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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日,日本正式进入令和元年。“平成”,陪伴了日本人三十载,终究也转身成为历史的回忆。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而言,这仅仅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子,而对于日本,不论愿不愿意,新鲜的时代感已经铺陈到了每个日本人的心头。
年号制度的魅力正在于此。年号串联起日本人独有的时间感觉,让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与天皇的生命史保持同调。曾经眼见、耳听、口说的“平成”,刻度了30年的生活的标尺,连同那熟悉的年迈的天皇,连同自己曾经的生活,瞬间遁入历史。
那么,“平成”,这个涵盖了30年时空的名词,到底承载了日本人哪些复杂的思绪呢?
故事是从昭和六十四年(1989年)1月7日开始的。
下午两点多,内阁官房长官小渊惠三在记者的簇拥下走进发布会场,坐在了狭窄的方桌后面,人声与相机声嘈杂错错。
刚刚结束的阁议中更改年号的政令已经确定。正如第一次临时阁议后向各位报告的那样,预定将在今天公布。
新的年号,是“平成”。
说罢,小渊举起一面纸板,迎接着闪光灯的洗礼,纸板上早已写好的“平成”二字蒼劲有力。
小渊的身影随之遍布日本全国各种屏幕。大街上,路口前,人们匆忙而又平静地注视着从昭和到平成的转换。有个记者问一位老者如何看待这个新年号,老者说:“看来是一个温柔的时代啊。”
从字眼上讲,确实如此。
“平成”,出自中国古代典籍《史记》和《尚书》。《史记·五帝本纪》中“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是说帝舜用人得当,使得纲常不坠、秩序井然;《尚书·大禹谟》中,“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这是帝舜表扬禹,说他治水得当,天地协和。
社会崩溃、天灾频发,恐怕是当下日本人对平成的主要回忆。
平成元年6月,就在裕仁天皇去世的半年后,生命经历几乎可以与昭和划上等号的歌后美空云雀也去世了,留下遗作《川流不息》:“不知不觉/走到了这里/回头看看/这条细细长长的路/通向那远方的故乡。”云雀常见于春季的日本田园, 仿若谶纬一般,美空云雀的去世宣告了昭和的尾声,也宣告着春天的结束,酷烈的考验即将来临。
日本人曾坚信美国人口中的“日本奇迹”。昭和前期通过战争没能完成的对“欧美列强”之“超克”,被战后的日本在经济上实现。正义的盟友、优越的地位、富足的生活,1980年代的日本人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奇迹的恩典,掀起消费与欢乐的狂潮,六本木、银座、涩谷……哪个不是夜夜笙歌,柳绿花红。即便在美国压力下日元汇率暴涨,外供萧瑟,实体经济严重受挫,为维持表面的景气,日本政府依旧大举放宽融资限制,开启了日本人在全世界爆买与投机的新一轮狂潮。
日元虚高与毫无节制的借贷让日本人所拥有的虚伪购买力不断膨胀。平成元年12月29日,日经平均指数达到了史上最高的38957.44点,从此成为绝唱。资本市场吹出的泡泡无比绚烂,却一击即破。最终,本欲控制资本与消费癫狂的日本政府踩下急刹车,消费与投资应声骤减:对于大多数的日本企业而言,外有巨额“花呗”,内则订单可怜。迅疾的冷清让大小企业无力承受,链条断裂,一溃千里。
如同多米诺骨牌,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泡沫崩溃”,日本在各方面都陷入失去的10年、20年、30年——眼前所有,历历皆非,日本人遗失了“自我”的感觉。
作为个人,我们如何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伙伴、家园、记忆……这些概念对人至关重要,对国家而言亦是如此。曾几何时,战后的两极格局给了日本一种稳定的幻觉,毫不怀疑自己在这个系统中的位置,坚信自己的经济实力,哪怕这样的格局渐趋老态龙钟、裂痕斑斑的颓势。
