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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上监委的牌子只是开始，真正扛起这块牌子才有力量。”挂牌伊始，作为全国首个县一级监委整建制成立的城市，辽宁丹东6个县（市、区）监委的工作人员就将省纪委领导的嘱托牢牢记在心上。
从2017年11月11日中央召开全国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到12月1日6个县（市、区）监委全部挂牌，丹东市在20天时间里完成了编制划转、机构设置、人员转隶、人大选举监委主任、任命监委组成人员、挂牌揭牌等工作，创造了监察体制改革的丹东速度。成绩面前，当地党委、纪委监委清醒认识到，面对整合国家反腐败力量的新要求，丹东刚刚上路。
丹东市纪委书记杨宇新说：“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一个月来，丹东市各县（市、区）纪委、监委扎扎实实地做着机构整合、人员融合、工作磨合的工作，力求思想上、能力上扛起监委的重担。”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改革蓝图，是如何转化为生动实践的？近日，记者深入辽宁省丹东市多个县（市、区）采访，一探究竟。
人转心转，攥紧反腐拳头
丹东市凤城市监委成立第二天，凤城市委书记高峻就接待了一个刚刚转隶到监委的老同志。这位接近退休年龄的“老检察”表达了“回去”的想法。
回想起一个月前的一幕，高峻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位同志在检察战线干了将近30年，有感情。而且按照规定，半年之内退休的同志可以不转隶，他距离红线只有几个月。就因为这么点时间差，思想肯定有波动。作为‘施工队长’，我们党委书记就要做好磨合、融合的工作。”
凤城市委深知人事关系的调转仅仅是一张纸，而人的思想转变却不是一说就通的。于是，高峻和“一身武艺”的“老检察”“新监察”唠了小半天：“在反贪、反渎工作上，你是一把好手。转隶到监委，虽然快退休了，但这正是传帮带的好时候，你要把一辈子的‘功夫’言传身教给年轻人。”
真诚的交流打开了“老检察”的心结，他说：“思想上有波动是因为干习惯了。但新环境给了我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激情。我是党员，国家整合反腐败力量需要我们冲上去。想通了，心静了、干劲足了。”
和这位“老检察”一样，让凤城市监委15名转隶人员安心新环境、热爱新工作的是凤城市委、纪委监委细致入微的工作。凤城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高星说：“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大家共同身处一个新单位，就要说一家话、办一家事。”
凤城市检察院原反渎职侵权局局长方国柱在反贪、反渎岗位上工作了22年，转隶后，他任职凤城市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负责人。方国柱说，2016年看到北京、山西、浙江三省市的转隶方案时，就对自己未来的工作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从确认转隶到现在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多月，但已和新同事迅速融为一体。
“22年来，我干的是职务犯罪侦查。转隶后，肯定不是原有工作简单的复制粘贴。”方国柱激励自己要尽快抛弃惯性思维，通过政治学习、业务学习，做到人转、心转，在国家反腐败力量攥成一个拳头过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凤城市纪委、监委合署办公后，纪检监察室由原来的4个增加到7个。凤城市纪委常務副书记、监委副主任卢秉凯说，7个纪检监察室都是混编组成，大家共同工作在新集体里，业务匕互补、情感上互融，真正拧成了“一股绳”。
监委主任的笔录制作课
在丹东市振兴区首任监委主任马建军的办公桌上，一份从2017年11月30日到2018年2月2日的培训计划排得满满当当。“纪委、监委合署办公，监督执纪的能手和案件侦查的高手融合在一起工作，是大家取长补短的最好机会。”
既要讲纪言纪语，更要说法言法语。学习培训从监委挂牌的第一天就开始。筹备监委时就在一线指挥的振兴区委书记栾春新对新机构的战斗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他说：“新监委的班子成员和10个科室主任都要来上一课，就挑你业务最强的一个点讲。培训要见实效，标准就是提高政治站位和业务能力。”
仔细翻阅振兴区纪委、监委的培训内容，涵盖了结合十九大精神的政治培训：党纪、法律知识的融合培训；监察机关定位职责的研讨；以案代训的实战培训等。马建军说：“培训每周一到两天，只要没有案子，全员参加。”
在授课目录上，马建军自己申报了两次课，其中一次是看似简单的笔录制作。他说：“笔录制作是纪检监察人员的基本功。看似简单，有的人干了一辈子也没上手。监委接受党委领导、接受人民监督，工作必须越来越规范。所以，我们的基本功就从笔录制作入手。”
振兴区监委委员王德林介绍，培训就是为了提高能力、解决问题。每次授课人讲完后，都会让大家深入讨论，让新知识入脑入心。
