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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7年的大年夜,我在南方一座小城度过。除夕到正月初六为国家法定假日,我严守纪律,认真上班到腊月二十九下午五点三十分,才收拾东西,关好门窗走人。坐一夜火车,到达云城。
整个白天,我都窝在云城宾馆的床上。其间到楼下饭店胡乱吃些东西,晚上只在房间泡了碗酸辣牛肉面。然后坐在床上看春晚。我已经好多年没看春晚,今天实在无聊。敲门声“笃笃”响起时,姜昆、戴志诚的相声《新虎口遐想》正在进行中,他们夸张的口型和动作跟连续不断的掌声让人感受到现场气氛热烈,也让我感到窒息:
……
我这起个头,大伙一欢呼,姜昆就算掉老虎洞里了。老虎出山喽!
真掉下去了!三十年前我掉老虎洞里,那时候,女同志解裙带、男同志解皮带往上拽我。
往上拽你。
三十年后我又掉下去了,来的人不少,怎么没人解皮带啊?
今天人,在干什么啊?
全拿手机给我拍照!
知道干什么给你拍照啊?
什么啊?
发微信,发朋友圈。
……
我穿睡衣开门,看到女朋友站在门外。她刚跟她的家人吃过年夜饭。她的家人包括她父亲母亲哥哥嫂子妹妹妹夫,以及各自的孩子。不包括她丈夫,因为她已离婚。她孩子没在,跟着她丈夫到爷爷奶奶家过年。
我张开双臂,想拥抱她一下。但她抬了抬手,表示不方便。她两手各提着一包东西。我伸手接,她摇头。我闪在一旁,她挤进来,说了第一句话:“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她把两大塑料袋东西放在柜子上,又放下挎在身上的包。她脸色红润,可能跟喝酒有关。但她说没喝。后来又承认喝了一小杯。“一大家子,大过年的,哪能不喝酒呢?”说着,脚步往洗手间移动,门没关,马桶“咣”的一声,一阵“哗哗啦啦”之后,又是撕纸的声音。女人就是麻烦,比男人麻烦,如上厕所之事,比男人废纸。
她出来,看我又睡在床上,娇嗔道:“你看,我带了这么多菜。”
她的声音很好听,娇滴滴的,与她实际岁数不符。她已经年近四十,听声音还像个小姑娘。倒不是故意为之,天生就这气口。但她相貌倒也不显大,比实际岁数要年轻五岁往上。“可能跟我心态好,不烦恼有关。”她这样解释,我也表示认可。她有些小资情调,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事业与她无关,赚大钱也与她无关。
我起来,也上洗手间。出来时,她已经把菜摊在桌子上,我们在两边的椅子上坐下。她说:“别动,让我看看你。”她笑眯眯地看着我,说:“瘦了,瘦了。”距离上次她到我那,已经一月有余。就是那次约定,我到她这过年。
“一个年又会胖起来。”我拍拍自己的脸,仍然感觉肉感十足。
“他们不让我走,不然我早来了。”她说。她从包里拿出杯筷。杯子是能放二两酒的小玻璃杯,筷子是家用木质的。“都是新的,第一回用,早上在家就洗过,放包里一天了。”她又跑去洗手间,哗哗啦啦冲洗一阵。此时,我从我的包里拎出一瓶酒。
“喝點?”我旋开盖子。“当然!”她脱掉外套,现出里面米黄色心形领呢绒衫,红绳子系着一块翡翠玉坠垂在心尖口位置,随着她的动作,跳了一下。“可是,你已经喝过了呀。”我收回目光,移到桌上,有烧鸡、猪耳朵、肉圆,还有牛肉,虽然菜品不一,但排列整齐。她就是这样,什么事情都不马虎,讲究个看相。我的目光里仍有玉在晃动,飘浮于每个菜之间。
“不是说过了嘛,在那只喝一小杯,留着量跟你喝呢。”她把我手里的酒接过来,倒上。我那个杯子倒得满些,她的倒了半杯,犹豫一下,又倒满了。“我跟你是实心实意的。”她说。然后,我们把杯子都举起,“咣”,碰了一下。她说:“过年了,干杯!”
“都是你爱吃的。”她把肉圆往我面前推推,说:“吃个肉圆,过年了,我们要团团圆圆。”
“我也吃过了。”我看着肉圆。
“你吃啥了?”她问。
“方便面,香辣牛肉的。”我说。
“哎哟,那也叫吃,垃圾食品,”她把肉圆挑起来,递到我面前,“怪我,我应该先送点东西过来的,让你饿到现在。”
我把肉圆咬在口中,她把筷子拔出,笑了。
“虽然坐了那么长时间,可是没怎么吃,心疼你呢,吃不下。”她跟我喝了一口酒说,“一家人就是七扯八扯的,特别是哥哥嫂子,不知道怎么那么贫。”
“他们是怕你一个人回去冷清。”我一个肉圆就这么吃下去。
“是啊,其实你完全可以去的,怕什么!”她从包里拿出餐巾纸,帮我擦油嘴。
“或许,明年就可以去了。”我配合着她的纸,嘴唇噘起。
“你看你嘴像什么?”她笑了。
“像屁眼。”我说。
她也笑了。
“说好了,就明年吧。”她看着桌上,好像在琢磨我该吃什么,但放弃了,筷子搁在一边,“我毕竟吃过一场,你多吃。”说着,端起酒杯。我们一起喝了一口。
“还没过过这么冷清的年吧,把你晾了一天。”她放下酒杯,身子向后仰了仰。
“也算有着特别意义,让你终生难忘。”我还没开口,她接着说。
“其实,这个年过得倒也别致,毕竟有你,相比——”在我的措辞犹疑不定时,她抢过话头:“难道还有一个年让你难以忘记。”
“想听吗?”我的目光越过桌上的肉食,落在她胸前那块玉上。
“想听。”她起身倒了杯水,喝了一口,放在我面前,“愿闻其详!”
“嗯,那简直是个难过的年,好在过来了。”我这样开篇。
“怎么难过呢?”她有些吃惊。
“因为我要杀一个人!”我默默拿起遥控器,把喧嚣的影像和声音,喀的一下关在电视里,关在我的心外。
“你?”她张大嘴,好像要吃肉圆。
“嗯,我!”我加重语气,还点了点头,表明不是虚张声势。 然后将一杯酒倒入口中。酒到胃到肚,一路往下。记忆深处的往事,却随着酒精热辣辣地往上散发。
二
我那时还小,刚上初中,初中的第一个寒假。刚才春晚姜昆说相声《新虎口遐想》,而那一年,他说的是《虎口遐想》,火爆得不得了。
我要杀的这个人叫何皮包,镇上的兽医。杀他,是他捡了我的二十块零三毛钱。除夕的下午,他到我家来,为我家不幸卧圈生病的小黑猪打针。他已是连着第二天来,大年初一的下午还要来。“三针,包好!”他的小眼睛在镜片后面直眨,笑容里洋溢着自信。看出来,他是喝了酒的,满面红光。
他为什么那么兴奋呢?当时,我心中就陡生怀疑,他莫非捡了我二十块零三毛钱,用来改善伙食,一高兴,多喝了两杯。
“喝了十几杯,要不是下午想着来打针,还得再喝两杯。”何皮包对父亲说,一嘴的酒气,鼻子都发红。
他高兴,他捡了我的钱,他多喝两杯。我在心里絮叨,越看何皮包越像捡钱人。
父亲赔着笑:“过年嘛,就是要吃吃喝喝,高高兴兴。”
何皮包很兴奋,说:“是啊是啊,一年过去了,得好好歇歇,这是今年最后一针,封针,明天下午再来打一针,是明年第一针,开针。”
父亲脸上挤出敬佩的表情:“倒有许多说道呢!”
何皮包捏捏自己的红烂鼻子:“当然,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说道。”
那天他打完针,并没有立即就走,而是坐在我家门口长凳上聊了一会儿天。
“都忙停当了?”他从皮包里掏出一包大运河烟。父亲赶紧从屋里拿出一包大前门。父亲把何皮包的烟压住,拆自己的烟,边拆边说:“吃我的,吃我的。”父亲从不吃烟,所以对烟不敏感,拆得有点笨拙,好不容易拆开,捉了一支,递给何皮包。何皮包接过来,父亲又到锅屋去拿来火柴,“嚓”,划着,给何皮包点上。
“停当了,停当了。”父亲这才接话。
“我也忙停当了,肉团子炸了一小筐,挂在梁上,想吃就抓一碗,馒头一笆斗,有萝卜馅的、马苋菜的,还有小豆沙的,今年品种全,孩子爱吃。还炸了藕团子、萝卜团子,挺好,要吃到十五也吃不完。”何皮包吸了一口烟,志得意满,热气腾腾。然后,他推推眼镜。阳光打在镜片上,闪闪发光。镜片后面的眼神老谋深算。
“你家小大子成绩不丑,小二子也该上学了吧?”父亲换了个话题。何皮包有两个小孩,大的是男孩,小的是女孩。大的上了小学六年级,正好在我父亲班上。
“过年后还请你多关照啊,大子挺仁义,不调皮,肯学习。”他很老练地弹烟灰。
“是啊是啊,没问题的。”
“二子明年夏天上学,也请你多关照。”
“好说,二子叫什么名字啊?”
“大名叫秀雅,小名叫秀子。”
“这名字起不丑,秀气,文雅。”
“哈哈,没得你们老师会起名字。”他哈哈笑着,他一笑,脸上的肉就往一起凑合,眼睛眯成一条缝,像柴蔑划的一样。
“杨庄的二绵羊跟你家亲戚呀?”喝了口水,何皮包忽然问。
“也称不上亲,拐弯抹角有那么一点,不来往的。”父亲一愣,显然对这个话题没有准备。
“我大哥家大丫把给了他,结过婚老吵,看那样子过不下去了。”何皮包皱了皱眉。
“是啊,过不下去也得过呀,要劝劝呢。”
“嗯,劝合不劝离,是要劝劝呢,能过还得过下去,不看别的,看小孩。”
“对,老的要个面子,小的要个团子。儿女过得好,老的面上有光,父母不吵不闹,一家人团在一起,小孩子才开心。”
“还是老师会说,一套一套的。”
兩个人东扯西拉,不觉太阳西下。此时,何皮包已抽了四支烟。当父亲把第五支烟递给他的时候,他站起身来,说什么也不抽了,他把烟夹在耳朵上,说:“好了好了,回了回了,提前祝你新年好,新年好啊!”
“新年好,新年好!”父亲也连声说。
何皮包拎着皮包,过来摸我的头,我迅速躲开。他在空中划拉划拉,并不恼,乐呵呵地说:“哈哈,又长一岁喽,看看成人喽!”然后他转身大踏步而去。他肥胖的身影走向村东,走过了李红卫家,又走过杨三郎家,再走过陈友亮家,最后,拐过张菊芳家的屋墙,不见了。
“好人啊,三十晚还到乡下来给猪打针。”父亲轻轻地说了一句,又去猪圈看小猪了。而我坐在长凳上,还在思考着钱被谁捡去的问题。
“是何皮包吗?肯定是。虽然他是个响快人,但没见过这么响快,这么高兴,为什么这么高兴呢?捡钱了,肯定是的!捡了钱不还,不得好死。”我恶狠狠地对着何皮包坐过的地方咒骂。
三
“你是怎么丢钱的,怎么就认定何皮包捡的呢?”
我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其实她并没有洗耳恭听,而是不停地插嘴,提一些问题互动。
“别光讲,吃菜,喝酒。”她也会在我停顿时劝菜敬酒。她身体向前倾着,那块玉就离开衣领,离开她脖下的位置,垂直向下,直指着桌面的某个菜。
她叫杜银瓶。奇怪的名字。一般女性里的名字都不会写成“瓶”字,常用的是苹果的“苹”、浮萍的“萍”,也有可能是平整的“平”。但她叫杜银瓶。这个名字使我想起白居易《琵琶行》里的一句: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也使我想起《金瓶梅》的李瓶儿。我问过她为啥叫这个名字,她说是父亲起的,她也不知道。她父亲是个工人,平时也不见读啥诗书。“那你家里是不是有个银的瓶子?”她肯定地说:“没有,我从来没见过。”我就不好多问了。
我跟她是在十几年前一次戏曲小品专题研讨会上相识的。会议报到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参会的都是一些小有名气的小戏导演和剧作者。我父亲原在镇文化站工作,经常编些小戏、相声、小品、快板、说唱之类,在县文化馆小报上发表,也在乡镇或县市群众文艺汇演中登台亮相,后来因为作风问题,被调到乡村小学教书。我从小受他影响,也会写写画画,编些戏剧小品,是学校晚会上常客,也算是一个才子,高考一心想考文史或戏剧专业,却阴错阳差,进入一个行业内的中专学校,毕业后到一个单位干单调的窗口服务工作。我父亲虽然后来离开了乡村学校,到县文化馆当了副馆长,但无权无势,不能帮我说半句话,再加上我仍迷恋戏剧创作,时常搞些小戏小品创作,甚至写起电影剧本,当然没有一部被搬上银幕,而本单位却只看经营业绩,报表数字说话,真金白银兑现,与文艺八竿子打不着,视我为另类,不务正业之徒。所以我在窗口服务,一干就是十年。但也有一些剧本在全国期刊发表,并被吸收为协会会员,偶尔被邀请参加一些活动。此次会议,便是活动之一,会期三天。第一天在杭州,集体逛西湖,谈论白娘子。那一天,我没怎么注意到杜银瓶,后来她说她已经注意我,说我不太爱说话,别人都互致问候,谈天说地,特别是男导演,都去跟女剧作者搭讪,套路都是有机会一定把对方的剧作搬上舞台。只我一人默默跟在后面。那时她就对我有了好感。在杭州歇息一夜,第二天被拉到一个叫乐清的县城。这个县有一座著名的山——雁荡山,号称东南第一山。我在初中时就学过沈括的《雁荡山》,犹记得当中第一句,“温州雁荡山,天下奇秀。”下午我们在乐清开会。 所谓研讨会,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聊天,看上去很有理论高度,其实就是东拼西凑,信马由缰。想说的,半小时都不够,不想说的,三两句话就打发了。说什么都无所谓,没有人去认真听。只有会议主办方认真记录,因为要出会议实录,在会刊上刊登。现在想来,那次会议大家说了什么真知灼见,都没人记得,但都能记得杜银瓶唱了一支歌。谁也没想到,研讨会上,还有人唱歌。會议是轮流发言,到了杜银瓶,主持人例行公事,作了简短介绍,什么著名青年剧作家,发表小戏若干,多次获奖,等等。然后说:“下面,我们请杜银瓶作精彩发言。”没想到杜银瓶说:“我不著名,也没资格来开会,只不过是来凑热闹的。”下面有人笑了。主持人插话:“杜老师太谦虚了。”杜银瓶说:“不是谦虚,我说的是真话,我也不知道讲什么,我给大家唱首歌吧。昨天在西湖,我就想唱的,不知大家想不想听?”下面有人拍掌叫好:“想听,爱听,唱起来!”杜银瓶咳嗽一声,就唱起来:
千年等一回 等一回啊
千年等一回 我无悔啊
是谁在耳边说 爱我永不变
只为这一句 啊 断肠也无怨
雨心碎 风流泪哎
梦缠绵 情悠远哎
西湖的水 我的泪
我情愿 和你化作一团火焰
啊 啊 啊
千年等一回 等一回啊
千年等一回 我无悔啊
……
她唱得真好听,会场掌声不断,会议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
“精彩花絮,多少年后,也许我们都记不得参加会议的有哪些人,都讲了些什么,但都能记得杜老师优美的歌声。”主持人自嘲道。
“我不是老师,我是来向各位老师学习的。”杜银瓶认真纠正。
又是一阵笑声、掌声。
四
钱是昨天——大年二十九——丢的。我现在十分后悔那天去街上玩。如果不去街上玩,就不会遇到黄二奶,遇不到黄二奶,黄二奶就不会把二十块钱(母亲在大队跑了一年的工资)交给我,黄二奶不把钱交给我,我也不会丢钱。可是不该发生的事,就这么发生了。
我那天上街,本来想找几个同学玩玩的,王四,周二狗,李秃子,都是死党,住在街上。可转了一会儿,就转到裁缝店。裁缝店是紧密邻居李红卫(俗称“小李三”)他爸开的。店里衣架成排,上挂各色衣裳。李红卫他爸李裁缝正拿着个大剪子,在案板上咔嚓咔嚓剪来剪去,还有两个女的在里面咕吱咕吱踩着缝纫机。我想到过年的滑雪衫就在这里做,心里顿生暖意。
李裁缝是个大长脸,跟驴条一样。他抬头看到我,冷冷地说:“不在家做作业乱跑干啥?”
我不太喜欢李裁缝,他总是这样故作高深,冷腔冷调。我的眼睛在衣架上扫视,寻思着哪一件是我的滑雪衫。
就在前几天,母亲温和地说:“你们俩用功学习,今年在李裁缝家给你们每人做件新滑雪衫,好过年啊。”
现在肯定很多人已经对滑雪衫这个概念相当生疏了,脑子里只有羽绒服、尼克服、冲锋衣之类。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滑雪衫就是时尚的代名词。我们班上有几个女生穿滑雪衫,男生只有两三个。这要是一开学,我穿上滑雪衫走进教室,该是何等体面!
母亲又说:“裤子就算了吧,上身新新一身。”我和哥哥表面上没什么反应,心里都乐开花。好多年没听到这么亲切的话语,自从家里盖了瓦房,日子过得异常紧巴,好几年没添新衣服。尤其是苦命的我,穿的都是哥哥落下的旧货。
“晓得知足吧,你不拾着穿,哪个拾着穿!哪个让你最小?新老大,旧老二,补补纳纳又老三,没给你穿补丁衣服就不错了,你看小李三,他爸还裁缝呢,穿的都是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母亲讲着不容置疑的道理,让我知道虽然穿的是旧衣服,仍感到幸福和满足。
“别找了,还没做好,明天下午带回你家去。”李裁缝没好气地说。
李红卫闻声从里间出来,见到我欢呼一声,对李裁缝说:“爸,我跟二品先回家了。”没等他爸同意,就一蹦一跳出来。
如果直接回家,也就没什么事了。可当时两人在街上闲转,不觉转到大队部。队部门口,有一修鞋摊子,摊主是个瘸子,姓何,是兽医何皮包之弟。何皮包共弟兄四人。老大是大队书记,外号何钢炮,曾做过民兵队长,脾气暴躁,经常听到他在大队部门口吵吵嚷嚷,骂三骂四,有时看到我们,也没有好脸色,会吓唬我们:“赶快回家去,最近不少坏人,专门抓小孩。”我们对他都没有好印象。兽医何皮包是老二,一直很和善。老三是我们学校数学老师,成天笑眯眯的,可跟他大哥一样,脾气不好,经常凶学生,有时还会抽学生耳光,人称“笑面虎”,好在不教我们班。老四就是这个修鞋匠,唤作“何小瘸子”。我母亲常说:“一娘生九等,九等各不同,你看何家兄弟,有文有武,有给全大队发号施令的,有给学生娃写字上课的,有给猪马牛羊灌药看病的,也有给人修鞋补袜的。”
何小瘸子跟他几个哥哥的或壮或胖不同,长相瘦削,凹心脸,细眉毛,小眼睛,嘴唇上面稀稀拉拉几根短毛,头发总是乱蓬蓬的,好像多年没洗过。他身材矮小,一抓一把,却围着一个大围裙,看上去很滑稽。他成天缩在墙根下的鞋摊后面,左手持鞋,右手持针,或者锥子、锤子。锥子在鞋上锥眼,穿针引线,然后把鞋子放在面前的一块铁上,结实地锤。他长得尖刻凶恶,性格却和善,喜欢跟我们说话。我们路过时,他会远远招呼:“又一天课混得了啊!”我们也乐得跟他玩,听他讲一些稀奇事。他旁边有一台小收音机,天天放着相声评书,然后转贩给我们。
那天,我们在他的鞋摊前小木凳上坐下,看他熟练地穿针引线。我脚下踢着一把小锤子,我不知道小瘸子手里有一把锤子,怎么我脚下还有一把锤子,我脚下的这个锤子比他手里的要大,上面有两只角,尖尖的,我们叫它“羊角锤子”。
我说:“你给我们讲讲稀奇事吧。”
小瘸子更显精神:“哎,你们知道什么叫年吗?”
