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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读本》是一部介于学术化与普及化的著作。它既是作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无论文本解读还是思想阐释，都体现着学术的严肃性和高端特点。它又是学术转化的实践成果，是面向读者尤其是大众读者的普及性、实用性文化读本。它从多维向度展开了国学研习与实践，从理论的角度讨论了国学的体系构成，从实践的维度提升国学的当代品格。这正是本书作者著述主要的目的。将古代思想精华转化为当下实践经验，以古人的智慧转化为当代的文化建设，发掘古代经典的社会价值。全书包括各家经典的选段、注释、今译，为读者阅读提供了一个新的文本，让读者比较容易就能够接受中国古代各家学派的经典著作。它同时又是学术的，“评析”是这部著作的重点，是作者学术研究的成果，体现着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到见解。
在作者理解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概括，纵向特征是“易”，横向特征是“和”。所谓“易”，“就是《周易》中的‘易’，‘生生不息’、‘革故鼎新’。求变是正宗国学，不变是腐儒国学，国学永远是过程”（前言）。在“易”的视野中的“国学”，是与中国现实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指导当代文化建设的经典。当然，在作者看来，文化重建并不是空洞的口号，不是照搬经典的教条，而是要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带着问题研习国学经典，“‘新国学’要从问题出发，学问的基础是问，学问学问，没问就没学，没学就没根”，这就是用古人的智慧解决当代人的问题，是传承中华文明再造民族文化辉煌。在作者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政”带动了国学的新变化，“经济国学已经在儒商的实践中萌动”，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就应该是国学必须要面对的。正如作者所说：“人文科学是研究人的，如今的‘社会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人’，不深入经济生活，学术研究就不周延。效率、利润、价格、待遇、物求、个性、竞争、规划、法律等要素都很重要，但是安人、守正、群体、和谐、人本、仁爱、恕道、自强、无为、淡定、乐天、厚生等理念也很重要，新型的商业文明需要人文干预，在这方面国学大有可为。”
作者用“和”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横向特征，以“和”作为贯穿各家思想的主线。所谓“和”“就是《论语》中的‘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兼容并包’、‘百家争鸣’”。尽管这里主要引用的是儒家思想，以儒家文化作为国学中心，还有可以商讨的空间，但是，以“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思想，并以此贯通儒、道、法、兵、佛、墨等各家思想，准确地把握了国学的基本精神。在作者设想的思想框架中，“和”既是思想价值的范畴，是和谐、中和，同时又是思想规范的范畴，也就是“兼容并包”，各种不同的思想演说都可以在同一种思想规范中被纳入到一个理论框架中来。
在作者所构造的这个文化体系中，儒家文化当然居有主导地位，对儒家文化的阐释不仅涉及对道、法、兵等各家思想的贯通，而且也影响到国学今用的现实功能。在对诸家学说阐述的过程中，作者似乎更偏爱儒家文化。徐宏力教授多年来致力于《论语》研究，致力于国学的传播。因此，这种偏爱就是在深入研究基础上的文化认同。作者认为，儒家文化的主要思想是“仁”，“孔学就是‘仁学’，‘仁’是儒家思想中的大字眼儿”（P3）。孔子说：“克己复礼以为仁”。所以，“仁”的核心并在于“礼”。所谓“礼”就是一种典章制度，是一种规则，是一种道德规范。所谓“克己复礼”就是要通过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思想，使自己所做的每件事都要符合“礼”，只要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符合“礼”的要求了，就会达到和谐的地步，也就会达到“仁”的境界。
以“礼”的思维来理解儒家文化的“中庸”，中庸就是大德性、大智慧，是一种状态，也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作者的设想中，中庸就是一种境界，如果各方面的事情都能达到这种境界，就是一种至美。作者强调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与现实的关系，就是突出做人做事要把握适度，多一分，少一分，都不是最佳境界，而唯有中庸可以达到完美境地。因此，所谓中庸就是中和，就是不走极端，不过分，不急于求成，而是把握分寸，适度 掌握。
如果说作者对儒家文化的把握主要侧重于以礼求和的话，那么，对道家文化的理解则主要倾向于天乾地坤，阴阳相济，正所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所谓“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演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道家文化主张的“无为而治”，不是不做事，而是要正确地做事，有智慧地做事。怎样才是有智慧地做事？顺其自然，低调为人，积小成多，积水为渊，积土成山。如果说儒家文化强调做事要从大处着眼，强调有理想有抱负，那么道家文化恰恰突出了做事要从小处着眼，重视过程，要知道自己的不足。
由于本书体例的性质决定，这部著作不可能对先秦以来各家思想进行系统论述，甚至对经典的评析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展开。但我觉得作者的评析是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若干问题而写出的心得体会。这里既有作者的理论探讨，有作者多年来学术研究的成果，也有社会观察及其社会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产物。作者注重学理上的讨论，但不发空议论，也不单纯进行学术辨析，而是将学术思想融入现实的考察之中，将古人的智慧转化为实践层面上的经验。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书中收录的案例。这些案例在每一选段、今译、评析之后，是对国学经典的形象概括，也是对“评析”的进一步阐述。这些案例可读、好读，让人愿意读，读后能够加深对原著和评析的理解。它们既是对经典选段的形象化，赋予那些抽象的理论以形象的表现，同时又是对古人哲理的当代提升，从而使古人的智慧具有新的高度。
