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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柬埔寨，受到隆重欢迎，鲜花招展，彩旗飞扬，热烈欢迎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可谁会料到，如果不是中国安全部门、柬埔寨政府与爱国华侨的鼎力合作，在此前夕及时地粉碎了国民党特务的“湘江”暗杀行动计划，那么，随着轰隆一声爆炸声，国家主席刘少奇就将罹难于异国他乡。
敌特阴谋策划“湘江案”
1960年5月，周恩来总理访问柬埔寨，受到西哈努克亲王和柬埔寨人民的热烈欢迎。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看到中柬友好，断定中国最高领导人肯定要再访金边，因此密切关注北京的动向。1961年9月，中国安全部门得到情报，台湾方面注意中国代表团出访柬埔寨等国的事情。1961年底，台湾特务机关派上校级特务张霈芝到南越西贡，在美国和南越特务机关的配合下，向设立在西贡的特务机构——南越第三工作指挥站，布置暗害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少奇的计划。他们策划在柬埔寨首都建立一个金边组，具体执行暗杀任务。他们将这一行动计划称之“湘江计划”。
张霈芝原籍广东鹤山，7岁时全家移民越南，到他18岁时，经人引荐投入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旗下，受过专门的情报训练。因为张霈芝是越南华侨，对东南亚一带相当熟悉，所以他被任命为金边组组长，农稔祥为副组长，成员除4人是由台湾派来之外，其余40多名工作人员都是在当地吸收或用钱买通的。
有一个叫肖成的华侨，在金边与哥哥合开了一家照相馆。他的二儿子肖广在金边市学机械，思想上要求进步，常常参加华侨爱国团体的社会活动，对社会主义祖国甚为向往，时刻都怀着回祖国工作和生活的念头。但肖成的家庭经济并不宽裕，无能力达成肖广回祖国的愿望。
与肖成认识多年的华侨许湛得知这个情况后，便表示愿意承担肖广回国的一切费用，但条件是回国后必须向他提供有关祖国的情报。肖成和家人商量后决定“借水行舟”，先把肖广送回祖国，再想办法摆脱他们。于是肖成便答应了许湛的条件，并由许湛介绍认识了金边组副组长农稔祥。农稔祥让肖广在金边郊区一所小屋内，进行了4个月的特务训练。
1961年冬的一天，肖广参加一场由爱国华侨学校举办的球赛。他在脱衣服上场时，从口袋里掉出一个钱包，内有受特务训练的文件和有关证件以及一张字条。条子上写着要肖广去中国大使馆申请护照回广州华侨补习学校学习，趁机窃取情报，然后把情报交给香港的联系人。这些内容恰被一个爱国学生发现了，他当即向中国大使馆报告。大使馆又将情况向国内报告，请示处理方案。国内回复：摸清敌特情况，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其为我所用。
特务训练结束，农稔祥指示肖广去大使馆办理回国手续。大使馆一等秘书兼领事部主任陈扬早已掌握了肖广的情况。经过教育，肖广彻底交代了问题。接着，陈扬通知肖成来大使馆面谈。见面后，陈扬表示肖广的问题可以谅解，并安慰肖成不必为肖广回国后的安全和生活担心，祖国政府会安排好的。
肖广回国后被安排在广州一工厂工作，在有关部门布置下曾多次以假情报寄回柬埔寨给国民党特务组织。当肖成得悉肖广回国后生活得不错，曾几次前往大使馆向陈扬表示道谢。陈一方面赞扬肖广改过自新，获得新生，另一方面鼓励肖成为祖国做些有益的事情。安全部门即发展他为中方内线。陈扬要肖成多了解农稔祥的活动，但千万不能主动，凡事不要追问，只用“老实、无知”的态度去接近，以争取农稔祥信任，深入到特务内部去。