大厦倾塌,一夜便可面目全非。作为先声,昭和六十年(1985年)美国指责日本不公平竞争,扬言开打贸易战,其结果便是《广场协定》及其带来的日元升值。久已忘却的战败之痛重新浮现。紧接着平成元年柏林墙倒塌,新的力量一个接一个将日本甩在身后。“昭和之辉煌”的时代渐行渐远。“现在的日本,是个正常的国家吗?”“日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样的切问,贯穿于日本的平成岁月。 伙伴既已丧失,周身则更见陌生。不论是江户元禄的寺院,还是摩登昭和的公司,日本人总能够找到一套安顿社会当中每个人生老病死的办法,并让这种联系与秩序代代相传。对于日本人而言,3月毕业、4月入社,终身雇佣、夫唱妇随,积年累月、步步升迁,这是再熟悉不过的风景。泡沫崩溃导致大量的公司倒闭,亚洲金融风暴与美国次贷危机更是雪上加霜,以终身雇佣与年功序列为基础的日本人安身立命之本,自此被摧毁殆尽,裁员、破产、倒闭、欠薪成了新的风景。疯狂投机与泡沫经济助长了贫富差距,风雨飘摇的经济背景令中产阶级不断赤贫化,“一亿总中流”社会解体。风景不再,际遇悬绝,每个人都是彻底的个体——缺乏共同生活,缺乏理解的可能。“无缘社会”渐渐抬头,“心之壁”,坚且深。
乐土与家园变成了“昨日的世界”,日本人这时才发现连自己的历史也是云月朦胧。战败的伤疤因经济的快速成长而渐趋愈合,真正的反思却也被盛世繁华与冷战所搁浅。当一切倒塌之后,日本人才发现依然需要面对“战后”的一切,而印象却越来越淡漠。有人说要在平成维新中恢复皇国旧日的荣耀,那是一个如坂上之云般凯歌高奏的时代;也有人说日本作为国家就要承担原罪,近代的任何事业都沾有血淋淋的罪恶,爱国心更是危险中的危险,自救请先从唾弃国家开始。哪种说法都难以面对历史的真实,历史则变成了各类派别与团体夹杂的想象混合体。
在陌生的风景中踽踽而行,日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过去所有支撑生活的价值全部失效,新的内核却飘忽在流浪的路途上。
当生活变得挣扎与锱铢必较时,构成生活意义的那种盼头与色彩,也就无足轻重了。
“大逃杀”作为日本现代竞争的隐喻曾震惊各界,年轻人被放逐到荒岛上,為了荒唐的理由而自相残杀;成年人无法与少年人沟通,少年人自己的苦闷与烦恼也无人问津。人们都被生存的压力所击垮,友谊与道德一文不名。《大逃杀》电影仿佛是一个寓言,沉重而浓郁地预告了新世纪青年的处境。而当竞争真的激化,自杀像一把利剑终日悬在年轻人头顶,你死我活的竞争催生了无数劣化的手段时,作为寓言的“大逃杀”反而成了理所当然的逻辑,被优哉游哉地接纳为“吃鸡手游”。已经生活在这套铁则下的人们不会意识到,这部电影在平成初年曾给日本社会带来多大的冲击。大逃杀的命题,正一点点在平成日本蔓延开来——
老龄化撞上少子化,让养老院化身虐待与枯耗的阿鼻地狱。财政的无力让老人失去尊严,也让年轻人避退三舍,情感纽带的丧失使养老院不比街边巷口更有人情味道。最需要代际理解的事业,却酝酿了代际间的矛盾与仇恨。老而难养,愈发无解。
不但是养老院中发生的命案,更多的恶性犯罪事件在平成年间涌现,其手法与凶残程度更是刷新着想象力的极限。宫崎勤扑向幼女,少年A残杀同年,人们一方面震惊于案件的凶狠,另一方面又拒绝正视社会的失败。于是乎,因为宫崎勤事件,少女题材的动漫被封杀;因为少年A,战斗题材的作品遭谴责。人们坚信正是这些“巫女”——而不是社会的忽视与变异——导致了人心的败坏。
旧日的价值与希望已成为镜中之花。新兴宗教层出不穷,正是这一点的映衬。人们祈求彼岸,欢呼奇迹,希望为这个平庸而缺乏律动的时代增添色彩。“奥姆真理教”使用沙林毒气、坂本律师灭门等一系列凶案定义了一个血色的时道,也让新兴宗教更为人畏惧或迷狂。
种种变化让责任与分工不再是生活的支柱,而是难以承受的负担。即便在科幻动画中,同样是面对社会无上期待的巨大机器人驾驶员,昭和时代的阿姆罗可以义气地说“不能说到做到,但是只能上了”,平成时代的碇真嗣却只能躲在巨大的机体里,边发抖边不断告诫自己“我不能逃、我不能逃、我不能逃”。
