她再一次冷言冷语地讽刺大姐时，嘴笨的大姐终于忍无可忍，回了一嘴：“嫂子，你别这样，我在家并没有吃别人的，这个家里还有我的田。”（那会儿嫁出，田地并没有马上交出）这一句话对于嫂子是极大的忤逆了，她没想到老实巴交的姑子竟敢回嘴，这让她记恨了很久。
这时，家里出了一件事，复读一年的二姐考上一所普通高中，父亲非常失望，他希望二姐考上小中专，成为吃公家饭的人。父亲说没钱给二姐上高中，二姐也觉自己理亏，就同意不再念书了。但当二姐的同学李小红来家一趟，二姐就偷偷地跟着她去看新高中了。在马家岭这个有名的高坡底下，她被急冲下来的一辆自行车撞倒在地，因势力太大，她被撞晕过去，严重的脑震荡让她昏迷了两天。县医院不敢接收，直接送地区医院抢救，在那住了一个多月，花了很多钱，那个肇事者却始终不见人影。父亲不是在医院照顾二姐，就是揣着他自拟的诉状去肇事者所在的乡政府和法庭，傍晚回来后，坐在门口吧嗒吧嗒抽着旱烟，大骂世道不公，这些人要断子绝孙。
我父母不在家的日子，大姐在家做饭干农活。这个空当，让廖培新乘虚而入，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抱着小梦华来找大姐，他们在窗子下轻轻说话，屋子里都流淌着难得的柔情蜜意。夜深，大姐夫离开，我真希望大姐跟着大姐夫一起走。但这到底被父亲知晓了，他勃然大怒，骂大姐恬不知耻，一天都缺不了男人。他的手指都快戳到大姐的脸上了。大姐跌坐在地上，痛哭流涕，闭着眼睛，头往身后的墙咚咚地撞。
大姐的头并没有撞开什么，但外面的世界不知何时已经向山村悄悄打开了门缝，活泛的堂哥良发率先去上海打工，带回了很多新鲜的事情。大姐觉得与其这样在家待着，不如跟着堂哥去上海。我爸妈同意了，紧接着二姐、三姐也相继去了上海做工，她们仨先后进了一家棉纺厂，听说每天晚上要加班到深夜，她们做的是一种毛绒玩具，计件，多劳多得，每月能挣得百来块钱，我三姐手脚慢，才七十元一个月。
过年时，我的三位姐姐都回来了，她们带回一个毛绒玩具，软绵绵的，摸着特别舒服，这是我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玩具。当然，之前我也不缺玩具，泥巴、石子、线团、瓦片，我们照样玩得不亦乐乎，尤其爱玩过家家，曾乐此不疲地让大我二岁的芳囡当妈妈，假装生小孩。
姐姐们不在的日子我是多么孤单呀，屋子上空永远笼罩着阴云，我的嫂子动辄和我哥吵架，一吵她就去找刀子，吓得我腿肚子发软。父亲面对这样的儿媳妇，也没了往日气势。大姐的事还是悬而未决，她的公婆和我们家成了势不两立的仇敌，他们毫无示软的意思，而大姐夫又是扶不起的阿斗（父亲语），所以坚决不能让大姐就这样回去。可是，又怕婆家来家里找我们要人，所以父母对外否认大姐在我家，他们一口咬定，春英是在婆家出走的，并虚张声势问他们要人。这样，大姐从上海回来，便不能在外露脸，也不能待在屋里（农村的屋子都敞开门户）。父亲让她躲在正屋旁边的柴垛间，这间房子只是封了矮矮的墙，上面盖了几块瓦片，平日用来堆柴。白天大姐悄无声息地躲在柴垛间，晚上才趁着夜色回房间睡觉，我们都鬼鬼祟祟的，像家里藏了一个贼。这种情况，大姐肯定是看不到小梦华的。