肖成逐渐取得了农稔祥的信任。台湾派去柬埔寨的特务头子张云到达越柬边界时，农稔祥就派肖成去迎接他，帮他租屋、搞身份证等。不久农稔祥的妻子来柬，仍然是由肖成办妥安置手续。此后每有特务要潜入祖国，肖成都要帮他们拍摄护照上的照片。肖成每次都多印一张送去大使馆。农稔祥很快就将肖成作为“交通员”使用，每月发给他工资。肖成则利用购买照相器材的机会，往返于金边和西贡，传递情报。
1963年4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将于4月底5月初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四国的消息后，台湾在柬埔寨、越南的特务机关开始加紧实施谋杀计划。
张霈芝等人先后讨论了几个谋杀方案，最后，决定以“挖地道、埋炸药”的方式，在刘少奇访柬的必经之路，即金边机场与首都之间的公路引爆炸药。
先遣小组肩负侦破重任
中国获得这一情报之后，于1963年3月成立了中央安全领导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任组长，确保刘少奇出访的安全。安全小组有孔原、廖承志等总参谋部、外交部、调查部、公安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还有其他的一些部门，研究对策。重要决策报周恩来总理批准。
为准确地搞清敌人的阴谋，确保刘少奇主席和代表团人员的安全，中央安全领导小组还决定临时抽调调查部袁庚、国务院侨委司长吴济生和公安部杨世瑞等人组成先遣小组，赶赴柬埔寨负责刘少奇访柬的安全保卫工作并侦破“湘江案”。
4月7日，袁庚等先遣组人员飞抵金边，当晚听取中侨办吴济生和大使馆秘书王树人介绍当地敌情，翻阅了近半个月以来使馆和国内有关来往文电。次日，袁庚与使馆的有关人员一道到金边和各个访问城市的主要街道建筑物和国民党特务地址现场视察。
4月10日，陈叔亮大使回馆，传达了国内对刘少奇访柬的各项指示。会后，根据吴济生提供的名单，先遣组人员开始接见华侨领袖和华侨骨干，着手组织华侨积极分子对台特分子进行跟踪监视，同时收集各帮派黑社会流氓的资料。大使馆根据先遣组的建议，在使馆安保组下面建立了类似作战室的小机构，针对“湘江案”绘制敌情组织系统表、特务驻地和可疑地点的敌情示意图，每日按情况变化制订人物卡片。
4月11日，特务联络员陈海通在边界交给肖成一个装着两支十多公分长雷管的厚纸盒，谎称是“无线电零件”。肖成真的以为是“无线电零件”，把它放进裤袋骑上自行车上公路，准备转乘汽车回金边。在路上他发觉裤袋中的雷管丢掉了一支，就立刻回去寻找，没有找到。肖成对丢失了的“无线电零件”并没有在意。到家时农稔祥已焦急地在门口等着肖成，一见面就问：“有没有东西带回来？”肖成便将情况告诉他。他听了惊恐地埋怨肖成做事太不小心。肖成笨头笨脑地回答说：“电器零件能值多少钱？丢了就再买，或再向陈海通多取两支不就行了。”农稔祥见肖成“笨”成这样子也无可奈何了。 16日，肖成去向陈扬等人汇报。他把那两支“零件”的形状画出来。安保小组当即召开紧急会议。袁庚富有经验，指出这两支铜管是国内14日电告的美制军用电导火雷管。袁庚等人判断：“敌人已准备有所行动了！”
安保小组把有关情况向国内汇报。第二天，国内发来密电，指示“迫切需要掌握敌情，首先是坑道爆破地点、器材存放地点和执行人”。
17日晚10时，袁庚在与代号为P021联络员见面时，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从12日至17日，在越柬边界的秘密交通站，共积压了10封送往台湾的信。袁庚等人决定马上通知肖成，让他把10封信带回来。
天将拂晓，联络员P021赶到边境检查站附近，赶上肖成，传达了袁庚和陈扬的指示，叫他把留在边界尚未送走的信件取回来。肖成取回信，赶回金边已是18日下午2时。
