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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对朝鲜之“西蕃观”脱胎于中国的华夷观念，但又不同于中国的华夷观念。“西蕃观”不是中国传统的以文化别华夷，只是以强硬手段控制朝鲜半岛，要求朝鲜半岛向日本朝贡。这种外在形式上的朝贡关系是“西蕃观”的主要核心内容，也是构成古代日本型华夷秩序的基石，基本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是从强力控制性朝贡转变为正常性朝贡，最后又演变成观念性朝贡。
[关键词]西蕃观，朝贡，华夷观念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1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2-0060-03
日本是地处亚洲大陆东部边缘的岛国。在近代以前，其世界认识的基本趋向是在吸收中国传统华夷意识的基础上，不断追求自我中心意识。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传统世界认识其实是划分为两个系统，系统之间虽有关联并且也相互影响，但又基本是獨立的：一是以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关系构建的“西蕃观”，它将朝鲜半岛国家视为日本的藩属与朝贡国，这种观念在前近代的日本一直存在并且以后仍有残留；一是以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构建的系统，它基本是从依附中国到脱离中国的过程，即日本曾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但7世纪以后便退出中国的朝贡体制，9世纪以后形成了日本的“三国世界观”，日本与中国在其中都获得了相对的世界中心位置。本文试以“西蕃观”与“朝贡”为中心，对近代以前的日朝关系进行探析。
一、“西蕃观”与“朝贡”的演变
日本对朝鲜之“西蕃观”脱胎于中国的华夷观念，但又不同于中国的华夷观念：一方面，日本将朝鲜半岛诸国视为“西蕃”，要求它向日本朝贡，这与华夷观念是相通的；另一方面，日本的“西蕃观”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以文化优劣别华夷，相反它甚至要求朝鲜半岛向日本提供大陆先进的知识和人才。简言之，就是“西蕃观”保留了中国华夷观念的外在形式而舍弃了其实质内涵。所以，日本与朝鲜半岛形式上的朝贡关系是“西蕃观”的主要核心内容，也是构成古代日本型华夷秩序的基石。这种朝贡关系基本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4－5世纪是强力控制性朝贡阶段，是日本采取强硬手段介入半岛事务，目标主要不是要求半岛朝贡而是直接控制；2.7－8世纪是正常朝贡阶段，这时的日本与朝鲜半岛的新罗之间虽然对朝贡问题仍有些争议，但朝贡关系基本是稳定的；3.9世纪以后双方之间的关系基本中断，直到15世纪后日本与朝鲜建立通信关系，这种关系在表面上似乎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并不平等，日本在观念上仍将朝鲜视为朝贡国。所以，“西蕃观”与“朝贡”是近代以前日朝关系的基本定位，并且影响到后来的东亚历史。
二、“西蕃观”的确立与强力控制性朝贡
朝鲜半岛是日本距离亚洲大陆最近的地区，也是日本最初比较重视和熟悉的地区。以《日本书纪》为例，这部日本开始将海外世界作为重要记述内容的最古史书，有关海外地区的记述共1300余条，其中朝鲜半岛诸国便有1200余条，其他主要是以唐朝为首的中国诸王朝，合计不过百余条Ⅲ。由此可见，古代日本世界认识的视野主要集中于朝鲜半岛诸国。
据朝鲜现存最古的史书《三国史记》记载，从公元前后起，日本就开始侵犯朝鲜半岛：新罗始祖八年(公元前50年)，“倭人行兵，欲犯边，闻始祖有神德，乃还”。《日本书纪》中对古代日本与朝鲜半岛交往的纪事，也是始于公元前1世纪，并且认为是向日本朝贡：崇神天皇六十五年(公元前33年)，“任那国遣苏那曷叱之，令朝贡也”。日本在朝鲜半岛大规模扩张势力当是日本统一之后。“从公元4世纪后半叶开始，五王的时代是大和政权势力在朝鲜半岛达到全盛的时期”。不过，当时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实际情况仍有许多不明确的内容，如“任那日本府”等问题的争议。所以，以“西蕃观”为基石的日本型华夷秩序究竟从何时开始形成也难以定论。坂本太郎认为：“369年，应百济之请向半岛出兵，征讨新罗，平定了洛东江沿岸七国，西灭济州岛交给百济。于是百济王与日本使节同坐在磐石上，发誓永称西藩，朝贡日本。”但沈仁安认为，《日本书纪》中所谓369年“‘己巳史实’的中心内容‘七国平定’则应说是凭空的编造”，同时认为当时日本与百济“两国关系是对等的通好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朝贡关系”，而且是日本首先派遣使节希望建交。
