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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7年的大年夜，我在南方一座小城度过。除夕到正月初六为国家法定假日，我严守纪律，认真上班到腊月二十九下午五点三十分，才收拾东西，关好门窗走人。坐一夜火车，到达云城。
整个白天，我都窝在云城宾馆的床上。其间到楼下饭店胡乱吃些东西，晚上只在房间泡了碗酸辣牛肉面。然后坐在床上看春晚。我已经好多年没看春晚，今天实在无聊。敲门声“笃笃”响起时，姜昆、戴志诚的相声《新虎口遐想》正在进行中，他们夸张的口型和动作跟连续不断的掌声让人感受到现场气氛热烈，也让我感到窒息：
……
我这起个头，大伙一欢呼，姜昆就算掉老虎洞里了。老虎出山喽！
真掉下去了！三十年前我掉老虎洞里，那时候，女同志解裙带、男同志解皮带往上拽我。
往上拽你。
三十年后我又掉下去了，来的人不少，怎么没人解皮带啊？
今天人，在干什么啊？
全拿手机给我拍照！
知道干什么给你拍照啊？
什么啊？
发微信，发朋友圈。
……
我穿睡衣开门，看到女朋友站在门外。她刚跟她的家人吃过年夜饭。她的家人包括她父亲母亲哥哥嫂子妹妹妹夫，以及各自的孩子。不包括她丈夫，因为她已离婚。她孩子没在，跟着她丈夫到爷爷奶奶家过年。
我张开双臂，想拥抱她一下。但她抬了抬手，表示不方便。她两手各提着一包东西。我伸手接，她摇头。我闪在一旁，她挤进来，说了第一句话：“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她把两大塑料袋东西放在柜子上，又放下挎在身上的包。她脸色红润，可能跟喝酒有关。但她说没喝。后来又承认喝了一小杯。“一大家子，大过年的，哪能不喝酒呢？”说着，脚步往洗手间移动，门没关，马桶“咣”的一声，一阵“哗哗啦啦”之后，又是撕纸的声音。女人就是麻烦，比男人麻烦，如上厕所之事，比男人废纸。
她出来，看我又睡在床上，娇嗔道：“你看，我带了这么多菜。”
她的声音很好听，娇滴滴的，与她实际岁数不符。她已经年近四十，听声音还像个小姑娘。倒不是故意为之，天生就这气口。但她相貌倒也不显大，比实际岁数要年轻五岁往上。“可能跟我心态好，不烦恼有关。”她这样解释，我也表示认可。她有些小资情调，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事业与她无关，赚大钱也与她无关。
我起来，也上洗手间。出来时，她已经把菜摊在桌子上，我们在两边的椅子上坐下。她说：“别动，让我看看你。”她笑眯眯地看着我，说：“瘦了，瘦了。”距离上次她到我那，已经一月有余。就是那次约定，我到她这过年。
“一个年又会胖起来。”我拍拍自己的脸，仍然感觉肉感十足。
“他们不让我走，不然我早来了。”她说。她从包里拿出杯筷。杯子是能放二两酒的小玻璃杯，筷子是家用木质的。“都是新的，第一回用，早上在家就洗过，放包里一天了。”她又跑去洗手间，哗哗啦啦冲洗一阵。此时，我从我的包里拎出一瓶酒。
“喝點？”我旋开盖子。“当然！”她脱掉外套，现出里面米黄色心形领呢绒衫，红绳子系着一块翡翠玉坠垂在心尖口位置，随着她的动作，跳了一下。“可是，你已经喝过了呀。”我收回目光，移到桌上，有烧鸡、猪耳朵、肉圆，还有牛肉，虽然菜品不一，但排列整齐。她就是这样，什么事情都不马虎，讲究个看相。我的目光里仍有玉在晃动，飘浮于每个菜之间。
“不是说过了嘛，在那只喝一小杯，留着量跟你喝呢。”她把我手里的酒接过来，倒上。我那个杯子倒得满些，她的倒了半杯，犹豫一下，又倒满了。“我跟你是实心实意的。”她说。然后，我们把杯子都举起，“咣”，碰了一下。她说：“过年了，干杯！”
“都是你爱吃的。”她把肉圆往我面前推推，说：“吃个肉圆，过年了，我们要团团圆圆。”
“我也吃过了。”我看着肉圆。
“你吃啥了？”她问。
“方便面，香辣牛肉的。”我说。
“哎哟，那也叫吃，垃圾食品，”她把肉圆挑起来，递到我面前，“怪我，我应该先送点东西过来的，让你饿到现在。”
我把肉圆咬在口中，她把筷子拔出，笑了。
“虽然坐了那么长时间，可是没怎么吃，心疼你呢，吃不下。”她跟我喝了一口酒说，“一家人就是七扯八扯的，特别是哥哥嫂子，不知道怎么那么贫。”
“他们是怕你一个人回去冷清。”我一个肉圆就这么吃下去。
“是啊，其实你完全可以去的，怕什么！”她从包里拿出餐巾纸，帮我擦油嘴。
“或许，明年就可以去了。”我配合着她的纸，嘴唇噘起。
“你看你嘴像什么？”她笑了。
“像屁眼。”我说。
她也笑了。
“说好了，就明年吧。”她看着桌上，好像在琢磨我该吃什么，但放弃了，筷子搁在一边，“我毕竟吃过一场，你多吃。”说着，端起酒杯。我们一起喝了一口。
“还没过过这么冷清的年吧，把你晾了一天。”她放下酒杯，身子向后仰了仰。
“也算有着特别意义，让你终生难忘。”我还没开口，她接着说。
“其实，这个年过得倒也别致，毕竟有你，相比——”在我的措辞犹疑不定时，她抢过话头：“难道还有一个年让你难以忘记。”
“想听吗？”我的目光越过桌上的肉食，落在她胸前那块玉上。
“想听。”她起身倒了杯水，喝了一口，放在我面前，“愿闻其详！”
“嗯，那简直是个难过的年，好在过来了。”我这样开篇。
“怎么难过呢？”她有些吃惊。
“因为我要杀一个人！”我默默拿起遥控器，把喧嚣的影像和声音，喀的一下关在电视里，关在我的心外。
“你？”她张大嘴，好像要吃肉圆。
“嗯，我！”我加重语气，还点了点头，表明不是虚张声势。 然后将一杯酒倒入口中。酒到胃到肚，一路往下。记忆深处的往事，却随着酒精热辣辣地往上散发。
二
我那时还小，刚上初中，初中的第一个寒假。刚才春晚姜昆说相声《新虎口遐想》，而那一年，他说的是《虎口遐想》，火爆得不得了。
我要杀的这个人叫何皮包，镇上的兽医。杀他，是他捡了我的二十块零三毛钱。除夕的下午，他到我家来，为我家不幸卧圈生病的小黑猪打针。他已是连着第二天来，大年初一的下午还要来。“三针，包好！”他的小眼睛在镜片后面直眨，笑容里洋溢着自信。看出来，他是喝了酒的，满面红光。
他为什么那么兴奋呢？当时，我心中就陡生怀疑，他莫非捡了我二十块零三毛钱，用来改善伙食，一高兴，多喝了两杯。
“喝了十几杯，要不是下午想着来打针，还得再喝两杯。”何皮包对父亲说，一嘴的酒气，鼻子都发红。
他高兴，他捡了我的钱，他多喝两杯。我在心里絮叨，越看何皮包越像捡钱人。
父亲赔着笑：“过年嘛，就是要吃吃喝喝，高高兴兴。”
何皮包很兴奋，说：“是啊是啊，一年过去了，得好好歇歇，这是今年最后一针，封针，明天下午再来打一针，是明年第一针，开针。”
父亲脸上挤出敬佩的表情：“倒有许多说道呢！”
何皮包捏捏自己的红烂鼻子：“当然，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说道。”
那天他打完针，并没有立即就走，而是坐在我家门口长凳上聊了一会儿天。
“都忙停当了？”他从皮包里掏出一包大运河烟。父亲赶紧从屋里拿出一包大前门。父亲把何皮包的烟压住，拆自己的烟，边拆边说：“吃我的，吃我的。”父亲从不吃烟，所以对烟不敏感，拆得有点笨拙，好不容易拆开，捉了一支，递给何皮包。何皮包接过来，父亲又到锅屋去拿来火柴，“嚓”，划着，给何皮包点上。
“停当了，停当了。”父亲这才接话。
“我也忙停当了，肉团子炸了一小筐，挂在梁上，想吃就抓一碗，馒头一笆斗，有萝卜馅的、马苋菜的，还有小豆沙的，今年品种全，孩子爱吃。还炸了藕团子、萝卜团子，挺好，要吃到十五也吃不完。”何皮包吸了一口烟，志得意满，热气腾腾。然后，他推推眼镜。阳光打在镜片上，闪闪发光。镜片后面的眼神老谋深算。
“你家小大子成绩不丑，小二子也该上学了吧？”父亲换了个话题。何皮包有两个小孩，大的是男孩，小的是女孩。大的上了小学六年级，正好在我父亲班上。
“过年后还请你多关照啊，大子挺仁义，不调皮，肯学习。”他很老练地弹烟灰。
“是啊是啊，没问题的。”
“二子明年夏天上学，也请你多关照。”
“好说，二子叫什么名字啊？”
“大名叫秀雅，小名叫秀子。”
“这名字起不丑，秀气，文雅。”
“哈哈，没得你们老师会起名字。”他哈哈笑着，他一笑，脸上的肉就往一起凑合，眼睛眯成一条缝，像柴蔑划的一样。
“杨庄的二绵羊跟你家亲戚呀？”喝了口水，何皮包忽然问。
“也称不上亲，拐弯抹角有那么一点，不来往的。”父亲一愣，显然对这个话题没有准备。
“我大哥家大丫把给了他，结过婚老吵，看那样子过不下去了。”何皮包皱了皱眉。
“是啊，过不下去也得过呀，要劝劝呢。”
“嗯，劝合不劝离，是要劝劝呢，能过还得过下去，不看别的，看小孩。”
“对，老的要个面子，小的要个团子。儿女过得好，老的面上有光，父母不吵不闹，一家人团在一起，小孩子才开心。”
“还是老师会说，一套一套的。”
兩个人东扯西拉，不觉太阳西下。此时，何皮包已抽了四支烟。当父亲把第五支烟递给他的时候，他站起身来，说什么也不抽了，他把烟夹在耳朵上，说：“好了好了，回了回了，提前祝你新年好，新年好啊！”
“新年好，新年好！”父亲也连声说。
何皮包拎着皮包，过来摸我的头，我迅速躲开。他在空中划拉划拉，并不恼，乐呵呵地说：“哈哈，又长一岁喽，看看成人喽！”然后他转身大踏步而去。他肥胖的身影走向村东，走过了李红卫家，又走过杨三郎家，再走过陈友亮家，最后，拐过张菊芳家的屋墙，不见了。
“好人啊，三十晚还到乡下来给猪打针。”父亲轻轻地说了一句，又去猪圈看小猪了。而我坐在长凳上，还在思考着钱被谁捡去的问题。
“是何皮包吗？肯定是。虽然他是个响快人，但没见过这么响快，这么高兴，为什么这么高兴呢？捡钱了，肯定是的！捡了钱不还，不得好死。”我恶狠狠地对着何皮包坐过的地方咒骂。
三
“你是怎么丢钱的，怎么就认定何皮包捡的呢？”
我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其实她并没有洗耳恭听，而是不停地插嘴，提一些问题互动。
“别光讲，吃菜，喝酒。”她也会在我停顿时劝菜敬酒。她身体向前倾着，那块玉就离开衣领，离开她脖下的位置，垂直向下，直指着桌面的某个菜。
她叫杜银瓶。奇怪的名字。一般女性里的名字都不会写成“瓶”字，常用的是苹果的“苹”、浮萍的“萍”，也有可能是平整的“平”。但她叫杜银瓶。这个名字使我想起白居易《琵琶行》里的一句：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也使我想起《金瓶梅》的李瓶儿。我问过她为啥叫这个名字，她说是父亲起的，她也不知道。她父亲是个工人，平时也不见读啥诗书。“那你家里是不是有个银的瓶子？”她肯定地说：“没有，我从来没见过。”我就不好多问了。