碇真嗣的瑟瑟发抖,又何尝不是平成30年面对汹流世变时日本人内心的写照。自我尚且难以把握,生活又如此飘忽不定,也难怪向外探求会让人战栗彳亍。对于平成日本而言,每当一个新事物出现时,人们便慌慌张张打开手电冲进记忆的仓库,却发现其中不是空空如也,就是旧时代的废墟。
进入平成时代,日本被一种“昭和乡愁”的情绪所笼罩。一面是“初出乡关叹屡空,行人愁见暮云重”,另一面却仍要相信“虽然斫额望乡关,前头大有路在”。日本人别无选择,只能用既往的经验来应对未知的命运。就算是30年的失去,也不意味着一味停滞在原地。被旧体制完好保护的日本人突然被抛射到了这个日益严峻的全球化世界,传统与革新的和解、交锋,这会儿才刚刚开始,甚至有人说,到了平成,日本才开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
传统虽然没落,却依旧在这个社会中葆有强劲的生命力。即便是最昌明的技术时代,个人的知识与技能仍然不足以守护生活,地域的联结、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依旧重要。终身雇佣、年功序列无法支撑国民统合的大任,新的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合作方式,传统社会中沉睡的元素,也等待着被重新唤醒的机会。
昭和年代的景气让与战争逃不开的裕仁天皇“淡出”了许多年,快去世时才被人想起。而在多灾多难的平成,生平无垢的明仁天皇承担了国民的苦痛,摸索出一条独特的现代社会“皇室象征”的道路。皇室在纪念日访问战争被害地,在灾害之时亲赴灾区慰问灾民。古时,每每遭逢重大自然变故,天皇会承担起萨满祭司的职能,带领民众祈求风调雨顺;而平成时代的天皇在相同情况下,则成了日本国民情绪的担当。大塚英志将其称为“感情天皇的诞生”——天皇成了一个分享感情的存在,在国民间彼此联系细若游丝的平成时代,明仁天皇的这一方针让天皇制度一举稳定了基盘,也让皇室成为平成时代人心联结的一种符号。
或许基于同一心理因素,“绊”成了平成日本极其常见的风景——“绊”在日语中指无法切断的缘分牵连,暗含着彼此共同将对方担负起来的心愿。兵荒马乱的中世,农民们会自主结成同盟,互相担保对方的生活,在乱世中求得一份生存。平成撞上了地震高发期,又撞上了新世纪以来的极端气候,使“绊”的概念逐渐成形强化,促动了国民之间的联结。 不止社会的整合力,旧日的诸多元素都在赛博与信息的社会中转生。虚拟主播与歌姬的妙曼身姿让我们窥见了昔日文乐人偶演出的盛况,偶像演唱会上观众整齐划一的动作与口号则让人想起祭典中卖力的氏子,日本产的科幻作品透露着浓浓的日式人情,机器人观音也咿呀咿呀地在京都高台寺亮相。以信息技术与虚拟文化著称的平成日本,却仍在这些精美幕布的背后,藏着深植于传统的铜镜与烛灯。
然而,日光之下,亦非没有新事。集团伦理解体的平成时代,既可以说国民失去了支柱与家园,流散了理所当然的生活;但也可以说,一个向着个体价值与个体尊严的旅程,已然鼓帆而前。
宽松世代一方面被上一代人斥为垮掉的一代,另一方面又在以新的方式定义着平成时代的亲子关系,森严的三纲五常在平成的年轻人中摇摆松动,终究促成了平成三十一年(2019年)的“家长体罚禁止法案”。手机与网络带来了平等的话语,地方偏僻的田舍女孩儿也可以书写自己的爱情,文化上的地方包围中央带来了清爽与活力。泡沫经济崩溃,政府应对迟缓,昭和时代被奉为有能的官僚体制受到质疑,长期稳定的政坛格局也陷入摇摆震荡,民众嘲讽、忖度,更对日本官僚制度习以为常的惯例发起挑战——平成日本也在重新定义民主。
流亡者固然悲戚狼狈,但也意味着得以重新表述自己,重新确认自己在人群中的位置,而这需要反思的力量,“不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是如此,国家亦然。从神坛跌下,与过去的一切告别,是每个国家都可能面临的抉择。日本已经做出了抉择——面对日渐崩溃的世道,日本人已经迈开了步伐。
或许正如那个老者所说,平成这个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更加温柔、更加包容了。