拆开信件，除两封是国内特务来信的原件照转外，其余八封字大、行疏、纸皱，根据这三大特点，袁庚肯定信中有密写。从安保工作的角度来看，最感棘手最焦虑的问题是，信件能否迅速破译，肖成在这期间能否不暴露，争取敌人信任至最后一分钟。袁庚当即一面特急报请国内指示简易显影办法，一面立即命人向市面药房和爱国华侨医院购买或借用紫外灯。
事态危急，大使馆在19日向柬方提交了有关案情的备忘录。
20日，安保小组按国内19日电告的强光显影法，借来一个300瓦灯泡，将信件在强光下反复察看，均无法显影。中方先遣组和大使馆由于没有设备，无法破译密信。
西哈努克亲王接到中方备忘录之后，大吃一惊，于20日上午派外交国务员胡森巴约见大使陈叔亮，告称：亲王鉴于敌情严重，安全工作没有把握，是否请中国方面考虑延期访问。
推迟访问，事关重大。周恩来总理迅速将情况向当时在南方视察的毛泽东和正在出国访问的刘少奇汇报。中国方面考虑中柬两国建交不久，中国国家元首又是首次访问，如延期将产生不利影响，于是毛泽东批示：“按期访问，限期破案！”刘少奇也表示，不推迟访问时间。周恩来指示复电大使馆：访问如期进行。为安全起见，决定派前驻柬大使王幼平以外交部顾问、刘少奇随员的身份先期抵达金边，指导中国大使馆与柬方接洽安全保卫工作。
雷霆出击，一网打尽
柬方安保工作自21日开始全面行动起来，把占全国四分之一的国防军调进首都，成立了六人指挥机构，指定朗诺部长和沙叔萨康部长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军队第二厅召开全部军事谍报人员会议，积极部署。
4月25日下午，应陈权亮大使的请求，公安部派破译密码的技术员吴良骏带了必要的器材，经缅甸辗转抵达金边。一到大使馆，他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大家凝神屏息在紫外灯前工作至翌日凌晨3时，当紫光灯下显现出坑道情况、大致地段、凶手姓名时，大家心里也说不出是紧张还是兴奋。台湾特务信件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他们下手的地点在飞机场到柬埔寨皇宫的路上，特务在大路边有房子，从那里挖坑道至路底下，埋上炸药，按电钮就会爆炸。在信上，有详细的地形图。
二是参加行动的特务的名单，有二十多个人，这些人中，有柬埔寨人，有在柬埔寨的越南人，也有台湾人。信中提出，如果成功，它是请赏的名单，如果牺牲了，就是抚恤的名单。
三是金边组搞行动的人向台湾请示，如果西哈努克亲王同刘少奇主席在一辆车上，那么炸还是不炸？
根据密写信提供的线索，当务之急是要迅速侦察出坑道的准确位置，并找到执行凶手陈德安、张达昌。为此，袁庚率领两位会说柬语的留学生，化装成华侨到从机场至市区的波士东大道侦察。陈扬布置华侨骨干查询陈德安的下落。
26日上午，袁庚在长约12公里的大道上来回行驶了4趟，根据地形特点，确定一段约300公尺长的单边街道为重点地段。他们在这一地段逐家挨门访问。他们发现波士顿路10号住着3个单身汉，他们是1个多月前才迁进来的。他们白天不在家，晚上才回来，非常可疑。
袁庚立刻回到大使馆，查对了特务住地。他发现肖成提供的张达昌的地址是贡不路10号。那么这个10号会不会就是他们侦察过的波士顿路10号呢？晚上，袁庚一行人再次来到波士顿路10号，通过华侨骨干访问了周围的邻居，了解到10号住客的年龄、相貌等具体特征后，断定这就是张达昌的驻地。
该屋为4层楼房，上3层露出地面，底层像地下室一样低于马路面。张达昌、陈德安和一法籍印度人合租该屋。他们在底层横向马路挖了一条坑道，埋放了大量炸药，计划在西哈努克从机场迎接刘少奇回王宫路经此处时引爆，同时引爆房屋对面的加油站。此时，张达昌因风声紧很少回到波士顿路10号。
27日，陈扬又叫肖成将9封信送回边界交给特务联络员陈海通。
27日上午9时，王幼平和公安部凌云局长乘专机抵达昆明。刘少奇刚刚结束对缅甸的访问，带领代表团回到昆明休息。凌云向刘少奇等人汇报。在座的有陈毅副总理，还有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乔冠华、罗青长和黄镇等。刘少奇听完汇报，作了三点指示：一是建议柬方把群众迎接场面减少到最低限度；二是日程安排上，建议减少外地活动，以便中柬两国领导人有更多的时间会谈和交换意见；三是为打乱敌人的部署，访柬时间是否提前一点。
