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新德里成了名副其实的“折翼天使”。由于贪腐案件频频曝光，印度在“透明国际”所公布的清廉指数排名中不断下降，2010年下调了5个位置，去年的排名则猛跌到第95位，连非洲的赞比亚都不如。今年，印度经济又接连碰壁，不但财政赤字飙升到国际警戒线以外，一季度的经济增速也滑落至9年来的最低点，低于去年同期近4个百分点。面对卢比贬值高达两位数的通胀压力，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和惠誉一致将印度信用前景评为负面，标准普尔甚至威胁将其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为垃圾级，这成了新德里心头的奇耻大辱。而7月底波及18个邦、影响多达6.8亿人口的大面积断电事件，更使印度陷入了“10年来最黑暗的时刻”，国家形象遭受沉重打击。
　　“改革之父”难以领导改革
　　辛格政府有充分的理由将新德里目前的困境归结为外部环境的恶化，毕竟“金砖国家”纷纷掉色，连增长最为强劲的中国都开始下调经济预期。不过，在重重的危机面前，老迈的辛格总理再也无法领导一场大的改革，却也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他的政府可能将和他本人一样，只能以撑过剩余的两年任期为最大目标。这种内心的煎熬也许只有他自己才清楚。
　　21年前，辛格不过是拉奥政府的财政部长，当年的市场化改革却开启了此后印度20年的高速增长，为其带来了无限的荣耀。今天，他却发现自己一手开启的改革正在腐败僵化的官僚机构、嘈杂争吵的政党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重重围堵绞杀下，渐渐失去活力。
　　去年底以来，已经有外国投资法案、国内税制、养老金、土地、农业及燃料补贴等数项改革计划遭遇搁浅，无法推行。阻挠相关改革的，既有来自反对阵营的势力，也有执政联盟内部的力量。与国大党若即若离的草根国大党就是其中一个。该党领导人、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玛玛塔·班纳吉，带头参加反对政府提高燃料价格的游行；当时任铁道部长、自己的党内同僚德尼斯·特里维迪决定推行火车票涨价计划时，她斥之为“蓄意敌视穷人的计划”，并将其赶下了台；对于辛格政府的大部分改革，班纳吉几乎都唱对台戏，并以不支持执政联盟为要挟。正是依靠这种民粹主义路线，班纳吉及其政党声势鹊起。2004年联邦议会大选时该党仅获两席，5年后增至19席。2011年在西孟加拉邦的议会选举中，草根国大党又把在该邦连续执政34年的印共（马）赶下台，夺得了地方大权。
　　班纳吉及其草根国大党的崛起，是新德里特殊社会境况的投射。尽管经济增长快速，时至今日，印度仍有约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农村人口更高达72%。如此大面积的农村人口和贫穷人口，使得任何政党都不得不贴近乡土，反市场化的各类补贴因此能长期顽固生存。其结果是，任何市场取向的改革计划都变得畏首畏尾，唯恐被扣上忽视弱势群体利益的大帽，经济改革越来越成为政治贴身缠斗的焦点和意识形态化的对象。
　　即便在国大党内部，党主席索尼娅·甘地也不是辛格市场化改革的鼎力支持者。实际上，她更倾向于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模式。以引起激烈争论的《食品保障草案》为例，索尼娅希望通过政府高补贴的方式，使极度贫困人口受益。她甚至设想将这一计划覆盖全国2/3的人口，而这是本已债台高筑的政府财政所难以承受的。显然，这位“影子总理”更希望回归婆婆英迪拉·甘地王朝的传统路线，即浸润着浓厚社会主义特征的独特印度式道路。
　　国大党新生代前景堪忧
　　无论国大党的实力还是如今联邦的权势，都早非当年可比。彼时国大党政府可以通过强力施压来获取地方的合作，而今天的执政联盟，却越来越依靠转移支付这类胡萝卜去收买地方人心。连在政府里几乎任遍了所有重要内阁职位的国大党功勋元老普拉纳布·慕克吉，在竞选没有实权的总统职位一事上都要仰赖地方的鼻息，更别提被指责为侵犯邦权力的统一税制改革和效仿美国建立“全国反恐中心”这类计划的命运了。