在培训纪要上，记者看到，2017年12月1日“犯罪的构成”培训后，作为“学生”的振兴区纪委的工作人员提了7个问题，而转隶来的工作人员，作为熟悉法律知识的“老师”逐一点评、解答。在振兴区监委案件审理室工作的叶春娜说，老师、学生的角色时时互换，大家的执纪、侦查能力都在学习中不断增强，体现了反腐力量的整合。振兴区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王海龙说，熟悉法律的新同事一点拨，我们就知道了哪些证据需要补充、完善，这样拿出来的案子更“漂亮”。
县区基层工作人员实际操作能力强，以案代训的实战培训效果最好。一个月来，振兴区纪委、监委案件科室主任带领新转隶监委干部，以实际问题线索核实以案代训的方式，迅速开展监督执纪，取得了良好效果。
振兴区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负责人孙杰曾在检察院从事了14年反贪工作。他说，现在通过直接参与问题线索的核查实战，投入到监督执纪工作中。“这个过程使我对区纪委监委的工作方式方法有了更深的了解，转变了以往一插到底的查办案件观念，现在我们每一环、每一扣的调查核实要完全按照初核方案进行，这要求我们前期的准备工作要更周全。”
非党员村干部的“紧箍咒”
在2017年12月8日丹东市振安区纪委监委召开的监察对象座谈会上，鸭绿江街道办事处武营村村委会主任王晓东说：“随着区监委成立，我作为一名非中共党员的村委会主任，被列入监察范围，接受监委监督，感到沉甸甸的压力和责任。我一定以制度、法律规范自己的一切言行，依法履职，主动接受监委的监督，接受群众监督，做好各项工作。” 和王晓东戴上“紧箍咒”的感受一样，振安区多名村两委委员、村民组长接受采访时都表示，反腐败向最基层延伸的感受越来越强烈。
没有空档期、不留空白点，这是丹东市、县两级党委对改革期间纪委、监委提出的明确要求。振安区委书记陈福茂说，监委成立后，大家务必要尽快释放监督执纪越来越严、监察全覆盖的强烈信号。
一个月来，合署办公的振安区纪委监委紧锣密鼓地摸清底数、梳理线索、创新工作、主动出击，确保反腐败工作一刻也不歇脚。
振安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白元和说，纪委监委合署办公后，执纪执法对象更广泛了，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的战斗任务更重了。我们己对区内监察对象进行了全面摸底，建立了监察对象数据库。目前正组织人力对9892名党员、3693名监察对象实施信息录入。全区党员、监察对象的基本信息“全息图”全部精确掌握，准确“画像”，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为区委选人用人提供重要依据。
据介绍，以监委成立为时间节点，振安区建立了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统一管理体系。振安区纪委监委案件管理监督室主任王志丹说，自监委成立以来，案件管理监督室共收到30件问题线索。其中，检察院移交25件，执纪审查中发现1件，其他部门转办2件，纪委遗留2件。目前，所有问题线索都按程序移送上级纪委或交承办科室。
2017年12月18日上午，振安区纪委监委会议审议通过对五龙背镇原副镇长于晓龙挪用公款作出的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决定，并报区委批准。转隶人员王春雨，原任振安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曾于2017年4月主持查办该案件。转隶后，第一次列席参与对于晓龙开除公职的政务处分，角色的转变令“老检察”王春雨感慨万分。“从检察机关转向政治机关，让我觉得责任重大。”
2017年12月15日，一场面向全振安区公开的述纪述责述廉现场会引人关注。
“局长，请问您对水利工程建设领域廉洁风险是如何防控的？”振安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问道。
振安区水利水产局党组书记、局长管恩杰答道：“我们针对工程建设领域廉洁风险防控问题，组织领导班子认真研究，着重从项目立项、实施、监督环节控制风险。”
这就是区水利局领导班子成员“三述”现场。“三述”是振安区在辽宁省创新探索的镇（街）党政“一把手”和区直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向区纪委全委会述纪述责述廉的监督形式，这项工作己坚持了一年多。振安区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于君说，这次“三述”，除了一把手参加，班子成员也加入，就是要逐级向基层传导责任压力，传导全面从严治黨的压力。
记者采访期间，振安区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李刚正带队深入区委巡察单位一一珍珠街道办事处，进行扶贫领域以及“村霸”和宗族恶势力问题线索摸排。李刚说：“改革后，反腐力量更强大了，不能再像以前一样等、靠问题线索后再查办。我们与区委巡察工作共同谋划部署，针对信访问题突出、群众反映强烈的人和事，直接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把发现问题作为职责任务，提升监督效果。”（资料来源：《瞭望》、多彩贵州网）
监察体制改革成效令人欣喜