我二人作懵懂状:“不知!” “嗨,听我道来,这年啊,原是一头海里怪兽,头上长角,身上长鳞,凶猛着呢,平常闷在海里不出,一到三十晚,就爬上岸来吃人吃牲畜。因此老百姓都怕它,一到三十晚,就逃到深山里,躲避伤害。有一年三十晚啊,来了一个白发老头,让大家休得惊慌少要害怕,他有办法将年赶走。大家都不相信,纷纷上山躲避,只有老头没走。果然,年来了,老头不慌不忙,头扎红巾,身披红衣,乒乓,叮当,放起了爆竹,这年呀,立刻浑身发抖,仓皇逃窜。原来这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爆炸声响。”
“哈哈,这倒头回听说。”我们站起来想走,那小瘸子又说:“哎,你们知道今天的《三国》讲的什么?”
“你把收音机开下来,我们听一听嘛。”我们叫嚷着。以前每天放学,我们都会坐在他摊前听一段评书,什么《岳飞传》《杨家将》《三国演义》,放假前,我们正有滋有味地听《三国》,正讲到常山赵云赵子龙长坂坡前怀揣幼主阿斗杀个七进七出,直杀得曹兵曹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那要六点钟开始,现在没到点呢。”小瘸子叫道。
“那你讲讲,《三国》说到哪了。”我和李红卫又都坐下来。
“好,好,那就讲,”小瘸子来了兴致,估计现在让他不讲都不可能了,“今天讲得可精彩了,讲到周瑜想杀曹操手下的水军都督蔡瑁张允,因为蔡瑁张允水军训练得好,周瑜有可能打不过人家,正好他的同学蒋干从曹操那过来,想劝他投降,周瑜就请蒋干喝酒,把蒋干喝得迷迷糊糊,留在自己的大帐中,然后伪造一封信,故意让蒋干偷去,送给曹操,曹操一看那书信,火冒三丈,立即把蔡瑁张允杀了,哎,你们知道那封信写的什么?”小瘸子故作神秘。
“说蔡瑁张允暗暗地投降了周瑜,正想办法把曹操杀了。”我看过《三国演义》,知道有此一节。
“对呀,这叫反间计,也叫借刀杀人!”小瘸子得意地说。
“什么借刀杀人?”李红卫问,他对《三国》不太了解,听得稀里糊涂。
“这是周瑜一计,借曹操的手,杀掉自己想杀的蔡瑁张允。”小瘸子对他有些不屑。
“妙计妙计!”我摇头晃脑。
“再讲讲,再讲讲。”李红卫突然来了兴致。
小瘸子说:“不讲了不讲了,过年前不讲了,多吃多喝,过年后有精神再讲。”
就在这时候,让我倒霉的黄二奶从大队部出来。说是黄二奶,也就四十来岁,因为她男人黄二爹辈分高。她是我母亲的上级。我母亲被抽选到大队里做计划生育工作,黄二奶是组长。几个人经常一起到村里逮“大肚子”。
黄二奶看到我,笑了:“哎,二品啊,你来得正好,正要找你們家人呢。”黄二奶从兜里掏出两张十块的票子,递给我说:“把你妈的工资带回去吧。放好了啊,这可是你妈跑了一年的汗水!”
我没有先知先觉,不知道这两张票子将在我手里丢掉。当下,心里激动,把二十元钱放在裤口袋里,顺手把那个羊角锤子揣到怀里。是的,顺手,只能说是顺手,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然后起身,招呼着李红卫往回走。
一路上,不住地掖掖棉衣,怀里硬邦邦的,又不住地捏捏口袋,感觉一下两张票子的存在。
如果就这样一路到家,也就没事了。可是将至村口,李红卫又提议玩一会儿火柴壳。我们又找个墙角坐下,把火柴壳压扁了,放在地上,拍,谁拍过去,就算赢,这个火柴壳就算归谁。然后按照火柴壳的数,算钱。
那天我运气好,把李红卫的火柴壳都赢了过来。按着火柴壳的数,李红卫付给我三毛钱。一分、贰分、伍分的硬币,一大把。
我把火柴壳和硬币都放在裤兜里,抱着棉衣里的羊角锤子,满怀收获的喜悦,高高兴兴往家跑。迎面正碰到何皮包。何皮包拎着皮包,匆匆忙忙,但没忘了跟我说话:“玩得蛮开心的啊。”我站在路旁,看着何皮包,却关心我家的小猪:“我家小猪怎么样?”何皮包笑了:“哈哈,乖乖,蛮顾家的啊,还想到小猪。”可他并没有回答我,只是挥挥手:“快回去吧,今天二十九,明天三十晚,都忙停当了,好吃好喝,好过年喽。”他说的意思跟他弟弟讲的意思差不多,但两个人说出来的味道不一样,何小瘸子脖子细,声音尖,何皮包脖子粗,声音哑。说着,何皮包晃着胖身子穿过我,转过墙角跑了。我看着何皮包的背影,心想:“这个何大胖子,还跟我卖关子,小心跌倒了爬不起来。”
到家里,父亲和母亲还在猪圈那儿。我把锤子放在猫洞里,跑到猪圈那,看到母亲脸上有点笑容,心才放下。果然,小猪已经站起来,不再哼哼唧唧,而是闷声不响吃食了。
“三针,今天一针,明天一针,后天大年初一,还有一针,真难为人家何先生了。”母亲说。
“是啊,看起来好多了。”父亲跟着帮腔。
我觉得我该说两句了:“妈,我把你的工资领回来了,是黄二奶给的。”这句话是我在心里想的,还没说出来,就咽了回去,因为我在裤口袋里掏,可掏着掏着,脸色“唰”就变了,因为掏出来的,只是一叠火柴壳。不仅两张十块的票子没了,连赢李红卫的三毛钱硬币也踪迹不见。
我傻了,彻底地傻了。母亲转过脸来,看了我一眼,说:“掏什么?”我一激灵打了个冷战,说:“没掏什么,没掏什么。”说着转身往屋里走,到了屋里,把口袋翻过来,才发现口袋早就破了一个洞。那两张票子就是从这个可恶的洞里溜下去的。我赶紧撩起裤脚,捏,捏了一圈,没捏到,又从裤角那往上掏,没掏着。再把裤子脱下来,里里外外地找,抖落,甚至连鞋窠里翻了,票毛都没有。
我寻思,刚才在村口还在的。只是被火柴壳和硬币压着,掉下去了。
我飞快穿好裤子,往门外走,面色平静,眼睛往地上扫,走过了李红卫家门口,又走过杨三郎家,再走过陈友亮家,最后,拐过张菊芳家的屋墙,一路上眼睛在地面上扫,可是,什么也没扫到。
我绝望地坐在墙角,像我家圈里的小病猪一样,一下子失去了精神:“天啊,那是我妈一年的汗水啊,我可怎么交待啊!”
当夜,我辗转反侧,如被里长刺,无法入眠。我对钱的去向问题进行仔细分析,最后怀疑目标指向二人:李红卫,何皮包。李红卫跟我一起进村。而何皮包,正好回家要走那条路。钱应该被此二人之一捡去了。 再细推究,何皮包的可能性不是太大。这家伙眼睛小,又近视。他回去的时候,已是黄昏,光线不好,应该看不清路面有什么。但也说不准,也有可能见钱眼开,别的东西看不真切,见钱就看清了。
如果不是何皮包,就是李红卫!回家时,李红卫一直紧随我后,鬼鬼祟祟,好像有过一次弯腰动作。当这种感觉更加强烈时,我对李红卫痛恨起来。我们是同学呀,好朋友呀,你怎么能昧下这钱,让我遭罪呢?
五
“妈妈后来知道你丢钱的事了吗?”杜银瓶问。
“当然知道了。”我喝了一口酒。
我跟杜银瓶就在那次会议上认识了。一曲成名。当天的晚宴,杜银瓶一下子成为焦点,主办方把她安排到领导那桌调节气氛,但杜银瓶不识抬举,坚持没过去,坐在末桌,正好在我旁边,我们偶有交流,并留下电话号码存上。酒过三巡,不断有人登台献艺,或高歌一曲,或唱段家乡小戏,或说个单口相声。这帮人有的是才艺,只恨无处表演。主持人再三邀请杜银瓶上台唱歌,下面人也持续起哄,但杜银瓶始终没唱。这人很有意思,不是唱歌的场合,她倒主动唱;场合对了,她倒死也不唱。好多人觉得尴尬,她倒无所谓。
当天晚上,有些人三三两两出去吃夜宵,有些人到房间里聊天,也有些感觉好的男女偷偷去行些相互愉悦之事。我一个人在房间看电视。忽听得手机一响。那手机是我刚买的,虽然很多人都已用上手机,但我一直用的是小灵通,便宜又省话费。可小灵通到外地就用不起来,我一狠心,买了个便宜的手机。我对这新手机的声音还比较陌生,打开一看,是杜银瓶發来的短信:打个电话过来。
我不明就里,回了电话,就听那边杜银瓶说:“哎呀,是你呀,好的好的,我马上就过去。”不等我回话就挂了。我愣了好半天,不知何意。
过了几分钟,她打电话过来,说:“对不起,刚才打扰了,有一个家伙在我这聊天,缠着我,我只好发短信请你解围,现在好了,他走了。”
原来如此。
“你过来,我们聊聊。”
“太晚了,还是早点休息吧。”
“好的,明天见。”
“明天见。”
第二天,我们在雁荡山游玩了半天。因为头天晚上冷了场子,杜银瓶就落了单,一个人在半山腰的凉亭上歇着,看到我,主动跟我聊天,我们一起往山上爬,边走边聊。聊的什么,现在也忘记了,因为彼此不太了解,无非是谈谈家乡,谈谈人生,甚至她的唱歌,就是没有谈戏剧。她体力不太好,所以爬得很慢,我既然跟她一起了,就不好落下她一个人,其时,有几个男参会者路过,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有个人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便往上去了。杜银瓶在后面厌恶地说:“就是那家伙。”
“噢。”我记得那个人昨天发言挺长,其中有一半是说自己的成绩、地位,无非是级别高,又有许多戏搬上舞台,反响强烈,获奖无数,自己经常外出讲学,受到热烈欢迎。
“还有人给我房间打电话。”她还很气愤。
我不知道她说的是哪一个,也不想多问。
午饭后,就各自散了。
那次会议上的人,也差不多都在脑海里散了,包括杜银瓶。
直到三年后,她给我的手机发了一个短信。彼时我新换了个手机,之前的手机因为便宜,不久便淘汰了。新手机里并没有她的手机号,我不知道这个陌生的短信是谁发来的。
“三年了,你还好吗?”短信上说。
我搜索着记忆,完全想不起来三年前有过什么遭遇,跟谁有过交集。
“你是谁?我新换了手机,许多号码丢失了。”
“千年等一回。”她又发一句。
我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往事如西湖之水在脑海里漫开。
她说她是在会议通讯录上查到号码的。
于是,我们就攀谈起来。
又过了一年,她到我的这座县城来。
记得那是个夏天,我到汽车站接她,说好的是十一点,我提前到了,外面太热,我就在车站超市里转悠。那时我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她来了我怎么安排。当然,我已经跟妻子请了假,说有一个活动,要出去几天。这是想了多少天才想出的主意,唯恐不周密,露出破绽。而妻子倒也没多问,对我的谎言免检,又仿佛希望我出去,别在她面前晃悠,省得烦心。宾馆也提前订好,离家稍远,是妻子平时不会涉及之地,比较安全。但我怕杜银瓶会让我带她到县城四处转转,县城就这么大,免不了会遇到熟人,说不清楚。这是我最担心之处。时间差不多了,我准备出去,她却站在门口,黑T恤,白裙子,看着我笑,手里拉着红色拉杆箱,我着实眼前一亮,连超市的营业员都把眼光移过来。
那天,我们首次越位,一夜做了三次。
“你行,他们都是银样镴枪头。”迷迷糊糊中,我听到她说。
“他们?”我有点迷糊,但没有问出来。
好在她并没有出现我所担心之事,白天基本都在宾馆里待着,只在晚上出来往人烟稀少处走走。
不想看到一个歌厅。她说:“我们进去唱歌吧。”我心里非常紧张,歌厅乃比较复杂场所,各色人等汇集,一旦遇到熟人,岂不麻烦?但又不好扫她的兴,便硬着头皮进去,进入一包间。她唱得多,当然要唱前者在杭州成名之作,免不了又谈些往事。我说我是与世无争之人,上个班,搞点业余创作,已相当知足。最大愿望是做一个专业创作者,身心自由,不喜欢阿谀奉承,虚假热闹。她说她也是,愿寻得一个情投意合之人,相伴一生。
其间,她上趟卫生间,没及时关门,外面就有歌声疯狂涌进,有一个熟悉的声音撞进我的耳膜。不用问,是我妻子的声音,她最喜欢唱孟庭苇的歌,当时正唱《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唱得撕心裂肺,好不动情。
我偷偷出来,到隔壁门口,透过玻璃门,隐约看到里面有两人,一男一女,正在沙发上相依而坐。男人在外搂着女人,女人正深情投入歌唱。
我看那一小截背影,既像妻子,又不像,一时恍惚。
走廊上人来人往,不便久待,赶紧回到自己包间。 杜银瓶一回来,我赶紧领着她溜了。后来,我对我的听觉有怀疑,唱歌相似之人太多,又没见到面,怎么就一口认定是我妻子声音呢?况且,歌厅嘈杂,声音彼此干扰,耳朵失灵,也属正常。再说,也亲眼见了,却不能分辨。此处存疑,疑罪从无。
住了两晚,她就回去了。
几个月后过年,她又来。那时,她跟她第一任丈夫离婚,行动比较自由。那一年,我在单位窗口值班,妻子带着儿子去乡下她妈妈家过年了。
我跟我妻子关系不是太好。怎么说呢?她倒也不是坏人,但心高气傲,总觉得跟我亏了。开始还说我有才华,好比猪八戒喝磨刀水——内秀(锈)。后来越来越厌烦,说我是猪八戒的脊椎——无能之辈(悟能之背)。在家里唠里唠叨也就罢了,还到外面说我不好,弄得我就像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所以,她做事从不顾我的感受,过年也不陪我,回老家,姐姐妹妹热闹,省得跟我冷清。
我成孤家寡人,倒也有了机会。
我倒挺感激杜银瓶,她让我本来孤独的年,变得丰富多彩。
除夕之夜,我们在宾馆里喝了不少酒,酒后,想起这么多年的委屈,我有点失控,据说又哭又闹。她出去一趟,回来时拿来一瓶蜂蜜,冲了蜂蜜水,让我喝下去。后来,我问她:“这个小县城,哪家店铺还开着门,你是怎么买到蜂蜜的?”她说,她确实找了好几个街道,终于发现一家小店开着,才买到的。
我对我的醉酒非常后悔。我一贯温文尔雅,如今是一个醉鬼形象,会不会让她反感。我向她道歉,说不该喝那么多。
她淡淡一笑:“男人总要醉几场,性情中人就该这样,我喜欢。”
这有什么办法。
当时,我仍在一个单位窗口做服务工作。窗口服务,地位不是一般的低下,成天看一张张神气活现的面孔,好像都是大爷,我们都是奴仆,都得小心伺候,稍有不慎,谩骂是小事,還会投诉,让你多少天心情不好。有一回,不知哪里得罪了“大爷”,“大爷”当窗翻脸,口吐脏字。我一时怒起,也以其母亲回应。“大爷”立即向领导投诉,领导当然批评我,扣我半个月工资,并向“大爷”当面道歉。彼时,“大爷”倒心平气和,谆谆教导道:“服务行业嘛,就要夹着尾巴做人,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一个字,忍!忍者为王。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瞒小兄弟说,我也是这么忍过来的!”我满面堆笑,连称所言极是,受教受教,却在心里骂道:“去你娘的,你既知我等服务的苦处,还如此刁蛮,可见恶毒之极。”
窗口服务还有一个弊端,就是作息时间颠倒,没有正常节假日。比如这次春节,我连值四天班。这四天,我都是白天上班,晚上回去陪她。年初四上午,她要回去,而我值班将结束,下午要回乡下,跟妻儿团聚。临走时,她特地到我的窗口看了看。她填了一个表格,递进来。
我递出去一个信封。信封里是一块翡翠玉坠,一只小蛇的形状。她77年生人,属蛇,当年正好三十岁。是之前我在对面的首饰店买的,八百块钱,我一个月的工资。
她的表格上填满了五个字:千年等一回。
“那女的好奇怪,好像对你有意思。”旁边窗口的人说。
“你怎不早说,我出去看看。”我嘻嘻地笑着,站了起来,却又坐下。
“嗯,那眼神就不一样,有水,还回头冲你笑呢。”他说。
“噢,是啊。”我陪着笑。
“有句诗叫什么来着?”他作思考状,“对了,回头一笑百媚生。”
“回眸——”我纠正。
第二天,我值班结束,到乡下过年。
那一年是2007年,距离现在,正好十年。
六
翻过天除夕,俗称“三十晚”,其实指的是年三十一整天。上午,作为小学老师的父亲放下小猪,照例给村里人写了半天对联。接下来,吃了很讲究的团圆饭。豆角干烧肉、黄花菜烧老母鸡、小青菜烧肉团、肉皮杂烩等,一共八样,一样不少。虽然母亲为小猪的事闹心,但她还是顾全大局,沉着脸招呼大家吃。而大家也照顾这节日的气氛,特别是哥哥,吃得满嘴流油,浑身冒汗。只有我吃得小心翼翼,形容古怪。母亲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二品怎么今天细巧起来了。但她并未深究。她老人家哪里知道,她一年的工资被我白白丢了。
吃过饭,父亲打面浆子,贴对联。门楣上贴着挂廊,上面盖着横批,红红火火,年味立刻就出来了。往常我总是最积极,帮着刷浆子,看两边是否齐整。今年我心情沉重,心不在焉,像丢了魂似的,一个人跑到猪圈旁,看小猪。小猪比昨天好多了,正趴在我母亲给它扯的干黄的麦草上,安静晒太阳。
父亲在猪圈上贴了横批:猪养千斤。那几天父亲总是小心又小心。因为猪是他买的。圈里两百多斤的大肥猪前几天刚卖了,换了两百块钱,还了些旧账,接下来准备过个充实而富裕的年。过年猪圈不能空,得买头小猪回来压圈。那天逢集,母亲要赶在下雪前到麦地里撒下化肥,抽不开身,就把买小猪的光荣任务交给了父亲。父亲为了出色完成,还特地找了一个同事去长长眼,左相右看,挑挑拣拣,最终相中了这只小黑猪。
“没错,这只猪欢实,精神,现在二十斤,来年就是二百多斤,你家又要过一个肥年了。”那同事满满自信。我父亲就放心地交了二十块钱,把小黑猪吆喝回来。
我们都喜欢这头小黑猪,黑乎乎,胖乎乎,欢欢快快。哥哥还围着猪圈唱儿歌:“小黑猪呀胖乎乎,跟着那猴子学爬树,树干粗呀抱不住,倒在地上打呼噜,呼噜噜,呼噜噜,呼噜噜噜呼噜噜。”哥哥一开始是围着猪圈唱的,后来竟然对着我唱,因为我长得黑黑胖胖。那时,我也不恼,随他唱去,反正今年我也能有一件簇新的滑雪衫,不再拾他旧衣。可是,没几天,这头可爱的小黑猪就闹起了情绪,不吃不喝。我母亲好不焦躁,看什么都不顺眼,什么都“嗤”在她的眼睛头。
现在,我又把钱丢了。如果她知道了,还不一脚把我踢死啊!
