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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使人们有更多机会了解不同文化,文化视野变得更开阔,也变得更宽容
纵观当今世界,全球化已从经济领域逐渐向文化领域扩散。作为绵延数千年的文明之邦,中国如何从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出发,回应全球化这一时代发展趋势,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和探索。
全球化指的是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流动冲破区域和国界的束缚,影响地球上每个角落的生活。它是一种非常深层的结构,世界各地被一种类似蜘蛛网似的交流复杂地联系在一起。文化全球化就是现代文化在全球的横向传播,中国文化在迈进世界,世界文化也在走近中国。
对儒学的误读与误解
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相互依赖性逐渐突出,以对话的方式互相沟通达成共识也日益增多。但是,这一过程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文化的全球化正是表现出文化上的趋同与逐异问题。它是文化国际化与本土化、普世化与地区化、集中化与分散化、一体化与多样化的统一,既有文化趋同的一面,又有文化游离的一面。
全球化根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因此,西方现代心理、现代思想观念以及行为模式有较强的规范性,其渗透功能极强。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许多西方人对东方文化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想法就颇有代表性。他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由此提出“文明冲突”论,即儒家思想威胁论。他认为,今后世界主要是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对抗,其中,儒家思想对西方最具威胁。西方一些学者虽然不完全认同亨廷顿的观点,但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也有诸多偏颇。
儒学是中国的传统国学和母体信仰,是东方文化的精髓,源远流长,影响至深。不过源再远流再长,如果不加以珍惜,它还会流失,甚至销声匿迹,这并非危言耸听。源于古印度的佛教,渐渐衰败,以至于12世纪在印度本土绝迹,便是文化史上的惨痛教训。
儒学是一种有关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在宇宙间的地位及意义的学说,我们称之为儒家人本主义。在文化发展史上,对儒学的价值认识有两个误区:一是神圣化,二是妖魔化。这虽然是两个相反的维度,却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儒学等同于帝王文化。由此,儒学被众多人误解为只是一种帝王文化,这就掩盖了它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面。实际上,儒学是一种复杂的民族文化现象,它有帝王文化的一面,但更有民族文化的一面。作为帝王文化的儒学已经失去了存在价值,但作为民族文化的儒学仍有积极的作用,仍有发展空间。大多数人之所以对儒学的现代价值心存疑虑,恐怕就是因为始终跳不出“儒学就是帝王文化”的误区。
儒学与西方文化的碰撞
儒学的价值观主要有三点:1)肯定了人在宇宙间的地位和作用,肯定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2)儒学具有鲜明的主体性意识,讲求“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自觉能动性。3)儒学将人的本质主要规定为人的道德意识,将人的价值规定为人的道德价值。如“以和为贵”、“以礼为序”、“重义轻利”、“经世致用”等等。儒学这种价值观,以群体利益为重,以道德来衡量人的物质欲求,推崇以天下为己任、以民族大义为重的高尚人格,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文化的核心在于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最基本准则,而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前提是必须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因此文化的核心之核心就是要确立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就这方面而论,中国文化是有很大长处的。西方法制观念的形成,是为了避免纷争的混乱,在暴力监督下分配利益,故而西方对于国家的观念,一是法庭,二是军队,三是监牢。西方法制理念是用暴力强制把冲突的危险降低到最小,儒家思想则是用道德自觉性把利益提升到最大。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历来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这正是同当前的全球化的大趋势完全一致的。因此全球化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当今世界,人们的物质生活精彩纷呈,然而,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们愈来愈感到不安和困惑。“人究竟应该怎样生活才有意义”这个古老的话题,总是一遍遍地被人们提出来,而儒学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比如,孔子思想中没有人格化、主宰性、一元论的最高神,所以儒家文化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不会和其他宗教文化发生“诸神之争”亦即宗教冲突和文明冲突,这是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一种超越。又比如,孔子贵“和”,主张天人和谐、身心和谐、人际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这对于化解当下人类文明所面临的心灵空虚、人情冷漠、社会紊乱、国际冲突以及资源耗竭、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等残酷现实,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对当下这种贪婪成性的发展模式、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以及地球环境所面临的严峻局势,或许可以给人类指出一条与高消耗、高消费的西方模式有所不同的发展方式。
实际上,近几十年来,西方社会内部也时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比如环境伦理问题、动物伦理问题等等,都包含着对于西方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反思。但是真正能够为这样的反思提供新的文化资源的人文理念,恐怕主要来自中国文化圈和印度文化圈。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和现实,儒家文化才会成为未来世界文化框架的首要选择。
儒家文化的广泛影响力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创造了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东亚模式”。而作为其文化背景的以儒学传统理念为特征的“亚洲价值观”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在经济发展中,文化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不考虑文化因素的影响,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世界上有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迅速繁荣,而有的国家经济改革至今仍步履维艰。我们探讨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既有理论上的问题,也有社会实证的问题。对其进行多种学科的综合性、实证性的研究后,多数学者认为,东亚经济奇迹的背后,确实存在着一个“亚洲价值观”。儒学价值传统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在东亚经济复苏与发展中,其直接的积极作用,的确不容忽视。
