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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香港媒体刊载霍英东基金会顾问、原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何铭思撰写的有关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在开发南沙过程中受到刁难的长篇文章，受到广为关注。
该文刻画了广州南沙开发区第一任党委书记梁柏楠利用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大搞形象工程，捞取政治资本，巧取豪夺，最终腐化堕落、锒铛入狱的丑恶嘴脸：另一方面，文章记述了爱国商人霍英东率先开发南沙，历经挫折不回头，甚至不惜散尽百亿家资，为改革开放探索道路的爱国情怀。
如此的鲜明对比，留给人们的，是有关如何使用权力的沉重痛惜和深刻反思。
10年无端困扰
今年7月7日，广州各大报同时刊登了市纪委公布的梁柏楠犯案材料。梁柏楠有40年党龄，从÷个普通农民当到番禺区委书记，在番禺区政协主席任上被捕。
当地媒体称，梁柏楠在1993年4月任南沙开发区第一任党委书记，5年后因主政开发南沙“有功”，以一大赌棍贪污100多万元、挥霍2000多万元的有罪之身升任番禺区委书记又5年，到2003年4月调任番禺区政协主席。前后10年，梁柏楠的最大“政绩”还是在南沙，他是在南沙“发迹”的。
广州的媒体说，梁柏楠“也确实干出了一些成绩，番禺的发展、南沙的开发有目共睹，他是有贡献的，党组织也充分肯定他的努力和工作”。
何铭思在接受《晾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看到这段话，他惟有惋惜和无奈。他说，那些认为梁柏楠在南沙开发中“有功”的人，是因为不明白霍英东开发南沙的艰难。
早在1992年前，霍英东就与广东番禺合作开发南沙。到2002年，霍英东已投入30多亿元人民币。有人说，霍英东想把这块面积3倍于澳门的地方建造成广州的“尖沙咀”。霍英东反复强调，他投资南沙不求回报，不是做房地产生意，而是建造一座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现代新型城市。
何铭思回忆说，他作为霍英东基金会顾问，一个在霍英东身边参加了所有南沙开发工作的人，直接打交道的官方“合作者”就是梁柏楠。“想起南沙开发10多年来遇到种种无端的困扰、莫名的阻隔、无所适从的变幻，真的感到彷徨无助、焦头烂额。”
“一生未见过如此离谱的事”
何思铭说，梁柏楠以转制为名把几家有资质的国有公司变戏法般转到自己儿：广和亲信手中，开将南沙各种工程安排给他们。弟弟搞基建，儿子装水电消防，女婿做绿化，亲信包运输，—手通杀。
“就算你整幢房子已建好，如果不跟他儿子购买指定的各种设备，一句‘消防不合格’，便只有等死。整个南沙甚至番禺，凡有钱赚的，几乎都有梁家的手脚。”他说。
霍英东在南沙搞了个东发码头。梁家硬逼霍英东掏2000万元给他们搞个同样的南伟码头，并交由梁柏楠的“第一亲信”陈某管理，货物就往自己的码头运送，几乎是公开拆墙脚。但就这样起家的南伟码头，今天竟是欠债两亿多元的企业。
类似的事还有，霍英东在南沙建了座直航香港高速飞船码头，梁家在莲花山港口照搞一个同样的码头。一个县级单位建有两个一级口岸，全国仅番禺一家。更难忍受的是，地方官派到港口的主管人还利用南沙港口走私。
霍英东在南沙搞了个高尔夫球场，对方在北面莲花山照搞一个高尔夫；霍英东搞个天后宫，对方在前面“开发”一个烧烤场；霍英东想把港前路修到地方所属的山后面成环岛路，钱交出后没有下文，对方说是用作“搬迁费”了，霍英东要建个小型的蒲洲花园，对方在邻近山脚挖来一堆黄泥，在山上拔来一堆小草，再插几棵手臂般的小树，便拿走了1500万元。弄到后来只好请香港的公司重做。霍英东要建南沙广场，从施工到监理全是对方的人，整整半个广场的桩位，到露出地面才“发现”，竟然误差20米!