晚饭也吃得没滋没味。好不容易吃完了,母亲把饭桌收拾干净,包饺子。哥哥和我各怀心思围着火盆吃花生、瓜子。就在这时,门一响,李红卫的母亲推门而进。李红卫的母亲名叫吴兰花,瘦瘦的,比我母亲要显得老些。她很苦。李裁缝天天在裁缝店里,所有家务和田里劳作都在吴兰花一人身上。我经常看到吴兰花孤身一人扛着铁锹或锄头往地里去。而我父亲虽然是光荣的人民教师,但却非常热爱劳动,从学校一回到家,就扛着锄头充满自豪地奔地里去。村里人都说吴兰花苦。我母亲不服气:“她苦,活该,管不住男人,就该吃苦。”还有一点,她的小气也是出了名的。其实也不是小气,而是节省。她苦成那样,还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有时候到了饭点,就端着碗出来溜门,我们那叫“卖饭碗”,卖到我家,母亲总是让她坐下来,一块吃点小鱼咸菜。吃着小鱼咸菜,吴兰花就开始诉苦,骂李裁缝成天在街上不归家,也没见苦多少钱回来,地里的活都她一个人累死累活地干。我母亲说:“你要管管他呢,男人不管要上天。”吴兰花听了母亲的话,有一回边在门口打豆子,边骂李裁缝,结果李裁缝从屋里冲出来,提着皮带要揍她。吴兰花立即不敢骂了。吴兰花对母亲叹息道:“我这就是命,摊上这么个癞男将。”另外,吴兰花最大的喜好是看死人。只要哪家人死了,她会冲到前面,去看死人的热闹,看人家哭得伤不伤心,听唢呐声响不响亮,自己红着眼睛回来:“苦啊!” 吴兰花是送滑雪衫来的。军绿色的滑雪衫,抱在她的怀里,鼓鼓的,好像抱着围着包被的婴儿。我母亲过去接,她却走到床边,把滑雪衫摊在床上。我和哥哥知道,那是我们过年的新衣服。哥哥看样子想过去看看,却又装作不在乎的样子。而我看上去老谋深算,待在一旁不动,其实是心中愧疚。吴兰花说:“真的不好意思,年前货太多,忙不过来,先紧人家弄的,昨天加了一夜班,下午又去收了尾,终于做好了,正好赶上明天穿,就这样还有几件裤子没做起来,明天还要去做。”我母亲说:“不要紧不要紧,如果做不好的话,就明年穿。”她又回身叫我们:“过来试试!”哥哥和我就过去了。吴兰花拿起一件滑雪衫,看了看,说:“这件是大品的。”又拿起一件:“这是二品的。”我们都接过滑雪衫,往身上套。都感觉有点大了,长了,蓬蓬松松,穿在身上像狗熊。母亲说:“正合身。”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给我们做的衣服总是要肥大加宽,这样可以多穿几年,不至于今年穿了,明年个头蹿高穿不上,又得做新衣。哥哥把滑雪衫穿在身上,转来转去,很美。我则立即脱了,手接触面料,一抖,如过电。
“脱下来,别弄脏了,明早再穿!”随着母亲一声呵斥,哥哥赶紧把滑雪衫脱下来。
吴兰花跟母亲站着聊了几句家常,母亲让她坐下聊,她说不了,要回去炒花生瓜子。看到她清瘦的身影消失在门外,我不由心中暗想:“那二十块零三毛钱是李红卫捡走的吗?不像,李红卫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正想着,我做梦也没想到,吴兰花又推门回来了,对我妈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都心惊的话:“对了,黄二奶给二品带的二十块钱给你了吧,黄二奶今天在裁缝店拿衣服的时候说的,让我问问。”
犹如一记闷棍,打得我头昏眼花,像何小瘸子收音机里说书的话来说,那可真是:万丈高楼一脚蹬空,扬子江心,崩缆断舟。
母亲一愣,旋即说:“嗯,给了。”
吴兰花奇怪地看了看我,转身出了门。
母亲把门关上,回过头来看我,目光像两把利剑,直刺我的心脏。紧跟着一声断喝:“拿出来!”我的脚一下子软了,血一下凝了,头一下晕了,嘴一下子木了,不知如何应答。
“丢了。”好半天,我才弱弱回答。
“什么!”母亲声音提高八度。
我把口袋掏出来,把口袋里的一个破洞展示给母亲看:“从这丢的。”
母亲没有说话,突然拿起扫帚狠扫过来,耳轮中就听“啪”的一声,扫帚正落在我后背上,好在穿得多,没有大的感觉,我夸张地叫了一声,向前一趔趄。我以为肯定会遭到一阵暴打。但母亲很沉着地说:“快,一起出去找!”
我一瘸一拐地在前面带路,父亲手里拿着手电筒,灯光向两边扫射,母亲、哥哥在后面,一家四口,瞪大眼睛,一眨不眨,把那段路又扫荡一遍。一无所获。
都过去一天一夜,哪里去找?
回到家里。母亲不由分说,褪了我棉衣,扫帚像雨点一样,密集地落在我的屁股上。那一刻我竟然想到大将军误了军令,被元帅打了五十军棍的事儿。父亲冷眼旁观,没有吱声。哥哥一旁冷笑,幸灾乐祸。我的心情多么悲壮!
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怎么躺都不舒服。忽然坐起来,套上棉衣,拿过手电筒向门外走,母亲断喝一声:“干什么去?”我头也不回,赌气一样大声说:“再去找一遍!”母亲没再搭理我。我知道她心里的怨恨,而我的心里也有怨恨。她的怨恨是一年白逮那么多大肚子了,我的怨恨来自于那个捡钱不还还谈笑风生的人。联想起何皮包下午的表现,我的怀疑加重,怨恨也加重。他今天心情格外好,还故意在我家门口跟我父亲聊了好长时间,他明天下午还来,那该是怎样的神气!他为何如此高兴?为何如此热心?还不是因为捡了我的钱,我的二十块零三毛钱。我的屁股针刺一样阵阵疼痛,不要看,就知道已经红肿如馒头。我一瘸一拐,到门外,一弯腰,从猫洞里掏出羊角锤子,藏在棉衣里。
七
“你真的去杀人啦!”她有点瞌睡,此时却抬起头来,瞪大眼睛看着我。
“是啊。”我拿起杯,想喝酒,却发现杯里酒没有了,再拿瓶子,瓶子里也是空的,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喝了一瓶酒。
“我下去買些吧。”她目光探寻过来。
“这么晚了,能有吗?”我反问。
“也许,试试看,不去看看怎么知道。”她已经站起来。
是啊,当年,也是这样的夜,她能找了半个县城买来一瓶蜂蜜,如今云城大小也是个城市,买瓶酒应不成问题。
“好,我们一起去。”我也站起来。
我们穿好衣服,出了门往走廊一头走。正好一对男女相扶着从我们门前走过。看来他们也喝了不少酒。这对男女要比我们年轻。我对着那个女的认真看了一眼,她长得像一个很著名的影星。我看到我女朋友在看那个男的,那男的很帅气,像年轻时的周润发。他们走到我们隔壁门口站住了,那个男的刷了卡,门“嘀”的一声开了。他甩头看了我们一眼,把女的先推进去,自己才进房间,门“砰”地关上了。
“你猜,这两人是干什么的。”女朋友搀住我的手。
“猜不着,是一对情侣吧。”我捏了下她的手心。
“大过年的,跑这来干啥呢?”她问。
“那就管不着了,人家还问我们,大过年的跑这干啥。”
她低头不语。
其实我是见过这两人的,就在中午楼下的快餐店里。一般两个人,都面对面坐着,他们坐在桌子一边,女的头时不时靠着男的肩膀,作亲密状。后来,我听到他们在小声争吵什么。我路过他们身边,装作被手机上什么东西吸引住了,稍微停留一下。
“我等到什么时候?”女的说。
“快了,过了年。”男的弱弱地说。
“天无绝人之路,我们找个地方,开个店,会过得比谁都好。”女的声音有点高。
“嗯,是的。”男的声音很低,跟放了一个不情愿的屁一样。
然后,我走过去,奔宾馆。
我们下了楼,转了一圈,没有找到什么吃食。店铺都已经关了门,街上也少有行人。此刻,已有十一点多,人们吃完年夜饭都回家团在一起暖和和地看春晚。我们就都回来了,宾馆大厅黑皮沙发上,坐着一个男人,一身黑衣,戴着呢绒帽子,帽沿压得很低,眼睛盯着我们。我一激灵,赶紧回过头去。“要不,就在前台买酒?”她探询我的口气。我说:“算了,明天再喝,宾馆里的酒死贵死贵的。”服务台没有人。她便站在服务台看陈列在后面柜子里的酒。我也过来看。这时,从里面过来一个姑娘,问:“想要酒吗?”我说不要,拉着她离开服务台。上电梯前,我回头看了一眼黑衣男子。他还陷在沙发中,不过没有看我们。电梯门合上,我说:“你看到沙发上那黑衣男子了吗?” 她说:“似乎有这么个人。”
“我敢肯定,那人是光头。”
“为啥?”
“他在屋里还戴着帽子,而且两边鬓发光光,虽然穿着黑棉衣,拉裢并未拉到上面,脖子上似有光亮,肯定是大金链子。光头,大金链子,纹身。”
“你观察得可真仔细,不愧为戏剧作家。”
“也是一方面,主要是我从心里佩服这类人,我做梦都想剃个光头,戴大金链子,穿圆领T恤,牛仔裤,在街上晃来晃去。”
“说明你文静的外表下,奔涌着一颗放荡不羁的心。”
“正是。”
我抱住她。这是我这趟来第一次抱她。她扭了扭,说:“有录像。”我没说话,仍抱着她,吻她。电梯门开了。我们走出来,一路吻过走廊,往房间去。到隔壁时,她推开我,把耳朵贴在门上。此时,我隐约听到了一种声音,便走过去,那“嗷嗷”的叫声更加清晰起来,在寂静的夜里尤其响亮,那是人类最快乐的声音。女声嘹亮,男声沉闷。我的脑海里盘旋着那对酷似影星的男女的模样,拉着女朋友回到自己的房间。
“到底年轻呀!”我在心里叹息。这么叹息的时候,我也感觉到血液快速地流动。我们都不想再喝酒了,脱了衣服,一起洗了个澡。裸身回到床上,她仰躺着,看着天花板,我把手搭在她的胸部,她把手搭在我的手上,我以为她会转过身来,跟我深情对视,但她很平静地说:“下面呢?”
“下面?”我的手往下移动。
“不是,杀人啊!”
“好,杀人!”
八
我打着手电筒上路了,手电筒根本不往脚下照,而是直对前方,光束打出去老远,光里弥漫着杀气,牵引我走向何皮包的家。何皮包的家我认识,就在后街尾。小路上空无一人,静寂无声,黑夜笼罩的田野散发出迷茫诡异的气息,裹挟着干燥寒冷冲鼻而来,鼻孔饱满有丝丝酥痒,鼻涕乘隙而下,我狠狠吸回。路面上已经紧冻,脚踏上去发出沉闷的声音,喀嚓喀嚓。去街的路上有一条大沟,沟两旁零星几棵洋槐树。以往我总是臆想沟底下会藏着一个人,伏在草窠里,陡地蹦起来,高声喝喊:“呔,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近前过,留下买路财,牙里蹦出半个不字,管杀不管埋!”或者突然冒出一个鬼,踩着高跷,忽扇忽扇,一歪一歪,张牙舞爪而来。今天,我胆气横生,右手伸进怀里,捏紧冷兵器,左手特意用手电筒往四周扫了扫。这一扫不打紧,果见沟下藏着一人。我吓得向后倒退两步。那人却站起来笑了:“二品啊,你这么晚往哪跑?”声音很熟悉,原来是杨庄的杨富贵。
杨庄在我们庄子南边,离街比我们村远。我外婆家在杨庄,小学时寒暑假经常去杨庄玩。杨富贵跟我外婆是邻居,也没什么亲戚,但我听大人的话,都叫他“小二舅”。他们家有三间大瓦房,带走廊的,很是气派。那是他父亲盖的。他父亲,我们都叫大舅爹,别人都叫他杨书记。他是杨庄的书记,整天板着个脸,威严有加,偶尔一笑,比不笑还吓人。我到外婆家的时候,杨富贵会逗我玩。与大舅爹相比,他比较随和,笑眯眯的,但他并不是好玩的人,说话也不好玩,我也懒得跟他玩。他上街的时候,必经过我们庄子前面一条小路,而我常常在小路下边的水塘里洗澡。有一回,他坐在塘沿上笑眯眯看我们洗澡,屁股一滑,掉河里了,衣服全湿了。“哇哇”大叫,扑腾半天。原来这家伙不会水,农村孩子还有不会水的,也够笨的。是我们庄上的人,把他拉上了岸。他成了落汤鸡,样子很狼狈,但却嘿嘿地笑了,就这样湿漉漉地回家。
“你在干什么?”当下,我稳了稳神问。
“我想把这棵树弄走。”他晃晃手中的斧头——斧头太小,不像黑旋风李逵的兵器——指了指沟旁的一棵树。我长出一口气,切,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好汉,原来是个偷树的小毛贼。不由心中暗暗冷笑,这么笨的人也出来偷树,真是可发一笑。遂不再管他,掖了掖棉袄,夹紧锤子——锤子太小,不像小雷公李元霸——弓身上了沟。上沟时,屁股尤其疼痛,犹如锥刺。“又去干坏事的吧,放心,我不告诉你爸妈,你也别说我啊。”杨富贵在身后鬼喊。我没理他,心中恶狠狠地说:“关你屁事,你在砍树,我要捶人!”
穿过这条沟,再过一截小路,就到街前的一个小庄子,穿过街前的小庄子,就到了后街。街前的小庄只有十几户人家,散落着,是街的屏障,我们叫它前庄。庄子里传来两声狗吠,在夜晚的寂静中显得特别响亮。我把手电光投过去,狗叫声喘息着熄灭。此时,我正行走到一户人家门前。这是四间青砖大瓦房,红瓦盖顶,带着走廊,这是前庄最气派的房子。是大队书记何钢炮的家。我有点累了,屁股的疼痛,往下转移到两条腿,往上转移到整个后背,再传入心窝,使我整个人都感到疲倦不堪。此时,从门缝里冒出阵阵笑声,那是何钢炮家电视里发出的声音:
……
我摔那地方悬。
什么地方?
咱们北京动物园狮虎山。星期天一人没事儿上那儿看老虎玩儿,正看着带劲呢,不知道哪位缺德,一边儿往前挤一边儿起哄:“老虎出山喽!”他把我从围墙边儿上给挤下来了!
哎呦,摔坏了吧?
你摔坏了哪都不怕,摔折胳膊摔断腿,咱医院接吧接吧照样使唤呐,它这摔的地方它不灵,它……它不是人待的地方。
哟,掉老虎洞里了!
……
两个相声演员正在说他们后来春晚流传最广的经典段子《虎口遐想》。
从1983年开始办春晚,至今已有好几年,我却一场也没看过,因为我家没有电视机。每年开学,都会听个别家里有电视的同学讲述着春晚,学姜昆的相声,哼着郑绪岚的《牧羊曲》。那一年的小镇,只有几家有电视,何钢炮算一家。正是这笑声吸引了我,我在门口冰冷的水泥地上坐了下来,坐下来就不想起来。我扒着门缝,穿过几个人头,终于看到一台黑白电视,看到电视里的真人,年轻而瘦的是姜昆,年长而胖的是唐杰忠。后来我听到殷秀梅在唱《春天你在哪里》,彭丽媛的《你会爱上它》。这些都是我平常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声音,我的心情异常激动,我很想再扒着门缝往里看一看,可是气力全无。但我还是没有忘记去办大事,抖擞精神站起,恍恍惚惚来到何皮包家,正好看到何皮包那厮开门鬼鬼祟祟往后边跑,我悄悄地尾随到后面,原来这家伙在解开裤带专注撒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大吼一声:“贼子,哪里走?”抬手对着他后脑袋就是一锤,“砰”,何皮包回头冲我笑了笑,回过头去接着抖着裤子。我抬手又是一锤,何皮包回过头来:“二品,你干什么!”我抬起锤:“把钱还给我,饶尔不死!”何皮包摇摇头:“娃娃,又在说笑话。”转身往屋里走。我跟在后面,又是一锤,这一回,好像击在棉花上,软绵绵的。我不由大吃一惊,看了看锤,羊角锤头没了,我握在手里只是一截小棍。再抬头一看,何皮包踪迹不见。正惊骇间,门“吱呀”一声开了,何钢炮站在门口。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被吓了一跳,喝道:“哪一个!”我一下子惊醒了,原来在何钢炮家门口睡着了。赶紧站起来,唱了个大喏,说:“晚上没事,想看晚会,就跑这来了。”何钢炮哈哈大笑:“好嘛,那进来看吧,外面太冷。”我缩了缩脑袋:“不了,天不早了,回家了。”何钢炮也没勉强,从屋里拿出一块大糕来,递给我:“饿了吧,吃点,吃点。”我一只手捂着肚子,另一只手接过糕,顺着门口小路往南走。何鋼炮在后面说:“路上走好了啊。”我答应着,又掖了掖棉衣,棉衣里有块硬邦邦的铁,冷若冰霜。身后却传来热情如火的歌声: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每次当你悄悄走近我身边
火光照亮了我
……
大年初一天还没亮,父亲起来放了一挂鞭。六点多钟,我和哥哥被吆喝起来,穿上滑雪衫,并没有感觉有多么喜气。我勉强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来。不断有小孩跑过来给我父亲母亲磕头拜年。关系亲近的,给上一块两块钱,还有的就掰了两块糕或两粒糖果。就这样热闹了一阵,母亲招呼我们吃饭,水饺和汤圆,寓意新的一年一切顺利团团圆圆。吃早饭时,我们都不说话,闷声大发财。吃完饭,哥哥跟他一般年龄段的朋友出去玩了。此时,母亲已经从三十晚的悲伤中缓过劲来,她也不想冲淡初一的吉气,轻声问:“你不去街上看电影?”那时候,乡下没什么好玩的,街上也没什么好玩的,也就是看看电影。正好李红卫来喊我,我看看母亲,母亲说:“去吧,中午早点回来吃饭。”说着,她往猪圈那走去。我也想过去看看,但李红卫拉着我说:“快走吧,来不及了。”我只好跟着李红卫跑起来,跑到村口,我和李红卫那天拍火柴壳的地方,我还四处看看,希望有二十块钱破土而出,可是没有,路面除了几根杂草,光滑滑一张纸片也没有。“这钱到底谁捡去了呢?是不是李红卫?”