监察对象人数从21万增加到99.7万，12项调查措施全使用、留置60多人，追回“百名红通人员”刘常凯等外逃人员……这是作为全国首批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地区的北京市，交出的改革答卷，北京经验为全面推开和制定国家监察法提供了实践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不断深入，群众对此赞口不绝。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腐败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根治的，仍需要继续完善监察体系，改进工作方法措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央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可谓高瞻远瞩，未雨绸缪，这样的举措必能够将反腐倡廉工作引向新的高潮。
可以说，深化改革推进反腐败，就需要完善制度，在实效上做文章。在相当长的—段时间里，反腐败体制机制不健全监管阻力大，监管机构职能分散，成为制约反腐成效的绊脚石。如今，监察体制改革通过几年的实践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以作为全国首批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地区的北京为例。在改革后，北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全市监察对象99.7万人，较改革前增加78.7万人。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处理10186人次，同比增长55%。问责数量大幅提升，释放出执纪必严的强烈信号，改革成效正在进一步显现。
多年来，反腐败的经验充分表明要治理腐败首先就要限制权力，并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因此，要达到反腐败“治本”的目的，就不能不对过分集中的权力重新进行顶层设计，实现某种程度的权力分置，从而实现权力的有效制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先行先试”显然已经取得了诸多成功经验，完完全全释放出以“铁腕”遏制违纪增量的强烈信号，这无疑标志着改革步伐可以适度提速，以满足社会的迫切需要，并尽快形成“全覆盖”的监察治理能力。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将会极大地提高惩治和预防腐败违法犯罪的法治效能和强大威慑，为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为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提供有力的体制机制和组织保障。
从2017年11月11日中央召开全国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到12月1日6个县（市、区）监委全部挂牌，丹东市在20天时间里完成了编制划转、机构设置、人员转隶、人大选举监委主任、任命监委组成人员、挂牌揭牌等工作，创造了监察体制改革的丹东速度。成绩面前，当地党委、纪委监委清醒认识到，面对整合国家反腐败力量的新要求，丹东刚刚上路。
丹东市纪委书记杨宇新说：“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一个月来，丹东市各县（市、区）纪委、监委扎扎实实地做着机构整合、人员融合、工作磨合的工作，力求思想上、能力上扛起监委的重担。”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改革蓝图，是如何转化为生动实践的？近日，记者深入辽宁省丹东市多个县（市、区）采访，一探究竟。
人转心转，攥紧反腐拳头
丹东市凤城市监委成立第二天，凤城市委书记高峻就接待了一个刚刚转隶到监委的老同志。这位接近退休年龄的“老检察”表达了“回去”的想法。
回想起一个月前的一幕，高峻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位同志在检察战线干了将近30年，有感情。而且按照规定，半年之内退休的同志可以不转隶，他距离红线只有几个月。就因为这么点时间差，思想肯定有波动。作为‘施工队长’，我们党委书记就要做好磨合、融合的工作。”
凤城市委深知人事关系的调转仅仅是一张纸，而人的思想转变却不是一说就通的。于是，高峻和“一身武艺”的“老检察”“新监察”唠了小半天：“在反贪、反渎工作上，你是一把好手。转隶到监委，虽然快退休了，但这正是传帮带的好时候，你要把一辈子的‘功夫’言传身教给年轻人。”
真诚的交流打开了“老检察”的心结，他说：“思想上有波动是因为干习惯了。但新环境给了我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激情。我是党员，国家整合反腐败力量需要我们冲上去。想通了，心静了、干劲足了。”
和这位“老检察”一样，让凤城市监委15名转隶人员安心新环境、热爱新工作的是凤城市委、纪委监委细致入微的工作。凤城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高星说：“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大家共同身处一个新单位，就要说一家话、办一家事。”