　　国大党在地方的衰落是尼赫鲁-甘地时代难以想象的，越来越多的邦级议会开始由具有地方背景的政党把持。在今年初的地方议会选举中，甘地家族3位政治明星一起下乡拜票，也未能挽回颓势。5个邦中，国大党只赢回1个邦的执政权。
　　在尼赫鲁-甘地家族的政治故乡、人口多达2亿的相对贫穷的北方邦，地方化的趋向最具代表性。新生代继承人、尼赫鲁的曾外孙拉胡尔·甘地几乎跑遍了选区，也只拼抢了7%不到的席次。包括印度人民党以及上届执政党之一的大众社会党在内的6个全国性政党参选，获得的席次加在一起，也抵不过在该地长期经营的地方大党社会主义党。想象中的两大实力派政治人物拉胡尔与“贱民女皇”马雅瓦蒂之间的精彩对决，不想却被39岁的社会主义党领导人阿克列施·雅达夫轻松掩过了光芒。这种局面，对原本被锁定为国大党总理候选人的拉胡尔来说，更加难堪，这也为后辛格时代的国大党走向埋下了阴影。
　　印度28个邦，国大党目前在其中的11个邦单独或联合执政（包括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的阿鲁纳恰尔邦，即藏南地区）。被周边邻国包围、与印度主体有较大异质性的东北部8个邦（包括阿鲁纳恰尔邦），反倒成了国大党的强势地盘，国大党控制了其中的5个。这一方面说明了近些年执政联盟在东北部成功的国家化操作，如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反恐、反分离主义运动的深入开展，另一方面也足以映衬出国大党在印度主体部分的暗淡光景。
　　碎片化的无效政治
　　国大党的危机并非最大反对党印度人民党的福音，该党影响力也衰减得厉害，目前只握有6个邦的大权。原来的第三大党印共（马），则仅在特里普拉邦还残留着联合执政权。其余各邦则由一些地方性政党瓜分。比如锡克教政党阿卡利党掌控下的旁遮普，比朱人民党执政下的奥里萨邦。“那加兰人民阵线”和“锡金民主阵线”在2009年的全国大选中各只勉强获得一个席位，两党却能在所在邦长期掌权。更多的地方大党或在蠢蠢欲动，谋求下次选举，或通过政党联盟，迫使国大党和印人党与之分享权力。
　　印共（马）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执政时代虽渐成历史，但却有越来越多的政党步其后尘。印度政党多达上千之众，其中40多个具有全国性抱负，其余都将地方权力的争夺视为目标。这些政党深耕基层，为获取选票极力凸显地方和族群特色，一朝当选，就敢于向联邦主体叫板。地方政治由此成了积累政治资本和衍生表演秀的大舞台，三大女性政治领袖班纳吉、马雅瓦蒂以及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席部长、前影星贾雅拉莉妲的高人气，即得益于此。不过，这也加剧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碎片化进程，让政治越来越受限于偏狭的地方利益和短期利益。
　　如此多元混杂的利益协调，必然需要娴熟的政治技巧以及丰富的政治阅历，这正解释了新德里政治的“老人化”趋势。以辛格这届政府为例，32位内阁成员平均年龄67岁。超过70岁的阁员竟有14位之多，其中总理辛格和外长克里希纳都已届80高龄，国防、内政、农业等重要职位也都被70岁以上老人霸占。相比之下，填补新总统慕克吉所遗空缺、刚获提拔任命的67岁财长齐丹巴拉姆，反倒成了“青壮年”！
　　新德里政治越来越成为比拼耐性和精力的冗长肥皂剧：拖沓、乏味、充满争吵和小心翼翼的平衡。或许，这正是印度式民主的特点所在，毕竟新德里包容了五花八门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并使之和平共处。不过，缺乏效率和长远规划，正一步步蚕食这个庞大国家的改革热情和经济增长动力。7月份皮尤一份各国民众的对比性民调显示，印度人对自己国家发展方向满意的比例从去年的51%急剧滑落到38%，在新兴经济体中排名开始落后，更有高达92%的民众将经济问题归为自己政府的责任。
　　新德里或许只能在已经失去方向、飞驰而下的快车撞击谷底的那一刹那，猛然惊醒，依靠危机凝聚改革共识，就像1991年那样。或者在一场慢性的看不到尽头的嘈杂争吵中，迎接新一轮政治动荡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