接过小渊的衣钵,几乎是比照着相同的仪式与流程,现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宣告了“令和”的诞生。虽然不过是天皇的换代、政令的变化,但一股新时代气息已然在日本坊间荡漾开来。一如当年的平成,人们对这个年号一无所知,但又充满期待——一边纠结着新的世界,一边迈开步子,才可谓是历史与人生的演进。在这个意义上,“令和”给日本人提供了一个思维重启的机会。
“令和”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年号。虽然原句只有“初春令月,气淑风和”这样描绘风景的短短八字,首相安倍晋三却做了这样的解释:“集聚人们美丽的心灵,于斯文化生成发育”,“悠久之历史与深养之文化,四季分明而瑰丽之自然。正是此等日本之国情,唯须继承给下一个时代。严寒之后,春意告访,如绚烂绽放的梅花一般,日本国民人人携向明日之希望,得开千姿百态之花”。不像平成,更不像之前的昭和、大正,读读出典就知道这些年号想表达什么;安倍政府所选定的这个年号,不听首相解读一番,还真领悟不了其中的微言大义。不然前朝都是“天平地成”“昭明百姓”,到这里突然来了一个“天气真好我真开心”,从观感上来看也是略奇怪的。
这种违和感来源于“令和”含义与年号功能的不协调。发挥谶纬影响,昭示君主之“德”——在传统语境中改元被认为与国家命运相关联。“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典型的祭祀性、巫术性动作,改元关切着国家政治的走向与期待。然而“令和”的含义,很明显并不与这个特征搭调,“令和”,不是巫术性意象,也不是道德性意象,而是一个美学意象。安倍政府试图通过美学意象,来实现促进国民整合、政治团结等传统的国家目标。这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
政治的去政治化,连同年号所代表的天皇的去政治化,也让日本国家的政治目标与天皇更容易被人接受。通过美丽的意象、美好的祝愿,年号似乎不是一种政治安排,而是日本人的一种本质的、美丽的、特有的生活方式。
这是安倍政府精心为日本定下的基调,反复渲染年号制度的独特,突出“美学政治”目标。这是一个在格局上极小而在政治层面相当宏大的年号。“日本之美”“皇室之美”在昭和、平成长期隐没之后,重被宣扬和彰显出来。
日本,正走向更深远的未来。而下一站究竟如何,“令和”无法去定义;恰恰相反,未来发生的一切,才终将决定“令和”的意义。
平成30年,并非仅仅与日本有关。
我们眼见的这个优雅、积极却又阴郁、病态的平成日本,深远地影响了我们对日本的认知,也影响了我们自身。
我们从电影、动漫、综艺、文学、游戏中观察着日本,我们从消费、游玩中体验着日本。而我们所眼见、耳闻、体感的日本,正是这个充满了平成气质、跨越了30年挣扎与疑问的日本。村上春树的迷惘苦闷,AKB48的青春绚烂,岚的少年意气,是枝裕和的温柔清新,都成为平成时代的一个个标签;柯南、火影、海贼,撑起了多少青春与梦,勾摄了多少中国少年的心结。无印良品在国内遍地开花,便利店模式风行城市,虚拟交互我们也不落人后——日式的衣品、审美、趣味,不断影响着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文化判断。乃至“卖萌”“打call”这些大众流行语汇,也莫不侵染着平成日本的流行文化。30年时光流转,我们既书写着自己的历史,也承载着别人的故事。
其实何止文化,平成30年正以更深刻的方式与我们发生着关联。全球化与标准化将同一种伦理、同一种审美、同一种思维贯彻于世界最细小的角落。资本的狂欢是全球的风潮,现代的胜利要求摒弃传统的本质。平成日本从顶峰狠狠摔下,政治、经济、文化,全部的自豪感在数年间灰飞烟灭。虽然狼狈,却也未缴械投降。面对现代社会,我们何尝没有同样的失语、苦恼与挣扎?平成30年的光荣与痛苦间,我们甚至能窥见自己的身影。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平成,也是理解我们自己。
“一起跳舞吧,向梦中走去吧,你不想去一次吗?”