就这样拖了几年，直到，大姐在上海认识了现在的大姐夫，廖培新也在外面有了人，当然这只是彼此打探到的消息，两边都不公开，怕对自己不利，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不利，谁都没有细想。离婚正式列入议事日程，其实不算离婚，大姐和廖培新没领结婚证。在驻村乡干部和几位村干部的调解下，这桩“婚姻”正式宣告结束，女儿梦华由父亲抚养。我们赢了吗？当然没有，父亲甚至觉得干部偏袒。那谁赢了呢，我看到廖培新也耷拉着脑袋，面无表情，他和大姐甚至没有勇气彼此对视一眼。
眼前这个人，是当初自己真心喜欢过的，相同的性格让他们互相懂得，彼此相惜，可是，这一次，是真的要告别了，对于告别，谁又能轻松面对呢。我的父母首次面对儿女的婚姻，不知道其复杂性。生活需要妥协，婚姻也需要妥协。在经历了六个儿女波波折折的婚姻后，如果有从头再来的机会，我想，我的父母应该会意识到有些事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小梦华，再也不是我们家的人了。廖培新长年在上海打工，小梦华由她的姑姑抚养，后来认姑妈为妈妈。在她六七岁时，我还见过，梳着个童花头，脸小小的，眼睛还是那么好看，只是，那黑溜溜的龙眼核子里，燃烧的全是仇恨的火焰。她经过我们家，朝我们家门口吐口水，扔石头，我母亲想走近她，她踢她，说她哪是什么外婆，是老妖婆。
没错，我们家所有人，包括她的亲生母亲都是她不共戴天的仇人，这是她自小被灌输的思想，同样，我们也是被如此灌输的，我见了廖家人也是怒目而视（除了廖培新，但我没再见过他）。若干年后，大姐自上海回来，鼓起勇气找到梦华姑姑家，想见见小梦华，可小梦华一见大姐，不及大姐开口说话，就把大姐给她买的衣服扔在地上，使劲踩：“你这个婊子，滚远点。”我大姐泪流满目，落荒而逃，自此，再没敢去找她的女儿，她唯一的女儿。
那时我在上高中，听闻此事后，很难过，特写了一封信给梦华，在信里老气横秋地教诲她：“你妈妈非常爱你，但你妈妈有自己的不得已。”并嘱咐她一定要好好學习，争取靠自己的努力走出山村。她应该收到了信，但我等了很久，没等到她的回信。
很多年后，我在大姐江苏的家里，谈及往事，谈及梦华，她在黑暗中无声地哭了。窗外是广沃的平原，麦花的香味袭人。我不知道这样的无声哭泣，这些年她有过多少回。
廖培新和大姐一样，娶了外地人，听说，他的后妻很能干，把家打理得很好。廖培新长得很清秀，有一双非常温柔的大眼睛，眼神和善柔弱，像极了羊的眼睛。而我后来的大姐夫则和他完全相反，一个非常大方、有主见到固执的人。他们都找到了互补的对方，但就此找到了幸福吗？大姐幸福吗？廖培新幸福吗？幸福是什么？
对于现在的大姐夫，大姐再不向我父母说他半句不是，她独自吞下了生活所有的甘苦。很多年后才知道，大姐在异乡，和男人一样下田，做着苦劳力，坐月子也要自己下冷水洗尿布。我想当初，如果大姐或廖培新两人中有一个人坚决一点，那么人生是不是就因此而改写呢。人生就是如此充满遗憾，没法再回头重走一遍。
群里谈及梦华时，大姐没有出声，她一定又一个人悄悄地哭了。
唯一安慰的是梦华长成了淡定的女孩儿。这个笑靥如花的姑娘就是梦华呀。还是小时一样唇红齿白，真好看。我知道她最终还是没继续上学，最终还是出外打工，远嫁外省，最终她也不会叫我一声小姨、叫大姐一声妈妈，但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此刻她就在视频里。她在笑。她肯定不会只是哭，但愿她试着狠狠反抗过后，心中有刺又有柔软。
◇沐沐
江西上饶人。习散文，文章发表于《草原》《星火》《厦门文学》《福建日报》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