今天,世界各国对“亚洲价值观”,尤其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价值与地位愈来愈重视。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聚会。参会者之一的瑞典天体物理学家阿尔文说:“人类要想生存下去,就要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阿尔文的这种说法,未必能成为所有人的共识,却足以作为儒学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例证。1997年,联合国召集各国制订“普遍伦理计划”,与会学者一致同意把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进《世界伦理宣言》,成为全球伦理中的“伦理底线”,这是中国文化对全人类的重大贡献。
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能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方得到广泛认同,当然是令人欣喜的事情。但是,由于中国历史上长久以来总是以“泱泱大国”自居,有些人内心有一种“大文化心态”,总认为中国文化优越,可以覆盖其他文化,觉得“中国中心”应当取代“西方中心”。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走强,许多自满之气渐渐冒头。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一些中外学者对未来作出了极为乐观的估计,充满信心地认为:“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世纪。”
也别把儒学捧上天
那么,21世纪果真会是东方文化的世纪吗?在我看来,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确实留下了许多在现代西方文明框架中无法化解的问题,需要从其他文明中寻找文化资源,来克服其缺陷与弊端。东方文化在未来的世界文化体系中,无疑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化,甚至是一种主导文化。但是,这种观点带有一种狭隘的“中国中心”主义色彩,没有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真谛所在。
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也就是强调多元文化共存。如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近代学者顾炎武、王夫之,则特别区分“国”与“天下”的差别,置天下于国之上,认为国不过是指政权,而天下是指文化。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和而不同”、“多元共存”,其真谛正是“天下主义”,而不是所谓的“中国中心论”。两千多年前孔子思考的问题和给出的答案,着眼点绝不是仅仅在于中国而是整个世界,绝不是仅仅在于现实而是长远和未来。用北宋哲学家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换言之,孔子思想具有强烈的普世性和超前性。正因如此,儒学文化在历史上似乎与现实有些不合拍,但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与发展,儒学的价值必然会得到广泛的认同。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全球范围的历史性转变,在一定意义上必然导致“普世文明”的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抽象同一。全球伦理只是地球上人类的伦理底线,而各民族各国家在伦理、道德乃至文化上的个性,不应该因为有了这一“底线”而被抹杀。全球问题和全球利益的载体不在于某种孤立的文化,而在于人类文化整体的协调和整合,达成共识。
地球只有一个,人类本是一家。地球上每一种文化体系,都应该为此贡献精神资源和智慧。 同和异,是就达至目标的途径而言,最终归宿,常常是相同的。《易经》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信哉斯言!
纵观当今世界,全球化已从经济领域逐渐向文化领域扩散。作为绵延数千年的文明之邦,中国如何从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出发,回应全球化这一时代发展趋势,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和探索。
全球化指的是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流动冲破区域和国界的束缚,影响地球上每个角落的生活。它是一种非常深层的结构,世界各地被一种类似蜘蛛网似的交流复杂地联系在一起。文化全球化就是现代文化在全球的横向传播,中国文化在迈进世界,世界文化也在走近中国。
对儒学的误读与误解
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相互依赖性逐渐突出,以对话的方式互相沟通达成共识也日益增多。但是,这一过程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文化的全球化正是表现出文化上的趋同与逐异问题。它是文化国际化与本土化、普世化与地区化、集中化与分散化、一体化与多样化的统一,既有文化趋同的一面,又有文化游离的一面。
全球化根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因此,西方现代心理、现代思想观念以及行为模式有较强的规范性,其渗透功能极强。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许多西方人对东方文化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想法就颇有代表性。他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由此提出“文明冲突”论,即儒家思想威胁论。他认为,今后世界主要是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对抗,其中,儒家思想对西方最具威胁。西方一些学者虽然不完全认同亨廷顿的观点,但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也有诸多偏颇。
儒学是中国的传统国学和母体信仰,是东方文化的精髓,源远流长,影响至深。不过源再远流再长,如果不加以珍惜,它还会流失,甚至销声匿迹,这并非危言耸听。源于古印度的佛教,渐渐衰败,以至于12世纪在印度本土绝迹,便是文化史上的惨痛教训。
儒学是一种有关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在宇宙间的地位及意义的学说,我们称之为儒家人本主义。在文化发展史上,对儒学的价值认识有两个误区:一是神圣化,二是妖魔化。这虽然是两个相反的维度,却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儒学等同于帝王文化。由此,儒学被众多人误解为只是一种帝王文化,这就掩盖了它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面。实际上,儒学是一种复杂的民族文化现象,它有帝王文化的一面,但更有民族文化的一面。作为帝王文化的儒学已经失去了存在价值,但作为民族文化的儒学仍有积极的作用,仍有发展空间。大多数人之所以对儒学的现代价值心存疑虑,恐怕就是因为始终跳不出“儒学就是帝王文化”的误区。
儒学与西方文化的碰撞