年号制度的魅力正在于此。年号串联起日本人独有的时间感觉,让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与天皇的生命史保持同调。曾经眼见、耳听、口说的“平成”,刻度了30年的生活的标尺,连同那熟悉的年迈的天皇,连同自己曾经的生活,瞬间遁入历史。
那么,“平成”,这个涵盖了30年时空的名词,到底承载了日本人哪些复杂的思绪呢?
猜得出开头,想不到结尾
故事是从昭和六十四年(1989年)1月7日开始的。
下午两点多,内阁官房长官小渊惠三在记者的簇拥下走进发布会场,坐在了狭窄的方桌后面,人声与相机声嘈杂错错。
刚刚结束的阁议中更改年号的政令已经确定。正如第一次临时阁议后向各位报告的那样,预定将在今天公布。
新的年号,是“平成”。
说罢,小渊举起一面纸板,迎接着闪光灯的洗礼,纸板上早已写好的“平成”二字蒼劲有力。
小渊的身影随之遍布日本全国各种屏幕。大街上,路口前,人们匆忙而又平静地注视着从昭和到平成的转换。有个记者问一位老者如何看待这个新年号,老者说:“看来是一个温柔的时代啊。”
从字眼上讲,确实如此。
“平成”,出自中国古代典籍《史记》和《尚书》。《史记·五帝本纪》中“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是说帝舜用人得当,使得纲常不坠、秩序井然;《尚书·大禹谟》中,“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这是帝舜表扬禹,说他治水得当,天地协和。
社会崩溃、天灾频发,恐怕是当下日本人对平成的主要回忆。
繁华惊梦,梦转萧凉
平成元年6月,就在裕仁天皇去世的半年后,生命经历几乎可以与昭和划上等号的歌后美空云雀也去世了,留下遗作《川流不息》:“不知不觉/走到了这里/回头看看/这条细细长长的路/通向那远方的故乡。”云雀常见于春季的日本田园, 仿若谶纬一般,美空云雀的去世宣告了昭和的尾声,也宣告着春天的结束,酷烈的考验即将来临。
日本人曾坚信美国人口中的“日本奇迹”。昭和前期通过战争没能完成的对“欧美列强”之“超克”,被战后的日本在经济上实现。正义的盟友、优越的地位、富足的生活,1980年代的日本人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奇迹的恩典,掀起消费与欢乐的狂潮,六本木、银座、涩谷……哪个不是夜夜笙歌,柳绿花红。即便在美国压力下日元汇率暴涨,外供萧瑟,实体经济严重受挫,为维持表面的景气,日本政府依旧大举放宽融资限制,开启了日本人在全世界爆买与投机的新一轮狂潮。
日元虚高与毫无节制的借贷让日本人所拥有的虚伪购买力不断膨胀。平成元年12月29日,日经平均指数达到了史上最高的38957.44点,从此成为绝唱。资本市场吹出的泡泡无比绚烂,却一击即破。最终,本欲控制资本与消费癫狂的日本政府踩下急刹车,消费与投资应声骤减:对于大多数的日本企业而言,外有巨额“花呗”,内则订单可怜。迅疾的冷清让大小企业无力承受,链条断裂,一溃千里。
如同多米诺骨牌,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泡沫崩溃”,日本在各方面都陷入失去的10年、20年、30年——眼前所有,历历皆非,日本人遗失了“自我”的感觉。
新世纪的孤儿
作为个人,我们如何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伙伴、家园、记忆……这些概念对人至关重要,对国家而言亦是如此。曾几何时,战后的两极格局给了日本一种稳定的幻觉,毫不怀疑自己在这个系统中的位置,坚信自己的经济实力,哪怕这样的格局渐趋老态龙钟、裂痕斑斑的颓势。