根据日本当时在半岛的扩张势头，以及日本已加入中国朝贡体制而接受的朝贡观念，要求朝鲜半岛国家向日本朝贡是其可能的选择之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确认日本所认为的朝贡，以及朝贡关系在日本对半岛政策中的地位。由于原始相关文献的缺失，只能确认部分史实。首先是日本曾以强力手段控制百济、新罗等朝鲜半岛国家，包括质子现象和要挟处死国王等事实。4世纪末百济、新罗曾在日本的要挟下以皇子质于日本。据朝鲜《三国史记》载：397年，百济“王与倭结好，以太子腆支为质”。《三国遗事》称：新罗“那密王即位三十六年庚寅，倭王遣使来朝日：寡君闻大王之神圣，使臣等以告百济之罪于大王也。愿大王遣一王子，表诚心于寡君也。于是王使第三子美海，以聘于倭。美海年十岁，言辞动止犹未备具，故以内臣朴娑览为副使而遣之。倭王留而不送三十年”。此后，新罗等也多次被日本要求入质。如646年派遣高向玄理至新罗，要求新罗送人质至日本，因此有次年金春秋的入质。百济王子丰璋在日本为质30年，661年百济亡国后才由其遗臣鬼室福信迎接回国。
通过上述事例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在朝鲜半岛拥有很强势力，特别是对百济的控制非常严厉，可能存在着朝贡。其次，倭国在朝贡中国时曾提出对朝鲜半岛的权利要求。451年，“赞死，弟珍立，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这一要求无论是既成事实还是希望通过中国实现既成事实，都表明日本在观念方面视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等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样，朝贡既不能满足日本要求，也不能保证百济等国的安全，朝贡关系对双方而言都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这自然使朝贡关系难以稳定。“百济为对抗高句丽的侵略，需要日本的保护，但这种威胁一旦减弱，臣服的诚意也随之动摇。任那各国也是一有机会就要单独行动”。
三、“西蕃观”的渲染与正常性朝贡
6世纪以后，东亚局势的发展明显不利于日本维持或继续扩张自己在半岛的势力，特别是要面对不断强大的新罗。663年，日本援军在白村江口遭到惨败，长期以来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基本被根除。被驱逐出朝鲜半岛对日本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但又不能不面对既成事实，因此最好的办法只能就是渲染日本地位一直高于朝鲜半岛国家。所以，8世纪初成书的《古事记》《日本书纪》竭力强调日本与朝鲜半岛的朝贡关系。《古事记》有关域外地区的记述只有七条，其中就有著名的神功皇后讨伐新罗说：“其御船之波澜，押腾新罗之国，即到半国。于是， 其国王畏惶奏言：‘自今以后，随天皇命耳，为御马甘。每年双船……共与天地，无退仕奉。”’《日本书纪》的记载与《古事记》大同小异，同时更着意刻画了日本乃神国这一属性：“新罗王……乃今醒之日：‘吾闻，东有神国，谓日本。亦有圣王，谓天皇，必其国之神兵也。岂可举兵以距乎?’……因以，叩头之日：‘从今以后，长与乾坤，伏焉饲部。”’不仅称新罗降服了日本，百济自然也成了日本属国，《日本书纪》又增加了高句丽。“高丽、百济二国主，闻新罗收图籍降于日本國，密令伺其军势，则知不可胜，自来于营外，叩头而款曰：‘从今以后，永称西蕃，不绝朝贡。’故因以，定内官家屯仓，是所谓之三韩也”。
神功皇后讨伐新罗说带有神话色彩，作为历史事实并不完全可信。不过，从四世纪后半期开始，日本确曾卷入朝鲜半岛诸国的纷争。据“好太王碑”记载，倭曾破百济、新罗；前述的《三国史记》中也有百济、新罗两国的太子质于日本的记录，但这些事实比神功皇后伐新罗说晚了近两个世纪。另外，神功皇后伐新罗说之所以成立，也与7世纪中期日本出兵帮助百济抵抗新罗、唐朝联军有关，这是古代日本最早的大规模海外军事行动，并且《古事记》等成书时此次军事行动刚刚过了半个世纪，作为历史事实对日本人来说肯定记忆犹新。虽然日本战败，新罗统一了朝鲜，但这反而更会使《古事记》《日本书记》的编纂者刻意渲染带有神话色彩的神功皇后讨伐新罗说。神功皇后讨伐新罗说虽带有神话色彩，但从世界认识的角度看，它反映了日本形态的华夷观，并且为了显示其合理性，在时间上尽量往前追溯。