凤城市检察院原反渎职侵权局局长方国柱在反贪、反渎岗位上工作了22年，转隶后，他任职凤城市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负责人。方国柱说，2016年看到北京、山西、浙江三省市的转隶方案时，就对自己未来的工作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从确认转隶到现在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多月，但已和新同事迅速融为一体。
“22年来，我干的是职务犯罪侦查。转隶后，肯定不是原有工作简单的复制粘贴。”方国柱激励自己要尽快抛弃惯性思维，通过政治学习、业务学习，做到人转、心转，在国家反腐败力量攥成一个拳头过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凤城市纪委、监委合署办公后，纪检监察室由原来的4个增加到7个。凤城市纪委常務副书记、监委副主任卢秉凯说，7个纪检监察室都是混编组成，大家共同工作在新集体里，业务匕互补、情感上互融，真正拧成了“一股绳”。
监委主任的笔录制作课
在丹东市振兴区首任监委主任马建军的办公桌上，一份从2017年11月30日到2018年2月2日的培训计划排得满满当当。“纪委、监委合署办公，监督执纪的能手和案件侦查的高手融合在一起工作，是大家取长补短的最好机会。”
既要讲纪言纪语，更要说法言法语。学习培训从监委挂牌的第一天就开始。筹备监委时就在一线指挥的振兴区委书记栾春新对新机构的战斗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他说：“新监委的班子成员和10个科室主任都要来上一课，就挑你业务最强的一个点讲。培训要见实效，标准就是提高政治站位和业务能力。”
仔细翻阅振兴区纪委、监委的培训内容，涵盖了结合十九大精神的政治培训：党纪、法律知识的融合培训；监察机关定位职责的研讨；以案代训的实战培训等。马建军说：“培训每周一到两天，只要没有案子，全员参加。”
在授课目录上，马建军自己申报了两次课，其中一次是看似简单的笔录制作。他说：“笔录制作是纪检监察人员的基本功。看似简单，有的人干了一辈子也没上手。监委接受党委领导、接受人民监督，工作必须越来越规范。所以，我们的基本功就从笔录制作入手。”
振兴区监委委员王德林介绍，培训就是为了提高能力、解决问题。每次授课人讲完后，都会让大家深入讨论，让新知识入脑入心。
在培训纪要上，记者看到，2017年12月1日“犯罪的构成”培训后，作为“学生”的振兴区纪委的工作人员提了7个问题，而转隶来的工作人员，作为熟悉法律知识的“老师”逐一点评、解答。在振兴区监委案件审理室工作的叶春娜说，老师、学生的角色时时互换，大家的执纪、侦查能力都在学习中不断增强，体现了反腐力量的整合。振兴区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王海龙说，熟悉法律的新同事一点拨，我们就知道了哪些证据需要补充、完善，这样拿出来的案子更“漂亮”。
县区基层工作人员实际操作能力强，以案代训的实战培训效果最好。一个月来，振兴区纪委、监委案件科室主任带领新转隶监委干部，以实际问题线索核实以案代训的方式，迅速开展监督执纪，取得了良好效果。
振兴区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负责人孙杰曾在检察院从事了14年反贪工作。他说，现在通过直接参与问题线索的核查实战，投入到监督执纪工作中。“这个过程使我对区纪委监委的工作方式方法有了更深的了解，转变了以往一插到底的查办案件观念，现在我们每一环、每一扣的调查核实要完全按照初核方案进行，这要求我们前期的准备工作要更周全。”
非党员村干部的“紧箍咒”
在2017年12月8日丹东市振安区纪委监委召开的监察对象座谈会上，鸭绿江街道办事处武营村村委会主任王晓东说：“随着区监委成立，我作为一名非中共党员的村委会主任，被列入监察范围，接受监委监督，感到沉甸甸的压力和责任。我一定以制度、法律规范自己的一切言行，依法履职，主动接受监委的监督，接受群众监督，做好各项工作。” 和王晓东戴上“紧箍咒”的感受一样，振安区多名村两委委员、村民组长接受采访时都表示，反腐败向最基层延伸的感受越来越强烈。
没有空档期、不留空白点，这是丹东市、县两级党委对改革期间纪委、监委提出的明确要求。振安区委书记陈福茂说，监委成立后，大家务必要尽快释放监督执纪越来越严、监察全覆盖的强烈信号。
一个月来，合署办公的振安区纪委监委紧锣密鼓地摸清底数、梳理线索、创新工作、主动出击，确保反腐败工作一刻也不歇脚。
振安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白元和说，纪委监委合署办公后，执纪执法对象更广泛了，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的战斗任务更重了。我们己对区内监察对象进行了全面摸底，建立了监察对象数据库。目前正组织人力对9892名党员、3693名监察对象实施信息录入。全区党员、监察对象的基本信息“全息图”全部精确掌握，准确“画像”，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为区委选人用人提供重要依据。
据介绍，以监委成立为时间节点，振安区建立了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统一管理体系。振安区纪委监委案件管理监督室主任王志丹说，自监委成立以来，案件管理监督室共收到30件问题线索。其中，检察院移交25件，执纪审查中发现1件，其他部门转办2件，纪委遗留2件。目前，所有问题线索都按程序移送上级纪委或交承办科室。