霍英东说：“我一世搞工程，从未见过这样离谱的事。”
何铭思回忆道，一次例会讨论填沙问题，对方的工程负责人递上一张要求结算的喷沙账单。霍英东看后一楞：“20元?有没搞错?”递单人嘻嘻一笑，若无其事地说：“是呀，我们报天价嘛。”意思是“你可以落地还钱呀”。
霍英东面色一沉，直直地盯着这位梁柏楠的亲信，沉声说：“喷沙工是‘猪骨头’，有数可计。我请对面东莞人搞是8元1立方，请中山人来搞是10元1立方。现在跟你们合作，你们要我20元?这不是钱的问题。你们是不是想赶我走?”
何铭思说，霍英东基金会与番禺合作组成东部公司，负责开发南沙22平方公里土地，霍英东任董事长，有3位副总经理由番禺政府派出。这3位官方副总经理，如今两个在监狱已1年多，另一位远赴美国定居已3年。但这3位，至今仍是主持南沙开发工作的官方“在位”主管。其他的事，可想而知。
“当头13棒”
何铭思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霍英东开发南沙，一直得到中央和省市领导的关心和支持，这是南沙得有今日的重要条件。只是在跟地方具体主管工作的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霍英东遇到的困难、遭受的打击和挫折，实在难以为人道。
1986年，霍英东为在南沙直接打开珠三角西部通道，倡议跟番禺合作，兴建番中公路及路上3座桥，加上三善大桥、沙湾大桥共一路5座桥，由霍英东基金会投资8000万港元，外加150万美元。同时签有3个合约，写明一要还本付息，二要按双方比例分红。
当时番禺为方便进口钢材之类的建桥物资，把8000万港元投资款中的3000万元报为“捐款”。现在17年过去了，项目获得了巨大收益，霍英东基金会却未收过1分钱，更未看到账目，甚至连最简单的公司报表都未见过。
2002年，忽闻番禺方面说要“上市”，并提出还给基金会8000万港元了事。为此，番禺单方面把基金会的投资改称为“无息贷款”。当年白纸黑字的合约，竟被视为无物。基金会只要求对方先公报账目，以示公正，却遭到拒绝。 另一件事情是，霍英东在南沙新城附近向番禺市政府買了一块地，准备搞个船厂负责造高速快船，又搞个船厂负责修船。买地合约签好了，钱交过了，领到的红线图边界上还盖着32个市政府国土局公章。于是，造快船的新技船厂动工了。
想不到的是，广州市政府连发13个文件，说那块地另有他用，原合约“不妥”，“谁都要顾全大局。否则将来全省工业每年会损失700亿元”，“会贻误子孙”。
何铭思说，一年“700亿元”，还会“贻误子孙”。谁担当得起?这不是当头一棒，而是当头13棒!
当时，霍英东问广如果广州喜欢时就可以说我跟番禺已经实施的签约‘不妥’，是否我跟广州的合约将来又会被广东说‘不妥’?其他的合约，什么时候会变成‘不妥’?”