晚上6时，宾努亲王亲自来到中国大使馆，认真听取了王幼平等人介绍情况和日程安排建议后表示，中方的意见和建议都很重要，也很中肯，提供的情况与柬方掌握的差不多。并表示，敌特活动的确十分严重，此案大如天。
28日，西哈努克亲王在接到中方最新掌握的情报后，宣布：从28日起戒严，金边市市民只准出市不准入市。柬方保安委员会还根据西哈努克亲王的指令，制定了周密计划，决定28日夜里采取第一个大行动。
中方人员发现张达昌以及另外三人等驾吉普车向南越西贡方向逃去，中方两位华侨骨干随即驾车在后面跟踪，直至离金边15公里的小贡不市。张达昌等人下车。一位华侨骨干在现场监视，另一位立即回来报告。当时已是下午4时，袁庚等人连忙找到柬军部的内线P004，通过他向军部要了四名柬籍便衣，追至现场，逮捕张达昌等二人，漏网二人。经审讯，张达昌供出了谋杀计划，交出C4炸药四磅、雷管一支、手榴弹六枚，还供出坑道挖掘地点。 根据张达昌的交代，4月28日午夜，柬方军队、警察和保安人员封锁了从波成东国际机场到市区金边的一段15公里长的长堤公路。这段路是由湖泊垫起来的。长堤两侧的民房多为两层小楼，这些小楼，从堤下看是两层，从堤上看是一层。军警包围了特务租赁的一座高脚楼房和对面的油库。在高脚楼下面的储藏室里，军警推开靠墙的柜子，发现了一个大洞，坑道深15米，一直通到公路中央底下。为防止汽车轧塌，敌特在这条坑道里用树桩搭架。坑道里面已放好两箱TNT炸药，还有一大卷电雷管和一批挖掘工具。又在洋楼的一个房间里起获了6颗烈性炸药手榴弹。
据执行爆破任务的特务供称，他们的任务是在刘少奇和西哈努克亲王的汽车经过时，按动电钮进行爆破暗杀。台湾特务机关给他们的命令是“切实了解刘少奇座车行列位置，不论车上有无西哈努克，均应断然执行”。
台湾特务机关的命令强调：坑道爆炸不成，要立即执行第二方案，刘少奇游览市区时，投掷手榴弹。
28日夜，柬方有关部门逮捕了张霈芝和农稔祥等46人。保安人员从张霈芝家搜出4封他与台湾特务机关来往的密写信，3封他与西贡特务站的密写信。警察局从农稔祥家中搜出一瓶农药，这瓶农药原想在国宴中毒杀刘少奇之用，在花盆底下搜出两颗MK2炸弹及一套定时炸弹计爆器。接着又粉碎了台湾特务南越第三指挥站利用南越代表处外交邮袋企图运进30磅C4炸药到金边的阴谋。
湘江案彻底告破。这时，距刘少奇主席访柬只有48小时。
西哈努克亲王对抓获敌特分子、缴获爆炸物品又惊又喜，但他对刘少奇来访的安全问题还心有余悸。4月30日下午4时，柬埔寨国防大臣朗诺中将紧急约见中国大使陈叔亮，向中方通报了破案的情况，并请陈大使和王幼平等参观了缴获的TNT烈性炸药、手榴弹、定时炸弹和一大堆敌特作案工具。朗诺在约见陈叔亮大使时表示：情况十分复杂，敌情十分严重。他诚恳地问：“鉴于这种情况，中方是否考虑推迟访问？”
5月1日凌晨1时，刘少奇在接到驻柬大使馆的请示后，指示王幼平和陈叔亮，立即分别约见宾努亲王和朗诺将军，通知柬方，仍按原定日期访问，不再改变。这时，距刘少奇的专机起飞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了。西哈努克亲王听了宾努和朗诺报告后，眼眶湿润了，激动地说：“中国主席是用生命把友谊送过来的。”
5月1日11时，刘少奇同陈毅等乘坐的专机平稳地降落在金边波成东国际机场，受到西哈努克亲王的热烈欢迎。当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在机舱门口出现时，鸣礼炮21响。刘少奇和夫人接过两位柬埔寨公主的献花，脖子上套上花环，通过红地毯，然后由王后陪着刘少奇，西哈努克亲王陪着王光美，分别乘车前往王宫。金边市20万市民高举中柬两国国旗和刘少奇主席大幅照片，载歌载舞热烈欢迎。5月5日下午，刘少奇同西哈努克亲王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联合声明》。5月6日，刘少奇一行在访柬取得圆满成功之后，安全回到昆明。