我跟她是在十几年前一次戏曲小品专题研讨会上相识的。会议报到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参会的都是一些小有名气的小戏导演和剧作者。我父亲原在镇文化站工作，经常编些小戏、相声、小品、快板、说唱之类，在县文化馆小报上发表，也在乡镇或县市群众文艺汇演中登台亮相，后来因为作风问题，被调到乡村小学教书。我从小受他影响，也会写写画画，编些戏剧小品，是学校晚会上常客，也算是一个才子，高考一心想考文史或戏剧专业，却阴错阳差，进入一个行业内的中专学校，毕业后到一个单位干单调的窗口服务工作。我父亲虽然后来离开了乡村学校，到县文化馆当了副馆长，但无权无势，不能帮我说半句话，再加上我仍迷恋戏剧创作，时常搞些小戏小品创作，甚至写起电影剧本，当然没有一部被搬上银幕，而本单位却只看经营业绩，报表数字说话，真金白银兑现，与文艺八竿子打不着，视我为另类，不务正业之徒。所以我在窗口服务，一干就是十年。但也有一些剧本在全国期刊发表，并被吸收为协会会员，偶尔被邀请参加一些活动。此次会议，便是活动之一，会期三天。第一天在杭州，集体逛西湖，谈论白娘子。那一天，我没怎么注意到杜银瓶，后来她说她已经注意我，说我不太爱说话，别人都互致问候，谈天说地，特别是男导演，都去跟女剧作者搭讪，套路都是有机会一定把对方的剧作搬上舞台。只我一人默默跟在后面。那时她就对我有了好感。在杭州歇息一夜，第二天被拉到一个叫乐清的县城。这个县有一座著名的山——雁荡山，号称东南第一山。我在初中时就学过沈括的《雁荡山》，犹记得当中第一句，“温州雁荡山，天下奇秀。”下午我们在乐清开会。 所谓研讨会，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聊天，看上去很有理论高度，其实就是东拼西凑，信马由缰。想说的，半小时都不够，不想说的，三两句话就打发了。说什么都无所谓，没有人去认真听。只有会议主办方认真记录，因为要出会议实录，在会刊上刊登。现在想来，那次会议大家说了什么真知灼见，都没人记得，但都能记得杜银瓶唱了一支歌。谁也没想到，研讨会上，还有人唱歌。會议是轮流发言，到了杜银瓶，主持人例行公事，作了简短介绍，什么著名青年剧作家，发表小戏若干，多次获奖，等等。然后说：“下面，我们请杜银瓶作精彩发言。”没想到杜银瓶说：“我不著名，也没资格来开会，只不过是来凑热闹的。”下面有人笑了。主持人插话：“杜老师太谦虚了。”杜银瓶说：“不是谦虚，我说的是真话，我也不知道讲什么，我给大家唱首歌吧。昨天在西湖，我就想唱的，不知大家想不想听？”下面有人拍掌叫好：“想听，爱听，唱起来！”杜银瓶咳嗽一声，就唱起来：
千年等一回 等一回啊
千年等一回 我无悔啊
是谁在耳边说 爱我永不变
只为这一句 啊 断肠也无怨
雨心碎 风流泪哎
梦缠绵 情悠远哎
西湖的水 我的泪
我情愿 和你化作一团火焰
啊 啊 啊
千年等一回 等一回啊
千年等一回 我无悔啊
……
她唱得真好听，会场掌声不断，会议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
“精彩花絮，多少年后，也许我们都记不得参加会议的有哪些人，都讲了些什么，但都能记得杜老师优美的歌声。”主持人自嘲道。
“我不是老师，我是来向各位老师学习的。”杜银瓶认真纠正。
又是一阵笑声、掌声。
四
钱是昨天——大年二十九——丢的。我现在十分后悔那天去街上玩。如果不去街上玩，就不会遇到黄二奶，遇不到黄二奶，黄二奶就不会把二十块钱（母亲在大队跑了一年的工资）交给我，黄二奶不把钱交给我，我也不会丢钱。可是不该发生的事，就这么发生了。
我那天上街，本来想找几个同学玩玩的，王四，周二狗，李秃子，都是死党，住在街上。可转了一会儿，就转到裁缝店。裁缝店是紧密邻居李红卫（俗称“小李三”）他爸开的。店里衣架成排，上挂各色衣裳。李红卫他爸李裁缝正拿着个大剪子，在案板上咔嚓咔嚓剪来剪去，还有两个女的在里面咕吱咕吱踩着缝纫机。我想到过年的滑雪衫就在这里做，心里顿生暖意。
李裁缝是个大长脸，跟驴条一样。他抬头看到我，冷冷地说：“不在家做作业乱跑干啥？”
我不太喜欢李裁缝，他总是这样故作高深，冷腔冷调。我的眼睛在衣架上扫视，寻思着哪一件是我的滑雪衫。
就在前几天，母亲温和地说：“你们俩用功学习，今年在李裁缝家给你们每人做件新滑雪衫，好过年啊。”
现在肯定很多人已经对滑雪衫这个概念相当生疏了，脑子里只有羽绒服、尼克服、冲锋衣之类。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滑雪衫就是时尚的代名词。我们班上有几个女生穿滑雪衫，男生只有两三个。这要是一开学，我穿上滑雪衫走进教室，该是何等体面！
母亲又说：“裤子就算了吧，上身新新一身。”我和哥哥表面上没什么反应，心里都乐开花。好多年没听到这么亲切的话语，自从家里盖了瓦房，日子过得异常紧巴，好几年没添新衣服。尤其是苦命的我，穿的都是哥哥落下的旧货。
“晓得知足吧，你不拾着穿，哪个拾着穿！哪个让你最小？新老大，旧老二，补补纳纳又老三，没给你穿补丁衣服就不错了，你看小李三，他爸还裁缝呢，穿的都是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母亲讲着不容置疑的道理，让我知道虽然穿的是旧衣服，仍感到幸福和满足。
“别找了，还没做好，明天下午带回你家去。”李裁缝没好气地说。
李红卫闻声从里间出来，见到我欢呼一声，对李裁缝说：“爸，我跟二品先回家了。”没等他爸同意，就一蹦一跳出来。
如果直接回家，也就没什么事了。可当时两人在街上闲转，不觉转到大队部。队部门口，有一修鞋摊子，摊主是个瘸子，姓何，是兽医何皮包之弟。何皮包共弟兄四人。老大是大队书记，外号何钢炮，曾做过民兵队长，脾气暴躁，经常听到他在大队部门口吵吵嚷嚷，骂三骂四，有时看到我们，也没有好脸色，会吓唬我们：“赶快回家去，最近不少坏人，专门抓小孩。”我们对他都没有好印象。兽医何皮包是老二，一直很和善。老三是我们学校数学老师，成天笑眯眯的，可跟他大哥一样，脾气不好，经常凶学生，有时还会抽学生耳光，人称“笑面虎”，好在不教我们班。老四就是这个修鞋匠，唤作“何小瘸子”。我母亲常说：“一娘生九等，九等各不同，你看何家兄弟，有文有武，有给全大队发号施令的，有给学生娃写字上课的，有给猪马牛羊灌药看病的，也有给人修鞋补袜的。”
何小瘸子跟他几个哥哥的或壮或胖不同，长相瘦削，凹心脸，细眉毛，小眼睛，嘴唇上面稀稀拉拉几根短毛，头发总是乱蓬蓬的，好像多年没洗过。他身材矮小，一抓一把，却围着一个大围裙，看上去很滑稽。他成天缩在墙根下的鞋摊后面，左手持鞋，右手持针，或者锥子、锤子。锥子在鞋上锥眼，穿针引线，然后把鞋子放在面前的一块铁上，结实地锤。他长得尖刻凶恶，性格却和善，喜欢跟我们说话。我们路过时，他会远远招呼：“又一天课混得了啊！”我们也乐得跟他玩，听他讲一些稀奇事。他旁边有一台小收音机，天天放着相声评书，然后转贩给我们。
那天，我们在他的鞋摊前小木凳上坐下，看他熟练地穿针引线。我脚下踢着一把小锤子，我不知道小瘸子手里有一把锤子，怎么我脚下还有一把锤子，我脚下的这个锤子比他手里的要大，上面有两只角，尖尖的，我们叫它“羊角锤子”。
我说：“你给我们讲讲稀奇事吧。”
小瘸子更显精神：“哎，你们知道什么叫年吗？”
我二人作懵懂状：“不知！” “嗨，听我道来，这年啊，原是一头海里怪兽，头上长角，身上长鳞，凶猛着呢，平常闷在海里不出，一到三十晚，就爬上岸来吃人吃牲畜。因此老百姓都怕它，一到三十晚，就逃到深山里，躲避伤害。有一年三十晚啊，来了一个白发老头，让大家休得惊慌少要害怕，他有办法将年赶走。大家都不相信，纷纷上山躲避，只有老头没走。果然，年来了，老头不慌不忙，头扎红巾，身披红衣，乒乓，叮当，放起了爆竹，这年呀，立刻浑身发抖，仓皇逃窜。原来这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爆炸声响。”
“哈哈，这倒头回听说。”我们站起来想走，那小瘸子又说：“哎，你们知道今天的《三国》讲的什么？”
“你把收音机开下来，我们听一听嘛。”我们叫嚷着。以前每天放学，我们都会坐在他摊前听一段评书，什么《岳飞传》《杨家将》《三国演义》，放假前，我们正有滋有味地听《三国》，正讲到常山赵云赵子龙长坂坡前怀揣幼主阿斗杀个七进七出，直杀得曹兵曹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那要六点钟开始，现在没到点呢。”小瘸子叫道。
“那你讲讲，《三国》说到哪了。”我和李红卫又都坐下来。
“好，好，那就讲，”小瘸子来了兴致，估计现在让他不讲都不可能了，“今天讲得可精彩了，讲到周瑜想杀曹操手下的水军都督蔡瑁张允，因为蔡瑁张允水军训练得好，周瑜有可能打不过人家，正好他的同学蒋干从曹操那过来，想劝他投降，周瑜就请蒋干喝酒，把蒋干喝得迷迷糊糊，留在自己的大帐中，然后伪造一封信，故意让蒋干偷去，送给曹操，曹操一看那书信，火冒三丈，立即把蔡瑁张允杀了，哎，你们知道那封信写的什么？”小瘸子故作神秘。
“说蔡瑁张允暗暗地投降了周瑜，正想办法把曹操杀了。”我看过《三国演义》，知道有此一节。
“对呀，这叫反间计，也叫借刀杀人！”小瘸子得意地说。
“什么借刀杀人？”李红卫问，他对《三国》不太了解，听得稀里糊涂。
“这是周瑜一计，借曹操的手，杀掉自己想杀的蔡瑁张允。”小瘸子对他有些不屑。
“妙计妙计！”我摇头晃脑。
“再讲讲，再讲讲。”李红卫突然来了兴致。
小瘸子说：“不讲了不讲了，过年前不讲了，多吃多喝，过年后有精神再讲。”
就在这时候，让我倒霉的黄二奶从大队部出来。说是黄二奶，也就四十来岁，因为她男人黄二爹辈分高。她是我母亲的上级。我母亲被抽选到大队里做计划生育工作，黄二奶是组长。几个人经常一起到村里逮“大肚子”。
黄二奶看到我，笑了：“哎，二品啊，你来得正好，正要找你們家人呢。”黄二奶从兜里掏出两张十块的票子，递给我说：“把你妈的工资带回去吧。放好了啊，这可是你妈跑了一年的汗水！”
我没有先知先觉，不知道这两张票子将在我手里丢掉。当下，心里激动，把二十元钱放在裤口袋里，顺手把那个羊角锤子揣到怀里。是的，顺手，只能说是顺手，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然后起身，招呼着李红卫往回走。
一路上，不住地掖掖棉衣，怀里硬邦邦的，又不住地捏捏口袋，感觉一下两张票子的存在。