大厦倾塌,一夜便可面目全非。作为先声,昭和六十年(1985年)美国指责日本不公平竞争,扬言开打贸易战,其结果便是《广场协定》及其带来的日元升值。久已忘却的战败之痛重新浮现。紧接着平成元年柏林墙倒塌,新的力量一个接一个将日本甩在身后。“昭和之辉煌”的时代渐行渐远。“现在的日本,是个正常的国家吗?”“日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样的切问,贯穿于日本的平成岁月。 伙伴既已丧失,周身则更见陌生。不论是江户元禄的寺院,还是摩登昭和的公司,日本人总能够找到一套安顿社会当中每个人生老病死的办法,并让这种联系与秩序代代相传。对于日本人而言,3月毕业、4月入社,终身雇佣、夫唱妇随,积年累月、步步升迁,这是再熟悉不过的风景。泡沫崩溃导致大量的公司倒闭,亚洲金融风暴与美国次贷危机更是雪上加霜,以终身雇佣与年功序列为基础的日本人安身立命之本,自此被摧毁殆尽,裁员、破产、倒闭、欠薪成了新的风景。疯狂投机与泡沫经济助长了贫富差距,风雨飘摇的经济背景令中产阶级不断赤贫化,“一亿总中流”社会解体。风景不再,际遇悬绝,每个人都是彻底的个体——缺乏共同生活,缺乏理解的可能。“无缘社会”渐渐抬头,“心之壁”,坚且深。
乐土与家园变成了“昨日的世界”,日本人这时才发现连自己的历史也是云月朦胧。战败的伤疤因经济的快速成长而渐趋愈合,真正的反思却也被盛世繁华与冷战所搁浅。当一切倒塌之后,日本人才发现依然需要面对“战后”的一切,而印象却越来越淡漠。有人说要在平成维新中恢复皇国旧日的荣耀,那是一个如坂上之云般凯歌高奏的时代;也有人说日本作为国家就要承担原罪,近代的任何事业都沾有血淋淋的罪恶,爱国心更是危险中的危险,自救请先从唾弃国家开始。哪种说法都难以面对历史的真实,历史则变成了各类派别与团体夹杂的想象混合体。
在陌生的风景中踽踽而行,日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过去所有支撑生活的价值全部失效,新的内核却飘忽在流浪的路途上。
无止境的流浪
当生活变得挣扎与锱铢必较时,构成生活意义的那种盼头与色彩,也就无足轻重了。
“大逃杀”作为日本现代竞争的隐喻曾震惊各界,年轻人被放逐到荒岛上,為了荒唐的理由而自相残杀;成年人无法与少年人沟通,少年人自己的苦闷与烦恼也无人问津。人们都被生存的压力所击垮,友谊与道德一文不名。《大逃杀》电影仿佛是一个寓言,沉重而浓郁地预告了新世纪青年的处境。而当竞争真的激化,自杀像一把利剑终日悬在年轻人头顶,你死我活的竞争催生了无数劣化的手段时,作为寓言的“大逃杀”反而成了理所当然的逻辑,被优哉游哉地接纳为“吃鸡手游”。已经生活在这套铁则下的人们不会意识到,这部电影在平成初年曾给日本社会带来多大的冲击。大逃杀的命题,正一点点在平成日本蔓延开来——
老龄化撞上少子化,让养老院化身虐待与枯耗的阿鼻地狱。财政的无力让老人失去尊严,也让年轻人避退三舍,情感纽带的丧失使养老院不比街边巷口更有人情味道。最需要代际理解的事业,却酝酿了代际间的矛盾与仇恨。老而难养,愈发无解。
不但是养老院中发生的命案,更多的恶性犯罪事件在平成年间涌现,其手法与凶残程度更是刷新着想象力的极限。宫崎勤扑向幼女,少年A残杀同年,人们一方面震惊于案件的凶狠,另一方面又拒绝正视社会的失败。于是乎,因为宫崎勤事件,少女题材的动漫被封杀;因为少年A,战斗题材的作品遭谴责。人们坚信正是这些“巫女”——而不是社会的忽视与变异——导致了人心的败坏。
旧日的价值与希望已成为镜中之花。新兴宗教层出不穷,正是这一点的映衬。人们祈求彼岸,欢呼奇迹,希望为这个平庸而缺乏律动的时代增添色彩。“奥姆真理教”使用沙林毒气、坂本律师灭门等一系列凶案定义了一个血色的时道,也让新兴宗教更为人畏惧或迷狂。
种种变化让责任与分工不再是生活的支柱,而是难以承受的负担。即便在科幻动画中,同样是面对社会无上期待的巨大机器人驾驶员,昭和时代的阿姆罗可以义气地说“不能说到做到,但是只能上了”,平成时代的碇真嗣却只能躲在巨大的机体里,边发抖边不断告诫自己“我不能逃、我不能逃、我不能逃”。
碇真嗣的瑟瑟发抖,又何尝不是平成30年面对汹流世变时日本人内心的写照。自我尚且难以把握,生活又如此飘忽不定,也难怪向外探求会让人战栗彳亍。对于平成日本而言,每当一个新事物出现时,人们便慌慌张张打开手电冲进记忆的仓库,却发现其中不是空空如也,就是旧时代的废墟。
温柔的平成