近年来的国学热也在提醒人们，国学今用应有一定的限度。这里可以套用作者的一种思想，国学今用如果达到中庸的境界是一种理想状态，不重视国学对当代的作用，是无用，用过了，就是滥用。五四以来新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借鉴，都对国学的当代实践提出了新的课题。
（责任编辑吴健斌）
在作者理解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概括，纵向特征是“易”，横向特征是“和”。所谓“易”，“就是《周易》中的‘易’，‘生生不息’、‘革故鼎新’。求变是正宗国学，不变是腐儒国学，国学永远是过程”（前言）。在“易”的视野中的“国学”，是与中国现实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指导当代文化建设的经典。当然，在作者看来，文化重建并不是空洞的口号，不是照搬经典的教条，而是要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带着问题研习国学经典，“‘新国学’要从问题出发，学问的基础是问，学问学问，没问就没学，没学就没根”，这就是用古人的智慧解决当代人的问题，是传承中华文明再造民族文化辉煌。在作者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政”带动了国学的新变化，“经济国学已经在儒商的实践中萌动”，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就应该是国学必须要面对的。正如作者所说：“人文科学是研究人的，如今的‘社会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人’，不深入经济生活，学术研究就不周延。效率、利润、价格、待遇、物求、个性、竞争、规划、法律等要素都很重要，但是安人、守正、群体、和谐、人本、仁爱、恕道、自强、无为、淡定、乐天、厚生等理念也很重要，新型的商业文明需要人文干预，在这方面国学大有可为。”
作者用“和”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横向特征，以“和”作为贯穿各家思想的主线。所谓“和”“就是《论语》中的‘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兼容并包’、‘百家争鸣’”。尽管这里主要引用的是儒家思想，以儒家文化作为国学中心，还有可以商讨的空间，但是，以“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思想，并以此贯通儒、道、法、兵、佛、墨等各家思想，准确地把握了国学的基本精神。在作者设想的思想框架中，“和”既是思想价值的范畴，是和谐、中和，同时又是思想规范的范畴，也就是“兼容并包”，各种不同的思想演说都可以在同一种思想规范中被纳入到一个理论框架中来。
在作者所构造的这个文化体系中，儒家文化当然居有主导地位，对儒家文化的阐释不仅涉及对道、法、兵等各家思想的贯通，而且也影响到国学今用的现实功能。在对诸家学说阐述的过程中，作者似乎更偏爱儒家文化。徐宏力教授多年来致力于《论语》研究，致力于国学的传播。因此，这种偏爱就是在深入研究基础上的文化认同。作者认为，儒家文化的主要思想是“仁”，“孔学就是‘仁学’，‘仁’是儒家思想中的大字眼儿”（P3）。孔子说：“克己复礼以为仁”。所以，“仁”的核心并在于“礼”。所谓“礼”就是一种典章制度，是一种规则，是一种道德规范。所谓“克己复礼”就是要通过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思想，使自己所做的每件事都要符合“礼”，只要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符合“礼”的要求了，就会达到和谐的地步，也就会达到“仁”的境界。
以“礼”的思维来理解儒家文化的“中庸”，中庸就是大德性、大智慧，是一种状态，也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作者的设想中，中庸就是一种境界，如果各方面的事情都能达到这种境界，就是一种至美。作者强调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与现实的关系，就是突出做人做事要把握适度，多一分，少一分，都不是最佳境界，而唯有中庸可以达到完美境地。因此，所谓中庸就是中和，就是不走极端，不过分，不急于求成，而是把握分寸，适度 掌握。
如果说作者对儒家文化的把握主要侧重于以礼求和的话，那么，对道家文化的理解则主要倾向于天乾地坤，阴阳相济，正所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所谓“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演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道家文化主张的“无为而治”，不是不做事，而是要正确地做事，有智慧地做事。怎样才是有智慧地做事？顺其自然，低调为人，积小成多，积水为渊，积土成山。如果说儒家文化强调做事要从大处着眼，强调有理想有抱负，那么道家文化恰恰突出了做事要从小处着眼，重视过程，要知道自己的不足。
由于本书体例的性质决定，这部著作不可能对先秦以来各家思想进行系统论述，甚至对经典的评析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展开。但我觉得作者的评析是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若干问题而写出的心得体会。这里既有作者的理论探讨，有作者多年来学术研究的成果，也有社会观察及其社会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产物。作者注重学理上的讨论，但不发空议论，也不单纯进行学术辨析，而是将学术思想融入现实的考察之中，将古人的智慧转化为实践层面上的经验。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书中收录的案例。这些案例在每一选段、今译、评析之后，是对国学经典的形象概括，也是对“评析”的进一步阐述。这些案例可读、好读，让人愿意读，读后能够加深对原著和评析的理解。它们既是对经典选段的形象化，赋予那些抽象的理论以形象的表现，同时又是对古人哲理的当代提升，从而使古人的智慧具有新的高度。
近年来的国学热也在提醒人们，国学今用应有一定的限度。这里可以套用作者的一种思想，国学今用如果达到中庸的境界是一种理想状态，不重视国学对当代的作用，是无用，用过了，就是滥用。五四以来新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借鉴，都对国学的当代实践提出了新的课题。
（责任编辑吴健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