如果就这样一路到家，也就没事了。可是将至村口，李红卫又提议玩一会儿火柴壳。我们又找个墙角坐下，把火柴壳压扁了，放在地上，拍，谁拍过去，就算赢，这个火柴壳就算归谁。然后按照火柴壳的数，算钱。
那天我运气好，把李红卫的火柴壳都赢了过来。按着火柴壳的数，李红卫付给我三毛钱。一分、贰分、伍分的硬币，一大把。
我把火柴壳和硬币都放在裤兜里，抱着棉衣里的羊角锤子，满怀收获的喜悦，高高兴兴往家跑。迎面正碰到何皮包。何皮包拎着皮包，匆匆忙忙，但没忘了跟我说话：“玩得蛮开心的啊。”我站在路旁，看着何皮包，却关心我家的小猪：“我家小猪怎么样？”何皮包笑了：“哈哈，乖乖，蛮顾家的啊，还想到小猪。”可他并没有回答我，只是挥挥手：“快回去吧，今天二十九，明天三十晚，都忙停当了，好吃好喝，好过年喽。”他说的意思跟他弟弟讲的意思差不多，但两个人说出来的味道不一样，何小瘸子脖子细，声音尖，何皮包脖子粗，声音哑。说着，何皮包晃着胖身子穿过我，转过墙角跑了。我看着何皮包的背影，心想：“这个何大胖子，还跟我卖关子，小心跌倒了爬不起来。”
到家里，父亲和母亲还在猪圈那儿。我把锤子放在猫洞里，跑到猪圈那，看到母亲脸上有点笑容，心才放下。果然，小猪已经站起来，不再哼哼唧唧，而是闷声不响吃食了。
“三针，今天一针，明天一针，后天大年初一，还有一针，真难为人家何先生了。”母亲说。
“是啊，看起来好多了。”父亲跟着帮腔。
我觉得我该说两句了：“妈，我把你的工资领回来了，是黄二奶给的。”这句话是我在心里想的，还没说出来，就咽了回去，因为我在裤口袋里掏，可掏着掏着，脸色“唰”就变了，因为掏出来的，只是一叠火柴壳。不仅两张十块的票子没了，连赢李红卫的三毛钱硬币也踪迹不见。
我傻了，彻底地傻了。母亲转过脸来，看了我一眼，说：“掏什么？”我一激灵打了个冷战，说：“没掏什么，没掏什么。”说着转身往屋里走，到了屋里，把口袋翻过来，才发现口袋早就破了一个洞。那两张票子就是从这个可恶的洞里溜下去的。我赶紧撩起裤脚，捏，捏了一圈，没捏到，又从裤角那往上掏，没掏着。再把裤子脱下来，里里外外地找，抖落，甚至连鞋窠里翻了，票毛都没有。
我寻思，刚才在村口还在的。只是被火柴壳和硬币压着，掉下去了。
我飞快穿好裤子，往门外走，面色平静，眼睛往地上扫，走过了李红卫家门口，又走过杨三郎家，再走过陈友亮家，最后，拐过张菊芳家的屋墙，一路上眼睛在地面上扫，可是，什么也没扫到。
我绝望地坐在墙角，像我家圈里的小病猪一样，一下子失去了精神：“天啊，那是我妈一年的汗水啊，我可怎么交待啊！”
当夜，我辗转反侧，如被里长刺，无法入眠。我对钱的去向问题进行仔细分析，最后怀疑目标指向二人：李红卫，何皮包。李红卫跟我一起进村。而何皮包，正好回家要走那条路。钱应该被此二人之一捡去了。 再细推究，何皮包的可能性不是太大。这家伙眼睛小，又近视。他回去的时候，已是黄昏，光线不好，应该看不清路面有什么。但也说不准，也有可能见钱眼开，别的东西看不真切，见钱就看清了。
如果不是何皮包，就是李红卫！回家时，李红卫一直紧随我后，鬼鬼祟祟，好像有过一次弯腰动作。当这种感觉更加强烈时，我对李红卫痛恨起来。我们是同学呀，好朋友呀，你怎么能昧下这钱，让我遭罪呢？
五
“妈妈后来知道你丢钱的事了吗？”杜银瓶问。
“当然知道了。”我喝了一口酒。
我跟杜银瓶就在那次会议上认识了。一曲成名。当天的晚宴，杜银瓶一下子成为焦点，主办方把她安排到领导那桌调节气氛，但杜银瓶不识抬举，坚持没过去，坐在末桌，正好在我旁边，我们偶有交流，并留下电话号码存上。酒过三巡，不断有人登台献艺，或高歌一曲，或唱段家乡小戏，或说个单口相声。这帮人有的是才艺，只恨无处表演。主持人再三邀请杜银瓶上台唱歌，下面人也持续起哄，但杜银瓶始终没唱。这人很有意思，不是唱歌的场合，她倒主动唱;场合对了，她倒死也不唱。好多人觉得尴尬，她倒无所谓。
当天晚上，有些人三三两两出去吃夜宵，有些人到房间里聊天，也有些感觉好的男女偷偷去行些相互愉悦之事。我一个人在房间看电视。忽听得手机一响。那手机是我刚买的，虽然很多人都已用上手机，但我一直用的是小灵通，便宜又省话费。可小灵通到外地就用不起来，我一狠心，买了个便宜的手机。我对这新手机的声音还比较陌生，打开一看，是杜银瓶發来的短信：打个电话过来。
我不明就里，回了电话，就听那边杜银瓶说：“哎呀，是你呀，好的好的，我马上就过去。”不等我回话就挂了。我愣了好半天，不知何意。
过了几分钟，她打电话过来，说：“对不起，刚才打扰了，有一个家伙在我这聊天，缠着我，我只好发短信请你解围，现在好了，他走了。”
原来如此。
“你过来，我们聊聊。”
“太晚了，还是早点休息吧。”
“好的，明天见。”
“明天见。”
第二天，我们在雁荡山游玩了半天。因为头天晚上冷了场子，杜银瓶就落了单，一个人在半山腰的凉亭上歇着，看到我，主动跟我聊天，我们一起往山上爬，边走边聊。聊的什么，现在也忘记了，因为彼此不太了解，无非是谈谈家乡，谈谈人生，甚至她的唱歌，就是没有谈戏剧。她体力不太好，所以爬得很慢，我既然跟她一起了，就不好落下她一个人，其时，有几个男参会者路过，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有个人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便往上去了。杜银瓶在后面厌恶地说：“就是那家伙。”
“噢。”我记得那个人昨天发言挺长，其中有一半是说自己的成绩、地位，无非是级别高，又有许多戏搬上舞台，反响强烈，获奖无数，自己经常外出讲学，受到热烈欢迎。
“还有人给我房间打电话。”她还很气愤。
我不知道她说的是哪一个，也不想多问。
午饭后，就各自散了。
那次会议上的人，也差不多都在脑海里散了，包括杜银瓶。
直到三年后，她给我的手机发了一个短信。彼时我新换了个手机，之前的手机因为便宜，不久便淘汰了。新手机里并没有她的手机号，我不知道这个陌生的短信是谁发来的。
“三年了，你还好吗？”短信上说。
我搜索着记忆，完全想不起来三年前有过什么遭遇，跟谁有过交集。
“你是谁？我新换了手机，许多号码丢失了。”
“千年等一回。”她又发一句。
我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往事如西湖之水在脑海里漫开。
她说她是在会议通讯录上查到号码的。
于是，我们就攀谈起来。
又过了一年，她到我的这座县城来。
记得那是个夏天，我到汽车站接她，说好的是十一点，我提前到了，外面太热，我就在车站超市里转悠。那时我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她来了我怎么安排。当然，我已经跟妻子请了假，说有一个活动，要出去几天。这是想了多少天才想出的主意，唯恐不周密，露出破绽。而妻子倒也没多问，对我的谎言免检，又仿佛希望我出去，别在她面前晃悠，省得烦心。宾馆也提前订好，离家稍远，是妻子平时不会涉及之地，比较安全。但我怕杜银瓶会让我带她到县城四处转转，县城就这么大，免不了会遇到熟人，说不清楚。这是我最担心之处。时间差不多了，我准备出去，她却站在门口，黑T恤，白裙子，看着我笑，手里拉着红色拉杆箱，我着实眼前一亮，连超市的营业员都把眼光移过来。
那天，我们首次越位，一夜做了三次。
“你行，他们都是银样镴枪头。”迷迷糊糊中，我听到她说。
“他们？”我有点迷糊，但没有问出来。
好在她并没有出现我所担心之事，白天基本都在宾馆里待着，只在晚上出来往人烟稀少处走走。
不想看到一个歌厅。她说：“我们进去唱歌吧。”我心里非常紧张，歌厅乃比较复杂场所，各色人等汇集，一旦遇到熟人，岂不麻烦？但又不好扫她的兴，便硬着头皮进去，进入一包间。她唱得多，当然要唱前者在杭州成名之作，免不了又谈些往事。我说我是与世无争之人，上个班，搞点业余创作，已相当知足。最大愿望是做一个专业创作者，身心自由，不喜欢阿谀奉承，虚假热闹。她说她也是，愿寻得一个情投意合之人，相伴一生。
其间，她上趟卫生间，没及时关门，外面就有歌声疯狂涌进，有一个熟悉的声音撞进我的耳膜。不用问，是我妻子的声音，她最喜欢唱孟庭苇的歌，当时正唱《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唱得撕心裂肺，好不动情。
我偷偷出来，到隔壁门口，透过玻璃门，隐约看到里面有两人，一男一女，正在沙发上相依而坐。男人在外搂着女人，女人正深情投入歌唱。
我看那一小截背影，既像妻子，又不像，一时恍惚。
走廊上人来人往，不便久待，赶紧回到自己包间。 杜银瓶一回来，我赶紧领着她溜了。后来，我对我的听觉有怀疑，唱歌相似之人太多，又没见到面，怎么就一口认定是我妻子声音呢？况且，歌厅嘈杂，声音彼此干扰，耳朵失灵，也属正常。再说，也亲眼见了，却不能分辨。此处存疑，疑罪从无。
住了两晚，她就回去了。
几个月后过年，她又来。那时，她跟她第一任丈夫离婚，行动比较自由。那一年，我在单位窗口值班，妻子带着儿子去乡下她妈妈家过年了。
我跟我妻子关系不是太好。怎么说呢？她倒也不是坏人，但心高气傲，总觉得跟我亏了。开始还说我有才华，好比猪八戒喝磨刀水——内秀（锈）。后来越来越厌烦，说我是猪八戒的脊椎——无能之辈（悟能之背）。在家里唠里唠叨也就罢了，还到外面说我不好，弄得我就像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所以，她做事从不顾我的感受，过年也不陪我，回老家，姐姐妹妹热闹，省得跟我冷清。
我成孤家寡人，倒也有了机会。
我倒挺感激杜银瓶，她让我本来孤独的年，变得丰富多彩。
除夕之夜，我们在宾馆里喝了不少酒，酒后，想起这么多年的委屈，我有点失控，据说又哭又闹。她出去一趟，回来时拿来一瓶蜂蜜，冲了蜂蜜水，让我喝下去。后来，我问她：“这个小县城，哪家店铺还开着门，你是怎么买到蜂蜜的？”她说，她确实找了好几个街道，终于发现一家小店开着，才买到的。
我对我的醉酒非常后悔。我一贯温文尔雅，如今是一个醉鬼形象，会不会让她反感。我向她道歉，说不该喝那么多。
她淡淡一笑：“男人总要醉几场，性情中人就该这样，我喜欢。”
这有什么办法。
当时，我仍在一个单位窗口做服务工作。窗口服务，地位不是一般的低下，成天看一张张神气活现的面孔，好像都是大爷，我们都是奴仆，都得小心伺候，稍有不慎，谩骂是小事，還会投诉，让你多少天心情不好。有一回，不知哪里得罪了“大爷”，“大爷”当窗翻脸，口吐脏字。我一时怒起，也以其母亲回应。“大爷”立即向领导投诉，领导当然批评我，扣我半个月工资，并向“大爷”当面道歉。彼时，“大爷”倒心平气和，谆谆教导道：“服务行业嘛，就要夹着尾巴做人，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一个字，忍！忍者为王。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瞒小兄弟说，我也是这么忍过来的！”我满面堆笑，连称所言极是，受教受教，却在心里骂道：“去你娘的，你既知我等服务的苦处，还如此刁蛮，可见恶毒之极。”