尽管日本与新罗宿怨很深，但676年新罗统一朝鲜后改变了半岛的格局，日朝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即7—8世纪比较正常的朝贡时期。“668年，新罗遣使日本，日本亦遣使新罗，此为白村江之战后，两国国交的恢复。此后新罗由于希望唐军撤出朝鲜半岛，开始与唐对立。同时为保障后方安全，与日本则维持朝贡关系。日本与新罗的国交，至七世纪末仍相当紧密，尤其新罗使节几乎连年使日。日本亦多次遣使至新罗”。
四、“西蕃观”的残留与观念性朝贡
奈良时代结束后的9世纪，日本与朝鲜“几乎没有正式使节往来”，新罗又于935年被王氏高丽取代，日本不久也进入中世的武家政治时代，社会比较混乱，双方一直没有什么正式的外交往来。15世纪以后，由于日本、朝鲜都接受了明朝的册封，纳入东亚朝贡体制，朝鲜开始向日本派遣通信使，直到19世纪初，通信使成为双方正式关系的象征。以通信使为标志的日朝关系，无论是具体操作还是日本对朝鲜通信使的认识，其实仍反映了日本视朝鲜为属国的潜在意识，这也是日本一直维持这一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具体操作看，通信使是朝鲜单方面的行为，日本并不向朝鲜派遣通信使，只是在朝鲜通信使回国时将日本的答书带回朝鲜，或者是通过对马藩与朝鲜联系，这实际上是将朝鲜置于不平等地位。正因如此，一旦稍有变故，1日本便责难朝鲜通信使。例如，室町幕府第四代将军足利义持拒绝明朝册封后，便要求朝鲜通信使的文书改用日本年号。另外，日本对朝鲜通信使的认识也明显地继续着《日本书纪》时代的基本态度，通信使习惯被日本人称为“来朝”。所以，日本社会对朝鲜充满了蔑视，即如中井竹山在《草茅危言》中所言：“神功远征以来，韩国服从朝贡，属国之事历代不绝。今势虽异……本来蕞尔偏邦之使价，即令今非属国，亦不应为应接之事倾如此天下之财。”日本之所以在认识上仍将朝鲜作为属国对待，既与双方早期的历史关系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把朝鲜视为属国乃日本型华夷秩序的基石，如果去掉这块基石，便无法构建日本型华夷秩序。因此，在日本的传统观念中，朝鲜作为属国的身份很难改变，“西蕃观”一直强有力地影响着双方，乃至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
[作者简介]李存朴，男，1964年生，史学博士，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柳文全]
[关键词]西蕃观，朝贡，华夷观念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1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2-0060-03
日本是地处亚洲大陆东部边缘的岛国。在近代以前，其世界认识的基本趋向是在吸收中国传统华夷意识的基础上，不断追求自我中心意识。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传统世界认识其实是划分为两个系统，系统之间虽有关联并且也相互影响，但又基本是獨立的：一是以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关系构建的“西蕃观”，它将朝鲜半岛国家视为日本的藩属与朝贡国，这种观念在前近代的日本一直存在并且以后仍有残留；一是以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构建的系统，它基本是从依附中国到脱离中国的过程，即日本曾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但7世纪以后便退出中国的朝贡体制，9世纪以后形成了日本的“三国世界观”，日本与中国在其中都获得了相对的世界中心位置。本文试以“西蕃观”与“朝贡”为中心，对近代以前的日朝关系进行探析。
一、“西蕃观”与“朝贡”的演变