2017年12月18日上午，振安区纪委监委会议审议通过对五龙背镇原副镇长于晓龙挪用公款作出的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决定，并报区委批准。转隶人员王春雨，原任振安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曾于2017年4月主持查办该案件。转隶后，第一次列席参与对于晓龙开除公职的政务处分，角色的转变令“老检察”王春雨感慨万分。“从检察机关转向政治机关，让我觉得责任重大。”
2017年12月15日，一场面向全振安区公开的述纪述责述廉现场会引人关注。
“局长，请问您对水利工程建设领域廉洁风险是如何防控的？”振安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问道。
振安区水利水产局党组书记、局长管恩杰答道：“我们针对工程建设领域廉洁风险防控问题，组织领导班子认真研究，着重从项目立项、实施、监督环节控制风险。”
这就是区水利局领导班子成员“三述”现场。“三述”是振安区在辽宁省创新探索的镇（街）党政“一把手”和区直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向区纪委全委会述纪述责述廉的监督形式，这项工作己坚持了一年多。振安区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于君说，这次“三述”，除了一把手参加，班子成员也加入，就是要逐级向基层传导责任压力，传导全面从严治黨的压力。
记者采访期间，振安区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李刚正带队深入区委巡察单位一一珍珠街道办事处，进行扶贫领域以及“村霸”和宗族恶势力问题线索摸排。李刚说：“改革后，反腐力量更强大了，不能再像以前一样等、靠问题线索后再查办。我们与区委巡察工作共同谋划部署，针对信访问题突出、群众反映强烈的人和事，直接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把发现问题作为职责任务，提升监督效果。”（资料来源：《瞭望》、多彩贵州网）
监察体制改革成效令人欣喜
监察对象人数从21万增加到99.7万，12项调查措施全使用、留置60多人，追回“百名红通人员”刘常凯等外逃人员……这是作为全国首批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地区的北京市，交出的改革答卷，北京经验为全面推开和制定国家监察法提供了实践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不断深入，群众对此赞口不绝。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腐败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根治的，仍需要继续完善监察体系，改进工作方法措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央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可谓高瞻远瞩，未雨绸缪，这样的举措必能够将反腐倡廉工作引向新的高潮。
可以说，深化改革推进反腐败，就需要完善制度，在实效上做文章。在相当长的—段时间里，反腐败体制机制不健全监管阻力大，监管机构职能分散，成为制约反腐成效的绊脚石。如今，监察体制改革通过几年的实践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以作为全国首批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地区的北京为例。在改革后，北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全市监察对象99.7万人，较改革前增加78.7万人。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处理10186人次，同比增长55%。问责数量大幅提升，释放出执纪必严的强烈信号，改革成效正在进一步显现。
多年来，反腐败的经验充分表明要治理腐败首先就要限制权力，并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因此，要达到反腐败“治本”的目的，就不能不对过分集中的权力重新进行顶层设计，实现某种程度的权力分置，从而实现权力的有效制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先行先试”显然已经取得了诸多成功经验，完完全全释放出以“铁腕”遏制违纪增量的强烈信号，这无疑标志着改革步伐可以适度提速，以满足社会的迫切需要，并尽快形成“全覆盖”的监察治理能力。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将会极大地提高惩治和预防腐败违法犯罪的法治效能和强大威慑，为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为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提供有力的体制机制和组织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