“雪新雪新的嘛。”李红卫抬手在我的滑雪衫后背上滑了一下,有些妒意。我看到他穿一件灰卡其布的老棉袄,显得臃肿不堪。
“你怎么没做一件?你爸爸就是做衣服的。”我问。
“唉,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李红卫装得很有学问。
电影院在乡小学的后面,叫“大礼堂”。乡里开什么表彰会都在这里。那时感觉大礼堂真大啊,能坐好几百人,黑压压一片。多年以后,我路过那里,看到这个当年显赫一时,给我们带来无穷乐趣的地方,现在看上去矮小得可怜,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破败不堪。后来,这里改成教堂,门楣上的电影院三个字已经改成十字架。
已经记不得那天电影的名字,印象中是一部外国影片,好像是复仇的故事,有一个场景至今还记得,好像有一对男女恋人在路上幸福地骑着自行车,此时从后面驶来一辆卡车,卡车上有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人抡起一块又圆又粗的木头,狠狠砸向那对恋人,伴随着一声尖叫,后来什么情况我已经无从记忆。电影放到中场的时候,后面忽然纷乱起来,先是小声议论,声音越来越大,好像还夹杂着哭声。我和李红卫坐在前面没有太在意,直到电影结束站起来回身一看,才发现后排走了不少人。隐隐约约听到有人议论:
“了不得了,杀人了,一家四口全被杀了,一个没留。”
“快去看看吧,就在后街。”
“哪一家?”
“何家!”
“哪个何家?”
“何小瘸家。”
我和李红卫顺着人流出了影院,街上人翻翻滚滚往后街跑,去看一个从未见过的稀罕。电影院不高的台阶上,我和李红卫互相看了看。李红卫努了努嘴:“走,去看看。”看得出他有点小兴奋。我的心“咚咚”直跳,说:“不去了,我想回家。”李红卫很无聊地看了看我,毫不犹豫扔下我跑了。
我一个人往家里走,跟去后街的人流相比,显得特别孤独。一路上,不断有人往街上跑,叫着:“杀人了,杀人了。”我看到吴兰英跟一个妇女也向这边跑来。
“哪家被杀了?”她边跑边问我。
“说是何小瘸子家。”我回答。
“噢,”她答应着跑过去,又回头说,“你怎不去看?”
“我要回家。”我说。
“噢,对了,你家小猪快要死了,你回去吧。”
九
“那一年是哪一年啊?”她插嘴道。
“嗯,让我来算一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对,应该是1987年。”我数着指头。
“我在你那过了一回年,是哪一年呀?”她又问。
“是2007年。”我不假思索。
“离你讲的故事正好二十年,而我们离第一次过年,正好十年。”她在我的掌心一次又一次画着字。这个字不复杂,一横一竖。以前见面,晚上睡觉时,她喜欢在我的手心画字,一般都是我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我手心痒痒,沿膀臂往上直至心窝,仿佛体内爬进一只毛毛虫。
那一年回去后,她问我是否可以离婚,我说离不了,因为我舍不得孩子。她没再说什么,沉默一个月后,才与我恢复交谈。
“那块玉,我用红绳子系起来,时时挂在胸前。”她告诉我。
“玉贴着我的皮肤,凉凉的,但我的心暖暖的。”她接着说。
我闭上眼睛,想象着一条绿色的小蛇盘在她胸前,想起了白娘子,想起了小青,想起了“千年等一回”。
过了几年,她又结婚,跟一个同事。此同事跟她同一年进单位,搭伙共事多年,颇有些感情。他一直关心她,后来升官至异地,但每次回来,都想方設法接近她,尤其在老婆车祸身亡之后,更是放开追求她,剖肝沥胆。经常在晚上打电话来,一聊就是个把钟头(我偶尔打电话给她久久占线,她说是父母打来,看来并非如此)。开始,她并没有跟我讲,怕我误解。“后来,我真的心动了。”她说。那时候,他们频繁约会。每次约会都跟我讲。
“我正在跟他喝茶。”她给我发短信。
“他把我送回来,在我这看电视。”
“他今晚不想走,说要陪我睡,被我撵走了。”
“他高大帅气,还有些坏坏的,很有生活情趣,知道疼人。”
每次看到这样的短信,我心里都像有条蛇在咬,极不舒服,但又无话可说。
“我要跟他结婚了。”最后,她终于下了决心。
“其实,我每次把我跟他的事说给你听,就是想让你对我说,我也要离婚,娶你。可是,你太让我失望了。”她说。
我虽然很受伤,但还是长长松了一口气。
其后三年,我们没怎么联系,因为她的这段婚姻只延续了三年。这时,她跟他有了一个孩子。 三年后,她联系我。
“他给我买了好多首饰,我都不戴,我只戴着你给我的那块玉。”她说,“他怀疑我,于是我们离婚了。”
“对不起,我不该——”我说。
“或许,我只跟你合适,我心里一直放不下你。”她说。
也就从那一年起,我心里像窜进一条蛇,离婚的想法蠢蠢欲动。但我的离婚并不顺利,受到了妻子的坚决抵制。
其时,我已离开县城,到市文化局上班,因为我的一个戏,获得省级大奖,一下子火了,先调离原单位,终于结束备受欺凌的窗口服务生涯,到县文化局上班。过两年,又一部戏火了,获得全国大奖,还上了央视。县城小庙已经搁不下我这块闪闪发光的金镶玉,遂调到市里。市文化局局长很赏识我,说我写的戏太好了,一波好多折,他以为怎样,结果不对,又以为怎样,结果还是不对,用行话说,那叫反转,反转得太漂亮了,而且主题鲜明,时代感强,满满正能量,他看了好几遍,每遍都震撼。
“你个狗日的脑袋咋这么会拐弯呢?看起来憨头憨脑的。”他这么夸我,我这个“狗日的”心里美滋滋的。
“好好写,争取再弄个大戏,获个大奖。”这是他的真实想法。咱不是来市里吃白饭的,得像鸡一样下蛋,像蚕一样吐丝,像普通的蛋和丝还不行,最好得金蛋、金丝,光华耀眼,动静越大越好。
领导一心要个政绩,而我却只想离婚。
“我死也不会离婚的!”妻子歇斯底里,死不签字。
“我拖死他,拖死他。”妻子对她的朋友,以及全世界宣誓。
离婚的事,在当今社会本是稀松平常之事。领导也知道了,拍我肩膀笑:“你小子还蛮闷骚的呀。”
“搞艺术都这样,越这样越有才华,越有激情,越有成果。”他又举例,齐白石九十多岁了,还想找个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人家介绍个四十岁,他嫌人家岁数太大;白居易就喜欢去妓院;毕加索情人就更多了。
“好好的把戏搞出来,别的都算个屁。”他又说。
冷战已有几年,为了孩子我们仍生活在一起,人前人模,背后狗样。
早有朋友知道,劝和不劝离:“千万不要吃错药昏了头脑,女人到一定时候,不要当女人待,最毒莫过妇人心。岂不闻某某单位某某副局长要离婚,女人带着女儿把他堵在当街,让他表态,他不表态,女人就让女儿当街脱衣,先脱外衣,再脱内衣,一件件,快脱精光,一丝不挂,副局长当场崩溃,昏倒在地,以后再不敢提离婚。眼面前还有一例,刘发奎,副镇长,你也认识,与老婆早有不和,老婆人前人后,都不给他面子,随时让他难堪,他终于忍受不住,坚决离婚,老婆早有准备,县纪委市纪委告个遍,最后被一撸到底,还进了牢关。什么什么,走法律途径解决,只要女方咬定不离,那也是难上加难,势比登天,我有一个朋友是法官,审了一个离婚案子,已有七八年,还是没离了,只要女方说不离,就能把你拖死,当然,没有离不了的婚,但你要足够的强大,足够的耐性,持久战,持多久,就很难说呀。所以还是将就过下去吧,别再想胡头心思。”
那就将就过吧,哪怕身上攒了万支箭,心头扎了万把刀。
在来云城的火车上,我把我公开的手机卡拿下来,换上只有杜银瓶知道的手机号。
此时,外面响起了鞭炮之声,稀稀拉拉,不成气候。仿佛从三十年的岁月穿梭而过,缓缓地在窗外不远处炸响,窗帘上映着微弱的光亮,稍纵即逝。我知道,这只是前奏。
“你听,好像有什么声音。”她说。
“我只听到鞭炮声。”我仔细地听,没听出什么声音。
“好像有女人的叫声。”她说。
“不会吧,他们也太能做了,做到现在?”我笑起来。
“不会吧。”她也笑了。
我扳过她,“我们也来做,你也叫。”
“故事还没讲完呢,你没去杀人,怎么人还死了。”
“人是我杀的。”我已进入她的身体。
“可是你在大队书记门口听了一晚上电视,然后回家了啊。”她闭上了眼睛。
“我杀人了。”我猛烈地撞击。鞭炮声越来越猛烈,好像铜墙铁壁,将其他所有的声音都挡在外面。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她显然生气了。
“杀人杀人!”我进入冲刺,随后浑身瘫软。
“你做了一次跨年的爱。”她笑着说。
“什么?”我问。
鞭炮声已经渐渐稀落下来,有气无力,像一条散了骨架的蛇。
十
1987年的年,真的很不好过。除夕晚上因为丢了钱,遭到一顿打,夜里去杀人,半途而废。大年初一的上午,我家小黑猪没心没肺地死了。我从电影院出来,逆人流而行,回到家里,看到母亲阴沉的脸色就知道大事不好。但那天因为是大年初一,新年头月第一天,母亲把伤心藏在心底,没有跟任何人说,而是跟父亲悄悄地把小猪用蛇皮带装着,到前面河滩上掩埋掉。何皮包下午没有来给小猪打针,倒不是因为小猪死了,而是他也不在人世。就在除夕夜里,确切地说,是大年初一的凌晨,何皮包被残忍杀死在后街的家中。没错,是何皮包。就是我怀疑捡了我钱的何皮包,我曾经带锤准备行凶的何皮包。同时遇害的还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杀人凶手是他的侄女婿,也就是他大哥何钢炮的女儿大丫的丈夫。凶手之所以要杀人,是因為怀疑妻子跟街上的一个青年有不正当关系,两口子年前恶吵了一架,大丫一怒之下回了娘家。凶手跑到丈人家哭诉,希望能得到丈人何钢炮的理解,让妻子回家过年,却不料被何钢炮一顿炮轰,撵出家门。男人站在院场当中,突然冒出一句:“我要杀人,杀你们一家!”何钢炮像门神一样立在门口,哼哼冷笑:“就你那怂样,能动我一根手指头,杀我的人还没出生呢!”话哪说哪了,都没放在心上,不料想,大年初一的凌晨,所有人都在梦乡中,男人怀揣一把斧头,像李鬼一样,转到何皮包家门口,踹开木门,可怜何皮包一家都在睡梦中,遭到暗算,做了斧下之鬼。
“日他妈!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他是先到我大哥家转了一圈,可能寻思自己不是大哥的对手,便转到我家,又觉得杀我一个残疾人会被人笑话,就转向老二家,因为老三家住在学校,不得手。此前他就扬言‘我要杀你们一家!’是指杀你们当中的一家,而不是老大家,可怜老二一家做了替死鬼,要不是他们,有可能我不能在这给你们修鞋了。”老四何小瘸子坐在鞋摊前,向每一个在他摊前修鞋或流连的人讲述发生在大年初一他家的血案。当然,这都有些演义的成分,因为凶手回去后便喝农药自杀,根本无人知晓他的心理和行动轨迹。 “日他妈!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小瘸子往往用这句话开头,那神态像我们刚学的课文里的祥林嫂。“只当他发发狠的,哪知道他真起了杀心,只知道他可能去找我大哥,他哪里是我大哥的对手,况且我大哥家的门是非常牢固的,他也弄不开,谁知道他会去找摸老二家,可怜我那小侄儿,头枕在手上,连手都被齐齐砍断了,我嫂子被斩了首,还有一点皮连着,老二最惨,脸上都是砍痕,没头没脸地砍啊,床上床下都是血,惨不忍睹……”
“没得命了,真是毒,连小孩都不放过。”听的人都摇头叹息。
“要多毒有多毒,毒到心了。”小瘸子用锥子划了划乱蓬蓬的头发。
“谁先看到的?”有人发问。
“我儿子,才九岁,八点多钟,去后街给他二爷拜年,我们兄弟几个不住在一处,我家在后街头,他家在后街尾,大哥家在前庄。我儿子喊,二爷,二妈!没人答应,推门一看,没得命了,差点没吓死,掉头就跑……可怜我儿子到现在还老做噩梦,半夜里惊醒,直喊,杀人啦,杀人啦!”
“小孩子啊,哪见过这场面,还不吓死了啊!”听者颇为同情。
“哪个说不是。”小瘸子咬牙切齿。
“可怜,忙了多少天,那么多好东西都没捞到吃,白瞎了!”老太太们也摇头叹息。
“哪个说不是的,你说到底有多冤啊!”小瘸子狠狠地对着鞋子攮了一锥。
“一个人怎么杀那么多人,也是破了命了。”
“不止一个人来的,桥头孟小五说,二更天,他醒了,听到外面脚步声,听到一个人说,二绵羊,快走啊,另一个人说,我腿都软了,走不动了。你说,肯定不止一个人,是不是,肯定有人巡风望哨。”小瘸子用锤子狠狠地捶鞋帮子,仿佛在捶着一个人的脑袋,每一锤都让我心悸。
“那公安局不查查的。”
“查个屁,死无对证!”小瘸子把鞋子朝地上一扔:“好了!”
我的身体突地一颤,仿佛那鞋正击中我的心窝。
锤子“啪”地扔在脚下,“你说怪不怪,这锤子年前丢了,年后又找到了!这都什么年啊!”
大队书记何钢炮情绪低落,像是得了一场大病,已经被判处了死刑,但医学史上出现了奇迹,让他起死回生。他的脸上有大难不死的侥幸,也有劫后余生的心悸。他好像不再似以前那样火爆刚强,声若洪钟,而是变得反应迟缓,气息不足。看人的眼神也有些许诡异,不再犀利。
“是我低估了他,是我太心善了,是我引蛇出洞。”显然他用错了成语,但谁都知道他的本意是引狼入室。这是多年后的一次乡村宴会,我正好也在场。
“没想到呀,二绵羊原来是只白眼狼。”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谈论那场血案,除非是他非常要好的朋友。
“是啊,我跟他爸有交情,他爸又跟乡里张主任好。有一回张主任在我家喝酒,他爸来作陪,看到大丫,他爸说,大丫不错。也可能就是有口无心的场面话,可张主任喝了酒,多了一句话,说给你家二子做媳妇吧。我也不好说什么。他爸更不说什么。喝着酒,就把这门亲定了。”
“那是酒话呀,怎么当真了。”他的朋友摇头道。
“哪个说不是的,你嫂子死活不同意,大丫也不同意,但是没办法呀,我这脾气这性格,你们不是不知道,说话算话,一口唾沫一个钉,尤其是张主任保的媒,那得讲政治啊。”
“是啊是啊,如果没那次喝酒,就提不起这话头,也就没这事了,这也是命里注定。”
“如果他爸还在,可能也没这事,二绵羊最怕他爸。他爸能罩住他。可是他爸死了,肝癌。那时候我也想过退亲,可是我心软啊,再说我看他是老实人,仁义,等结婚后调教他,让他们到街上做点生意,谁知道扶不起的刘阿斗啊。说到底我不该心软啊,心一软就出这事了,你说这不是东郭先生和狼、农夫和蛇是什么?”
“可惜他爸不在了。”
“狗日的没来找我,如果来找我,他十个也不是我对手呀,我把他打出屎来,再让他吃下去。”
“对呀,书记劲头大,有冲击力。”
“可惜我兄弟一家,一辈子积德行善,救了多少畜生的性命,却被这个畜生害得成了冤鬼。”
何钢炮喝了一大口酒,挺了挺腰板,试图用酒精的力量帮自己找回过去,他瞪起眼睛,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但并不威风,反而更像一只疲倦不堪的老狗。
两年后,何钢炮辞了村官,携家带口到苏南打工去了。
开学前的一个晚上,吴兰花给我家送来两条颜色不一样的裤子,说:“送给大品二品的,穿得新新的上学校。”
“那怎么好意思。”母亲赶紧到屋里去拿钱,但被吴兰英死命拦住了。母亲也只好作罢。
第二天,我和哥哥穿了一身新,上学了。不知为何,这条裤子虽然穿得很合身,可总是很沉重地往下滑,走路的时候,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
后来听李红卫说,裤子不是为我们特意做的,有一件是给别人做的尺寸小,人家不要的。还有一件,还有一件是给何皮包的儿子做的,三十晚那天连夜加班做,准备第二天送去的。可是,何皮包一家全被杀了。
“哪一件?”我问。
“我也分不清,可能是你身上这件,也可能是你哥身上那件。”李红卫盯着我的腿看了半天,没看出啥来。
回去后,我就脱了这条新裤子,说什么也不穿了。后来,我把这条褲子带到那条大沟下,一把火烧了。幽红的火光中,我仿佛看到一个魂灵升起,嗡嗡嘤嘤,飘然升上天空。回去后,又遭到母亲的一顿责打。但我已坚强,没有说出这条裤子的来历。
关于李红卫,还得多说两句。开学了,老师让大家写一篇作文:寒假里的一件事。该生写的是“看杀人”,绘声绘色地描写他所看到的杀人现场,很遗憾,我没有看到作文,因为作文本被何皮包的弟弟何三老师撕了。据说,何三老师拿着作文本走到教室,让李红卫站到前面来,大家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何三老师甩起作文本,劈头盖脸,狂抽一通,边抽边骂。
开学后不久,有一天回家,我听到我们家的猪圈有一种欢快的声音,放下书包,跑到猪圈那儿看了看。我看到我们家的猪圈里多了一头小猪,欢快地跑来跑去。
2017年的大年夜,我在南方一座小城度过。除夕到正月初六为国家法定假日,我严守纪律,认真上班到腊月二十九下午五点三十分,才收拾东西,关好门窗走人。坐一夜火车,到达云城。
整个白天,我都窝在云城宾馆的床上。其间到楼下饭店胡乱吃些东西,晚上只在房间泡了碗酸辣牛肉面。然后坐在床上看春晚。我已经好多年没看春晚,今天实在无聊。敲门声“笃笃”响起时,姜昆、戴志诚的相声《新虎口遐想》正在进行中,他们夸张的口型和动作跟连续不断的掌声让人感受到现场气氛热烈,也让我感到窒息:
……
我这起个头,大伙一欢呼,姜昆就算掉老虎洞里了。老虎出山喽!