日本对朝鲜之“西蕃观”脱胎于中国的华夷观念，但又不同于中国的华夷观念：一方面，日本将朝鲜半岛诸国视为“西蕃”，要求它向日本朝贡，这与华夷观念是相通的；另一方面，日本的“西蕃观”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以文化优劣别华夷，相反它甚至要求朝鲜半岛向日本提供大陆先进的知识和人才。简言之，就是“西蕃观”保留了中国华夷观念的外在形式而舍弃了其实质内涵。所以，日本与朝鲜半岛形式上的朝贡关系是“西蕃观”的主要核心内容，也是构成古代日本型华夷秩序的基石。这种朝贡关系基本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4－5世纪是强力控制性朝贡阶段，是日本采取强硬手段介入半岛事务，目标主要不是要求半岛朝贡而是直接控制；2.7－8世纪是正常朝贡阶段，这时的日本与朝鲜半岛的新罗之间虽然对朝贡问题仍有些争议，但朝贡关系基本是稳定的；3.9世纪以后双方之间的关系基本中断，直到15世纪后日本与朝鲜建立通信关系，这种关系在表面上似乎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并不平等，日本在观念上仍将朝鲜视为朝贡国。所以，“西蕃观”与“朝贡”是近代以前日朝关系的基本定位，并且影响到后来的东亚历史。
二、“西蕃观”的确立与强力控制性朝贡
朝鲜半岛是日本距离亚洲大陆最近的地区，也是日本最初比较重视和熟悉的地区。以《日本书纪》为例，这部日本开始将海外世界作为重要记述内容的最古史书，有关海外地区的记述共1300余条，其中朝鲜半岛诸国便有1200余条，其他主要是以唐朝为首的中国诸王朝，合计不过百余条Ⅲ。由此可见，古代日本世界认识的视野主要集中于朝鲜半岛诸国。
据朝鲜现存最古的史书《三国史记》记载，从公元前后起，日本就开始侵犯朝鲜半岛：新罗始祖八年(公元前50年)，“倭人行兵，欲犯边，闻始祖有神德，乃还”。《日本书纪》中对古代日本与朝鲜半岛交往的纪事，也是始于公元前1世纪，并且认为是向日本朝贡：崇神天皇六十五年(公元前33年)，“任那国遣苏那曷叱之，令朝贡也”。日本在朝鲜半岛大规模扩张势力当是日本统一之后。“从公元4世纪后半叶开始，五王的时代是大和政权势力在朝鲜半岛达到全盛的时期”。不过，当时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实际情况仍有许多不明确的内容，如“任那日本府”等问题的争议。所以，以“西蕃观”为基石的日本型华夷秩序究竟从何时开始形成也难以定论。坂本太郎认为：“369年，应百济之请向半岛出兵，征讨新罗，平定了洛东江沿岸七国，西灭济州岛交给百济。于是百济王与日本使节同坐在磐石上，发誓永称西藩，朝贡日本。”但沈仁安认为，《日本书纪》中所谓369年“‘己巳史实’的中心内容‘七国平定’则应说是凭空的编造”，同时认为当时日本与百济“两国关系是对等的通好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朝贡关系”，而且是日本首先派遣使节希望建交。
根据日本当时在半岛的扩张势头，以及日本已加入中国朝贡体制而接受的朝贡观念，要求朝鲜半岛国家向日本朝贡是其可能的选择之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确认日本所认为的朝贡，以及朝贡关系在日本对半岛政策中的地位。由于原始相关文献的缺失，只能确认部分史实。首先是日本曾以强力手段控制百济、新罗等朝鲜半岛国家，包括质子现象和要挟处死国王等事实。4世纪末百济、新罗曾在日本的要挟下以皇子质于日本。据朝鲜《三国史记》载：397年，百济“王与倭结好，以太子腆支为质”。《三国遗事》称：新罗“那密王即位三十六年庚寅，倭王遣使来朝日：寡君闻大王之神圣，使臣等以告百济之罪于大王也。愿大王遣一王子，表诚心于寡君也。于是王使第三子美海，以聘于倭。美海年十岁，言辞动止犹未备具，故以内臣朴娑览为副使而遣之。倭王留而不送三十年”。此后，新罗等也多次被日本要求入质。如646年派遣高向玄理至新罗，要求新罗送人质至日本，因此有次年金春秋的入质。百济王子丰璋在日本为质30年，661年百济亡国后才由其遗臣鬼室福信迎接回国。
通过上述事例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在朝鲜半岛拥有很强势力，特别是对百济的控制非常严厉，可能存在着朝贡。其次，倭国在朝贡中国时曾提出对朝鲜半岛的权利要求。451年，“赞死，弟珍立，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这一要求无论是既成事实还是希望通过中国实现既成事实，都表明日本在观念方面视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等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样，朝贡既不能满足日本要求，也不能保证百济等国的安全，朝贡关系对双方而言都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这自然使朝贡关系难以稳定。“百济为对抗高句丽的侵略，需要日本的保护，但这种威胁一旦减弱，臣服的诚意也随之动摇。任那各国也是一有机会就要单独行动”。
三、“西蕃观”的渲染与正常性朝贡