“一个公章就可以令你破产”
在中央和省领导的支持下，船厂总算建起来了。霍英东向澳大利亚买来快船技术，又高价聘请澳籍工程师来手把手教内地技术人员。为此，船厂职工培训费每人每月平均高达万元。
这样，卫星导航的高速快船“南沙38号”很快出来了。这是一条科技含量最高的民用船，几级地方政府都忙着拿这船厂去报“引进高科技项目”之喜。南沙更以有了第一家高科技工厂为荣。霍英东计划，将来每年造八九条这样的船，便可以近海远航方式为重建海上丝路开个头。
想不到的是，第二条“南沙68号”出来后，下水一年多了，一直湾在船厂边，不准开航营业。理由是“防止恶性竞争”。南沙第一家正式挂牌的高科技企业新技船厂，在政府反复“报喜”领功之后，就此关门大吉。
有荣船厂的遭遇更惨。霍英东只是投资者，董事长之类全是虚职。所有管理者由管委会领导派出，从会计、出纳、人事到仓库保管，全是梁柏楠“一家人”，基金会根本无权过问。后来发现，原来船厂已经全部“转租”给外地人，连自己的船去修也要照高价收费。更甚的是，他们还借“霍英东的船厂”名义，向外大量举债。而这一切，直到债主告到霍家头上之前，船厂董事会竟一无所知。
霍英东只好紧急约见记者。在说明真相后，他说了一句值得海内外商界关注的话：“原来船厂办公室主任柜筒里有个公章，不需要通过董事会就可以跟任何人签约。就算你有亿万家财，一个公章就可以令你破产。”
霍英东在陶沙组建的渡轮码头极其成功。就这样一个以其巨大社会价值正常、稳定地经营了10多年的企业，忽然有一天“大祸临头”：政府有关主管人员不知领了什么“新精神”，忽然对码头颁发禁令，而且头天通知，次日就带武器和手铐来“执行”。
谁的信誉出了问题
出于无奈，霍英东第二年在北京“两会”上讲了一段话：“我参与国内改革开放事业是义无反顾的，也是‘不走回头路’的。我已年近80，还有何求?我只是想借此机会再次提醒一句：市场运作靠法律保障，法律靠信誉支持。如果没有信誉，法律条文有什么用呢?合同合约又有什么用呢?一个10年来健康、有效、作用巨大的企业，仅仅因为某个执法部门的某位领导对某项规章有他个人认为可以‘参照’的解释，一夜之间，就变成近乎是‘非法’企业，谁的信誉出了问题?”
何铭思对《隙望东方周刊》说，霍英东投资40多亿元开发番禺和南沙，还会受尽“地头蛇”的欺凌，需要忍气吞声，而部分投资款项还被地方官搜刮。如果不是梁柏楠东窗事发，受到拘审，他恐怕还要忍。
“国家领导人都被地方官搜刮，说明腐败已渗透到多个层面，严重阻碍了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这是对中共执政能力的挑战和考验。”何铭思说。
该文刻画了广州南沙开发区第一任党委书记梁柏楠利用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大搞形象工程，捞取政治资本，巧取豪夺，最终腐化堕落、锒铛入狱的丑恶嘴脸：另一方面，文章记述了爱国商人霍英东率先开发南沙，历经挫折不回头，甚至不惜散尽百亿家资，为改革开放探索道路的爱国情怀。
如此的鲜明对比，留给人们的，是有关如何使用权力的沉重痛惜和深刻反思。
10年无端困扰
今年7月7日，广州各大报同时刊登了市纪委公布的梁柏楠犯案材料。梁柏楠有40年党龄，从÷个普通农民当到番禺区委书记，在番禺区政协主席任上被捕。
当地媒体称，梁柏楠在1993年4月任南沙开发区第一任党委书记，5年后因主政开发南沙“有功”，以一大赌棍贪污100多万元、挥霍2000多万元的有罪之身升任番禺区委书记又5年，到2003年4月调任番禺区政协主席。前后10年，梁柏楠的最大“政绩”还是在南沙，他是在南沙“发迹”的。
广州的媒体说，梁柏楠“也确实干出了一些成绩，番禺的发展、南沙的开发有目共睹，他是有贡献的，党组织也充分肯定他的努力和工作”。
何铭思在接受《晾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看到这段话，他惟有惋惜和无奈。他说，那些认为梁柏楠在南沙开发中“有功”的人，是因为不明白霍英东开发南沙的艰难。
早在1992年前，霍英东就与广东番禺合作开发南沙。到2002年，霍英东已投入30多亿元人民币。有人说，霍英东想把这块面积3倍于澳门的地方建造成广州的“尖沙咀”。霍英东反复强调，他投资南沙不求回报，不是做房地产生意，而是建造一座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现代新型城市。