真掉下去了!三十年前我掉老虎洞里,那时候,女同志解裙带、男同志解皮带往上拽我。
往上拽你。
三十年后我又掉下去了,来的人不少,怎么没人解皮带啊?
今天人,在干什么啊?
全拿手机给我拍照!
知道干什么给你拍照啊?
什么啊?
发微信,发朋友圈。
……
我穿睡衣开门,看到女朋友站在门外。她刚跟她的家人吃过年夜饭。她的家人包括她父亲母亲哥哥嫂子妹妹妹夫,以及各自的孩子。不包括她丈夫,因为她已离婚。她孩子没在,跟着她丈夫到爷爷奶奶家过年。
我张开双臂,想拥抱她一下。但她抬了抬手,表示不方便。她两手各提着一包东西。我伸手接,她摇头。我闪在一旁,她挤进来,说了第一句话:“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她把两大塑料袋东西放在柜子上,又放下挎在身上的包。她脸色红润,可能跟喝酒有关。但她说没喝。后来又承认喝了一小杯。“一大家子,大过年的,哪能不喝酒呢?”说着,脚步往洗手间移动,门没关,马桶“咣”的一声,一阵“哗哗啦啦”之后,又是撕纸的声音。女人就是麻烦,比男人麻烦,如上厕所之事,比男人废纸。
她出来,看我又睡在床上,娇嗔道:“你看,我带了这么多菜。”
她的声音很好听,娇滴滴的,与她实际岁数不符。她已经年近四十,听声音还像个小姑娘。倒不是故意为之,天生就这气口。但她相貌倒也不显大,比实际岁数要年轻五岁往上。“可能跟我心态好,不烦恼有关。”她这样解释,我也表示认可。她有些小资情调,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事业与她无关,赚大钱也与她无关。
我起来,也上洗手间。出来时,她已经把菜摊在桌子上,我们在两边的椅子上坐下。她说:“别动,让我看看你。”她笑眯眯地看着我,说:“瘦了,瘦了。”距离上次她到我那,已经一月有余。就是那次约定,我到她这过年。
“一个年又会胖起来。”我拍拍自己的脸,仍然感觉肉感十足。
“他们不让我走,不然我早来了。”她说。她从包里拿出杯筷。杯子是能放二两酒的小玻璃杯,筷子是家用木质的。“都是新的,第一回用,早上在家就洗过,放包里一天了。”她又跑去洗手间,哗哗啦啦冲洗一阵。此时,我从我的包里拎出一瓶酒。
“喝點?”我旋开盖子。“当然!”她脱掉外套,现出里面米黄色心形领呢绒衫,红绳子系着一块翡翠玉坠垂在心尖口位置,随着她的动作,跳了一下。“可是,你已经喝过了呀。”我收回目光,移到桌上,有烧鸡、猪耳朵、肉圆,还有牛肉,虽然菜品不一,但排列整齐。她就是这样,什么事情都不马虎,讲究个看相。我的目光里仍有玉在晃动,飘浮于每个菜之间。
“不是说过了嘛,在那只喝一小杯,留着量跟你喝呢。”她把我手里的酒接过来,倒上。我那个杯子倒得满些,她的倒了半杯,犹豫一下,又倒满了。“我跟你是实心实意的。”她说。然后,我们把杯子都举起,“咣”,碰了一下。她说:“过年了,干杯!”
“都是你爱吃的。”她把肉圆往我面前推推,说:“吃个肉圆,过年了,我们要团团圆圆。”
“我也吃过了。”我看着肉圆。
“你吃啥了?”她问。
“方便面,香辣牛肉的。”我说。
“哎哟,那也叫吃,垃圾食品,”她把肉圆挑起来,递到我面前,“怪我,我应该先送点东西过来的,让你饿到现在。”
我把肉圆咬在口中,她把筷子拔出,笑了。
“虽然坐了那么长时间,可是没怎么吃,心疼你呢,吃不下。”她跟我喝了一口酒说,“一家人就是七扯八扯的,特别是哥哥嫂子,不知道怎么那么贫。”
“他们是怕你一个人回去冷清。”我一个肉圆就这么吃下去。
“是啊,其实你完全可以去的,怕什么!”她从包里拿出餐巾纸,帮我擦油嘴。
“或许,明年就可以去了。”我配合着她的纸,嘴唇噘起。
“你看你嘴像什么?”她笑了。
“像屁眼。”我说。
她也笑了。
“说好了,就明年吧。”她看着桌上,好像在琢磨我该吃什么,但放弃了,筷子搁在一边,“我毕竟吃过一场,你多吃。”说着,端起酒杯。我们一起喝了一口。
“还没过过这么冷清的年吧,把你晾了一天。”她放下酒杯,身子向后仰了仰。
“也算有着特别意义,让你终生难忘。”我还没开口,她接着说。
“其实,这个年过得倒也别致,毕竟有你,相比——”在我的措辞犹疑不定时,她抢过话头:“难道还有一个年让你难以忘记。”
“想听吗?”我的目光越过桌上的肉食,落在她胸前那块玉上。
“想听。”她起身倒了杯水,喝了一口,放在我面前,“愿闻其详!”
“嗯,那简直是个难过的年,好在过来了。”我这样开篇。
“怎么难过呢?”她有些吃惊。
“因为我要杀一个人!”我默默拿起遥控器,把喧嚣的影像和声音,喀的一下关在电视里,关在我的心外。
“你?”她张大嘴,好像要吃肉圆。
“嗯,我!”我加重语气,还点了点头,表明不是虚张声势。 然后将一杯酒倒入口中。酒到胃到肚,一路往下。记忆深处的往事,却随着酒精热辣辣地往上散发。
二
我那时还小,刚上初中,初中的第一个寒假。刚才春晚姜昆说相声《新虎口遐想》,而那一年,他说的是《虎口遐想》,火爆得不得了。
我要杀的这个人叫何皮包,镇上的兽医。杀他,是他捡了我的二十块零三毛钱。除夕的下午,他到我家来,为我家不幸卧圈生病的小黑猪打针。他已是连着第二天来,大年初一的下午还要来。“三针,包好!”他的小眼睛在镜片后面直眨,笑容里洋溢着自信。看出来,他是喝了酒的,满面红光。
他为什么那么兴奋呢?当时,我心中就陡生怀疑,他莫非捡了我二十块零三毛钱,用来改善伙食,一高兴,多喝了两杯。
“喝了十几杯,要不是下午想着来打针,还得再喝两杯。”何皮包对父亲说,一嘴的酒气,鼻子都发红。
他高兴,他捡了我的钱,他多喝两杯。我在心里絮叨,越看何皮包越像捡钱人。
父亲赔着笑:“过年嘛,就是要吃吃喝喝,高高兴兴。”
何皮包很兴奋,说:“是啊是啊,一年过去了,得好好歇歇,这是今年最后一针,封针,明天下午再来打一针,是明年第一针,开针。”
父亲脸上挤出敬佩的表情:“倒有许多说道呢!”
何皮包捏捏自己的红烂鼻子:“当然,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说道。”
那天他打完针,并没有立即就走,而是坐在我家门口长凳上聊了一会儿天。
“都忙停当了?”他从皮包里掏出一包大运河烟。父亲赶紧从屋里拿出一包大前门。父亲把何皮包的烟压住,拆自己的烟,边拆边说:“吃我的,吃我的。”父亲从不吃烟,所以对烟不敏感,拆得有点笨拙,好不容易拆开,捉了一支,递给何皮包。何皮包接过来,父亲又到锅屋去拿来火柴,“嚓”,划着,给何皮包点上。
“停当了,停当了。”父亲这才接话。
“我也忙停当了,肉团子炸了一小筐,挂在梁上,想吃就抓一碗,馒头一笆斗,有萝卜馅的、马苋菜的,还有小豆沙的,今年品种全,孩子爱吃。还炸了藕团子、萝卜团子,挺好,要吃到十五也吃不完。”何皮包吸了一口烟,志得意满,热气腾腾。然后,他推推眼镜。阳光打在镜片上,闪闪发光。镜片后面的眼神老谋深算。
“你家小大子成绩不丑,小二子也该上学了吧?”父亲换了个话题。何皮包有两个小孩,大的是男孩,小的是女孩。大的上了小学六年级,正好在我父亲班上。
“过年后还请你多关照啊,大子挺仁义,不调皮,肯学习。”他很老练地弹烟灰。
“是啊是啊,没问题的。”
“二子明年夏天上学,也请你多关照。”
“好说,二子叫什么名字啊?”
“大名叫秀雅,小名叫秀子。”
“这名字起不丑,秀气,文雅。”
“哈哈,没得你们老师会起名字。”他哈哈笑着,他一笑,脸上的肉就往一起凑合,眼睛眯成一条缝,像柴蔑划的一样。
“杨庄的二绵羊跟你家亲戚呀?”喝了口水,何皮包忽然问。
“也称不上亲,拐弯抹角有那么一点,不来往的。”父亲一愣,显然对这个话题没有准备。
“我大哥家大丫把给了他,结过婚老吵,看那样子过不下去了。”何皮包皱了皱眉。
“是啊,过不下去也得过呀,要劝劝呢。”
“嗯,劝合不劝离,是要劝劝呢,能过还得过下去,不看别的,看小孩。”
“对,老的要个面子,小的要个团子。儿女过得好,老的面上有光,父母不吵不闹,一家人团在一起,小孩子才开心。”
“还是老师会说,一套一套的。”
兩个人东扯西拉,不觉太阳西下。此时,何皮包已抽了四支烟。当父亲把第五支烟递给他的时候,他站起身来,说什么也不抽了,他把烟夹在耳朵上,说:“好了好了,回了回了,提前祝你新年好,新年好啊!”
“新年好,新年好!”父亲也连声说。
何皮包拎着皮包,过来摸我的头,我迅速躲开。他在空中划拉划拉,并不恼,乐呵呵地说:“哈哈,又长一岁喽,看看成人喽!”然后他转身大踏步而去。他肥胖的身影走向村东,走过了李红卫家,又走过杨三郎家,再走过陈友亮家,最后,拐过张菊芳家的屋墙,不见了。
“好人啊,三十晚还到乡下来给猪打针。”父亲轻轻地说了一句,又去猪圈看小猪了。而我坐在长凳上,还在思考着钱被谁捡去的问题。
“是何皮包吗?肯定是。虽然他是个响快人,但没见过这么响快,这么高兴,为什么这么高兴呢?捡钱了,肯定是的!捡了钱不还,不得好死。”我恶狠狠地对着何皮包坐过的地方咒骂。
三
“你是怎么丢钱的,怎么就认定何皮包捡的呢?”
我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其实她并没有洗耳恭听,而是不停地插嘴,提一些问题互动。
“别光讲,吃菜,喝酒。”她也会在我停顿时劝菜敬酒。她身体向前倾着,那块玉就离开衣领,离开她脖下的位置,垂直向下,直指着桌面的某个菜。
她叫杜银瓶。奇怪的名字。一般女性里的名字都不会写成“瓶”字,常用的是苹果的“苹”、浮萍的“萍”,也有可能是平整的“平”。但她叫杜银瓶。这个名字使我想起白居易《琵琶行》里的一句: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也使我想起《金瓶梅》的李瓶儿。我问过她为啥叫这个名字,她说是父亲起的,她也不知道。她父亲是个工人,平时也不见读啥诗书。“那你家里是不是有个银的瓶子?”她肯定地说:“没有,我从来没见过。”我就不好多问了。
我跟她是在十几年前一次戏曲小品专题研讨会上相识的。会议报到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参会的都是一些小有名气的小戏导演和剧作者。我父亲原在镇文化站工作,经常编些小戏、相声、小品、快板、说唱之类,在县文化馆小报上发表,也在乡镇或县市群众文艺汇演中登台亮相,后来因为作风问题,被调到乡村小学教书。我从小受他影响,也会写写画画,编些戏剧小品,是学校晚会上常客,也算是一个才子,高考一心想考文史或戏剧专业,却阴错阳差,进入一个行业内的中专学校,毕业后到一个单位干单调的窗口服务工作。我父亲虽然后来离开了乡村学校,到县文化馆当了副馆长,但无权无势,不能帮我说半句话,再加上我仍迷恋戏剧创作,时常搞些小戏小品创作,甚至写起电影剧本,当然没有一部被搬上银幕,而本单位却只看经营业绩,报表数字说话,真金白银兑现,与文艺八竿子打不着,视我为另类,不务正业之徒。所以我在窗口服务,一干就是十年。但也有一些剧本在全国期刊发表,并被吸收为协会会员,偶尔被邀请参加一些活动。此次会议,便是活动之一,会期三天。第一天在杭州,集体逛西湖,谈论白娘子。那一天,我没怎么注意到杜银瓶,后来她说她已经注意我,说我不太爱说话,别人都互致问候,谈天说地,特别是男导演,都去跟女剧作者搭讪,套路都是有机会一定把对方的剧作搬上舞台。只我一人默默跟在后面。那时她就对我有了好感。在杭州歇息一夜,第二天被拉到一个叫乐清的县城。这个县有一座著名的山——雁荡山,号称东南第一山。我在初中时就学过沈括的《雁荡山》,犹记得当中第一句,“温州雁荡山,天下奇秀。”下午我们在乐清开会。 所谓研讨会,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聊天,看上去很有理论高度,其实就是东拼西凑,信马由缰。想说的,半小时都不够,不想说的,三两句话就打发了。说什么都无所谓,没有人去认真听。只有会议主办方认真记录,因为要出会议实录,在会刊上刊登。现在想来,那次会议大家说了什么真知灼见,都没人记得,但都能记得杜银瓶唱了一支歌。谁也没想到,研讨会上,还有人唱歌。會议是轮流发言,到了杜银瓶,主持人例行公事,作了简短介绍,什么著名青年剧作家,发表小戏若干,多次获奖,等等。然后说:“下面,我们请杜银瓶作精彩发言。”没想到杜银瓶说:“我不著名,也没资格来开会,只不过是来凑热闹的。”下面有人笑了。主持人插话:“杜老师太谦虚了。”杜银瓶说:“不是谦虚,我说的是真话,我也不知道讲什么,我给大家唱首歌吧。昨天在西湖,我就想唱的,不知大家想不想听?”下面有人拍掌叫好:“想听,爱听,唱起来!”杜银瓶咳嗽一声,就唱起来:
千年等一回 等一回啊
千年等一回 我无悔啊
是谁在耳边说 爱我永不变
只为这一句 啊 断肠也无怨
雨心碎 风流泪哎
梦缠绵 情悠远哎
西湖的水 我的泪
我情愿 和你化作一团火焰
啊 啊 啊
千年等一回 等一回啊
千年等一回 我无悔啊
……
她唱得真好听,会场掌声不断,会议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
“精彩花絮,多少年后,也许我们都记不得参加会议的有哪些人,都讲了些什么,但都能记得杜老师优美的歌声。”主持人自嘲道。
“我不是老师,我是来向各位老师学习的。”杜银瓶认真纠正。
又是一阵笑声、掌声。
四
钱是昨天——大年二十九——丢的。我现在十分后悔那天去街上玩。如果不去街上玩,就不会遇到黄二奶,遇不到黄二奶,黄二奶就不会把二十块钱(母亲在大队跑了一年的工资)交给我,黄二奶不把钱交给我,我也不会丢钱。可是不该发生的事,就这么发生了。
我那天上街,本来想找几个同学玩玩的,王四,周二狗,李秃子,都是死党,住在街上。可转了一会儿,就转到裁缝店。裁缝店是紧密邻居李红卫(俗称“小李三”)他爸开的。店里衣架成排,上挂各色衣裳。李红卫他爸李裁缝正拿着个大剪子,在案板上咔嚓咔嚓剪来剪去,还有两个女的在里面咕吱咕吱踩着缝纫机。我想到过年的滑雪衫就在这里做,心里顿生暖意。
李裁缝是个大长脸,跟驴条一样。他抬头看到我,冷冷地说:“不在家做作业乱跑干啥?”
我不太喜欢李裁缝,他总是这样故作高深,冷腔冷调。我的眼睛在衣架上扫视,寻思着哪一件是我的滑雪衫。
就在前几天,母亲温和地说:“你们俩用功学习,今年在李裁缝家给你们每人做件新滑雪衫,好过年啊。”
现在肯定很多人已经对滑雪衫这个概念相当生疏了,脑子里只有羽绒服、尼克服、冲锋衣之类。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滑雪衫就是时尚的代名词。我们班上有几个女生穿滑雪衫,男生只有两三个。这要是一开学,我穿上滑雪衫走进教室,该是何等体面!
母亲又说:“裤子就算了吧,上身新新一身。”我和哥哥表面上没什么反应,心里都乐开花。好多年没听到这么亲切的话语,自从家里盖了瓦房,日子过得异常紧巴,好几年没添新衣服。尤其是苦命的我,穿的都是哥哥落下的旧货。
“晓得知足吧,你不拾着穿,哪个拾着穿!哪个让你最小?新老大,旧老二,补补纳纳又老三,没给你穿补丁衣服就不错了,你看小李三,他爸还裁缝呢,穿的都是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母亲讲着不容置疑的道理,让我知道虽然穿的是旧衣服,仍感到幸福和满足。
“别找了,还没做好,明天下午带回你家去。”李裁缝没好气地说。
李红卫闻声从里间出来,见到我欢呼一声,对李裁缝说:“爸,我跟二品先回家了。”没等他爸同意,就一蹦一跳出来。
如果直接回家,也就没什么事了。可当时两人在街上闲转,不觉转到大队部。队部门口,有一修鞋摊子,摊主是个瘸子,姓何,是兽医何皮包之弟。何皮包共弟兄四人。老大是大队书记,外号何钢炮,曾做过民兵队长,脾气暴躁,经常听到他在大队部门口吵吵嚷嚷,骂三骂四,有时看到我们,也没有好脸色,会吓唬我们:“赶快回家去,最近不少坏人,专门抓小孩。”我们对他都没有好印象。兽医何皮包是老二,一直很和善。老三是我们学校数学老师,成天笑眯眯的,可跟他大哥一样,脾气不好,经常凶学生,有时还会抽学生耳光,人称“笑面虎”,好在不教我们班。老四就是这个修鞋匠,唤作“何小瘸子”。我母亲常说:“一娘生九等,九等各不同,你看何家兄弟,有文有武,有给全大队发号施令的,有给学生娃写字上课的,有给猪马牛羊灌药看病的,也有给人修鞋补袜的。”
何小瘸子跟他几个哥哥的或壮或胖不同,长相瘦削,凹心脸,细眉毛,小眼睛,嘴唇上面稀稀拉拉几根短毛,头发总是乱蓬蓬的,好像多年没洗过。他身材矮小,一抓一把,却围着一个大围裙,看上去很滑稽。他成天缩在墙根下的鞋摊后面,左手持鞋,右手持针,或者锥子、锤子。锥子在鞋上锥眼,穿针引线,然后把鞋子放在面前的一块铁上,结实地锤。他长得尖刻凶恶,性格却和善,喜欢跟我们说话。我们路过时,他会远远招呼:“又一天课混得了啊!”我们也乐得跟他玩,听他讲一些稀奇事。他旁边有一台小收音机,天天放着相声评书,然后转贩给我们。
那天,我们在他的鞋摊前小木凳上坐下,看他熟练地穿针引线。我脚下踢着一把小锤子,我不知道小瘸子手里有一把锤子,怎么我脚下还有一把锤子,我脚下的这个锤子比他手里的要大,上面有两只角,尖尖的,我们叫它“羊角锤子”。
我说:“你给我们讲讲稀奇事吧。”
小瘸子更显精神:“哎,你们知道什么叫年吗?”