6世纪以后，东亚局势的发展明显不利于日本维持或继续扩张自己在半岛的势力，特别是要面对不断强大的新罗。663年，日本援军在白村江口遭到惨败，长期以来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基本被根除。被驱逐出朝鲜半岛对日本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但又不能不面对既成事实，因此最好的办法只能就是渲染日本地位一直高于朝鲜半岛国家。所以，8世纪初成书的《古事记》《日本书纪》竭力强调日本与朝鲜半岛的朝贡关系。《古事记》有关域外地区的记述只有七条，其中就有著名的神功皇后讨伐新罗说：“其御船之波澜，押腾新罗之国，即到半国。于是， 其国王畏惶奏言：‘自今以后，随天皇命耳，为御马甘。每年双船……共与天地，无退仕奉。”’《日本书纪》的记载与《古事记》大同小异，同时更着意刻画了日本乃神国这一属性：“新罗王……乃今醒之日：‘吾闻，东有神国，谓日本。亦有圣王，谓天皇，必其国之神兵也。岂可举兵以距乎?’……因以，叩头之日：‘从今以后，长与乾坤，伏焉饲部。”’不仅称新罗降服了日本，百济自然也成了日本属国，《日本书纪》又增加了高句丽。“高丽、百济二国主，闻新罗收图籍降于日本國，密令伺其军势，则知不可胜，自来于营外，叩头而款曰：‘从今以后，永称西蕃，不绝朝贡。’故因以，定内官家屯仓，是所谓之三韩也”。
神功皇后讨伐新罗说带有神话色彩，作为历史事实并不完全可信。不过，从四世纪后半期开始，日本确曾卷入朝鲜半岛诸国的纷争。据“好太王碑”记载，倭曾破百济、新罗；前述的《三国史记》中也有百济、新罗两国的太子质于日本的记录，但这些事实比神功皇后伐新罗说晚了近两个世纪。另外，神功皇后伐新罗说之所以成立，也与7世纪中期日本出兵帮助百济抵抗新罗、唐朝联军有关，这是古代日本最早的大规模海外军事行动，并且《古事记》等成书时此次军事行动刚刚过了半个世纪，作为历史事实对日本人来说肯定记忆犹新。虽然日本战败，新罗统一了朝鲜，但这反而更会使《古事记》《日本书记》的编纂者刻意渲染带有神话色彩的神功皇后讨伐新罗说。神功皇后讨伐新罗说虽带有神话色彩，但从世界认识的角度看，它反映了日本形态的华夷观，并且为了显示其合理性，在时间上尽量往前追溯。
尽管日本与新罗宿怨很深，但676年新罗统一朝鲜后改变了半岛的格局，日朝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即7—8世纪比较正常的朝贡时期。“668年，新罗遣使日本，日本亦遣使新罗，此为白村江之战后，两国国交的恢复。此后新罗由于希望唐军撤出朝鲜半岛，开始与唐对立。同时为保障后方安全，与日本则维持朝贡关系。日本与新罗的国交，至七世纪末仍相当紧密，尤其新罗使节几乎连年使日。日本亦多次遣使至新罗”。
四、“西蕃观”的残留与观念性朝贡
奈良时代结束后的9世纪，日本与朝鲜“几乎没有正式使节往来”，新罗又于935年被王氏高丽取代，日本不久也进入中世的武家政治时代，社会比较混乱，双方一直没有什么正式的外交往来。15世纪以后，由于日本、朝鲜都接受了明朝的册封，纳入东亚朝贡体制，朝鲜开始向日本派遣通信使，直到19世纪初，通信使成为双方正式关系的象征。以通信使为标志的日朝关系，无论是具体操作还是日本对朝鲜通信使的认识，其实仍反映了日本视朝鲜为属国的潜在意识，这也是日本一直维持这一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具体操作看，通信使是朝鲜单方面的行为，日本并不向朝鲜派遣通信使，只是在朝鲜通信使回国时将日本的答书带回朝鲜，或者是通过对马藩与朝鲜联系，这实际上是将朝鲜置于不平等地位。正因如此，一旦稍有变故，1日本便责难朝鲜通信使。例如，室町幕府第四代将军足利义持拒绝明朝册封后，便要求朝鲜通信使的文书改用日本年号。另外，日本对朝鲜通信使的认识也明显地继续着《日本书纪》时代的基本态度，通信使习惯被日本人称为“来朝”。所以，日本社会对朝鲜充满了蔑视，即如中井竹山在《草茅危言》中所言：“神功远征以来，韩国服从朝贡，属国之事历代不绝。今势虽异……本来蕞尔偏邦之使价，即令今非属国，亦不应为应接之事倾如此天下之财。”日本之所以在认识上仍将朝鲜作为属国对待，既与双方早期的历史关系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把朝鲜视为属国乃日本型华夷秩序的基石，如果去掉这块基石，便无法构建日本型华夷秩序。因此，在日本的传统观念中，朝鲜作为属国的身份很难改变，“西蕃观”一直强有力地影响着双方，乃至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
[作者简介]李存朴，男，1964年生，史学博士，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柳文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