进入平成时代,日本被一种“昭和乡愁”的情绪所笼罩。一面是“初出乡关叹屡空,行人愁见暮云重”,另一面却仍要相信“虽然斫额望乡关,前头大有路在”。日本人别无选择,只能用既往的经验来应对未知的命运。就算是30年的失去,也不意味着一味停滞在原地。被旧体制完好保护的日本人突然被抛射到了这个日益严峻的全球化世界,传统与革新的和解、交锋,这会儿才刚刚开始,甚至有人说,到了平成,日本才开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
传统虽然没落,却依旧在这个社会中葆有强劲的生命力。即便是最昌明的技术时代,个人的知识与技能仍然不足以守护生活,地域的联结、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依旧重要。终身雇佣、年功序列无法支撑国民统合的大任,新的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合作方式,传统社会中沉睡的元素,也等待着被重新唤醒的机会。
昭和年代的景气让与战争逃不开的裕仁天皇“淡出”了许多年,快去世时才被人想起。而在多灾多难的平成,生平无垢的明仁天皇承担了国民的苦痛,摸索出一条独特的现代社会“皇室象征”的道路。皇室在纪念日访问战争被害地,在灾害之时亲赴灾区慰问灾民。古时,每每遭逢重大自然变故,天皇会承担起萨满祭司的职能,带领民众祈求风调雨顺;而平成时代的天皇在相同情况下,则成了日本国民情绪的担当。大塚英志将其称为“感情天皇的诞生”——天皇成了一个分享感情的存在,在国民间彼此联系细若游丝的平成时代,明仁天皇的这一方针让天皇制度一举稳定了基盘,也让皇室成为平成时代人心联结的一种符号。
或许基于同一心理因素,“绊”成了平成日本极其常见的风景——“绊”在日语中指无法切断的缘分牵连,暗含着彼此共同将对方担负起来的心愿。兵荒马乱的中世,农民们会自主结成同盟,互相担保对方的生活,在乱世中求得一份生存。平成撞上了地震高发期,又撞上了新世纪以来的极端气候,使“绊”的概念逐渐成形强化,促动了国民之间的联结。 不止社会的整合力,旧日的诸多元素都在赛博与信息的社会中转生。虚拟主播与歌姬的妙曼身姿让我们窥见了昔日文乐人偶演出的盛况,偶像演唱会上观众整齐划一的动作与口号则让人想起祭典中卖力的氏子,日本产的科幻作品透露着浓浓的日式人情,机器人观音也咿呀咿呀地在京都高台寺亮相。以信息技术与虚拟文化著称的平成日本,却仍在这些精美幕布的背后,藏着深植于传统的铜镜与烛灯。
然而,日光之下,亦非没有新事。集团伦理解体的平成时代,既可以说国民失去了支柱与家园,流散了理所当然的生活;但也可以说,一个向着个体价值与个体尊严的旅程,已然鼓帆而前。
宽松世代一方面被上一代人斥为垮掉的一代,另一方面又在以新的方式定义着平成时代的亲子关系,森严的三纲五常在平成的年轻人中摇摆松动,终究促成了平成三十一年(2019年)的“家长体罚禁止法案”。手机与网络带来了平等的话语,地方偏僻的田舍女孩儿也可以书写自己的爱情,文化上的地方包围中央带来了清爽与活力。泡沫经济崩溃,政府应对迟缓,昭和时代被奉为有能的官僚体制受到质疑,长期稳定的政坛格局也陷入摇摆震荡,民众嘲讽、忖度,更对日本官僚制度习以为常的惯例发起挑战——平成日本也在重新定义民主。
流亡者固然悲戚狼狈,但也意味着得以重新表述自己,重新确认自己在人群中的位置,而这需要反思的力量,“不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是如此,国家亦然。从神坛跌下,与过去的一切告别,是每个国家都可能面临的抉择。日本已经做出了抉择——面对日渐崩溃的世道,日本人已经迈开了步伐。
或许正如那个老者所说,平成这个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更加温柔、更加包容了。
下一站——令和