窗口服务还有一个弊端，就是作息时间颠倒，没有正常节假日。比如这次春节，我连值四天班。这四天，我都是白天上班，晚上回去陪她。年初四上午，她要回去，而我值班将结束，下午要回乡下，跟妻儿团聚。临走时，她特地到我的窗口看了看。她填了一个表格，递进来。
我递出去一个信封。信封里是一块翡翠玉坠，一只小蛇的形状。她77年生人，属蛇，当年正好三十岁。是之前我在对面的首饰店买的，八百块钱，我一个月的工资。
她的表格上填满了五个字：千年等一回。
“那女的好奇怪，好像对你有意思。”旁边窗口的人说。
“你怎不早说，我出去看看。”我嘻嘻地笑着，站了起来，却又坐下。
“嗯，那眼神就不一样，有水，还回头冲你笑呢。”他说。
“噢，是啊。”我陪着笑。
“有句诗叫什么来着？”他作思考状，“对了，回头一笑百媚生。”
“回眸——”我纠正。
第二天，我值班结束，到乡下过年。
那一年是2007年，距离现在，正好十年。
六
翻过天除夕，俗称“三十晚”，其实指的是年三十一整天。上午，作为小学老师的父亲放下小猪，照例给村里人写了半天对联。接下来，吃了很讲究的团圆饭。豆角干烧肉、黄花菜烧老母鸡、小青菜烧肉团、肉皮杂烩等，一共八样，一样不少。虽然母亲为小猪的事闹心，但她还是顾全大局，沉着脸招呼大家吃。而大家也照顾这节日的气氛，特别是哥哥，吃得满嘴流油，浑身冒汗。只有我吃得小心翼翼，形容古怪。母亲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二品怎么今天细巧起来了。但她并未深究。她老人家哪里知道，她一年的工资被我白白丢了。
吃过饭，父亲打面浆子，贴对联。门楣上贴着挂廊，上面盖着横批，红红火火，年味立刻就出来了。往常我总是最积极，帮着刷浆子，看两边是否齐整。今年我心情沉重，心不在焉，像丢了魂似的，一个人跑到猪圈旁，看小猪。小猪比昨天好多了，正趴在我母亲给它扯的干黄的麦草上，安静晒太阳。
父亲在猪圈上贴了横批：猪养千斤。那几天父亲总是小心又小心。因为猪是他买的。圈里两百多斤的大肥猪前几天刚卖了，换了两百块钱，还了些旧账，接下来准备过个充实而富裕的年。过年猪圈不能空，得买头小猪回来压圈。那天逢集，母亲要赶在下雪前到麦地里撒下化肥，抽不开身，就把买小猪的光荣任务交给了父亲。父亲为了出色完成，还特地找了一个同事去长长眼，左相右看，挑挑拣拣，最终相中了这只小黑猪。
“没错，这只猪欢实，精神，现在二十斤，来年就是二百多斤，你家又要过一个肥年了。”那同事满满自信。我父亲就放心地交了二十块钱，把小黑猪吆喝回来。
我们都喜欢这头小黑猪，黑乎乎，胖乎乎，欢欢快快。哥哥还围着猪圈唱儿歌：“小黑猪呀胖乎乎，跟着那猴子学爬树，树干粗呀抱不住，倒在地上打呼噜，呼噜噜，呼噜噜，呼噜噜噜呼噜噜。”哥哥一开始是围着猪圈唱的，后来竟然对着我唱，因为我长得黑黑胖胖。那时，我也不恼，随他唱去，反正今年我也能有一件簇新的滑雪衫，不再拾他旧衣。可是，没几天，这头可爱的小黑猪就闹起了情绪，不吃不喝。我母亲好不焦躁，看什么都不顺眼，什么都“嗤”在她的眼睛头。
现在，我又把钱丢了。如果她知道了，还不一脚把我踢死啊！
晚饭也吃得没滋没味。好不容易吃完了，母亲把饭桌收拾干净，包饺子。哥哥和我各怀心思围着火盆吃花生、瓜子。就在这时，门一响，李红卫的母亲推门而进。李红卫的母亲名叫吴兰花，瘦瘦的，比我母亲要显得老些。她很苦。李裁缝天天在裁缝店里，所有家务和田里劳作都在吴兰花一人身上。我经常看到吴兰花孤身一人扛着铁锹或锄头往地里去。而我父亲虽然是光荣的人民教师，但却非常热爱劳动，从学校一回到家，就扛着锄头充满自豪地奔地里去。村里人都说吴兰花苦。我母亲不服气：“她苦，活该，管不住男人，就该吃苦。”还有一点，她的小气也是出了名的。其实也不是小气，而是节省。她苦成那样，还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有时候到了饭点，就端着碗出来溜门，我们那叫“卖饭碗”，卖到我家，母亲总是让她坐下来，一块吃点小鱼咸菜。吃着小鱼咸菜，吴兰花就开始诉苦，骂李裁缝成天在街上不归家，也没见苦多少钱回来，地里的活都她一个人累死累活地干。我母亲说：“你要管管他呢，男人不管要上天。”吴兰花听了母亲的话，有一回边在门口打豆子，边骂李裁缝，结果李裁缝从屋里冲出来，提着皮带要揍她。吴兰花立即不敢骂了。吴兰花对母亲叹息道：“我这就是命，摊上这么个癞男将。”另外，吴兰花最大的喜好是看死人。只要哪家人死了，她会冲到前面，去看死人的热闹，看人家哭得伤不伤心，听唢呐声响不响亮，自己红着眼睛回来：“苦啊！” 吴兰花是送滑雪衫来的。军绿色的滑雪衫，抱在她的怀里，鼓鼓的，好像抱着围着包被的婴儿。我母亲过去接，她却走到床边，把滑雪衫摊在床上。我和哥哥知道，那是我们过年的新衣服。哥哥看样子想过去看看，却又装作不在乎的样子。而我看上去老谋深算，待在一旁不动，其实是心中愧疚。吴兰花说：“真的不好意思，年前货太多，忙不过来，先紧人家弄的，昨天加了一夜班，下午又去收了尾，终于做好了，正好赶上明天穿，就这样还有几件裤子没做起来，明天还要去做。”我母亲说：“不要紧不要紧，如果做不好的话，就明年穿。”她又回身叫我们：“过来试试！”哥哥和我就过去了。吴兰花拿起一件滑雪衫，看了看，说：“这件是大品的。”又拿起一件：“这是二品的。”我们都接过滑雪衫，往身上套。都感觉有点大了，长了，蓬蓬松松，穿在身上像狗熊。母亲说：“正合身。”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给我们做的衣服总是要肥大加宽，这样可以多穿几年，不至于今年穿了，明年个头蹿高穿不上，又得做新衣。哥哥把滑雪衫穿在身上，转来转去，很美。我则立即脱了，手接触面料，一抖，如过电。
“脱下来，别弄脏了，明早再穿！”随着母亲一声呵斥，哥哥赶紧把滑雪衫脱下来。
吴兰花跟母亲站着聊了几句家常，母亲让她坐下聊，她说不了，要回去炒花生瓜子。看到她清瘦的身影消失在门外，我不由心中暗想：“那二十块零三毛钱是李红卫捡走的吗？不像，李红卫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正想着，我做梦也没想到，吴兰花又推门回来了，对我妈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都心惊的话：“对了，黄二奶给二品带的二十块钱给你了吧，黄二奶今天在裁缝店拿衣服的时候说的，让我问问。”
犹如一记闷棍，打得我头昏眼花，像何小瘸子收音机里说书的话来说，那可真是：万丈高楼一脚蹬空，扬子江心，崩缆断舟。
母亲一愣，旋即说：“嗯，给了。”
吴兰花奇怪地看了看我，转身出了门。
母亲把门关上，回过头来看我，目光像两把利剑，直刺我的心脏。紧跟着一声断喝：“拿出来！”我的脚一下子软了，血一下凝了，头一下晕了，嘴一下子木了，不知如何应答。
“丢了。”好半天，我才弱弱回答。
“什么！”母亲声音提高八度。
我把口袋掏出来，把口袋里的一个破洞展示给母亲看：“从这丢的。”
母亲没有说话，突然拿起扫帚狠扫过来，耳轮中就听“啪”的一声，扫帚正落在我后背上，好在穿得多，没有大的感觉，我夸张地叫了一声，向前一趔趄。我以为肯定会遭到一阵暴打。但母亲很沉着地说：“快，一起出去找！”
我一瘸一拐地在前面带路，父亲手里拿着手电筒，灯光向两边扫射，母亲、哥哥在后面，一家四口，瞪大眼睛，一眨不眨，把那段路又扫荡一遍。一无所获。
都过去一天一夜，哪里去找？
回到家里。母亲不由分说，褪了我棉衣，扫帚像雨点一样，密集地落在我的屁股上。那一刻我竟然想到大将军误了军令，被元帅打了五十军棍的事儿。父亲冷眼旁观，没有吱声。哥哥一旁冷笑，幸灾乐祸。我的心情多么悲壮！
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怎么躺都不舒服。忽然坐起来，套上棉衣，拿过手电筒向门外走，母亲断喝一声：“干什么去？”我头也不回，赌气一样大声说：“再去找一遍！”母亲没再搭理我。我知道她心里的怨恨，而我的心里也有怨恨。她的怨恨是一年白逮那么多大肚子了，我的怨恨来自于那个捡钱不还还谈笑风生的人。联想起何皮包下午的表现，我的怀疑加重，怨恨也加重。他今天心情格外好，还故意在我家门口跟我父亲聊了好长时间，他明天下午还来，那该是怎样的神气！他为何如此高兴？为何如此热心？还不是因为捡了我的钱，我的二十块零三毛钱。我的屁股针刺一样阵阵疼痛，不要看，就知道已经红肿如馒头。我一瘸一拐，到门外，一弯腰，从猫洞里掏出羊角锤子，藏在棉衣里。
七
“你真的去杀人啦！”她有点瞌睡，此时却抬起头来，瞪大眼睛看着我。
“是啊。”我拿起杯，想喝酒，却发现杯里酒没有了，再拿瓶子，瓶子里也是空的，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喝了一瓶酒。
“我下去買些吧。”她目光探寻过来。
“这么晚了，能有吗？”我反问。
“也许，试试看，不去看看怎么知道。”她已经站起来。
是啊，当年，也是这样的夜，她能找了半个县城买来一瓶蜂蜜，如今云城大小也是个城市，买瓶酒应不成问题。
“好，我们一起去。”我也站起来。
我们穿好衣服，出了门往走廊一头走。正好一对男女相扶着从我们门前走过。看来他们也喝了不少酒。这对男女要比我们年轻。我对着那个女的认真看了一眼，她长得像一个很著名的影星。我看到我女朋友在看那个男的，那男的很帅气，像年轻时的周润发。他们走到我们隔壁门口站住了，那个男的刷了卡，门“嘀”的一声开了。他甩头看了我们一眼，把女的先推进去，自己才进房间，门“砰”地关上了。
“你猜，这两人是干什么的。”女朋友搀住我的手。
“猜不着，是一对情侣吧。”我捏了下她的手心。
“大过年的，跑这来干啥呢？”她问。
“那就管不着了，人家还问我们，大过年的跑这干啥。”
她低头不语。
其实我是见过这两人的，就在中午楼下的快餐店里。一般两个人，都面对面坐着，他们坐在桌子一边，女的头时不时靠着男的肩膀，作亲密状。后来，我听到他们在小声争吵什么。我路过他们身边，装作被手机上什么东西吸引住了，稍微停留一下。
“我等到什么时候？”女的说。
“快了，过了年。”男的弱弱地说。
“天无绝人之路，我们找个地方，开个店，会过得比谁都好。”女的声音有点高。