我二人作懵懂状:“不知!” “嗨,听我道来,这年啊,原是一头海里怪兽,头上长角,身上长鳞,凶猛着呢,平常闷在海里不出,一到三十晚,就爬上岸来吃人吃牲畜。因此老百姓都怕它,一到三十晚,就逃到深山里,躲避伤害。有一年三十晚啊,来了一个白发老头,让大家休得惊慌少要害怕,他有办法将年赶走。大家都不相信,纷纷上山躲避,只有老头没走。果然,年来了,老头不慌不忙,头扎红巾,身披红衣,乒乓,叮当,放起了爆竹,这年呀,立刻浑身发抖,仓皇逃窜。原来这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爆炸声响。”
“哈哈,这倒头回听说。”我们站起来想走,那小瘸子又说:“哎,你们知道今天的《三国》讲的什么?”
“你把收音机开下来,我们听一听嘛。”我们叫嚷着。以前每天放学,我们都会坐在他摊前听一段评书,什么《岳飞传》《杨家将》《三国演义》,放假前,我们正有滋有味地听《三国》,正讲到常山赵云赵子龙长坂坡前怀揣幼主阿斗杀个七进七出,直杀得曹兵曹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那要六点钟开始,现在没到点呢。”小瘸子叫道。
“那你讲讲,《三国》说到哪了。”我和李红卫又都坐下来。
“好,好,那就讲,”小瘸子来了兴致,估计现在让他不讲都不可能了,“今天讲得可精彩了,讲到周瑜想杀曹操手下的水军都督蔡瑁张允,因为蔡瑁张允水军训练得好,周瑜有可能打不过人家,正好他的同学蒋干从曹操那过来,想劝他投降,周瑜就请蒋干喝酒,把蒋干喝得迷迷糊糊,留在自己的大帐中,然后伪造一封信,故意让蒋干偷去,送给曹操,曹操一看那书信,火冒三丈,立即把蔡瑁张允杀了,哎,你们知道那封信写的什么?”小瘸子故作神秘。
“说蔡瑁张允暗暗地投降了周瑜,正想办法把曹操杀了。”我看过《三国演义》,知道有此一节。
“对呀,这叫反间计,也叫借刀杀人!”小瘸子得意地说。
“什么借刀杀人?”李红卫问,他对《三国》不太了解,听得稀里糊涂。
“这是周瑜一计,借曹操的手,杀掉自己想杀的蔡瑁张允。”小瘸子对他有些不屑。
“妙计妙计!”我摇头晃脑。
“再讲讲,再讲讲。”李红卫突然来了兴致。
小瘸子说:“不讲了不讲了,过年前不讲了,多吃多喝,过年后有精神再讲。”
就在这时候,让我倒霉的黄二奶从大队部出来。说是黄二奶,也就四十来岁,因为她男人黄二爹辈分高。她是我母亲的上级。我母亲被抽选到大队里做计划生育工作,黄二奶是组长。几个人经常一起到村里逮“大肚子”。
黄二奶看到我,笑了:“哎,二品啊,你来得正好,正要找你們家人呢。”黄二奶从兜里掏出两张十块的票子,递给我说:“把你妈的工资带回去吧。放好了啊,这可是你妈跑了一年的汗水!”
我没有先知先觉,不知道这两张票子将在我手里丢掉。当下,心里激动,把二十元钱放在裤口袋里,顺手把那个羊角锤子揣到怀里。是的,顺手,只能说是顺手,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然后起身,招呼着李红卫往回走。
一路上,不住地掖掖棉衣,怀里硬邦邦的,又不住地捏捏口袋,感觉一下两张票子的存在。
如果就这样一路到家,也就没事了。可是将至村口,李红卫又提议玩一会儿火柴壳。我们又找个墙角坐下,把火柴壳压扁了,放在地上,拍,谁拍过去,就算赢,这个火柴壳就算归谁。然后按照火柴壳的数,算钱。
那天我运气好,把李红卫的火柴壳都赢了过来。按着火柴壳的数,李红卫付给我三毛钱。一分、贰分、伍分的硬币,一大把。
我把火柴壳和硬币都放在裤兜里,抱着棉衣里的羊角锤子,满怀收获的喜悦,高高兴兴往家跑。迎面正碰到何皮包。何皮包拎着皮包,匆匆忙忙,但没忘了跟我说话:“玩得蛮开心的啊。”我站在路旁,看着何皮包,却关心我家的小猪:“我家小猪怎么样?”何皮包笑了:“哈哈,乖乖,蛮顾家的啊,还想到小猪。”可他并没有回答我,只是挥挥手:“快回去吧,今天二十九,明天三十晚,都忙停当了,好吃好喝,好过年喽。”他说的意思跟他弟弟讲的意思差不多,但两个人说出来的味道不一样,何小瘸子脖子细,声音尖,何皮包脖子粗,声音哑。说着,何皮包晃着胖身子穿过我,转过墙角跑了。我看着何皮包的背影,心想:“这个何大胖子,还跟我卖关子,小心跌倒了爬不起来。”
到家里,父亲和母亲还在猪圈那儿。我把锤子放在猫洞里,跑到猪圈那,看到母亲脸上有点笑容,心才放下。果然,小猪已经站起来,不再哼哼唧唧,而是闷声不响吃食了。
“三针,今天一针,明天一针,后天大年初一,还有一针,真难为人家何先生了。”母亲说。
“是啊,看起来好多了。”父亲跟着帮腔。
我觉得我该说两句了:“妈,我把你的工资领回来了,是黄二奶给的。”这句话是我在心里想的,还没说出来,就咽了回去,因为我在裤口袋里掏,可掏着掏着,脸色“唰”就变了,因为掏出来的,只是一叠火柴壳。不仅两张十块的票子没了,连赢李红卫的三毛钱硬币也踪迹不见。
我傻了,彻底地傻了。母亲转过脸来,看了我一眼,说:“掏什么?”我一激灵打了个冷战,说:“没掏什么,没掏什么。”说着转身往屋里走,到了屋里,把口袋翻过来,才发现口袋早就破了一个洞。那两张票子就是从这个可恶的洞里溜下去的。我赶紧撩起裤脚,捏,捏了一圈,没捏到,又从裤角那往上掏,没掏着。再把裤子脱下来,里里外外地找,抖落,甚至连鞋窠里翻了,票毛都没有。
我寻思,刚才在村口还在的。只是被火柴壳和硬币压着,掉下去了。
我飞快穿好裤子,往门外走,面色平静,眼睛往地上扫,走过了李红卫家门口,又走过杨三郎家,再走过陈友亮家,最后,拐过张菊芳家的屋墙,一路上眼睛在地面上扫,可是,什么也没扫到。
我绝望地坐在墙角,像我家圈里的小病猪一样,一下子失去了精神:“天啊,那是我妈一年的汗水啊,我可怎么交待啊!”
当夜,我辗转反侧,如被里长刺,无法入眠。我对钱的去向问题进行仔细分析,最后怀疑目标指向二人:李红卫,何皮包。李红卫跟我一起进村。而何皮包,正好回家要走那条路。钱应该被此二人之一捡去了。 再细推究,何皮包的可能性不是太大。这家伙眼睛小,又近视。他回去的时候,已是黄昏,光线不好,应该看不清路面有什么。但也说不准,也有可能见钱眼开,别的东西看不真切,见钱就看清了。
如果不是何皮包,就是李红卫!回家时,李红卫一直紧随我后,鬼鬼祟祟,好像有过一次弯腰动作。当这种感觉更加强烈时,我对李红卫痛恨起来。我们是同学呀,好朋友呀,你怎么能昧下这钱,让我遭罪呢?
五
“妈妈后来知道你丢钱的事了吗?”杜银瓶问。
“当然知道了。”我喝了一口酒。
我跟杜银瓶就在那次会议上认识了。一曲成名。当天的晚宴,杜银瓶一下子成为焦点,主办方把她安排到领导那桌调节气氛,但杜银瓶不识抬举,坚持没过去,坐在末桌,正好在我旁边,我们偶有交流,并留下电话号码存上。酒过三巡,不断有人登台献艺,或高歌一曲,或唱段家乡小戏,或说个单口相声。这帮人有的是才艺,只恨无处表演。主持人再三邀请杜银瓶上台唱歌,下面人也持续起哄,但杜银瓶始终没唱。这人很有意思,不是唱歌的场合,她倒主动唱;场合对了,她倒死也不唱。好多人觉得尴尬,她倒无所谓。
当天晚上,有些人三三两两出去吃夜宵,有些人到房间里聊天,也有些感觉好的男女偷偷去行些相互愉悦之事。我一个人在房间看电视。忽听得手机一响。那手机是我刚买的,虽然很多人都已用上手机,但我一直用的是小灵通,便宜又省话费。可小灵通到外地就用不起来,我一狠心,买了个便宜的手机。我对这新手机的声音还比较陌生,打开一看,是杜银瓶發来的短信:打个电话过来。
我不明就里,回了电话,就听那边杜银瓶说:“哎呀,是你呀,好的好的,我马上就过去。”不等我回话就挂了。我愣了好半天,不知何意。
过了几分钟,她打电话过来,说:“对不起,刚才打扰了,有一个家伙在我这聊天,缠着我,我只好发短信请你解围,现在好了,他走了。”
原来如此。
“你过来,我们聊聊。”
“太晚了,还是早点休息吧。”
“好的,明天见。”
“明天见。”
第二天,我们在雁荡山游玩了半天。因为头天晚上冷了场子,杜银瓶就落了单,一个人在半山腰的凉亭上歇着,看到我,主动跟我聊天,我们一起往山上爬,边走边聊。聊的什么,现在也忘记了,因为彼此不太了解,无非是谈谈家乡,谈谈人生,甚至她的唱歌,就是没有谈戏剧。她体力不太好,所以爬得很慢,我既然跟她一起了,就不好落下她一个人,其时,有几个男参会者路过,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有个人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便往上去了。杜银瓶在后面厌恶地说:“就是那家伙。”
“噢。”我记得那个人昨天发言挺长,其中有一半是说自己的成绩、地位,无非是级别高,又有许多戏搬上舞台,反响强烈,获奖无数,自己经常外出讲学,受到热烈欢迎。
“还有人给我房间打电话。”她还很气愤。
我不知道她说的是哪一个,也不想多问。
午饭后,就各自散了。
那次会议上的人,也差不多都在脑海里散了,包括杜银瓶。
直到三年后,她给我的手机发了一个短信。彼时我新换了个手机,之前的手机因为便宜,不久便淘汰了。新手机里并没有她的手机号,我不知道这个陌生的短信是谁发来的。
“三年了,你还好吗?”短信上说。
我搜索着记忆,完全想不起来三年前有过什么遭遇,跟谁有过交集。
“你是谁?我新换了手机,许多号码丢失了。”
“千年等一回。”她又发一句。
我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往事如西湖之水在脑海里漫开。
她说她是在会议通讯录上查到号码的。
于是,我们就攀谈起来。
又过了一年,她到我的这座县城来。
记得那是个夏天,我到汽车站接她,说好的是十一点,我提前到了,外面太热,我就在车站超市里转悠。那时我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她来了我怎么安排。当然,我已经跟妻子请了假,说有一个活动,要出去几天。这是想了多少天才想出的主意,唯恐不周密,露出破绽。而妻子倒也没多问,对我的谎言免检,又仿佛希望我出去,别在她面前晃悠,省得烦心。宾馆也提前订好,离家稍远,是妻子平时不会涉及之地,比较安全。但我怕杜银瓶会让我带她到县城四处转转,县城就这么大,免不了会遇到熟人,说不清楚。这是我最担心之处。时间差不多了,我准备出去,她却站在门口,黑T恤,白裙子,看着我笑,手里拉着红色拉杆箱,我着实眼前一亮,连超市的营业员都把眼光移过来。
那天,我们首次越位,一夜做了三次。
“你行,他们都是银样镴枪头。”迷迷糊糊中,我听到她说。
“他们?”我有点迷糊,但没有问出来。
好在她并没有出现我所担心之事,白天基本都在宾馆里待着,只在晚上出来往人烟稀少处走走。
不想看到一个歌厅。她说:“我们进去唱歌吧。”我心里非常紧张,歌厅乃比较复杂场所,各色人等汇集,一旦遇到熟人,岂不麻烦?但又不好扫她的兴,便硬着头皮进去,进入一包间。她唱得多,当然要唱前者在杭州成名之作,免不了又谈些往事。我说我是与世无争之人,上个班,搞点业余创作,已相当知足。最大愿望是做一个专业创作者,身心自由,不喜欢阿谀奉承,虚假热闹。她说她也是,愿寻得一个情投意合之人,相伴一生。
其间,她上趟卫生间,没及时关门,外面就有歌声疯狂涌进,有一个熟悉的声音撞进我的耳膜。不用问,是我妻子的声音,她最喜欢唱孟庭苇的歌,当时正唱《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唱得撕心裂肺,好不动情。
我偷偷出来,到隔壁门口,透过玻璃门,隐约看到里面有两人,一男一女,正在沙发上相依而坐。男人在外搂着女人,女人正深情投入歌唱。
我看那一小截背影,既像妻子,又不像,一时恍惚。
走廊上人来人往,不便久待,赶紧回到自己包间。 杜银瓶一回来,我赶紧领着她溜了。后来,我对我的听觉有怀疑,唱歌相似之人太多,又没见到面,怎么就一口认定是我妻子声音呢?况且,歌厅嘈杂,声音彼此干扰,耳朵失灵,也属正常。再说,也亲眼见了,却不能分辨。此处存疑,疑罪从无。
住了两晚,她就回去了。
几个月后过年,她又来。那时,她跟她第一任丈夫离婚,行动比较自由。那一年,我在单位窗口值班,妻子带着儿子去乡下她妈妈家过年了。
我跟我妻子关系不是太好。怎么说呢?她倒也不是坏人,但心高气傲,总觉得跟我亏了。开始还说我有才华,好比猪八戒喝磨刀水——内秀(锈)。后来越来越厌烦,说我是猪八戒的脊椎——无能之辈(悟能之背)。在家里唠里唠叨也就罢了,还到外面说我不好,弄得我就像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所以,她做事从不顾我的感受,过年也不陪我,回老家,姐姐妹妹热闹,省得跟我冷清。
我成孤家寡人,倒也有了机会。
我倒挺感激杜银瓶,她让我本来孤独的年,变得丰富多彩。
除夕之夜,我们在宾馆里喝了不少酒,酒后,想起这么多年的委屈,我有点失控,据说又哭又闹。她出去一趟,回来时拿来一瓶蜂蜜,冲了蜂蜜水,让我喝下去。后来,我问她:“这个小县城,哪家店铺还开着门,你是怎么买到蜂蜜的?”她说,她确实找了好几个街道,终于发现一家小店开着,才买到的。
我对我的醉酒非常后悔。我一贯温文尔雅,如今是一个醉鬼形象,会不会让她反感。我向她道歉,说不该喝那么多。
她淡淡一笑:“男人总要醉几场,性情中人就该这样,我喜欢。”
这有什么办法。
当时,我仍在一个单位窗口做服务工作。窗口服务,地位不是一般的低下,成天看一张张神气活现的面孔,好像都是大爷,我们都是奴仆,都得小心伺候,稍有不慎,谩骂是小事,還会投诉,让你多少天心情不好。有一回,不知哪里得罪了“大爷”,“大爷”当窗翻脸,口吐脏字。我一时怒起,也以其母亲回应。“大爷”立即向领导投诉,领导当然批评我,扣我半个月工资,并向“大爷”当面道歉。彼时,“大爷”倒心平气和,谆谆教导道:“服务行业嘛,就要夹着尾巴做人,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一个字,忍!忍者为王。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瞒小兄弟说,我也是这么忍过来的!”我满面堆笑,连称所言极是,受教受教,却在心里骂道:“去你娘的,你既知我等服务的苦处,还如此刁蛮,可见恶毒之极。”
窗口服务还有一个弊端,就是作息时间颠倒,没有正常节假日。比如这次春节,我连值四天班。这四天,我都是白天上班,晚上回去陪她。年初四上午,她要回去,而我值班将结束,下午要回乡下,跟妻儿团聚。临走时,她特地到我的窗口看了看。她填了一个表格,递进来。
我递出去一个信封。信封里是一块翡翠玉坠,一只小蛇的形状。她77年生人,属蛇,当年正好三十岁。是之前我在对面的首饰店买的,八百块钱,我一个月的工资。
她的表格上填满了五个字:千年等一回。
“那女的好奇怪,好像对你有意思。”旁边窗口的人说。
“你怎不早说,我出去看看。”我嘻嘻地笑着,站了起来,却又坐下。
“嗯,那眼神就不一样,有水,还回头冲你笑呢。”他说。
“噢,是啊。”我陪着笑。
“有句诗叫什么来着?”他作思考状,“对了,回头一笑百媚生。”
“回眸——”我纠正。
第二天,我值班结束,到乡下过年。
那一年是2007年,距离现在,正好十年。
六
翻过天除夕,俗称“三十晚”,其实指的是年三十一整天。上午,作为小学老师的父亲放下小猪,照例给村里人写了半天对联。接下来,吃了很讲究的团圆饭。豆角干烧肉、黄花菜烧老母鸡、小青菜烧肉团、肉皮杂烩等,一共八样,一样不少。虽然母亲为小猪的事闹心,但她还是顾全大局,沉着脸招呼大家吃。而大家也照顾这节日的气氛,特别是哥哥,吃得满嘴流油,浑身冒汗。只有我吃得小心翼翼,形容古怪。母亲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二品怎么今天细巧起来了。但她并未深究。她老人家哪里知道,她一年的工资被我白白丢了。
吃过饭,父亲打面浆子,贴对联。门楣上贴着挂廊,上面盖着横批,红红火火,年味立刻就出来了。往常我总是最积极,帮着刷浆子,看两边是否齐整。今年我心情沉重,心不在焉,像丢了魂似的,一个人跑到猪圈旁,看小猪。小猪比昨天好多了,正趴在我母亲给它扯的干黄的麦草上,安静晒太阳。
父亲在猪圈上贴了横批:猪养千斤。那几天父亲总是小心又小心。因为猪是他买的。圈里两百多斤的大肥猪前几天刚卖了,换了两百块钱,还了些旧账,接下来准备过个充实而富裕的年。过年猪圈不能空,得买头小猪回来压圈。那天逢集,母亲要赶在下雪前到麦地里撒下化肥,抽不开身,就把买小猪的光荣任务交给了父亲。父亲为了出色完成,还特地找了一个同事去长长眼,左相右看,挑挑拣拣,最终相中了这只小黑猪。
“没错,这只猪欢实,精神,现在二十斤,来年就是二百多斤,你家又要过一个肥年了。”那同事满满自信。我父亲就放心地交了二十块钱,把小黑猪吆喝回来。
我们都喜欢这头小黑猪,黑乎乎,胖乎乎,欢欢快快。哥哥还围着猪圈唱儿歌:“小黑猪呀胖乎乎,跟着那猴子学爬树,树干粗呀抱不住,倒在地上打呼噜,呼噜噜,呼噜噜,呼噜噜噜呼噜噜。”哥哥一开始是围着猪圈唱的,后来竟然对着我唱,因为我长得黑黑胖胖。那时,我也不恼,随他唱去,反正今年我也能有一件簇新的滑雪衫,不再拾他旧衣。可是,没几天,这头可爱的小黑猪就闹起了情绪,不吃不喝。我母亲好不焦躁,看什么都不顺眼,什么都“嗤”在她的眼睛头。
现在,我又把钱丢了。如果她知道了,还不一脚把我踢死啊!