接过小渊的衣钵,几乎是比照着相同的仪式与流程,现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宣告了“令和”的诞生。虽然不过是天皇的换代、政令的变化,但一股新时代气息已然在日本坊间荡漾开来。一如当年的平成,人们对这个年号一无所知,但又充满期待——一边纠结着新的世界,一边迈开步子,才可谓是历史与人生的演进。在这个意义上,“令和”给日本人提供了一个思维重启的机会。
“令和”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年号。虽然原句只有“初春令月,气淑风和”这样描绘风景的短短八字,首相安倍晋三却做了这样的解释:“集聚人们美丽的心灵,于斯文化生成发育”,“悠久之历史与深养之文化,四季分明而瑰丽之自然。正是此等日本之国情,唯须继承给下一个时代。严寒之后,春意告访,如绚烂绽放的梅花一般,日本国民人人携向明日之希望,得开千姿百态之花”。不像平成,更不像之前的昭和、大正,读读出典就知道这些年号想表达什么;安倍政府所选定的这个年号,不听首相解读一番,还真领悟不了其中的微言大义。不然前朝都是“天平地成”“昭明百姓”,到这里突然来了一个“天气真好我真开心”,从观感上来看也是略奇怪的。
这种违和感来源于“令和”含义与年号功能的不协调。发挥谶纬影响,昭示君主之“德”——在传统语境中改元被认为与国家命运相关联。“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典型的祭祀性、巫术性动作,改元关切着国家政治的走向与期待。然而“令和”的含义,很明显并不与这个特征搭调,“令和”,不是巫术性意象,也不是道德性意象,而是一个美学意象。安倍政府试图通过美学意象,来实现促进国民整合、政治团结等传统的国家目标。这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
政治的去政治化,连同年号所代表的天皇的去政治化,也让日本国家的政治目标与天皇更容易被人接受。通过美丽的意象、美好的祝愿,年号似乎不是一种政治安排,而是日本人的一种本质的、美丽的、特有的生活方式。
这是安倍政府精心为日本定下的基调,反复渲染年号制度的独特,突出“美学政治”目标。这是一个在格局上极小而在政治层面相当宏大的年号。“日本之美”“皇室之美”在昭和、平成长期隐没之后,重被宣扬和彰显出来。
日本,正走向更深远的未来。而下一站究竟如何,“令和”无法去定义;恰恰相反,未来发生的一切,才终将决定“令和”的意义。
谁的平成30年
平成30年,并非仅仅与日本有关。
我们眼见的这个优雅、积极却又阴郁、病态的平成日本,深远地影响了我们对日本的认知,也影响了我们自身。
我们从电影、动漫、综艺、文学、游戏中观察着日本,我们从消费、游玩中体验着日本。而我们所眼见、耳闻、体感的日本,正是这个充满了平成气质、跨越了30年挣扎与疑问的日本。村上春树的迷惘苦闷,AKB48的青春绚烂,岚的少年意气,是枝裕和的温柔清新,都成为平成时代的一个个标签;柯南、火影、海贼,撑起了多少青春与梦,勾摄了多少中国少年的心结。无印良品在国内遍地开花,便利店模式风行城市,虚拟交互我们也不落人后——日式的衣品、审美、趣味,不断影响着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文化判断。乃至“卖萌”“打call”这些大众流行语汇,也莫不侵染着平成日本的流行文化。30年时光流转,我们既书写着自己的历史,也承载着别人的故事。
其实何止文化,平成30年正以更深刻的方式与我们发生着关联。全球化与标准化将同一种伦理、同一种审美、同一种思维贯彻于世界最细小的角落。资本的狂欢是全球的风潮,现代的胜利要求摒弃传统的本质。平成日本从顶峰狠狠摔下,政治、经济、文化,全部的自豪感在数年间灰飞烟灭。虽然狼狈,却也未缴械投降。面对现代社会,我们何尝没有同样的失语、苦恼与挣扎?平成30年的光荣与痛苦间,我们甚至能窥见自己的身影。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平成,也是理解我们自己。
“一起跳舞吧,向梦中走去吧,你不想去一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