“嗯，是的。”男的声音很低，跟放了一个不情愿的屁一样。
然后，我走过去，奔宾馆。
我们下了楼，转了一圈，没有找到什么吃食。店铺都已经关了门，街上也少有行人。此刻，已有十一点多，人们吃完年夜饭都回家团在一起暖和和地看春晚。我们就都回来了，宾馆大厅黑皮沙发上，坐着一个男人，一身黑衣，戴着呢绒帽子，帽沿压得很低，眼睛盯着我们。我一激灵，赶紧回过头去。“要不，就在前台买酒？”她探询我的口气。我说：“算了，明天再喝，宾馆里的酒死贵死贵的。”服务台没有人。她便站在服务台看陈列在后面柜子里的酒。我也过来看。这时，从里面过来一个姑娘，问：“想要酒吗？”我说不要，拉着她离开服务台。上电梯前，我回头看了一眼黑衣男子。他还陷在沙发中，不过没有看我们。电梯门合上，我说：“你看到沙发上那黑衣男子了吗？” 她说：“似乎有这么个人。”
“我敢肯定，那人是光头。”
“为啥？”
“他在屋里还戴着帽子，而且两边鬓发光光，虽然穿着黑棉衣，拉裢并未拉到上面，脖子上似有光亮，肯定是大金链子。光头，大金链子，纹身。”
“你观察得可真仔细，不愧为戏剧作家。”
“也是一方面，主要是我从心里佩服这类人，我做梦都想剃个光头，戴大金链子，穿圆领T恤，牛仔裤，在街上晃来晃去。”
“说明你文静的外表下，奔涌着一颗放荡不羁的心。”
“正是。”
我抱住她。这是我这趟来第一次抱她。她扭了扭，说：“有录像。”我没说话，仍抱着她，吻她。电梯门开了。我们走出来，一路吻过走廊，往房间去。到隔壁时，她推开我，把耳朵贴在门上。此时，我隐约听到了一种声音，便走过去，那“嗷嗷”的叫声更加清晰起来，在寂静的夜里尤其响亮，那是人类最快乐的声音。女声嘹亮，男声沉闷。我的脑海里盘旋着那对酷似影星的男女的模样，拉着女朋友回到自己的房间。
“到底年轻呀！”我在心里叹息。这么叹息的时候，我也感觉到血液快速地流动。我们都不想再喝酒了，脱了衣服，一起洗了个澡。裸身回到床上，她仰躺着，看着天花板，我把手搭在她的胸部，她把手搭在我的手上，我以为她会转过身来，跟我深情对视，但她很平静地说：“下面呢？”
“下面？”我的手往下移动。
“不是，杀人啊！”
“好，杀人！”
八
我打着手电筒上路了，手电筒根本不往脚下照，而是直对前方，光束打出去老远，光里弥漫着杀气，牵引我走向何皮包的家。何皮包的家我认识，就在后街尾。小路上空无一人，静寂无声，黑夜笼罩的田野散发出迷茫诡异的气息，裹挟着干燥寒冷冲鼻而来，鼻孔饱满有丝丝酥痒，鼻涕乘隙而下，我狠狠吸回。路面上已经紧冻，脚踏上去发出沉闷的声音，喀嚓喀嚓。去街的路上有一条大沟，沟两旁零星几棵洋槐树。以往我总是臆想沟底下会藏着一个人，伏在草窠里，陡地蹦起来，高声喝喊：“呔，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近前过，留下买路财，牙里蹦出半个不字，管杀不管埋！”或者突然冒出一个鬼，踩着高跷，忽扇忽扇，一歪一歪，张牙舞爪而来。今天，我胆气横生，右手伸进怀里，捏紧冷兵器，左手特意用手电筒往四周扫了扫。这一扫不打紧，果见沟下藏着一人。我吓得向后倒退两步。那人却站起来笑了：“二品啊，你这么晚往哪跑？”声音很熟悉，原来是杨庄的杨富贵。
杨庄在我们庄子南边，离街比我们村远。我外婆家在杨庄，小学时寒暑假经常去杨庄玩。杨富贵跟我外婆是邻居，也没什么亲戚，但我听大人的话，都叫他“小二舅”。他们家有三间大瓦房，带走廊的，很是气派。那是他父亲盖的。他父亲，我们都叫大舅爹，别人都叫他杨书记。他是杨庄的书记，整天板着个脸，威严有加，偶尔一笑，比不笑还吓人。我到外婆家的时候，杨富贵会逗我玩。与大舅爹相比，他比较随和，笑眯眯的，但他并不是好玩的人，说话也不好玩，我也懒得跟他玩。他上街的时候，必经过我们庄子前面一条小路，而我常常在小路下边的水塘里洗澡。有一回，他坐在塘沿上笑眯眯看我们洗澡，屁股一滑，掉河里了，衣服全湿了。“哇哇”大叫，扑腾半天。原来这家伙不会水，农村孩子还有不会水的，也够笨的。是我们庄上的人，把他拉上了岸。他成了落汤鸡，样子很狼狈，但却嘿嘿地笑了，就这样湿漉漉地回家。
“你在干什么？”当下，我稳了稳神问。
“我想把这棵树弄走。”他晃晃手中的斧头——斧头太小，不像黑旋风李逵的兵器——指了指沟旁的一棵树。我长出一口气，切，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好汉，原来是个偷树的小毛贼。不由心中暗暗冷笑，这么笨的人也出来偷树，真是可发一笑。遂不再管他，掖了掖棉袄，夹紧锤子——锤子太小，不像小雷公李元霸——弓身上了沟。上沟时，屁股尤其疼痛，犹如锥刺。“又去干坏事的吧，放心，我不告诉你爸妈，你也别说我啊。”杨富贵在身后鬼喊。我没理他，心中恶狠狠地说：“关你屁事，你在砍树，我要捶人！”
穿过这条沟，再过一截小路，就到街前的一个小庄子，穿过街前的小庄子，就到了后街。街前的小庄只有十几户人家，散落着，是街的屏障，我们叫它前庄。庄子里传来两声狗吠，在夜晚的寂静中显得特别响亮。我把手电光投过去，狗叫声喘息着熄灭。此时，我正行走到一户人家门前。这是四间青砖大瓦房，红瓦盖顶，带着走廊，这是前庄最气派的房子。是大队书记何钢炮的家。我有点累了，屁股的疼痛，往下转移到两条腿，往上转移到整个后背，再传入心窝，使我整个人都感到疲倦不堪。此时，从门缝里冒出阵阵笑声，那是何钢炮家电视里发出的声音：
……
我摔那地方悬。
什么地方？
咱们北京动物园狮虎山。星期天一人没事儿上那儿看老虎玩儿，正看着带劲呢，不知道哪位缺德，一边儿往前挤一边儿起哄：“老虎出山喽！”他把我从围墙边儿上给挤下来了！
哎呦，摔坏了吧？
你摔坏了哪都不怕，摔折胳膊摔断腿，咱医院接吧接吧照样使唤呐，它这摔的地方它不灵，它……它不是人待的地方。
哟，掉老虎洞里了！
……
两个相声演员正在说他们后来春晚流传最广的经典段子《虎口遐想》。
从1983年开始办春晚，至今已有好几年，我却一场也没看过，因为我家没有电视机。每年开学，都会听个别家里有电视的同学讲述着春晚，学姜昆的相声，哼着郑绪岚的《牧羊曲》。那一年的小镇，只有几家有电视，何钢炮算一家。正是这笑声吸引了我，我在门口冰冷的水泥地上坐了下来，坐下来就不想起来。我扒着门缝，穿过几个人头，终于看到一台黑白电视，看到电视里的真人，年轻而瘦的是姜昆，年长而胖的是唐杰忠。后来我听到殷秀梅在唱《春天你在哪里》，彭丽媛的《你会爱上它》。这些都是我平常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声音，我的心情异常激动，我很想再扒着门缝往里看一看，可是气力全无。但我还是没有忘记去办大事，抖擞精神站起，恍恍惚惚来到何皮包家，正好看到何皮包那厮开门鬼鬼祟祟往后边跑，我悄悄地尾随到后面，原来这家伙在解开裤带专注撒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大吼一声：“贼子，哪里走？”抬手对着他后脑袋就是一锤，“砰”，何皮包回头冲我笑了笑，回过头去接着抖着裤子。我抬手又是一锤，何皮包回过头来：“二品，你干什么！”我抬起锤：“把钱还给我，饶尔不死！”何皮包摇摇头：“娃娃，又在说笑话。”转身往屋里走。我跟在后面，又是一锤，这一回，好像击在棉花上，软绵绵的。我不由大吃一惊，看了看锤，羊角锤头没了，我握在手里只是一截小棍。再抬头一看，何皮包踪迹不见。正惊骇间，门“吱呀”一声开了，何钢炮站在门口。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被吓了一跳，喝道：“哪一个！”我一下子惊醒了，原来在何钢炮家门口睡着了。赶紧站起来，唱了个大喏，说：“晚上没事，想看晚会，就跑这来了。”何钢炮哈哈大笑：“好嘛，那进来看吧，外面太冷。”我缩了缩脑袋：“不了，天不早了，回家了。”何钢炮也没勉强，从屋里拿出一块大糕来，递给我：“饿了吧，吃点，吃点。”我一只手捂着肚子，另一只手接过糕，顺着门口小路往南走。何鋼炮在后面说：“路上走好了啊。”我答应着，又掖了掖棉衣，棉衣里有块硬邦邦的铁，冷若冰霜。身后却传来热情如火的歌声：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每次当你悄悄走近我身边
火光照亮了我
……
大年初一天还没亮，父亲起来放了一挂鞭。六点多钟，我和哥哥被吆喝起来，穿上滑雪衫，并没有感觉有多么喜气。我勉强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来。不断有小孩跑过来给我父亲母亲磕头拜年。关系亲近的，给上一块两块钱，还有的就掰了两块糕或两粒糖果。就这样热闹了一阵，母亲招呼我们吃饭，水饺和汤圆，寓意新的一年一切顺利团团圆圆。吃早饭时，我们都不说话，闷声大发财。吃完饭，哥哥跟他一般年龄段的朋友出去玩了。此时，母亲已经从三十晚的悲伤中缓过劲来，她也不想冲淡初一的吉气，轻声问：“你不去街上看电影？”那时候，乡下没什么好玩的，街上也没什么好玩的，也就是看看电影。正好李红卫来喊我，我看看母亲，母亲说：“去吧，中午早点回来吃饭。”说着，她往猪圈那走去。我也想过去看看，但李红卫拉着我说：“快走吧，来不及了。”我只好跟着李红卫跑起来，跑到村口，我和李红卫那天拍火柴壳的地方，我还四处看看，希望有二十块钱破土而出，可是没有，路面除了几根杂草，光滑滑一张纸片也没有。“这钱到底谁捡去了呢？是不是李红卫？”
“雪新雪新的嘛。”李红卫抬手在我的滑雪衫后背上滑了一下，有些妒意。我看到他穿一件灰卡其布的老棉袄，显得臃肿不堪。
“你怎么没做一件？你爸爸就是做衣服的。”我问。
“唉，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李红卫装得很有学问。
电影院在乡小学的后面，叫“大礼堂”。乡里开什么表彰会都在这里。那时感觉大礼堂真大啊，能坐好几百人，黑压压一片。多年以后，我路过那里，看到这个当年显赫一时，给我们带来无穷乐趣的地方，现在看上去矮小得可怜，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破败不堪。后来，这里改成教堂，门楣上的电影院三个字已经改成十字架。
已经记不得那天电影的名字，印象中是一部外国影片，好像是复仇的故事，有一个场景至今还记得，好像有一对男女恋人在路上幸福地骑着自行车，此时从后面驶来一辆卡车，卡车上有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人抡起一块又圆又粗的木头，狠狠砸向那对恋人，伴随着一声尖叫，后来什么情况我已经无从记忆。电影放到中场的时候，后面忽然纷乱起来，先是小声议论，声音越来越大，好像还夹杂着哭声。我和李红卫坐在前面没有太在意，直到电影结束站起来回身一看，才发现后排走了不少人。隐隐约约听到有人议论：