何铭思回忆说，他作为霍英东基金会顾问，一个在霍英东身边参加了所有南沙开发工作的人，直接打交道的官方“合作者”就是梁柏楠。“想起南沙开发10多年来遇到种种无端的困扰、莫名的阻隔、无所适从的变幻，真的感到彷徨无助、焦头烂额。”
“一生未见过如此离谱的事”
何思铭说，梁柏楠以转制为名把几家有资质的国有公司变戏法般转到自己儿：广和亲信手中，开将南沙各种工程安排给他们。弟弟搞基建，儿子装水电消防，女婿做绿化，亲信包运输，—手通杀。
“就算你整幢房子已建好，如果不跟他儿子购买指定的各种设备，一句‘消防不合格’，便只有等死。整个南沙甚至番禺，凡有钱赚的，几乎都有梁家的手脚。”他说。
霍英东在南沙搞了个东发码头。梁家硬逼霍英东掏2000万元给他们搞个同样的南伟码头，并交由梁柏楠的“第一亲信”陈某管理，货物就往自己的码头运送，几乎是公开拆墙脚。但就这样起家的南伟码头，今天竟是欠债两亿多元的企业。
类似的事还有，霍英东在南沙建了座直航香港高速飞船码头，梁家在莲花山港口照搞一个同样的码头。一个县级单位建有两个一级口岸，全国仅番禺一家。更难忍受的是，地方官派到港口的主管人还利用南沙港口走私。
霍英东在南沙搞了个高尔夫球场，对方在北面莲花山照搞一个高尔夫；霍英东搞个天后宫，对方在前面“开发”一个烧烤场；霍英东想把港前路修到地方所属的山后面成环岛路，钱交出后没有下文，对方说是用作“搬迁费”了，霍英东要建个小型的蒲洲花园，对方在邻近山脚挖来一堆黄泥，在山上拔来一堆小草，再插几棵手臂般的小树，便拿走了1500万元。弄到后来只好请香港的公司重做。霍英东要建南沙广场，从施工到监理全是对方的人，整整半个广场的桩位，到露出地面才“发现”，竟然误差20米!
霍英东说：“我一世搞工程，从未见过这样离谱的事。”
何铭思回忆道，一次例会讨论填沙问题，对方的工程负责人递上一张要求结算的喷沙账单。霍英东看后一楞：“20元?有没搞错?”递单人嘻嘻一笑，若无其事地说：“是呀，我们报天价嘛。”意思是“你可以落地还钱呀”。
霍英东面色一沉，直直地盯着这位梁柏楠的亲信，沉声说：“喷沙工是‘猪骨头’，有数可计。我请对面东莞人搞是8元1立方，请中山人来搞是10元1立方。现在跟你们合作，你们要我20元?这不是钱的问题。你们是不是想赶我走?”
何铭思说，霍英东基金会与番禺合作组成东部公司，负责开发南沙22平方公里土地，霍英东任董事长，有3位副总经理由番禺政府派出。这3位官方副总经理，如今两个在监狱已1年多，另一位远赴美国定居已3年。但这3位，至今仍是主持南沙开发工作的官方“在位”主管。其他的事，可想而知。
“当头13棒”
何铭思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霍英东开发南沙，一直得到中央和省市领导的关心和支持，这是南沙得有今日的重要条件。只是在跟地方具体主管工作的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霍英东遇到的困难、遭受的打击和挫折，实在难以为人道。
1986年，霍英东为在南沙直接打开珠三角西部通道，倡议跟番禺合作，兴建番中公路及路上3座桥，加上三善大桥、沙湾大桥共一路5座桥，由霍英东基金会投资8000万港元，外加150万美元。同时签有3个合约，写明一要还本付息，二要按双方比例分红。
当时番禺为方便进口钢材之类的建桥物资，把8000万港元投资款中的3000万元报为“捐款”。现在17年过去了，项目获得了巨大收益，霍英东基金会却未收过1分钱，更未看到账目，甚至连最简单的公司报表都未见过。
2002年，忽闻番禺方面说要“上市”，并提出还给基金会8000万港元了事。为此，番禺单方面把基金会的投资改称为“无息贷款”。当年白纸黑字的合约，竟被视为无物。基金会只要求对方先公报账目，以示公正，却遭到拒绝。 另一件事情是，霍英东在南沙新城附近向番禺市政府買了一块地，准备搞个船厂负责造高速快船，又搞个船厂负责修船。买地合约签好了，钱交过了，领到的红线图边界上还盖着32个市政府国土局公章。于是，造快船的新技船厂动工了。
想不到的是，广州市政府连发13个文件，说那块地另有他用，原合约“不妥”，“谁都要顾全大局。否则将来全省工业每年会损失700亿元”，“会贻误子孙”。
何铭思说，一年“700亿元”，还会“贻误子孙”。谁担当得起?这不是当头一棒，而是当头13棒!