晚饭也吃得没滋没味。好不容易吃完了,母亲把饭桌收拾干净,包饺子。哥哥和我各怀心思围着火盆吃花生、瓜子。就在这时,门一响,李红卫的母亲推门而进。李红卫的母亲名叫吴兰花,瘦瘦的,比我母亲要显得老些。她很苦。李裁缝天天在裁缝店里,所有家务和田里劳作都在吴兰花一人身上。我经常看到吴兰花孤身一人扛着铁锹或锄头往地里去。而我父亲虽然是光荣的人民教师,但却非常热爱劳动,从学校一回到家,就扛着锄头充满自豪地奔地里去。村里人都说吴兰花苦。我母亲不服气:“她苦,活该,管不住男人,就该吃苦。”还有一点,她的小气也是出了名的。其实也不是小气,而是节省。她苦成那样,还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有时候到了饭点,就端着碗出来溜门,我们那叫“卖饭碗”,卖到我家,母亲总是让她坐下来,一块吃点小鱼咸菜。吃着小鱼咸菜,吴兰花就开始诉苦,骂李裁缝成天在街上不归家,也没见苦多少钱回来,地里的活都她一个人累死累活地干。我母亲说:“你要管管他呢,男人不管要上天。”吴兰花听了母亲的话,有一回边在门口打豆子,边骂李裁缝,结果李裁缝从屋里冲出来,提着皮带要揍她。吴兰花立即不敢骂了。吴兰花对母亲叹息道:“我这就是命,摊上这么个癞男将。”另外,吴兰花最大的喜好是看死人。只要哪家人死了,她会冲到前面,去看死人的热闹,看人家哭得伤不伤心,听唢呐声响不响亮,自己红着眼睛回来:“苦啊!” 吴兰花是送滑雪衫来的。军绿色的滑雪衫,抱在她的怀里,鼓鼓的,好像抱着围着包被的婴儿。我母亲过去接,她却走到床边,把滑雪衫摊在床上。我和哥哥知道,那是我们过年的新衣服。哥哥看样子想过去看看,却又装作不在乎的样子。而我看上去老谋深算,待在一旁不动,其实是心中愧疚。吴兰花说:“真的不好意思,年前货太多,忙不过来,先紧人家弄的,昨天加了一夜班,下午又去收了尾,终于做好了,正好赶上明天穿,就这样还有几件裤子没做起来,明天还要去做。”我母亲说:“不要紧不要紧,如果做不好的话,就明年穿。”她又回身叫我们:“过来试试!”哥哥和我就过去了。吴兰花拿起一件滑雪衫,看了看,说:“这件是大品的。”又拿起一件:“这是二品的。”我们都接过滑雪衫,往身上套。都感觉有点大了,长了,蓬蓬松松,穿在身上像狗熊。母亲说:“正合身。”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给我们做的衣服总是要肥大加宽,这样可以多穿几年,不至于今年穿了,明年个头蹿高穿不上,又得做新衣。哥哥把滑雪衫穿在身上,转来转去,很美。我则立即脱了,手接触面料,一抖,如过电。
“脱下来,别弄脏了,明早再穿!”随着母亲一声呵斥,哥哥赶紧把滑雪衫脱下来。
吴兰花跟母亲站着聊了几句家常,母亲让她坐下聊,她说不了,要回去炒花生瓜子。看到她清瘦的身影消失在门外,我不由心中暗想:“那二十块零三毛钱是李红卫捡走的吗?不像,李红卫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正想着,我做梦也没想到,吴兰花又推门回来了,对我妈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都心惊的话:“对了,黄二奶给二品带的二十块钱给你了吧,黄二奶今天在裁缝店拿衣服的时候说的,让我问问。”
犹如一记闷棍,打得我头昏眼花,像何小瘸子收音机里说书的话来说,那可真是:万丈高楼一脚蹬空,扬子江心,崩缆断舟。
母亲一愣,旋即说:“嗯,给了。”
吴兰花奇怪地看了看我,转身出了门。
母亲把门关上,回过头来看我,目光像两把利剑,直刺我的心脏。紧跟着一声断喝:“拿出来!”我的脚一下子软了,血一下凝了,头一下晕了,嘴一下子木了,不知如何应答。
“丢了。”好半天,我才弱弱回答。
“什么!”母亲声音提高八度。
我把口袋掏出来,把口袋里的一个破洞展示给母亲看:“从这丢的。”
母亲没有说话,突然拿起扫帚狠扫过来,耳轮中就听“啪”的一声,扫帚正落在我后背上,好在穿得多,没有大的感觉,我夸张地叫了一声,向前一趔趄。我以为肯定会遭到一阵暴打。但母亲很沉着地说:“快,一起出去找!”
我一瘸一拐地在前面带路,父亲手里拿着手电筒,灯光向两边扫射,母亲、哥哥在后面,一家四口,瞪大眼睛,一眨不眨,把那段路又扫荡一遍。一无所获。
都过去一天一夜,哪里去找?
回到家里。母亲不由分说,褪了我棉衣,扫帚像雨点一样,密集地落在我的屁股上。那一刻我竟然想到大将军误了军令,被元帅打了五十军棍的事儿。父亲冷眼旁观,没有吱声。哥哥一旁冷笑,幸灾乐祸。我的心情多么悲壮!
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怎么躺都不舒服。忽然坐起来,套上棉衣,拿过手电筒向门外走,母亲断喝一声:“干什么去?”我头也不回,赌气一样大声说:“再去找一遍!”母亲没再搭理我。我知道她心里的怨恨,而我的心里也有怨恨。她的怨恨是一年白逮那么多大肚子了,我的怨恨来自于那个捡钱不还还谈笑风生的人。联想起何皮包下午的表现,我的怀疑加重,怨恨也加重。他今天心情格外好,还故意在我家门口跟我父亲聊了好长时间,他明天下午还来,那该是怎样的神气!他为何如此高兴?为何如此热心?还不是因为捡了我的钱,我的二十块零三毛钱。我的屁股针刺一样阵阵疼痛,不要看,就知道已经红肿如馒头。我一瘸一拐,到门外,一弯腰,从猫洞里掏出羊角锤子,藏在棉衣里。
七
“你真的去杀人啦!”她有点瞌睡,此时却抬起头来,瞪大眼睛看着我。
“是啊。”我拿起杯,想喝酒,却发现杯里酒没有了,再拿瓶子,瓶子里也是空的,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喝了一瓶酒。
“我下去買些吧。”她目光探寻过来。
“这么晚了,能有吗?”我反问。
“也许,试试看,不去看看怎么知道。”她已经站起来。
是啊,当年,也是这样的夜,她能找了半个县城买来一瓶蜂蜜,如今云城大小也是个城市,买瓶酒应不成问题。
“好,我们一起去。”我也站起来。
我们穿好衣服,出了门往走廊一头走。正好一对男女相扶着从我们门前走过。看来他们也喝了不少酒。这对男女要比我们年轻。我对着那个女的认真看了一眼,她长得像一个很著名的影星。我看到我女朋友在看那个男的,那男的很帅气,像年轻时的周润发。他们走到我们隔壁门口站住了,那个男的刷了卡,门“嘀”的一声开了。他甩头看了我们一眼,把女的先推进去,自己才进房间,门“砰”地关上了。
“你猜,这两人是干什么的。”女朋友搀住我的手。
“猜不着,是一对情侣吧。”我捏了下她的手心。
“大过年的,跑这来干啥呢?”她问。
“那就管不着了,人家还问我们,大过年的跑这干啥。”
她低头不语。
其实我是见过这两人的,就在中午楼下的快餐店里。一般两个人,都面对面坐着,他们坐在桌子一边,女的头时不时靠着男的肩膀,作亲密状。后来,我听到他们在小声争吵什么。我路过他们身边,装作被手机上什么东西吸引住了,稍微停留一下。
“我等到什么时候?”女的说。
“快了,过了年。”男的弱弱地说。
“天无绝人之路,我们找个地方,开个店,会过得比谁都好。”女的声音有点高。
“嗯,是的。”男的声音很低,跟放了一个不情愿的屁一样。
然后,我走过去,奔宾馆。
我们下了楼,转了一圈,没有找到什么吃食。店铺都已经关了门,街上也少有行人。此刻,已有十一点多,人们吃完年夜饭都回家团在一起暖和和地看春晚。我们就都回来了,宾馆大厅黑皮沙发上,坐着一个男人,一身黑衣,戴着呢绒帽子,帽沿压得很低,眼睛盯着我们。我一激灵,赶紧回过头去。“要不,就在前台买酒?”她探询我的口气。我说:“算了,明天再喝,宾馆里的酒死贵死贵的。”服务台没有人。她便站在服务台看陈列在后面柜子里的酒。我也过来看。这时,从里面过来一个姑娘,问:“想要酒吗?”我说不要,拉着她离开服务台。上电梯前,我回头看了一眼黑衣男子。他还陷在沙发中,不过没有看我们。电梯门合上,我说:“你看到沙发上那黑衣男子了吗?” 她说:“似乎有这么个人。”
“我敢肯定,那人是光头。”
“为啥?”
“他在屋里还戴着帽子,而且两边鬓发光光,虽然穿着黑棉衣,拉裢并未拉到上面,脖子上似有光亮,肯定是大金链子。光头,大金链子,纹身。”
“你观察得可真仔细,不愧为戏剧作家。”
“也是一方面,主要是我从心里佩服这类人,我做梦都想剃个光头,戴大金链子,穿圆领T恤,牛仔裤,在街上晃来晃去。”
“说明你文静的外表下,奔涌着一颗放荡不羁的心。”
“正是。”
我抱住她。这是我这趟来第一次抱她。她扭了扭,说:“有录像。”我没说话,仍抱着她,吻她。电梯门开了。我们走出来,一路吻过走廊,往房间去。到隔壁时,她推开我,把耳朵贴在门上。此时,我隐约听到了一种声音,便走过去,那“嗷嗷”的叫声更加清晰起来,在寂静的夜里尤其响亮,那是人类最快乐的声音。女声嘹亮,男声沉闷。我的脑海里盘旋着那对酷似影星的男女的模样,拉着女朋友回到自己的房间。
“到底年轻呀!”我在心里叹息。这么叹息的时候,我也感觉到血液快速地流动。我们都不想再喝酒了,脱了衣服,一起洗了个澡。裸身回到床上,她仰躺着,看着天花板,我把手搭在她的胸部,她把手搭在我的手上,我以为她会转过身来,跟我深情对视,但她很平静地说:“下面呢?”
“下面?”我的手往下移动。
“不是,杀人啊!”
“好,杀人!”
八
我打着手电筒上路了,手电筒根本不往脚下照,而是直对前方,光束打出去老远,光里弥漫着杀气,牵引我走向何皮包的家。何皮包的家我认识,就在后街尾。小路上空无一人,静寂无声,黑夜笼罩的田野散发出迷茫诡异的气息,裹挟着干燥寒冷冲鼻而来,鼻孔饱满有丝丝酥痒,鼻涕乘隙而下,我狠狠吸回。路面上已经紧冻,脚踏上去发出沉闷的声音,喀嚓喀嚓。去街的路上有一条大沟,沟两旁零星几棵洋槐树。以往我总是臆想沟底下会藏着一个人,伏在草窠里,陡地蹦起来,高声喝喊:“呔,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近前过,留下买路财,牙里蹦出半个不字,管杀不管埋!”或者突然冒出一个鬼,踩着高跷,忽扇忽扇,一歪一歪,张牙舞爪而来。今天,我胆气横生,右手伸进怀里,捏紧冷兵器,左手特意用手电筒往四周扫了扫。这一扫不打紧,果见沟下藏着一人。我吓得向后倒退两步。那人却站起来笑了:“二品啊,你这么晚往哪跑?”声音很熟悉,原来是杨庄的杨富贵。
杨庄在我们庄子南边,离街比我们村远。我外婆家在杨庄,小学时寒暑假经常去杨庄玩。杨富贵跟我外婆是邻居,也没什么亲戚,但我听大人的话,都叫他“小二舅”。他们家有三间大瓦房,带走廊的,很是气派。那是他父亲盖的。他父亲,我们都叫大舅爹,别人都叫他杨书记。他是杨庄的书记,整天板着个脸,威严有加,偶尔一笑,比不笑还吓人。我到外婆家的时候,杨富贵会逗我玩。与大舅爹相比,他比较随和,笑眯眯的,但他并不是好玩的人,说话也不好玩,我也懒得跟他玩。他上街的时候,必经过我们庄子前面一条小路,而我常常在小路下边的水塘里洗澡。有一回,他坐在塘沿上笑眯眯看我们洗澡,屁股一滑,掉河里了,衣服全湿了。“哇哇”大叫,扑腾半天。原来这家伙不会水,农村孩子还有不会水的,也够笨的。是我们庄上的人,把他拉上了岸。他成了落汤鸡,样子很狼狈,但却嘿嘿地笑了,就这样湿漉漉地回家。
“你在干什么?”当下,我稳了稳神问。
“我想把这棵树弄走。”他晃晃手中的斧头——斧头太小,不像黑旋风李逵的兵器——指了指沟旁的一棵树。我长出一口气,切,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好汉,原来是个偷树的小毛贼。不由心中暗暗冷笑,这么笨的人也出来偷树,真是可发一笑。遂不再管他,掖了掖棉袄,夹紧锤子——锤子太小,不像小雷公李元霸——弓身上了沟。上沟时,屁股尤其疼痛,犹如锥刺。“又去干坏事的吧,放心,我不告诉你爸妈,你也别说我啊。”杨富贵在身后鬼喊。我没理他,心中恶狠狠地说:“关你屁事,你在砍树,我要捶人!”
穿过这条沟,再过一截小路,就到街前的一个小庄子,穿过街前的小庄子,就到了后街。街前的小庄只有十几户人家,散落着,是街的屏障,我们叫它前庄。庄子里传来两声狗吠,在夜晚的寂静中显得特别响亮。我把手电光投过去,狗叫声喘息着熄灭。此时,我正行走到一户人家门前。这是四间青砖大瓦房,红瓦盖顶,带着走廊,这是前庄最气派的房子。是大队书记何钢炮的家。我有点累了,屁股的疼痛,往下转移到两条腿,往上转移到整个后背,再传入心窝,使我整个人都感到疲倦不堪。此时,从门缝里冒出阵阵笑声,那是何钢炮家电视里发出的声音:
……
我摔那地方悬。
什么地方?
咱们北京动物园狮虎山。星期天一人没事儿上那儿看老虎玩儿,正看着带劲呢,不知道哪位缺德,一边儿往前挤一边儿起哄:“老虎出山喽!”他把我从围墙边儿上给挤下来了!
哎呦,摔坏了吧?
你摔坏了哪都不怕,摔折胳膊摔断腿,咱医院接吧接吧照样使唤呐,它这摔的地方它不灵,它……它不是人待的地方。
哟,掉老虎洞里了!
……
两个相声演员正在说他们后来春晚流传最广的经典段子《虎口遐想》。
从1983年开始办春晚,至今已有好几年,我却一场也没看过,因为我家没有电视机。每年开学,都会听个别家里有电视的同学讲述着春晚,学姜昆的相声,哼着郑绪岚的《牧羊曲》。那一年的小镇,只有几家有电视,何钢炮算一家。正是这笑声吸引了我,我在门口冰冷的水泥地上坐了下来,坐下来就不想起来。我扒着门缝,穿过几个人头,终于看到一台黑白电视,看到电视里的真人,年轻而瘦的是姜昆,年长而胖的是唐杰忠。后来我听到殷秀梅在唱《春天你在哪里》,彭丽媛的《你会爱上它》。这些都是我平常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声音,我的心情异常激动,我很想再扒着门缝往里看一看,可是气力全无。但我还是没有忘记去办大事,抖擞精神站起,恍恍惚惚来到何皮包家,正好看到何皮包那厮开门鬼鬼祟祟往后边跑,我悄悄地尾随到后面,原来这家伙在解开裤带专注撒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大吼一声:“贼子,哪里走?”抬手对着他后脑袋就是一锤,“砰”,何皮包回头冲我笑了笑,回过头去接着抖着裤子。我抬手又是一锤,何皮包回过头来:“二品,你干什么!”我抬起锤:“把钱还给我,饶尔不死!”何皮包摇摇头:“娃娃,又在说笑话。”转身往屋里走。我跟在后面,又是一锤,这一回,好像击在棉花上,软绵绵的。我不由大吃一惊,看了看锤,羊角锤头没了,我握在手里只是一截小棍。再抬头一看,何皮包踪迹不见。正惊骇间,门“吱呀”一声开了,何钢炮站在门口。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被吓了一跳,喝道:“哪一个!”我一下子惊醒了,原来在何钢炮家门口睡着了。赶紧站起来,唱了个大喏,说:“晚上没事,想看晚会,就跑这来了。”何钢炮哈哈大笑:“好嘛,那进来看吧,外面太冷。”我缩了缩脑袋:“不了,天不早了,回家了。”何钢炮也没勉强,从屋里拿出一块大糕来,递给我:“饿了吧,吃点,吃点。”我一只手捂着肚子,另一只手接过糕,顺着门口小路往南走。何鋼炮在后面说:“路上走好了啊。”我答应着,又掖了掖棉衣,棉衣里有块硬邦邦的铁,冷若冰霜。身后却传来热情如火的歌声: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每次当你悄悄走近我身边
火光照亮了我
……
大年初一天还没亮,父亲起来放了一挂鞭。六点多钟,我和哥哥被吆喝起来,穿上滑雪衫,并没有感觉有多么喜气。我勉强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来。不断有小孩跑过来给我父亲母亲磕头拜年。关系亲近的,给上一块两块钱,还有的就掰了两块糕或两粒糖果。就这样热闹了一阵,母亲招呼我们吃饭,水饺和汤圆,寓意新的一年一切顺利团团圆圆。吃早饭时,我们都不说话,闷声大发财。吃完饭,哥哥跟他一般年龄段的朋友出去玩了。此时,母亲已经从三十晚的悲伤中缓过劲来,她也不想冲淡初一的吉气,轻声问:“你不去街上看电影?”那时候,乡下没什么好玩的,街上也没什么好玩的,也就是看看电影。正好李红卫来喊我,我看看母亲,母亲说:“去吧,中午早点回来吃饭。”说着,她往猪圈那走去。我也想过去看看,但李红卫拉着我说:“快走吧,来不及了。”我只好跟着李红卫跑起来,跑到村口,我和李红卫那天拍火柴壳的地方,我还四处看看,希望有二十块钱破土而出,可是没有,路面除了几根杂草,光滑滑一张纸片也没有。“这钱到底谁捡去了呢?是不是李红卫?”