“了不得了，杀人了，一家四口全被杀了，一个没留。”
“快去看看吧，就在后街。”
“哪一家？”
“何家！”
“哪个何家？”
“何小瘸家。”
我和李红卫顺着人流出了影院，街上人翻翻滚滚往后街跑，去看一个从未见过的稀罕。电影院不高的台阶上，我和李红卫互相看了看。李红卫努了努嘴：“走，去看看。”看得出他有点小兴奋。我的心“咚咚”直跳，说：“不去了，我想回家。”李红卫很无聊地看了看我，毫不犹豫扔下我跑了。
我一个人往家里走，跟去后街的人流相比，显得特别孤独。一路上，不断有人往街上跑，叫着：“杀人了，杀人了。”我看到吴兰英跟一个妇女也向这边跑来。
“哪家被杀了？”她边跑边问我。
“说是何小瘸子家。”我回答。
“噢，”她答应着跑过去，又回头说，“你怎不去看？”
“我要回家。”我说。
“噢，对了，你家小猪快要死了，你回去吧。”
九
“那一年是哪一年啊？”她插嘴道。
“嗯，让我来算一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对，应该是1987年。”我数着指头。
“我在你那过了一回年，是哪一年呀？”她又问。
“是2007年。”我不假思索。
“离你讲的故事正好二十年，而我们离第一次过年，正好十年。”她在我的掌心一次又一次画着字。这个字不复杂，一横一竖。以前见面，晚上睡觉时，她喜欢在我的手心画字，一般都是我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我手心痒痒，沿膀臂往上直至心窝，仿佛体内爬进一只毛毛虫。
那一年回去后，她问我是否可以离婚，我说离不了，因为我舍不得孩子。她没再说什么，沉默一个月后，才与我恢复交谈。
“那块玉，我用红绳子系起来，时时挂在胸前。”她告诉我。
“玉贴着我的皮肤，凉凉的，但我的心暖暖的。”她接着说。
我闭上眼睛，想象着一条绿色的小蛇盘在她胸前，想起了白娘子，想起了小青，想起了“千年等一回”。
过了几年，她又结婚，跟一个同事。此同事跟她同一年进单位，搭伙共事多年，颇有些感情。他一直关心她，后来升官至异地，但每次回来，都想方設法接近她，尤其在老婆车祸身亡之后，更是放开追求她，剖肝沥胆。经常在晚上打电话来，一聊就是个把钟头（我偶尔打电话给她久久占线，她说是父母打来，看来并非如此）。开始，她并没有跟我讲，怕我误解。“后来，我真的心动了。”她说。那时候，他们频繁约会。每次约会都跟我讲。
“我正在跟他喝茶。”她给我发短信。
“他把我送回来，在我这看电视。”
“他今晚不想走，说要陪我睡，被我撵走了。”
“他高大帅气，还有些坏坏的，很有生活情趣，知道疼人。”
每次看到这样的短信，我心里都像有条蛇在咬，极不舒服，但又无话可说。
“我要跟他结婚了。”最后，她终于下了决心。
“其实，我每次把我跟他的事说给你听，就是想让你对我说，我也要离婚，娶你。可是，你太让我失望了。”她说。
我虽然很受伤，但还是长长松了一口气。
其后三年，我们没怎么联系，因为她的这段婚姻只延续了三年。这时，她跟他有了一个孩子。 三年后，她联系我。
“他给我买了好多首饰，我都不戴，我只戴着你给我的那块玉。”她说，“他怀疑我，于是我们离婚了。”
“对不起，我不该——”我说。
“或许，我只跟你合适，我心里一直放不下你。”她说。
也就从那一年起，我心里像窜进一条蛇，离婚的想法蠢蠢欲动。但我的离婚并不顺利，受到了妻子的坚决抵制。
其时，我已离开县城，到市文化局上班，因为我的一个戏，获得省级大奖，一下子火了，先调离原单位，终于结束备受欺凌的窗口服务生涯，到县文化局上班。过两年，又一部戏火了，获得全国大奖，还上了央视。县城小庙已经搁不下我这块闪闪发光的金镶玉，遂调到市里。市文化局局长很赏识我，说我写的戏太好了，一波好多折，他以为怎样，结果不对，又以为怎样，结果还是不对，用行话说，那叫反转，反转得太漂亮了，而且主题鲜明，时代感强，满满正能量，他看了好几遍，每遍都震撼。
“你个狗日的脑袋咋这么会拐弯呢？看起来憨头憨脑的。”他这么夸我，我这个“狗日的”心里美滋滋的。
“好好写，争取再弄个大戏，获个大奖。”这是他的真实想法。咱不是来市里吃白饭的，得像鸡一样下蛋，像蚕一样吐丝，像普通的蛋和丝还不行，最好得金蛋、金丝，光华耀眼，动静越大越好。
领导一心要个政绩，而我却只想离婚。
“我死也不会离婚的！”妻子歇斯底里，死不签字。
“我拖死他，拖死他。”妻子对她的朋友，以及全世界宣誓。
离婚的事，在当今社会本是稀松平常之事。领导也知道了，拍我肩膀笑：“你小子还蛮闷骚的呀。”
“搞艺术都这样，越这样越有才华，越有激情，越有成果。”他又举例，齐白石九十多岁了，还想找个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人家介绍个四十岁，他嫌人家岁数太大;白居易就喜欢去妓院;毕加索情人就更多了。
“好好的把戏搞出来，别的都算个屁。”他又说。
冷战已有几年，为了孩子我们仍生活在一起，人前人模，背后狗样。
早有朋友知道，劝和不劝离：“千万不要吃错药昏了头脑，女人到一定时候，不要当女人待，最毒莫过妇人心。岂不闻某某单位某某副局长要离婚，女人带着女儿把他堵在当街，让他表态，他不表态，女人就让女儿当街脱衣，先脱外衣，再脱内衣，一件件，快脱精光，一丝不挂，副局长当场崩溃，昏倒在地，以后再不敢提离婚。眼面前还有一例，刘发奎，副镇长，你也认识，与老婆早有不和，老婆人前人后，都不给他面子，随时让他难堪，他终于忍受不住，坚决离婚，老婆早有准备，县纪委市纪委告个遍，最后被一撸到底，还进了牢关。什么什么，走法律途径解决，只要女方咬定不离，那也是难上加难，势比登天，我有一个朋友是法官，审了一个离婚案子，已有七八年，还是没离了，只要女方说不离，就能把你拖死，当然，没有离不了的婚，但你要足够的强大，足够的耐性，持久战，持多久，就很难说呀。所以还是将就过下去吧，别再想胡头心思。”
那就将就过吧，哪怕身上攒了万支箭，心头扎了万把刀。
在来云城的火车上，我把我公开的手机卡拿下来，换上只有杜银瓶知道的手机号。
此时，外面响起了鞭炮之声，稀稀拉拉，不成气候。仿佛从三十年的岁月穿梭而过，缓缓地在窗外不远处炸响，窗帘上映着微弱的光亮，稍纵即逝。我知道，这只是前奏。
“你听，好像有什么声音。”她说。
“我只听到鞭炮声。”我仔细地听，没听出什么声音。
“好像有女人的叫声。”她说。
“不会吧，他们也太能做了，做到现在？”我笑起来。
“不会吧。”她也笑了。
我扳过她，“我们也来做，你也叫。”
“故事还没讲完呢，你没去杀人，怎么人还死了。”
“人是我杀的。”我已进入她的身体。
“可是你在大队书记门口听了一晚上电视，然后回家了啊。”她闭上了眼睛。
“我杀人了。”我猛烈地撞击。鞭炮声越来越猛烈，好像铜墙铁壁，将其他所有的声音都挡在外面。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她显然生气了。
“杀人杀人！”我进入冲刺，随后浑身瘫软。
“你做了一次跨年的爱。”她笑着说。
“什么？”我问。
鞭炮声已经渐渐稀落下来，有气无力，像一条散了骨架的蛇。
十
1987年的年，真的很不好过。除夕晚上因为丢了钱，遭到一顿打，夜里去杀人，半途而废。大年初一的上午，我家小黑猪没心没肺地死了。我从电影院出来，逆人流而行，回到家里，看到母亲阴沉的脸色就知道大事不好。但那天因为是大年初一，新年头月第一天，母亲把伤心藏在心底，没有跟任何人说，而是跟父亲悄悄地把小猪用蛇皮带装着，到前面河滩上掩埋掉。何皮包下午没有来给小猪打针，倒不是因为小猪死了，而是他也不在人世。就在除夕夜里，确切地说，是大年初一的凌晨，何皮包被残忍杀死在后街的家中。没错，是何皮包。就是我怀疑捡了我钱的何皮包，我曾经带锤准备行凶的何皮包。同时遇害的还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杀人凶手是他的侄女婿，也就是他大哥何钢炮的女儿大丫的丈夫。凶手之所以要杀人，是因為怀疑妻子跟街上的一个青年有不正当关系，两口子年前恶吵了一架，大丫一怒之下回了娘家。凶手跑到丈人家哭诉，希望能得到丈人何钢炮的理解，让妻子回家过年，却不料被何钢炮一顿炮轰，撵出家门。男人站在院场当中，突然冒出一句：“我要杀人，杀你们一家！”何钢炮像门神一样立在门口，哼哼冷笑：“就你那怂样，能动我一根手指头，杀我的人还没出生呢！”话哪说哪了，都没放在心上，不料想，大年初一的凌晨，所有人都在梦乡中，男人怀揣一把斧头，像李鬼一样，转到何皮包家门口，踹开木门，可怜何皮包一家都在睡梦中，遭到暗算，做了斧下之鬼。
“日他妈！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他是先到我大哥家转了一圈，可能寻思自己不是大哥的对手，便转到我家，又觉得杀我一个残疾人会被人笑话，就转向老二家，因为老三家住在学校，不得手。此前他就扬言‘我要杀你们一家！’是指杀你们当中的一家，而不是老大家，可怜老二一家做了替死鬼，要不是他们，有可能我不能在这给你们修鞋了。”老四何小瘸子坐在鞋摊前，向每一个在他摊前修鞋或流连的人讲述发生在大年初一他家的血案。当然，这都有些演义的成分，因为凶手回去后便喝农药自杀，根本无人知晓他的心理和行动轨迹。 “日他妈！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小瘸子往往用这句话开头，那神态像我们刚学的课文里的祥林嫂。“只当他发发狠的，哪知道他真起了杀心，只知道他可能去找我大哥，他哪里是我大哥的对手，况且我大哥家的门是非常牢固的，他也弄不开，谁知道他会去找摸老二家，可怜我那小侄儿，头枕在手上，连手都被齐齐砍断了，我嫂子被斩了首，还有一点皮连着，老二最惨，脸上都是砍痕，没头没脸地砍啊，床上床下都是血，惨不忍睹……”
“没得命了，真是毒，连小孩都不放过。”听的人都摇头叹息。
“要多毒有多毒，毒到心了。”小瘸子用锥子划了划乱蓬蓬的头发。
“谁先看到的？”有人发问。
“我儿子，才九岁，八点多钟，去后街给他二爷拜年，我们兄弟几个不住在一处，我家在后街头，他家在后街尾，大哥家在前庄。我儿子喊，二爷，二妈！没人答应，推门一看，没得命了，差点没吓死，掉头就跑……可怜我儿子到现在还老做噩梦，半夜里惊醒，直喊，杀人啦，杀人啦！”
“小孩子啊，哪见过这场面，还不吓死了啊！”听者颇为同情。
“哪个说不是。”小瘸子咬牙切齿。