敌特阴谋策划“湘江案”
1960年5月，周恩来总理访问柬埔寨，受到西哈努克亲王和柬埔寨人民的热烈欢迎。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看到中柬友好，断定中国最高领导人肯定要再访金边，因此密切关注北京的动向。1961年9月，中国安全部门得到情报，台湾方面注意中国代表团出访柬埔寨等国的事情。1961年底，台湾特务机关派上校级特务张霈芝到南越西贡，在美国和南越特务机关的配合下，向设立在西贡的特务机构——南越第三工作指挥站，布置暗害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少奇的计划。他们策划在柬埔寨首都建立一个金边组，具体执行暗杀任务。他们将这一行动计划称之“湘江计划”。
张霈芝原籍广东鹤山，7岁时全家移民越南，到他18岁时，经人引荐投入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旗下，受过专门的情报训练。因为张霈芝是越南华侨，对东南亚一带相当熟悉，所以他被任命为金边组组长，农稔祥为副组长，成员除4人是由台湾派来之外，其余40多名工作人员都是在当地吸收或用钱买通的。
有一个叫肖成的华侨，在金边与哥哥合开了一家照相馆。他的二儿子肖广在金边市学机械，思想上要求进步，常常参加华侨爱国团体的社会活动，对社会主义祖国甚为向往，时刻都怀着回祖国工作和生活的念头。但肖成的家庭经济并不宽裕，无能力达成肖广回祖国的愿望。
与肖成认识多年的华侨许湛得知这个情况后，便表示愿意承担肖广回国的一切费用，但条件是回国后必须向他提供有关祖国的情报。肖成和家人商量后决定“借水行舟”，先把肖广送回祖国，再想办法摆脱他们。于是肖成便答应了许湛的条件，并由许湛介绍认识了金边组副组长农稔祥。农稔祥让肖广在金边郊区一所小屋内，进行了4个月的特务训练。
1961年冬的一天，肖广参加一场由爱国华侨学校举办的球赛。他在脱衣服上场时，从口袋里掉出一个钱包，内有受特务训练的文件和有关证件以及一张字条。条子上写着要肖广去中国大使馆申请护照回广州华侨补习学校学习，趁机窃取情报，然后把情报交给香港的联系人。这些内容恰被一个爱国学生发现了，他当即向中国大使馆报告。大使馆又将情况向国内报告，请示处理方案。国内回复：摸清敌特情况，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其为我所用。
特务训练结束，农稔祥指示肖广去大使馆办理回国手续。大使馆一等秘书兼领事部主任陈扬早已掌握了肖广的情况。经过教育，肖广彻底交代了问题。接着，陈扬通知肖成来大使馆面谈。见面后，陈扬表示肖广的问题可以谅解，并安慰肖成不必为肖广回国后的安全和生活担心，祖国政府会安排好的。
肖广回国后被安排在广州一工厂工作，在有关部门布置下曾多次以假情报寄回柬埔寨给国民党特务组织。当肖成得悉肖广回国后生活得不错，曾几次前往大使馆向陈扬表示道谢。陈一方面赞扬肖广改过自新，获得新生，另一方面鼓励肖成为祖国做些有益的事情。安全部门即发展他为中方内线。陈扬要肖成多了解农稔祥的活动，但千万不能主动，凡事不要追问，只用“老实、无知”的态度去接近，以争取农稔祥信任，深入到特务内部去。
肖成逐渐取得了农稔祥的信任。台湾派去柬埔寨的特务头子张云到达越柬边界时，农稔祥就派肖成去迎接他，帮他租屋、搞身份证等。不久农稔祥的妻子来柬，仍然是由肖成办妥安置手续。此后每有特务要潜入祖国，肖成都要帮他们拍摄护照上的照片。肖成每次都多印一张送去大使馆。农稔祥很快就将肖成作为“交通员”使用，每月发给他工资。肖成则利用购买照相器材的机会，往返于金边和西贡，传递情报。
