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石棺床研究现状及其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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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石棺床作为粟特人独特的葬具,备受考古及其他学科研究者的重视。收集当前有关天水石棺床论著可以看出,20多年来学界主要集中在天水石棺床的年代、图像、宗教、艺术风格等方面研究。当前学界对天水石棺床年代、宗教派别等问题已达成共识。在今后要加强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法、文化史以及多学科交叉的研究,以期取得更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粟特;天水石棺床;研究现状
  1982年6月,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石马坪出土了一具隋唐屏风石棺床。该棺床由床座、床板和屏风组成。①从天水市博物馆发表简报至今,引起历史、考古、文化、艺术、建筑等各个学科的广泛关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多年来与天水石棺床相关的研究论著、报道有30多篇,涉及天水石棺床考古发掘、年代、图像、宗教、艺术等几个主要方面的研究。在全面收集现有论著的基础上,笔者就20多年来天水石棺床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不足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1 天水石棺床发掘简报及报道
  1992年,天水市博物馆发表了《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的发掘简报。该简报中对出土的屏风石棺床做了详细的介绍,包括屏风石棺床的构件组成、图像介绍、年代及其他。由大小不等的17方画像石和8方素面石条组成屏风、床座和床板,其中屏风由11方高均87厘米、宽30~46厘米的彩绘画像石组成,床左右首各3方,正面5方,每块浮雕一组画面内容相对独立分别为狩猎、宴饮、酿造、祭祀、出行、泛舟、建筑桥涵、亭台楼阁、山水日月、人物车马等情景造型;床座由8方高33厘米,长短不等的素面石条和2方画像石组成;床板由长51.5~59厘米、宽115厘米、厚9厘米的四块石条组成,各拼缝间均有子母扣相接(图1)。通过对屏风画的内容、风格、艺术、人物、乐器组合等方面考证,该石棺床年代上限约在隋代,下限约为初唐。①该石棺床的问世对研究我国古代建筑、绘画、民乐、服饰等提供了宝贵材料,具有意义非凡的研究价值。
  屏风石棺床出土后也备受媒体关注。2010年11月9日,《中国新闻网》等媒体报道了甘陕专家联手初步修复“国宝”隋唐石棺床,天水市博物馆与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在2009年为石棺床保护修复制定了方案,并获国家文物局批准。2010年,天水市博物館与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开始对石棺床进行修复。2011年11月23日,《兰州晚报》报道了天水国宝文物“隋唐贴金彩绘围屏石榻”开放,经一年时间的修复工作已完成隋唐贴金彩绘围屏石榻的整体保护修复工程,同时对展厅进行了装修布展并定名为“丝路瑰宝—隋唐贴金彩绘围屏石榻”特展。《光明日报》在2013年8月3日第12版中报道了粟特人的石榻—天水隋代屏风彩绘石棺床,介绍了石棺床的详细情况及其粟特人葬俗依据。2014年12月13日,《天水晚报》报道了丝路瑰宝—天水石棺床,对其出土情况、部件构成、年代和粟特人都做了相关报道。2018年1月2日,《甘肃日报》刊登了雍际春撰写的《甘肃天水出土的石棺床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文中详细介绍了天水石棺床的构成、内容以及所反映的文化,并以出土的石棺床作为粟特人聚居的见证物;粟特人广泛活动于丝绸之路上,对中古时期的贸易、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1月1日,《甘肃日报》报道了天水市博物馆馆长李宁民题为《丝绸之路上的“国宝级”文物—隋唐屏风贴金彩绘石棺床》一文,对石棺床的出土背景、文化内涵以及所反映的文化交流做了简要介绍。