“可怜，忙了多少天，那么多好东西都没捞到吃，白瞎了！”老太太们也摇头叹息。
“哪个说不是的，你说到底有多冤啊！”小瘸子狠狠地对着鞋子攮了一锥。
“一个人怎么杀那么多人，也是破了命了。”
“不止一个人来的，桥头孟小五说，二更天，他醒了，听到外面脚步声，听到一个人说，二绵羊，快走啊，另一个人说，我腿都软了，走不动了。你说，肯定不止一个人，是不是，肯定有人巡风望哨。”小瘸子用锤子狠狠地捶鞋帮子，仿佛在捶着一个人的脑袋，每一锤都让我心悸。
“那公安局不查查的。”
“查个屁，死无对证！”小瘸子把鞋子朝地上一扔：“好了！”
我的身体突地一颤，仿佛那鞋正击中我的心窝。
锤子“啪”地扔在脚下，“你说怪不怪，这锤子年前丢了，年后又找到了！这都什么年啊！”
大队书记何钢炮情绪低落，像是得了一场大病，已经被判处了死刑，但医学史上出现了奇迹，让他起死回生。他的脸上有大难不死的侥幸，也有劫后余生的心悸。他好像不再似以前那样火爆刚强，声若洪钟，而是变得反应迟缓，气息不足。看人的眼神也有些许诡异，不再犀利。
“是我低估了他，是我太心善了，是我引蛇出洞。”显然他用错了成语，但谁都知道他的本意是引狼入室。这是多年后的一次乡村宴会，我正好也在场。
“没想到呀，二绵羊原来是只白眼狼。”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谈论那场血案，除非是他非常要好的朋友。
“是啊，我跟他爸有交情，他爸又跟乡里张主任好。有一回张主任在我家喝酒，他爸来作陪，看到大丫，他爸说，大丫不错。也可能就是有口无心的场面话，可张主任喝了酒，多了一句话，说给你家二子做媳妇吧。我也不好说什么。他爸更不说什么。喝着酒，就把这门亲定了。”
“那是酒话呀，怎么当真了。”他的朋友摇头道。
“哪个说不是的，你嫂子死活不同意，大丫也不同意，但是没办法呀，我这脾气这性格，你们不是不知道，说话算话，一口唾沫一个钉，尤其是张主任保的媒，那得讲政治啊。”
“是啊是啊，如果没那次喝酒，就提不起这话头，也就没这事了，这也是命里注定。”
“如果他爸还在，可能也没这事，二绵羊最怕他爸。他爸能罩住他。可是他爸死了，肝癌。那时候我也想过退亲，可是我心软啊，再说我看他是老实人，仁义，等结婚后调教他，让他们到街上做点生意，谁知道扶不起的刘阿斗啊。说到底我不该心软啊，心一软就出这事了，你说这不是东郭先生和狼、农夫和蛇是什么？”
“可惜他爸不在了。”
“狗日的没来找我，如果来找我，他十个也不是我对手呀，我把他打出屎来，再让他吃下去。”
“对呀，书记劲头大，有冲击力。”
“可惜我兄弟一家，一辈子积德行善，救了多少畜生的性命，却被这个畜生害得成了冤鬼。”
何钢炮喝了一大口酒，挺了挺腰板，试图用酒精的力量帮自己找回过去，他瞪起眼睛，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但并不威风，反而更像一只疲倦不堪的老狗。
两年后，何钢炮辞了村官，携家带口到苏南打工去了。
开学前的一个晚上，吴兰花给我家送来两条颜色不一样的裤子，说：“送给大品二品的，穿得新新的上学校。”
“那怎么好意思。”母亲赶紧到屋里去拿钱，但被吴兰英死命拦住了。母亲也只好作罢。
第二天，我和哥哥穿了一身新，上学了。不知为何，这条裤子虽然穿得很合身，可总是很沉重地往下滑，走路的时候，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
后来听李红卫说，裤子不是为我们特意做的，有一件是给别人做的尺寸小，人家不要的。还有一件，还有一件是给何皮包的儿子做的，三十晚那天连夜加班做，准备第二天送去的。可是，何皮包一家全被杀了。
“哪一件？”我问。
“我也分不清，可能是你身上这件，也可能是你哥身上那件。”李红卫盯着我的腿看了半天，没看出啥来。
回去后，我就脱了这条新裤子，说什么也不穿了。后来，我把这条褲子带到那条大沟下，一把火烧了。幽红的火光中，我仿佛看到一个魂灵升起，嗡嗡嘤嘤，飘然升上天空。回去后，又遭到母亲的一顿责打。但我已坚强，没有说出这条裤子的来历。
关于李红卫，还得多说两句。开学了，老师让大家写一篇作文：寒假里的一件事。该生写的是“看杀人”，绘声绘色地描写他所看到的杀人现场，很遗憾，我没有看到作文，因为作文本被何皮包的弟弟何三老师撕了。据说，何三老师拿着作文本走到教室，让李红卫站到前面来，大家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何三老师甩起作文本，劈头盖脸，狂抽一通，边抽边骂。
开学后不久，有一天回家，我听到我们家的猪圈有一种欢快的声音，放下书包，跑到猪圈那儿看了看。我看到我们家的猪圈里多了一头小猪，欢快地跑来跑去。
2017年的大年夜，我在南方一座小城度过。除夕到正月初六为国家法定假日，我严守纪律，认真上班到腊月二十九下午五点三十分，才收拾东西，关好门窗走人。坐一夜火车，到达云城。
整个白天，我都窝在云城宾馆的床上。其间到楼下饭店胡乱吃些东西，晚上只在房间泡了碗酸辣牛肉面。然后坐在床上看春晚。我已经好多年没看春晚，今天实在无聊。敲门声“笃笃”响起时，姜昆、戴志诚的相声《新虎口遐想》正在进行中，他们夸张的口型和动作跟连续不断的掌声让人感受到现场气氛热烈，也让我感到窒息：
……
我这起个头，大伙一欢呼，姜昆就算掉老虎洞里了。老虎出山喽！
真掉下去了！三十年前我掉老虎洞里，那时候，女同志解裙带、男同志解皮带往上拽我。
往上拽你。
三十年后我又掉下去了，来的人不少，怎么没人解皮带啊？
今天人，在干什么啊？
全拿手机给我拍照！
知道干什么给你拍照啊？
什么啊？
发微信，发朋友圈。
……
我穿睡衣开门，看到女朋友站在门外。她刚跟她的家人吃过年夜饭。她的家人包括她父亲母亲哥哥嫂子妹妹妹夫，以及各自的孩子。不包括她丈夫，因为她已离婚。她孩子没在，跟着她丈夫到爷爷奶奶家过年。
我张开双臂，想拥抱她一下。但她抬了抬手，表示不方便。她两手各提着一包东西。我伸手接，她摇头。我闪在一旁，她挤进来，说了第一句话：“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她把两大塑料袋东西放在柜子上，又放下挎在身上的包。她脸色红润，可能跟喝酒有关。但她说没喝。后来又承认喝了一小杯。“一大家子，大过年的，哪能不喝酒呢？”说着，脚步往洗手间移动，门没关，马桶“咣”的一声，一阵“哗哗啦啦”之后，又是撕纸的声音。女人就是麻烦，比男人麻烦，如上厕所之事，比男人废纸。
她出来，看我又睡在床上，娇嗔道：“你看，我带了这么多菜。”
她的声音很好听，娇滴滴的，与她实际岁数不符。她已经年近四十，听声音还像个小姑娘。倒不是故意为之，天生就这气口。但她相貌倒也不显大，比实际岁数要年轻五岁往上。“可能跟我心态好，不烦恼有关。”她这样解释，我也表示认可。她有些小资情调，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事业与她无关，赚大钱也与她无关。
我起来，也上洗手间。出来时，她已经把菜摊在桌子上，我们在两边的椅子上坐下。她说：“别动，让我看看你。”她笑眯眯地看着我，说：“瘦了，瘦了。”距离上次她到我那，已经一月有余。就是那次约定，我到她这过年。
“一个年又会胖起来。”我拍拍自己的脸，仍然感觉肉感十足。
“他们不让我走，不然我早来了。”她说。她从包里拿出杯筷。杯子是能放二两酒的小玻璃杯，筷子是家用木质的。“都是新的，第一回用，早上在家就洗过，放包里一天了。”她又跑去洗手间，哗哗啦啦冲洗一阵。此时，我从我的包里拎出一瓶酒。
“喝點？”我旋开盖子。“当然！”她脱掉外套，现出里面米黄色心形领呢绒衫，红绳子系着一块翡翠玉坠垂在心尖口位置，随着她的动作，跳了一下。“可是，你已经喝过了呀。”我收回目光，移到桌上，有烧鸡、猪耳朵、肉圆，还有牛肉，虽然菜品不一，但排列整齐。她就是这样，什么事情都不马虎，讲究个看相。我的目光里仍有玉在晃动，飘浮于每个菜之间。
“不是说过了嘛，在那只喝一小杯，留着量跟你喝呢。”她把我手里的酒接过来，倒上。我那个杯子倒得满些，她的倒了半杯，犹豫一下，又倒满了。“我跟你是实心实意的。”她说。然后，我们把杯子都举起，“咣”，碰了一下。她说：“过年了，干杯！”
“都是你爱吃的。”她把肉圆往我面前推推，说：“吃个肉圆，过年了，我们要团团圆圆。”
“我也吃过了。”我看着肉圆。
“你吃啥了？”她问。
“方便面，香辣牛肉的。”我说。
“哎哟，那也叫吃，垃圾食品，”她把肉圆挑起来，递到我面前，“怪我，我应该先送点东西过来的，让你饿到现在。”
我把肉圆咬在口中，她把筷子拔出，笑了。
“虽然坐了那么长时间，可是没怎么吃，心疼你呢，吃不下。”她跟我喝了一口酒说，“一家人就是七扯八扯的，特别是哥哥嫂子，不知道怎么那么贫。”
“他们是怕你一个人回去冷清。”我一个肉圆就这么吃下去。
“是啊，其实你完全可以去的，怕什么！”她从包里拿出餐巾纸，帮我擦油嘴。
“或许，明年就可以去了。”我配合着她的纸，嘴唇噘起。
“你看你嘴像什么？”她笑了。
“像屁眼。”我说。
她也笑了。
“说好了，就明年吧。”她看着桌上，好像在琢磨我该吃什么，但放弃了，筷子搁在一边，“我毕竟吃过一场，你多吃。”说着，端起酒杯。我们一起喝了一口。
“还没过过这么冷清的年吧，把你晾了一天。”她放下酒杯，身子向后仰了仰。
“也算有着特别意义，让你终生难忘。”我还没开口，她接着说。
“其实，这个年过得倒也别致，毕竟有你，相比——”在我的措辞犹疑不定时，她抢过话头：“难道还有一个年让你难以忘记。”
“想听吗？”我的目光越过桌上的肉食，落在她胸前那块玉上。
“想听。”她起身倒了杯水，喝了一口，放在我面前，“愿闻其详！”
“嗯，那简直是个难过的年，好在过来了。”我这样开篇。
“怎么难过呢？”她有些吃惊。
“因为我要杀一个人！”我默默拿起遥控器，把喧嚣的影像和声音，喀的一下关在电视里，关在我的心外。
“你？”她张大嘴，好像要吃肉圆。
“嗯，我！”我加重语气，还点了点头，表明不是虚张声势。 然后将一杯酒倒入口中。酒到胃到肚，一路往下。记忆深处的往事，却随着酒精热辣辣地往上散发。
二
我那时还小，刚上初中，初中的第一个寒假。刚才春晚姜昆说相声《新虎口遐想》，而那一年，他说的是《虎口遐想》，火爆得不得了。
我要杀的这个人叫何皮包，镇上的兽医。杀他，是他捡了我的二十块零三毛钱。除夕的下午，他到我家来，为我家不幸卧圈生病的小黑猪打针。他已是连着第二天来，大年初一的下午还要来。“三针，包好！”他的小眼睛在镜片后面直眨，笑容里洋溢着自信。看出来，他是喝了酒的，满面红光。
他为什么那么兴奋呢？当时，我心中就陡生怀疑，他莫非捡了我二十块零三毛钱，用来改善伙食，一高兴，多喝了两杯。