“雪新雪新的嘛。”李红卫抬手在我的滑雪衫后背上滑了一下,有些妒意。我看到他穿一件灰卡其布的老棉袄,显得臃肿不堪。
“你怎么没做一件?你爸爸就是做衣服的。”我问。
“唉,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李红卫装得很有学问。
电影院在乡小学的后面,叫“大礼堂”。乡里开什么表彰会都在这里。那时感觉大礼堂真大啊,能坐好几百人,黑压压一片。多年以后,我路过那里,看到这个当年显赫一时,给我们带来无穷乐趣的地方,现在看上去矮小得可怜,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破败不堪。后来,这里改成教堂,门楣上的电影院三个字已经改成十字架。
已经记不得那天电影的名字,印象中是一部外国影片,好像是复仇的故事,有一个场景至今还记得,好像有一对男女恋人在路上幸福地骑着自行车,此时从后面驶来一辆卡车,卡车上有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人抡起一块又圆又粗的木头,狠狠砸向那对恋人,伴随着一声尖叫,后来什么情况我已经无从记忆。电影放到中场的时候,后面忽然纷乱起来,先是小声议论,声音越来越大,好像还夹杂着哭声。我和李红卫坐在前面没有太在意,直到电影结束站起来回身一看,才发现后排走了不少人。隐隐约约听到有人议论:
“了不得了,杀人了,一家四口全被杀了,一个没留。”
“快去看看吧,就在后街。”
“哪一家?”
“何家!”
“哪个何家?”
“何小瘸家。”
我和李红卫顺着人流出了影院,街上人翻翻滚滚往后街跑,去看一个从未见过的稀罕。电影院不高的台阶上,我和李红卫互相看了看。李红卫努了努嘴:“走,去看看。”看得出他有点小兴奋。我的心“咚咚”直跳,说:“不去了,我想回家。”李红卫很无聊地看了看我,毫不犹豫扔下我跑了。
我一个人往家里走,跟去后街的人流相比,显得特别孤独。一路上,不断有人往街上跑,叫着:“杀人了,杀人了。”我看到吴兰英跟一个妇女也向这边跑来。
“哪家被杀了?”她边跑边问我。
“说是何小瘸子家。”我回答。
“噢,”她答应着跑过去,又回头说,“你怎不去看?”
“我要回家。”我说。
“噢,对了,你家小猪快要死了,你回去吧。”
九
“那一年是哪一年啊?”她插嘴道。
“嗯,让我来算一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对,应该是1987年。”我数着指头。
“我在你那过了一回年,是哪一年呀?”她又问。
“是2007年。”我不假思索。
“离你讲的故事正好二十年,而我们离第一次过年,正好十年。”她在我的掌心一次又一次画着字。这个字不复杂,一横一竖。以前见面,晚上睡觉时,她喜欢在我的手心画字,一般都是我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我手心痒痒,沿膀臂往上直至心窝,仿佛体内爬进一只毛毛虫。
那一年回去后,她问我是否可以离婚,我说离不了,因为我舍不得孩子。她没再说什么,沉默一个月后,才与我恢复交谈。
“那块玉,我用红绳子系起来,时时挂在胸前。”她告诉我。
“玉贴着我的皮肤,凉凉的,但我的心暖暖的。”她接着说。
我闭上眼睛,想象着一条绿色的小蛇盘在她胸前,想起了白娘子,想起了小青,想起了“千年等一回”。
过了几年,她又结婚,跟一个同事。此同事跟她同一年进单位,搭伙共事多年,颇有些感情。他一直关心她,后来升官至异地,但每次回来,都想方設法接近她,尤其在老婆车祸身亡之后,更是放开追求她,剖肝沥胆。经常在晚上打电话来,一聊就是个把钟头(我偶尔打电话给她久久占线,她说是父母打来,看来并非如此)。开始,她并没有跟我讲,怕我误解。“后来,我真的心动了。”她说。那时候,他们频繁约会。每次约会都跟我讲。
“我正在跟他喝茶。”她给我发短信。
“他把我送回来,在我这看电视。”
“他今晚不想走,说要陪我睡,被我撵走了。”
“他高大帅气,还有些坏坏的,很有生活情趣,知道疼人。”
每次看到这样的短信,我心里都像有条蛇在咬,极不舒服,但又无话可说。
“我要跟他结婚了。”最后,她终于下了决心。
“其实,我每次把我跟他的事说给你听,就是想让你对我说,我也要离婚,娶你。可是,你太让我失望了。”她说。
我虽然很受伤,但还是长长松了一口气。
其后三年,我们没怎么联系,因为她的这段婚姻只延续了三年。这时,她跟他有了一个孩子。 三年后,她联系我。
“他给我买了好多首饰,我都不戴,我只戴着你给我的那块玉。”她说,“他怀疑我,于是我们离婚了。”
“对不起,我不该——”我说。
“或许,我只跟你合适,我心里一直放不下你。”她说。
也就从那一年起,我心里像窜进一条蛇,离婚的想法蠢蠢欲动。但我的离婚并不顺利,受到了妻子的坚决抵制。
其时,我已离开县城,到市文化局上班,因为我的一个戏,获得省级大奖,一下子火了,先调离原单位,终于结束备受欺凌的窗口服务生涯,到县文化局上班。过两年,又一部戏火了,获得全国大奖,还上了央视。县城小庙已经搁不下我这块闪闪发光的金镶玉,遂调到市里。市文化局局长很赏识我,说我写的戏太好了,一波好多折,他以为怎样,结果不对,又以为怎样,结果还是不对,用行话说,那叫反转,反转得太漂亮了,而且主题鲜明,时代感强,满满正能量,他看了好几遍,每遍都震撼。
“你个狗日的脑袋咋这么会拐弯呢?看起来憨头憨脑的。”他这么夸我,我这个“狗日的”心里美滋滋的。
“好好写,争取再弄个大戏,获个大奖。”这是他的真实想法。咱不是来市里吃白饭的,得像鸡一样下蛋,像蚕一样吐丝,像普通的蛋和丝还不行,最好得金蛋、金丝,光华耀眼,动静越大越好。
领导一心要个政绩,而我却只想离婚。
“我死也不会离婚的!”妻子歇斯底里,死不签字。
“我拖死他,拖死他。”妻子对她的朋友,以及全世界宣誓。
离婚的事,在当今社会本是稀松平常之事。领导也知道了,拍我肩膀笑:“你小子还蛮闷骚的呀。”
“搞艺术都这样,越这样越有才华,越有激情,越有成果。”他又举例,齐白石九十多岁了,还想找个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人家介绍个四十岁,他嫌人家岁数太大;白居易就喜欢去妓院;毕加索情人就更多了。
“好好的把戏搞出来,别的都算个屁。”他又说。
冷战已有几年,为了孩子我们仍生活在一起,人前人模,背后狗样。
早有朋友知道,劝和不劝离:“千万不要吃错药昏了头脑,女人到一定时候,不要当女人待,最毒莫过妇人心。岂不闻某某单位某某副局长要离婚,女人带着女儿把他堵在当街,让他表态,他不表态,女人就让女儿当街脱衣,先脱外衣,再脱内衣,一件件,快脱精光,一丝不挂,副局长当场崩溃,昏倒在地,以后再不敢提离婚。眼面前还有一例,刘发奎,副镇长,你也认识,与老婆早有不和,老婆人前人后,都不给他面子,随时让他难堪,他终于忍受不住,坚决离婚,老婆早有准备,县纪委市纪委告个遍,最后被一撸到底,还进了牢关。什么什么,走法律途径解决,只要女方咬定不离,那也是难上加难,势比登天,我有一个朋友是法官,审了一个离婚案子,已有七八年,还是没离了,只要女方说不离,就能把你拖死,当然,没有离不了的婚,但你要足够的强大,足够的耐性,持久战,持多久,就很难说呀。所以还是将就过下去吧,别再想胡头心思。”
那就将就过吧,哪怕身上攒了万支箭,心头扎了万把刀。
在来云城的火车上,我把我公开的手机卡拿下来,换上只有杜银瓶知道的手机号。
此时,外面响起了鞭炮之声,稀稀拉拉,不成气候。仿佛从三十年的岁月穿梭而过,缓缓地在窗外不远处炸响,窗帘上映着微弱的光亮,稍纵即逝。我知道,这只是前奏。
“你听,好像有什么声音。”她说。
“我只听到鞭炮声。”我仔细地听,没听出什么声音。
“好像有女人的叫声。”她说。
“不会吧,他们也太能做了,做到现在?”我笑起来。
“不会吧。”她也笑了。
我扳过她,“我们也来做,你也叫。”
“故事还没讲完呢,你没去杀人,怎么人还死了。”
“人是我杀的。”我已进入她的身体。
“可是你在大队书记门口听了一晚上电视,然后回家了啊。”她闭上了眼睛。
“我杀人了。”我猛烈地撞击。鞭炮声越来越猛烈,好像铜墙铁壁,将其他所有的声音都挡在外面。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她显然生气了。
“杀人杀人!”我进入冲刺,随后浑身瘫软。
“你做了一次跨年的爱。”她笑着说。
“什么?”我问。
鞭炮声已经渐渐稀落下来,有气无力,像一条散了骨架的蛇。
十
1987年的年,真的很不好过。除夕晚上因为丢了钱,遭到一顿打,夜里去杀人,半途而废。大年初一的上午,我家小黑猪没心没肺地死了。我从电影院出来,逆人流而行,回到家里,看到母亲阴沉的脸色就知道大事不好。但那天因为是大年初一,新年头月第一天,母亲把伤心藏在心底,没有跟任何人说,而是跟父亲悄悄地把小猪用蛇皮带装着,到前面河滩上掩埋掉。何皮包下午没有来给小猪打针,倒不是因为小猪死了,而是他也不在人世。就在除夕夜里,确切地说,是大年初一的凌晨,何皮包被残忍杀死在后街的家中。没错,是何皮包。就是我怀疑捡了我钱的何皮包,我曾经带锤准备行凶的何皮包。同时遇害的还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杀人凶手是他的侄女婿,也就是他大哥何钢炮的女儿大丫的丈夫。凶手之所以要杀人,是因為怀疑妻子跟街上的一个青年有不正当关系,两口子年前恶吵了一架,大丫一怒之下回了娘家。凶手跑到丈人家哭诉,希望能得到丈人何钢炮的理解,让妻子回家过年,却不料被何钢炮一顿炮轰,撵出家门。男人站在院场当中,突然冒出一句:“我要杀人,杀你们一家!”何钢炮像门神一样立在门口,哼哼冷笑:“就你那怂样,能动我一根手指头,杀我的人还没出生呢!”话哪说哪了,都没放在心上,不料想,大年初一的凌晨,所有人都在梦乡中,男人怀揣一把斧头,像李鬼一样,转到何皮包家门口,踹开木门,可怜何皮包一家都在睡梦中,遭到暗算,做了斧下之鬼。
“日他妈!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他是先到我大哥家转了一圈,可能寻思自己不是大哥的对手,便转到我家,又觉得杀我一个残疾人会被人笑话,就转向老二家,因为老三家住在学校,不得手。此前他就扬言‘我要杀你们一家!’是指杀你们当中的一家,而不是老大家,可怜老二一家做了替死鬼,要不是他们,有可能我不能在这给你们修鞋了。”老四何小瘸子坐在鞋摊前,向每一个在他摊前修鞋或流连的人讲述发生在大年初一他家的血案。当然,这都有些演义的成分,因为凶手回去后便喝农药自杀,根本无人知晓他的心理和行动轨迹。 “日他妈!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小瘸子往往用这句话开头,那神态像我们刚学的课文里的祥林嫂。“只当他发发狠的,哪知道他真起了杀心,只知道他可能去找我大哥,他哪里是我大哥的对手,况且我大哥家的门是非常牢固的,他也弄不开,谁知道他会去找摸老二家,可怜我那小侄儿,头枕在手上,连手都被齐齐砍断了,我嫂子被斩了首,还有一点皮连着,老二最惨,脸上都是砍痕,没头没脸地砍啊,床上床下都是血,惨不忍睹……”
“没得命了,真是毒,连小孩都不放过。”听的人都摇头叹息。
“要多毒有多毒,毒到心了。”小瘸子用锥子划了划乱蓬蓬的头发。
“谁先看到的?”有人发问。
“我儿子,才九岁,八点多钟,去后街给他二爷拜年,我们兄弟几个不住在一处,我家在后街头,他家在后街尾,大哥家在前庄。我儿子喊,二爷,二妈!没人答应,推门一看,没得命了,差点没吓死,掉头就跑……可怜我儿子到现在还老做噩梦,半夜里惊醒,直喊,杀人啦,杀人啦!”
“小孩子啊,哪见过这场面,还不吓死了啊!”听者颇为同情。
“哪个说不是。”小瘸子咬牙切齿。
“可怜,忙了多少天,那么多好东西都没捞到吃,白瞎了!”老太太们也摇头叹息。
“哪个说不是的,你说到底有多冤啊!”小瘸子狠狠地对着鞋子攮了一锥。
“一个人怎么杀那么多人,也是破了命了。”
“不止一个人来的,桥头孟小五说,二更天,他醒了,听到外面脚步声,听到一个人说,二绵羊,快走啊,另一个人说,我腿都软了,走不动了。你说,肯定不止一个人,是不是,肯定有人巡风望哨。”小瘸子用锤子狠狠地捶鞋帮子,仿佛在捶着一个人的脑袋,每一锤都让我心悸。
“那公安局不查查的。”
“查个屁,死无对证!”小瘸子把鞋子朝地上一扔:“好了!”
我的身体突地一颤,仿佛那鞋正击中我的心窝。
锤子“啪”地扔在脚下,“你说怪不怪,这锤子年前丢了,年后又找到了!这都什么年啊!”
大队书记何钢炮情绪低落,像是得了一场大病,已经被判处了死刑,但医学史上出现了奇迹,让他起死回生。他的脸上有大难不死的侥幸,也有劫后余生的心悸。他好像不再似以前那样火爆刚强,声若洪钟,而是变得反应迟缓,气息不足。看人的眼神也有些许诡异,不再犀利。
“是我低估了他,是我太心善了,是我引蛇出洞。”显然他用错了成语,但谁都知道他的本意是引狼入室。这是多年后的一次乡村宴会,我正好也在场。
“没想到呀,二绵羊原来是只白眼狼。”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谈论那场血案,除非是他非常要好的朋友。
“是啊,我跟他爸有交情,他爸又跟乡里张主任好。有一回张主任在我家喝酒,他爸来作陪,看到大丫,他爸说,大丫不错。也可能就是有口无心的场面话,可张主任喝了酒,多了一句话,说给你家二子做媳妇吧。我也不好说什么。他爸更不说什么。喝着酒,就把这门亲定了。”
“那是酒话呀,怎么当真了。”他的朋友摇头道。
“哪个说不是的,你嫂子死活不同意,大丫也不同意,但是没办法呀,我这脾气这性格,你们不是不知道,说话算话,一口唾沫一个钉,尤其是张主任保的媒,那得讲政治啊。”
“是啊是啊,如果没那次喝酒,就提不起这话头,也就没这事了,这也是命里注定。”
“如果他爸还在,可能也没这事,二绵羊最怕他爸。他爸能罩住他。可是他爸死了,肝癌。那时候我也想过退亲,可是我心软啊,再说我看他是老实人,仁义,等结婚后调教他,让他们到街上做点生意,谁知道扶不起的刘阿斗啊。说到底我不该心软啊,心一软就出这事了,你说这不是东郭先生和狼、农夫和蛇是什么?”
“可惜他爸不在了。”
“狗日的没来找我,如果来找我,他十个也不是我对手呀,我把他打出屎来,再让他吃下去。”
“对呀,书记劲头大,有冲击力。”
“可惜我兄弟一家,一辈子积德行善,救了多少畜生的性命,却被这个畜生害得成了冤鬼。”
何钢炮喝了一大口酒,挺了挺腰板,试图用酒精的力量帮自己找回过去,他瞪起眼睛,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但并不威风,反而更像一只疲倦不堪的老狗。
两年后,何钢炮辞了村官,携家带口到苏南打工去了。
开学前的一个晚上,吴兰花给我家送来两条颜色不一样的裤子,说:“送给大品二品的,穿得新新的上学校。”
“那怎么好意思。”母亲赶紧到屋里去拿钱,但被吴兰英死命拦住了。母亲也只好作罢。
第二天,我和哥哥穿了一身新,上学了。不知为何,这条裤子虽然穿得很合身,可总是很沉重地往下滑,走路的时候,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
后来听李红卫说,裤子不是为我们特意做的,有一件是给别人做的尺寸小,人家不要的。还有一件,还有一件是给何皮包的儿子做的,三十晚那天连夜加班做,准备第二天送去的。可是,何皮包一家全被杀了。
“哪一件?”我问。
“我也分不清,可能是你身上这件,也可能是你哥身上那件。”李红卫盯着我的腿看了半天,没看出啥来。
回去后,我就脱了这条新裤子,说什么也不穿了。后来,我把这条褲子带到那条大沟下,一把火烧了。幽红的火光中,我仿佛看到一个魂灵升起,嗡嗡嘤嘤,飘然升上天空。回去后,又遭到母亲的一顿责打。但我已坚强,没有说出这条裤子的来历。
关于李红卫,还得多说两句。开学了,老师让大家写一篇作文:寒假里的一件事。该生写的是“看杀人”,绘声绘色地描写他所看到的杀人现场,很遗憾,我没有看到作文,因为作文本被何皮包的弟弟何三老师撕了。据说,何三老师拿着作文本走到教室,让李红卫站到前面来,大家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何三老师甩起作文本,劈头盖脸,狂抽一通,边抽边骂。
开学后不久,有一天回家,我听到我们家的猪圈有一种欢快的声音,放下书包,跑到猪圈那儿看了看。我看到我们家的猪圈里多了一头小猪,欢快地跑来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