1963年4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将于4月底5月初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四国的消息后，台湾在柬埔寨、越南的特务机关开始加紧实施谋杀计划。
张霈芝等人先后讨论了几个谋杀方案，最后，决定以“挖地道、埋炸药”的方式，在刘少奇访柬的必经之路，即金边机场与首都之间的公路引爆炸药。
先遣小组肩负侦破重任
中国获得这一情报之后，于1963年3月成立了中央安全领导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任组长，确保刘少奇出访的安全。安全小组有孔原、廖承志等总参谋部、外交部、调查部、公安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还有其他的一些部门，研究对策。重要决策报周恩来总理批准。
为准确地搞清敌人的阴谋，确保刘少奇主席和代表团人员的安全，中央安全领导小组还决定临时抽调调查部袁庚、国务院侨委司长吴济生和公安部杨世瑞等人组成先遣小组，赶赴柬埔寨负责刘少奇访柬的安全保卫工作并侦破“湘江案”。
4月7日，袁庚等先遣组人员飞抵金边，当晚听取中侨办吴济生和大使馆秘书王树人介绍当地敌情，翻阅了近半个月以来使馆和国内有关来往文电。次日，袁庚与使馆的有关人员一道到金边和各个访问城市的主要街道建筑物和国民党特务地址现场视察。
4月10日，陈叔亮大使回馆，传达了国内对刘少奇访柬的各项指示。会后，根据吴济生提供的名单，先遣组人员开始接见华侨领袖和华侨骨干，着手组织华侨积极分子对台特分子进行跟踪监视，同时收集各帮派黑社会流氓的资料。大使馆根据先遣组的建议，在使馆安保组下面建立了类似作战室的小机构，针对“湘江案”绘制敌情组织系统表、特务驻地和可疑地点的敌情示意图，每日按情况变化制订人物卡片。
4月11日，特务联络员陈海通在边界交给肖成一个装着两支十多公分长雷管的厚纸盒，谎称是“无线电零件”。肖成真的以为是“无线电零件”，把它放进裤袋骑上自行车上公路，准备转乘汽车回金边。在路上他发觉裤袋中的雷管丢掉了一支，就立刻回去寻找，没有找到。肖成对丢失了的“无线电零件”并没有在意。到家时农稔祥已焦急地在门口等着肖成，一见面就问：“有没有东西带回来？”肖成便将情况告诉他。他听了惊恐地埋怨肖成做事太不小心。肖成笨头笨脑地回答说：“电器零件能值多少钱？丢了就再买，或再向陈海通多取两支不就行了。”农稔祥见肖成“笨”成这样子也无可奈何了。 16日，肖成去向陈扬等人汇报。他把那两支“零件”的形状画出来。安保小组当即召开紧急会议。袁庚富有经验，指出这两支铜管是国内14日电告的美制军用电导火雷管。袁庚等人判断：“敌人已准备有所行动了！”
安保小组把有关情况向国内汇报。第二天，国内发来密电，指示“迫切需要掌握敌情，首先是坑道爆破地点、器材存放地点和执行人”。
17日晚10时，袁庚在与代号为P021联络员见面时，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从12日至17日，在越柬边界的秘密交通站，共积压了10封送往台湾的信。袁庚等人决定马上通知肖成，让他把10封信带回来。
天将拂晓，联络员P021赶到边境检查站附近，赶上肖成，传达了袁庚和陈扬的指示，叫他把留在边界尚未送走的信件取回来。肖成取回信，赶回金边已是18日下午2时。
拆开信件，除两封是国内特务来信的原件照转外，其余八封字大、行疏、纸皱，根据这三大特点，袁庚肯定信中有密写。从安保工作的角度来看，最感棘手最焦虑的问题是，信件能否迅速破译，肖成在这期间能否不暴露，争取敌人信任至最后一分钟。袁庚当即一面特急报请国内指示简易显影办法，一面立即命人向市面药房和爱国华侨医院购买或借用紫外灯。
事态危急，大使馆在19日向柬方提交了有关案情的备忘录。
20日，安保小组按国内19日电告的强光显影法，借来一个300瓦灯泡，将信件在强光下反复察看，均无法显影。中方先遣组和大使馆由于没有设备，无法破译密信。