  2 石棺床年代
  关于天水石棺床的年代原简报中判定年代上限约在隋代,下限约为初唐。①但随着更多专家学者对天水石棺床的关注研究,对原简报中的年代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观点都倾向于石棺床的年代为北朝末至隋代。
  姜伯勤提到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倪润安认为天水石棺床的年代下限为隋代②,在另一文中指出通过《通典》中“大唐之制”,也可证明天水石棺床下限应为隋代③。荣新江提出天水石棺床的年代在北朝晚期或隋代。④郑岩把天水石棺床与安伽墓、虞弘墓中的石棺做了对比,提出天水石棺床有比较浓厚的粟特美术色彩,石棺床年代或许应为北朝晚期到隋代。⑤邢福来认为围屏石榻出土的墓葬年代为北朝时期,天水出土的围屏石榻年代也应为北朝时期。⑥宋莉通过对墓室建筑及随葬品年代的分析,认为其年代在北周至隋代大业之间。⑦李宁民对出土的随葬器物进行研究,发现其均在北朝,再结合上述姜伯勤的观点,故将该墓的年代定为北朝至隋。⑧孙武军根据葬具图像风格以及内涵,提出天水石棺床和吉美博物馆所藏石棺床的年代应为隋代。⑨沈睿文从墓葬建制入手,通过对隋唐时期石棺床图像和墓葬壁画的对比分析,认为天水石马坪墓的年代在唐以前;接着通过对天水石棺床背屏图像的研究,提出天水石马坪墓的年代应为隋大业年间⑩,将该墓的时间限度做了明确界定。马晓玲根据石棺床及屏风画内容、风格、建筑与乐器组合,将天水石棺床墓定为隋代墓葬。k通过上述梳理,学界对天水石棺床墓的年代问题已达成一致,应为隋代墓葬。
  3 图像研究
  天水市博物馆在原简报中只是按照屏风编号将其所表现内容描述出来,而没有做具体的读图顺序及深入研究。随着众多专家学者对石棺床屏风中的图像进行了不同层次的研究之后,基本确定了屏风的读图顺序以及解读出图像背后所代表的文化含义,笔者在此做简单的梳理。
  李永平通过介绍了围屏4、围屏1、围屏9和围屏2的内容,并将天水出土围屏石榻与安伽墓的部分内容做了比较,得出其联系的部分;在文中对围屏石榻屏风4做了解读之后,认为这幅图案反映的是墓主人遇见了自己的良知,即“信仰”的化身,向天国进发,l这与姜伯勤解读屏风1的内容观点相吻合,⑤由此出现了对不同编号的屏风内容解读却相同的冲突,笔者较倾向于姜伯勤对屏风1的解读。接着也对屏风1右下角的图案做了解读,认为手持来通杯(角形杯)的即为女神旦厄娜,所跪手中持物的人即为墓主人,双方作交谈状,说明墓主人接受考验已进入天国。而原报告对此解读存在一定问题。同时也对屏风画9的内容做了解读,根据人物发饰和外貌特征,断定上首坐在台上的三人为胡人形象。除此之外,李永平对屏风2和屏风1中的部分图案有新的认识,认为其图案中有关佛教和道教的内容,在屏风2中,有祆教徒多崇拜的满月和火山,也有道教玉兔执玉杵捣药和青鸟昂首鸣叫,而屏风1中的立阙与唐代的佛塔相似。⑩   姜伯勤着重对屏风1、屏风2、屏风6、屏风9和屏风10的内容做了分析。首先分析了屏风9的图案内容,认为两个跪拜者之间的椭圆形平底酒器,即为祭神用的巨型“叵罗”,而兽头中流泻的“酒如绳”的图像,应为祆祭图像、“雩祭”场面,加之叵罗旁二人跪拜,可证此屏风9中的图案为拜祭内容。而兽头中流泻的酒为“豪摩酒”,既可用来祭神,也可供拜神者饮用,通过文献及图像判断,认为其中一个兽头为牛头,另外一个为家犬之首。接着分析了屏风2和屏风10的图案内容,认为崇拜日月的琐罗亚斯德教习俗在这两个屏风画像石中有着鲜明的表现。其次分析了屏风1的图案内容,认为该图表达的是在离别之桥神接引义人前往天国,图中站立的女子是良知的化身,即“信仰”的化身,由手握来通的女子指引灵魂通过桥面,覆钵顶的建筑应寓意天堂。最后分析了屏风6墓主夫妇宴饮图,并且结合已知与粟特人及琐罗亚斯德教有关的屏风式石棺床画像石,提出了从正中开始的读图顺序。第1幅(原6):夫妇对饮图,墓主人很可能为萨宝或胡人大臣;第2幅(原5):府邸园林回廊;第3幅(原7):胡人出行图,当为胡臣下属胡人出行,或萨宝下属之胡商上路;第4幅(原4):车乘图;第5幅(原8):府邸园林,曲形回廊;第6幅(原3):未亡人图,圣树图;第7幅(原9):雩祭祭祆图,豪摩酒祭图;第8幅(原2):日图;第9幅(原10):月图;第10幅(原1):是克瓦饮桥密特拉神接引义人前往天国图、来通演礼图;第11幅(原11):天宇灵图,是一幅狩猎图。①姜伯勤接着在另一文中,提出天水石棺床主要表现的是以豪摩酒祭琐罗亚斯德教雨神得悉神之“朝夕酒如绳”的特点。通过对画像石中的神话典故和图画术语的类型学分析,将天水石棺床归于祭祀类。②