当时，霍英东问广如果广州喜欢时就可以说我跟番禺已经实施的签约‘不妥’，是否我跟广州的合约将来又会被广东说‘不妥’?其他的合约，什么时候会变成‘不妥’?”
“一个公章就可以令你破产”
在中央和省领导的支持下，船厂总算建起来了。霍英东向澳大利亚买来快船技术，又高价聘请澳籍工程师来手把手教内地技术人员。为此，船厂职工培训费每人每月平均高达万元。
这样，卫星导航的高速快船“南沙38号”很快出来了。这是一条科技含量最高的民用船，几级地方政府都忙着拿这船厂去报“引进高科技项目”之喜。南沙更以有了第一家高科技工厂为荣。霍英东计划，将来每年造八九条这样的船，便可以近海远航方式为重建海上丝路开个头。
想不到的是，第二条“南沙68号”出来后，下水一年多了，一直湾在船厂边，不准开航营业。理由是“防止恶性竞争”。南沙第一家正式挂牌的高科技企业新技船厂，在政府反复“报喜”领功之后，就此关门大吉。
有荣船厂的遭遇更惨。霍英东只是投资者，董事长之类全是虚职。所有管理者由管委会领导派出，从会计、出纳、人事到仓库保管，全是梁柏楠“一家人”，基金会根本无权过问。后来发现，原来船厂已经全部“转租”给外地人，连自己的船去修也要照高价收费。更甚的是，他们还借“霍英东的船厂”名义，向外大量举债。而这一切，直到债主告到霍家头上之前，船厂董事会竟一无所知。
霍英东只好紧急约见记者。在说明真相后，他说了一句值得海内外商界关注的话：“原来船厂办公室主任柜筒里有个公章，不需要通过董事会就可以跟任何人签约。就算你有亿万家财，一个公章就可以令你破产。”
霍英东在陶沙组建的渡轮码头极其成功。就这样一个以其巨大社会价值正常、稳定地经营了10多年的企业，忽然有一天“大祸临头”：政府有关主管人员不知领了什么“新精神”，忽然对码头颁发禁令，而且头天通知，次日就带武器和手铐来“执行”。
谁的信誉出了问题
出于无奈，霍英东第二年在北京“两会”上讲了一段话：“我参与国内改革开放事业是义无反顾的，也是‘不走回头路’的。我已年近80，还有何求?我只是想借此机会再次提醒一句：市场运作靠法律保障，法律靠信誉支持。如果没有信誉，法律条文有什么用呢?合同合约又有什么用呢?一个10年来健康、有效、作用巨大的企业，仅仅因为某个执法部门的某位领导对某项规章有他个人认为可以‘参照’的解释，一夜之间，就变成近乎是‘非法’企业，谁的信誉出了问题?”
何铭思对《隙望东方周刊》说，霍英东投资40多亿元开发番禺和南沙，还会受尽“地头蛇”的欺凌，需要忍气吞声，而部分投资款项还被地方官搜刮。如果不是梁柏楠东窗事发，受到拘审，他恐怕还要忍。
“国家领导人都被地方官搜刮，说明腐败已渗透到多个层面，严重阻碍了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这是对中共执政能力的挑战和考验。”何铭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