西哈努克亲王接到中方备忘录之后，大吃一惊，于20日上午派外交国务员胡森巴约见大使陈叔亮，告称：亲王鉴于敌情严重，安全工作没有把握，是否请中国方面考虑延期访问。
推迟访问，事关重大。周恩来总理迅速将情况向当时在南方视察的毛泽东和正在出国访问的刘少奇汇报。中国方面考虑中柬两国建交不久，中国国家元首又是首次访问，如延期将产生不利影响，于是毛泽东批示：“按期访问，限期破案！”刘少奇也表示，不推迟访问时间。周恩来指示复电大使馆：访问如期进行。为安全起见，决定派前驻柬大使王幼平以外交部顾问、刘少奇随员的身份先期抵达金边，指导中国大使馆与柬方接洽安全保卫工作。
雷霆出击，一网打尽
柬方安保工作自21日开始全面行动起来，把占全国四分之一的国防军调进首都，成立了六人指挥机构，指定朗诺部长和沙叔萨康部长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军队第二厅召开全部军事谍报人员会议，积极部署。
4月25日下午，应陈权亮大使的请求，公安部派破译密码的技术员吴良骏带了必要的器材，经缅甸辗转抵达金边。一到大使馆，他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大家凝神屏息在紫外灯前工作至翌日凌晨3时，当紫光灯下显现出坑道情况、大致地段、凶手姓名时，大家心里也说不出是紧张还是兴奋。台湾特务信件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他们下手的地点在飞机场到柬埔寨皇宫的路上，特务在大路边有房子，从那里挖坑道至路底下，埋上炸药，按电钮就会爆炸。在信上，有详细的地形图。
二是参加行动的特务的名单，有二十多个人，这些人中，有柬埔寨人，有在柬埔寨的越南人，也有台湾人。信中提出，如果成功，它是请赏的名单，如果牺牲了，就是抚恤的名单。
三是金边组搞行动的人向台湾请示，如果西哈努克亲王同刘少奇主席在一辆车上，那么炸还是不炸？
根据密写信提供的线索，当务之急是要迅速侦察出坑道的准确位置，并找到执行凶手陈德安、张达昌。为此，袁庚率领两位会说柬语的留学生，化装成华侨到从机场至市区的波士东大道侦察。陈扬布置华侨骨干查询陈德安的下落。
26日上午，袁庚在长约12公里的大道上来回行驶了4趟，根据地形特点，确定一段约300公尺长的单边街道为重点地段。他们在这一地段逐家挨门访问。他们发现波士顿路10号住着3个单身汉，他们是1个多月前才迁进来的。他们白天不在家，晚上才回来，非常可疑。
袁庚立刻回到大使馆，查对了特务住地。他发现肖成提供的张达昌的地址是贡不路10号。那么这个10号会不会就是他们侦察过的波士顿路10号呢？晚上，袁庚一行人再次来到波士顿路10号，通过华侨骨干访问了周围的邻居，了解到10号住客的年龄、相貌等具体特征后，断定这就是张达昌的驻地。
该屋为4层楼房，上3层露出地面，底层像地下室一样低于马路面。张达昌、陈德安和一法籍印度人合租该屋。他们在底层横向马路挖了一条坑道，埋放了大量炸药，计划在西哈努克从机场迎接刘少奇回王宫路经此处时引爆，同时引爆房屋对面的加油站。此时，张达昌因风声紧很少回到波士顿路10号。
27日，陈扬又叫肖成将9封信送回边界交给特务联络员陈海通。
27日上午9时，王幼平和公安部凌云局长乘专机抵达昆明。刘少奇刚刚结束对缅甸的访问，带领代表团回到昆明休息。凌云向刘少奇等人汇报。在座的有陈毅副总理，还有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乔冠华、罗青长和黄镇等。刘少奇听完汇报，作了三点指示：一是建议柬方把群众迎接场面减少到最低限度；二是日程安排上，建议减少外地活动，以便中柬两国领导人有更多的时间会谈和交换意见；三是为打乱敌人的部署，访柬时间是否提前一点。