儒学的价值观主要有三点:1)肯定了人在宇宙间的地位和作用,肯定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2)儒学具有鲜明的主体性意识,讲求“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自觉能动性。3)儒学将人的本质主要规定为人的道德意识,将人的价值规定为人的道德价值。如“以和为贵”、“以礼为序”、“重义轻利”、“经世致用”等等。儒学这种价值观,以群体利益为重,以道德来衡量人的物质欲求,推崇以天下为己任、以民族大义为重的高尚人格,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文化的核心在于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最基本准则,而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前提是必须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因此文化的核心之核心就是要确立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就这方面而论,中国文化是有很大长处的。西方法制观念的形成,是为了避免纷争的混乱,在暴力监督下分配利益,故而西方对于国家的观念,一是法庭,二是军队,三是监牢。西方法制理念是用暴力强制把冲突的危险降低到最小,儒家思想则是用道德自觉性把利益提升到最大。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历来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这正是同当前的全球化的大趋势完全一致的。因此全球化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当今世界,人们的物质生活精彩纷呈,然而,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们愈来愈感到不安和困惑。“人究竟应该怎样生活才有意义”这个古老的话题,总是一遍遍地被人们提出来,而儒学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比如,孔子思想中没有人格化、主宰性、一元论的最高神,所以儒家文化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不会和其他宗教文化发生“诸神之争”亦即宗教冲突和文明冲突,这是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一种超越。又比如,孔子贵“和”,主张天人和谐、身心和谐、人际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这对于化解当下人类文明所面临的心灵空虚、人情冷漠、社会紊乱、国际冲突以及资源耗竭、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等残酷现实,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对当下这种贪婪成性的发展模式、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以及地球环境所面临的严峻局势,或许可以给人类指出一条与高消耗、高消费的西方模式有所不同的发展方式。
实际上,近几十年来,西方社会内部也时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比如环境伦理问题、动物伦理问题等等,都包含着对于西方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反思。但是真正能够为这样的反思提供新的文化资源的人文理念,恐怕主要来自中国文化圈和印度文化圈。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和现实,儒家文化才会成为未来世界文化框架的首要选择。
儒家文化的广泛影响力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创造了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东亚模式”。而作为其文化背景的以儒学传统理念为特征的“亚洲价值观”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在经济发展中,文化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不考虑文化因素的影响,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世界上有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迅速繁荣,而有的国家经济改革至今仍步履维艰。我们探讨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既有理论上的问题,也有社会实证的问题。对其进行多种学科的综合性、实证性的研究后,多数学者认为,东亚经济奇迹的背后,确实存在着一个“亚洲价值观”。儒学价值传统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在东亚经济复苏与发展中,其直接的积极作用,的确不容忽视。
今天,世界各国对“亚洲价值观”,尤其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价值与地位愈来愈重视。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聚会。参会者之一的瑞典天体物理学家阿尔文说:“人类要想生存下去,就要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阿尔文的这种说法,未必能成为所有人的共识,却足以作为儒学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例证。1997年,联合国召集各国制订“普遍伦理计划”,与会学者一致同意把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进《世界伦理宣言》,成为全球伦理中的“伦理底线”,这是中国文化对全人类的重大贡献。
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能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方得到广泛认同,当然是令人欣喜的事情。但是,由于中国历史上长久以来总是以“泱泱大国”自居,有些人内心有一种“大文化心态”,总认为中国文化优越,可以覆盖其他文化,觉得“中国中心”应当取代“西方中心”。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走强,许多自满之气渐渐冒头。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一些中外学者对未来作出了极为乐观的估计,充满信心地认为:“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世纪。”
也别把儒学捧上天
那么,21世纪果真会是东方文化的世纪吗?在我看来,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确实留下了许多在现代西方文明框架中无法化解的问题,需要从其他文明中寻找文化资源,来克服其缺陷与弊端。东方文化在未来的世界文化体系中,无疑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化,甚至是一种主导文化。但是,这种观点带有一种狭隘的“中国中心”主义色彩,没有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真谛所在。
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也就是强调多元文化共存。如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近代学者顾炎武、王夫之,则特别区分“国”与“天下”的差别,置天下于国之上,认为国不过是指政权,而天下是指文化。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和而不同”、“多元共存”,其真谛正是“天下主义”,而不是所谓的“中国中心论”。两千多年前孔子思考的问题和给出的答案,着眼点绝不是仅仅在于中国而是整个世界,绝不是仅仅在于现实而是长远和未来。用北宋哲学家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换言之,孔子思想具有强烈的普世性和超前性。正因如此,儒学文化在历史上似乎与现实有些不合拍,但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与发展,儒学的价值必然会得到广泛的认同。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全球范围的历史性转变,在一定意义上必然导致“普世文明”的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抽象同一。全球伦理只是地球上人类的伦理底线,而各民族各国家在伦理、道德乃至文化上的个性,不应该因为有了这一“底线”而被抹杀。全球问题和全球利益的载体不在于某种孤立的文化,而在于人类文化整体的协调和整合,达成共识。
地球只有一个,人类本是一家。地球上每一种文化体系,都应该为此贡献精神资源和智慧。 同和异,是就达至目标的途径而言,最终归宿,常常是相同的。《易经》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信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