  张桢对天水石棺床中有关酒内容的屏风1、屏风6和屏风9的图像内容做了解读后,提出屏风9中表现酿酒场面的图像是目前唯一发现的表现粟特人从事农业生产的画面。提出豪摩酒是在琐罗亚斯德教仪式中饮用,而葡萄酒是在日常生活中饮用。而图像中的酒器叵罗和来通,是以萨珊和粟特系统为主。③
  孙武军提到天水石棺床中出现人物图像的屏风有8块,根据国内发现其他粟特人墓葬中发现有墓主像,认为屏风6和屏风1中的主要人物最有可能為墓主像。④他还认为天水石棺床右首第一幅屏风上半部分有钦瓦特桥,桥边有骑马密特拉神接引义人前往天国,右下部分覆钵宝珠刹顶亭子下,有两个人分别持叵罗和来通饮酒,这个覆钵宝珠刹顶亭子及其场面应为天国的象征;接着提到入华粟特人信奉琐罗亚斯德教,要遵循该教所规定的亡灵必须经过钦瓦特桥接受审判的教仪,钦瓦特桥是波斯神话中人间与冥世之界桥,由于琐罗亚斯德教的传布,粟特人也在墓葬图像中用钦瓦特桥来表现他们的死亡观。通过对这些图像的研究和上述提出的观点,他认为这体现了入华粟特人从善恶二元观到钦瓦特桥审判的一种死亡观。⑤
  李宁民将原简关于屏风图案报刊登不清或遗漏的地方提了出来。首先关于屏风5中下半身隐于画面中的墙壁之内,只将上半身及头部探出墙外的这一人物,李先生认为其似为一孩童,其表现与墓葬中经常出现的,将身子半隐于门内的“启门图”相似。其次指出屏风6中,除了原报告指出的墓主夫妇和男主人身后的侍女外,在女性墓主背后还有一侍女,只露出半个头部、手及足部。接着说明了屏风9中那位一手伸进大缸、一手持盛酒器的胡人手中所持之物为一件细颈盘口壶,其盘口较宽,颈部较细长。最后通过对屏风10中那位撑船前行的男子的衣着、头饰、面部观察,确定其为汉人形象。⑥
  沈睿文通过对天水石棺床与国内发现的其他石棺床的对比分析,得出天水石棺床背屏图像的最大特点是曲尺形长廊占据了背屏的主要篇幅;接着从敦煌壁画和其他墓葬发现的壁画入手,提出天水石棺床的背屏廊庑建筑等同于墓葬壁画中的木结构建筑,即影作木构画面,而石棺床背屏上的花石等点缀相当于影作木构间布局的山石花鸟。认为背屏中的楼阁和阙构成了墓葬中墓道北壁楼阁及其两旁门阙的意象。接着通过对国内发现的同类葬具组合以及图像研究,提出除现有随葬品之外,还应有胡旋舞者形象的随葬品,只是因材质易腐朽而未发现。最后提出该墓墓主身份可能为战将。③
  王山通过对天水石棺床围屏图案类型分析,认为其在国内发现粟特人石棺床中较为特殊,天水石棺床围屏图案以风景、单人或少数人物出行为多,与其他墓葬图案所表现出来的宏大场面不一,相较于国内发现其他粟特人石棺床墓,天水石棺床墓汉化程度最高。⑦
  杨菁菁通过艺术角度,对天水石棺床屏风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认为其采用边角之景的构图方法和近、中、远的层次表达⑧是目前从艺术角度研究粟特石质葬具的成功案例。
  张俊沛从美术“界画”的概念入手,提出天水石棺床屏风画的用笔、画线工整,结构清晰,疏密有致;在空间表现上,主要采用深远与平视、散点与俯视巧妙结合的多种透视手法;从画面构图来看,天水石棺床屏风画像是以亭台楼阁等建筑群为主体,衬托树木、云气、流水,在总体构图上呈现出“异时同图画”的特点。天水石棺床屏风画表达了北朝晚期至隋唐建筑山水画的造型特点,成为考察山水画从萌芽走向成熟的例证。①
  4 石棺床其他方面介绍研究
  随着近年来对天水石棺床的深入研究,除了上述三个研究方面外,还有新的发现。李宁民发现石棺床由17方画像石和9方素面石条组成,而非8方素面石条。而屏风连接方面,李宁民推测为铁质、木质材料或均为铁质材料连接,而非木钉。在床板连接方面,李宁民指出:4块床板中,1、2块和3、4块床板之间用子母扣相接,2、3块之间没有子母扣相接,而原简报写到各拼缝间均有子母扣相接。石棺床正面左右两脚下各有一石兽,应为琐罗亚斯德教中的“神犬”,而非原简报中所说镇墓兽。还有其当年出土的随葬品鸡首壶、烛台和铜镜,经专家鉴定均为北朝器物。②墓室地面铺砖,又在砖下垫一层沙,沙下面又发现有一层木炭,这种独特的埋葬行为或与墓主信仰有关,其在今后的考古发掘中应值得注意。