晚上6时，宾努亲王亲自来到中国大使馆，认真听取了王幼平等人介绍情况和日程安排建议后表示，中方的意见和建议都很重要，也很中肯，提供的情况与柬方掌握的差不多。并表示，敌特活动的确十分严重，此案大如天。
28日，西哈努克亲王在接到中方最新掌握的情报后，宣布：从28日起戒严，金边市市民只准出市不准入市。柬方保安委员会还根据西哈努克亲王的指令，制定了周密计划，决定28日夜里采取第一个大行动。
中方人员发现张达昌以及另外三人等驾吉普车向南越西贡方向逃去，中方两位华侨骨干随即驾车在后面跟踪，直至离金边15公里的小贡不市。张达昌等人下车。一位华侨骨干在现场监视，另一位立即回来报告。当时已是下午4时，袁庚等人连忙找到柬军部的内线P004，通过他向军部要了四名柬籍便衣，追至现场，逮捕张达昌等二人，漏网二人。经审讯，张达昌供出了谋杀计划，交出C4炸药四磅、雷管一支、手榴弹六枚，还供出坑道挖掘地点。 根据张达昌的交代，4月28日午夜，柬方军队、警察和保安人员封锁了从波成东国际机场到市区金边的一段15公里长的长堤公路。这段路是由湖泊垫起来的。长堤两侧的民房多为两层小楼，这些小楼，从堤下看是两层，从堤上看是一层。军警包围了特务租赁的一座高脚楼房和对面的油库。在高脚楼下面的储藏室里，军警推开靠墙的柜子，发现了一个大洞，坑道深15米，一直通到公路中央底下。为防止汽车轧塌，敌特在这条坑道里用树桩搭架。坑道里面已放好两箱TNT炸药，还有一大卷电雷管和一批挖掘工具。又在洋楼的一个房间里起获了6颗烈性炸药手榴弹。
据执行爆破任务的特务供称，他们的任务是在刘少奇和西哈努克亲王的汽车经过时，按动电钮进行爆破暗杀。台湾特务机关给他们的命令是“切实了解刘少奇座车行列位置，不论车上有无西哈努克，均应断然执行”。
台湾特务机关的命令强调：坑道爆炸不成，要立即执行第二方案，刘少奇游览市区时，投掷手榴弹。
28日夜，柬方有关部门逮捕了张霈芝和农稔祥等46人。保安人员从张霈芝家搜出4封他与台湾特务机关来往的密写信，3封他与西贡特务站的密写信。警察局从农稔祥家中搜出一瓶农药，这瓶农药原想在国宴中毒杀刘少奇之用，在花盆底下搜出两颗MK2炸弹及一套定时炸弹计爆器。接着又粉碎了台湾特务南越第三指挥站利用南越代表处外交邮袋企图运进30磅C4炸药到金边的阴谋。
湘江案彻底告破。这时，距刘少奇主席访柬只有48小时。
西哈努克亲王对抓获敌特分子、缴获爆炸物品又惊又喜，但他对刘少奇来访的安全问题还心有余悸。4月30日下午4时，柬埔寨国防大臣朗诺中将紧急约见中国大使陈叔亮，向中方通报了破案的情况，并请陈大使和王幼平等参观了缴获的TNT烈性炸药、手榴弹、定时炸弹和一大堆敌特作案工具。朗诺在约见陈叔亮大使时表示：情况十分复杂，敌情十分严重。他诚恳地问：“鉴于这种情况，中方是否考虑推迟访问？”
5月1日凌晨1时，刘少奇在接到驻柬大使馆的请示后，指示王幼平和陈叔亮，立即分别约见宾努亲王和朗诺将军，通知柬方，仍按原定日期访问，不再改变。这时，距刘少奇的专机起飞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了。西哈努克亲王听了宾努和朗诺报告后，眼眶湿润了，激动地说：“中国主席是用生命把友谊送过来的。”
5月1日11时，刘少奇同陈毅等乘坐的专机平稳地降落在金边波成东国际机场，受到西哈努克亲王的热烈欢迎。当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在机舱门口出现时，鸣礼炮21响。刘少奇和夫人接过两位柬埔寨公主的献花，脖子上套上花环，通过红地毯，然后由王后陪着刘少奇，西哈努克亲王陪着王光美，分别乘车前往王宫。金边市20万市民高举中柬两国国旗和刘少奇主席大幅照片，载歌载舞热烈欢迎。5月5日下午，刘少奇同西哈努克亲王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联合声明》。5月6日，刘少奇一行在访柬取得圆满成功之后，安全回到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