  马琳燕在2010年对天水石棺床进行了保护与修复,通过分析石棺床本体和施彩局部劣化病害、初次修复所使用材料的老化问题以及石棺床支撑体的安全隐患,采取科学检测手段和修复材料,使天水石棺床面貌焕然一新(图1)。③   丁杰通过类型学方法,把中古时期入华粟特移民的石质葬具划分为石棺床、围屏石榻、石堂三大类,而将天水石棺床划分为围屏石榻ⅠB型(榻板下带有床座)。④
  马晓玲对中国境内各地区所见的入华粟特人墓葬根据营建特点进行类型学分析,共划分为土洞墓、砖室墓和石室墓三大类,各类又分为单室和双室两类,将天水石棺床墓归为竖井墓道单室砖墓,并且根据考古发现石棺床的对比分析,认为天水石棺床属于坐卧两用榻具。⑤
  5 结语
  从上述对天水石棺床的研究来看,20多年来学界在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一些分歧问题也趋于一致。比如石棺床所属年代、宗教类别等问题学术界已取得了共识。就需要加强研究方面而言,笔者浅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出土粟特类似石棺床很少,没有最新的学术资料可供研究,成为研究粟特墓葬相关问题的瓶颈。
  ②对全国现已发现的粟特石棺床通过类型学和文化因素的方法进行比较性研究,分析粟特人墓葬文化特点及其“汉化”程度。
  ③对于石棺床的研究不能脱离整体墓葬的营造空间,要完整地解读粟特人墓葬的葬仪,力求更加全面地反映社会与观念。
  ④应从生活史角度阐释石棺床的每一方屏风内容,了解和分析粟特人的生活经历。
  ⑤应该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运用考古学和艺术类的理论方法,以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①张卉英.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J].考古,1992(1):46-54,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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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姜伯勤.天水隋石屏风墓胡人“酒如绳”祆祭画像石图像研究[J].敦煌研究,2003(1):13-21,109.
  ④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M]//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修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⑤郑岩.青州北齐画像石与入华粟特人美术—虞弘墓等考古新发现的启示[M]//郑岩.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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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李宁民.天水出土屏风石棺床再探讨[J].中原文物,2013(3):85-91,105.
  ⑨孙武军.北朝隋唐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的文化与审美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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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马晓玲.北朝至隋唐时期入华粟特人墓葬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5.
  【作者简介】贾永强,男,汉族,甘肃天水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史前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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