“喝了十几杯，要不是下午想着来打针，还得再喝两杯。”何皮包对父亲说，一嘴的酒气，鼻子都发红。
他高兴，他捡了我的钱，他多喝两杯。我在心里絮叨，越看何皮包越像捡钱人。
父亲赔着笑：“过年嘛，就是要吃吃喝喝，高高兴兴。”
何皮包很兴奋，说：“是啊是啊，一年过去了，得好好歇歇，这是今年最后一针，封针，明天下午再来打一针，是明年第一针，开针。”
父亲脸上挤出敬佩的表情：“倒有许多说道呢！”
何皮包捏捏自己的红烂鼻子：“当然，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说道。”
那天他打完针，并没有立即就走，而是坐在我家门口长凳上聊了一会儿天。
“都忙停当了？”他从皮包里掏出一包大运河烟。父亲赶紧从屋里拿出一包大前门。父亲把何皮包的烟压住，拆自己的烟，边拆边说：“吃我的，吃我的。”父亲从不吃烟，所以对烟不敏感，拆得有点笨拙，好不容易拆开，捉了一支，递给何皮包。何皮包接过来，父亲又到锅屋去拿来火柴，“嚓”，划着，给何皮包点上。
“停当了，停当了。”父亲这才接话。
“我也忙停当了，肉团子炸了一小筐，挂在梁上，想吃就抓一碗，馒头一笆斗，有萝卜馅的、马苋菜的，还有小豆沙的，今年品种全，孩子爱吃。还炸了藕团子、萝卜团子，挺好，要吃到十五也吃不完。”何皮包吸了一口烟，志得意满，热气腾腾。然后，他推推眼镜。阳光打在镜片上，闪闪发光。镜片后面的眼神老谋深算。
“你家小大子成绩不丑，小二子也该上学了吧？”父亲换了个话题。何皮包有两个小孩，大的是男孩，小的是女孩。大的上了小学六年级，正好在我父亲班上。
“过年后还请你多关照啊，大子挺仁义，不调皮，肯学习。”他很老练地弹烟灰。
“是啊是啊，没问题的。”
“二子明年夏天上学，也请你多关照。”
“好说，二子叫什么名字啊？”
“大名叫秀雅，小名叫秀子。”
“这名字起不丑，秀气，文雅。”
“哈哈，没得你们老师会起名字。”他哈哈笑着，他一笑，脸上的肉就往一起凑合，眼睛眯成一条缝，像柴蔑划的一样。
“杨庄的二绵羊跟你家亲戚呀？”喝了口水，何皮包忽然问。
“也称不上亲，拐弯抹角有那么一点，不来往的。”父亲一愣，显然对这个话题没有准备。
“我大哥家大丫把给了他，结过婚老吵，看那样子过不下去了。”何皮包皱了皱眉。
“是啊，过不下去也得过呀，要劝劝呢。”
“嗯，劝合不劝离，是要劝劝呢，能过还得过下去，不看别的，看小孩。”
“对，老的要个面子，小的要个团子。儿女过得好，老的面上有光，父母不吵不闹，一家人团在一起，小孩子才开心。”
“还是老师会说，一套一套的。”
兩个人东扯西拉，不觉太阳西下。此时，何皮包已抽了四支烟。当父亲把第五支烟递给他的时候，他站起身来，说什么也不抽了，他把烟夹在耳朵上，说：“好了好了，回了回了，提前祝你新年好，新年好啊！”
“新年好，新年好！”父亲也连声说。
何皮包拎着皮包，过来摸我的头，我迅速躲开。他在空中划拉划拉，并不恼，乐呵呵地说：“哈哈，又长一岁喽，看看成人喽！”然后他转身大踏步而去。他肥胖的身影走向村东，走过了李红卫家，又走过杨三郎家，再走过陈友亮家，最后，拐过张菊芳家的屋墙，不见了。
“好人啊，三十晚还到乡下来给猪打针。”父亲轻轻地说了一句，又去猪圈看小猪了。而我坐在长凳上，还在思考着钱被谁捡去的问题。
“是何皮包吗？肯定是。虽然他是个响快人，但没见过这么响快，这么高兴，为什么这么高兴呢？捡钱了，肯定是的！捡了钱不还，不得好死。”我恶狠狠地对着何皮包坐过的地方咒骂。
三
“你是怎么丢钱的，怎么就认定何皮包捡的呢？”
我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其实她并没有洗耳恭听，而是不停地插嘴，提一些问题互动。
“别光讲，吃菜，喝酒。”她也会在我停顿时劝菜敬酒。她身体向前倾着，那块玉就离开衣领，离开她脖下的位置，垂直向下，直指着桌面的某个菜。
她叫杜银瓶。奇怪的名字。一般女性里的名字都不会写成“瓶”字，常用的是苹果的“苹”、浮萍的“萍”，也有可能是平整的“平”。但她叫杜银瓶。这个名字使我想起白居易《琵琶行》里的一句：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也使我想起《金瓶梅》的李瓶儿。我问过她为啥叫这个名字，她说是父亲起的，她也不知道。她父亲是个工人，平时也不见读啥诗书。“那你家里是不是有个银的瓶子？”她肯定地说：“没有，我从来没见过。”我就不好多问了。
我跟她是在十几年前一次戏曲小品专题研讨会上相识的。会议报到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参会的都是一些小有名气的小戏导演和剧作者。我父亲原在镇文化站工作，经常编些小戏、相声、小品、快板、说唱之类，在县文化馆小报上发表，也在乡镇或县市群众文艺汇演中登台亮相，后来因为作风问题，被调到乡村小学教书。我从小受他影响，也会写写画画，编些戏剧小品，是学校晚会上常客，也算是一个才子，高考一心想考文史或戏剧专业，却阴错阳差，进入一个行业内的中专学校，毕业后到一个单位干单调的窗口服务工作。我父亲虽然后来离开了乡村学校，到县文化馆当了副馆长，但无权无势，不能帮我说半句话，再加上我仍迷恋戏剧创作，时常搞些小戏小品创作，甚至写起电影剧本，当然没有一部被搬上银幕，而本单位却只看经营业绩，报表数字说话，真金白银兑现，与文艺八竿子打不着，视我为另类，不务正业之徒。所以我在窗口服务，一干就是十年。但也有一些剧本在全国期刊发表，并被吸收为协会会员，偶尔被邀请参加一些活动。此次会议，便是活动之一，会期三天。第一天在杭州，集体逛西湖，谈论白娘子。那一天，我没怎么注意到杜银瓶，后来她说她已经注意我，说我不太爱说话，别人都互致问候，谈天说地，特别是男导演，都去跟女剧作者搭讪，套路都是有机会一定把对方的剧作搬上舞台。只我一人默默跟在后面。那时她就对我有了好感。在杭州歇息一夜，第二天被拉到一个叫乐清的县城。这个县有一座著名的山——雁荡山，号称东南第一山。我在初中时就学过沈括的《雁荡山》，犹记得当中第一句，“温州雁荡山，天下奇秀。”下午我们在乐清开会。 所谓研讨会，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聊天，看上去很有理论高度，其实就是东拼西凑，信马由缰。想说的，半小时都不够，不想说的，三两句话就打发了。说什么都无所谓，没有人去认真听。只有会议主办方认真记录，因为要出会议实录，在会刊上刊登。现在想来，那次会议大家说了什么真知灼见，都没人记得，但都能记得杜银瓶唱了一支歌。谁也没想到，研讨会上，还有人唱歌。會议是轮流发言，到了杜银瓶，主持人例行公事，作了简短介绍，什么著名青年剧作家，发表小戏若干，多次获奖，等等。然后说：“下面，我们请杜银瓶作精彩发言。”没想到杜银瓶说：“我不著名，也没资格来开会，只不过是来凑热闹的。”下面有人笑了。主持人插话：“杜老师太谦虚了。”杜银瓶说：“不是谦虚，我说的是真话，我也不知道讲什么，我给大家唱首歌吧。昨天在西湖，我就想唱的，不知大家想不想听？”下面有人拍掌叫好：“想听，爱听，唱起来！”杜银瓶咳嗽一声，就唱起来：
千年等一回 等一回啊
千年等一回 我无悔啊
是谁在耳边说 爱我永不变
只为这一句 啊 断肠也无怨
雨心碎 风流泪哎
梦缠绵 情悠远哎
西湖的水 我的泪
我情愿 和你化作一团火焰
啊 啊 啊
千年等一回 等一回啊
千年等一回 我无悔啊
……
她唱得真好听，会场掌声不断，会议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
“精彩花絮，多少年后，也许我们都记不得参加会议的有哪些人，都讲了些什么，但都能记得杜老师优美的歌声。”主持人自嘲道。
“我不是老师，我是来向各位老师学习的。”杜银瓶认真纠正。
又是一阵笑声、掌声。
四
钱是昨天——大年二十九——丢的。我现在十分后悔那天去街上玩。如果不去街上玩，就不会遇到黄二奶，遇不到黄二奶，黄二奶就不会把二十块钱（母亲在大队跑了一年的工资）交给我，黄二奶不把钱交给我，我也不会丢钱。可是不该发生的事，就这么发生了。
我那天上街，本来想找几个同学玩玩的，王四，周二狗，李秃子，都是死党，住在街上。可转了一会儿，就转到裁缝店。裁缝店是紧密邻居李红卫（俗称“小李三”）他爸开的。店里衣架成排，上挂各色衣裳。李红卫他爸李裁缝正拿着个大剪子，在案板上咔嚓咔嚓剪来剪去，还有两个女的在里面咕吱咕吱踩着缝纫机。我想到过年的滑雪衫就在这里做，心里顿生暖意。
李裁缝是个大长脸，跟驴条一样。他抬头看到我，冷冷地说：“不在家做作业乱跑干啥？”
我不太喜欢李裁缝，他总是这样故作高深，冷腔冷调。我的眼睛在衣架上扫视，寻思着哪一件是我的滑雪衫。
就在前几天，母亲温和地说：“你们俩用功学习，今年在李裁缝家给你们每人做件新滑雪衫，好过年啊。”
现在肯定很多人已经对滑雪衫这个概念相当生疏了，脑子里只有羽绒服、尼克服、冲锋衣之类。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滑雪衫就是时尚的代名词。我们班上有几个女生穿滑雪衫，男生只有两三个。这要是一开学，我穿上滑雪衫走进教室，该是何等体面！
母亲又说：“裤子就算了吧，上身新新一身。”我和哥哥表面上没什么反应，心里都乐开花。好多年没听到这么亲切的话语，自从家里盖了瓦房，日子过得异常紧巴，好几年没添新衣服。尤其是苦命的我，穿的都是哥哥落下的旧货。
“晓得知足吧，你不拾着穿，哪个拾着穿！哪个让你最小？新老大，旧老二，补补纳纳又老三，没给你穿补丁衣服就不错了，你看小李三，他爸还裁缝呢，穿的都是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母亲讲着不容置疑的道理，让我知道虽然穿的是旧衣服，仍感到幸福和满足。
“别找了，还没做好，明天下午带回你家去。”李裁缝没好气地说。
李红卫闻声从里间出来，见到我欢呼一声，对李裁缝说：“爸，我跟二品先回家了。”没等他爸同意，就一蹦一跳出来。
如果直接回家，也就没什么事了。可当时两人在街上闲转，不觉转到大队部。队部门口，有一修鞋摊子，摊主是个瘸子，姓何，是兽医何皮包之弟。何皮包共弟兄四人。老大是大队书记，外号何钢炮，曾做过民兵队长，脾气暴躁，经常听到他在大队部门口吵吵嚷嚷，骂三骂四，有时看到我们，也没有好脸色，会吓唬我们：“赶快回家去，最近不少坏人，专门抓小孩。”我们对他都没有好印象。兽医何皮包是老二，一直很和善。老三是我们学校数学老师，成天笑眯眯的，可跟他大哥一样，脾气不好，经常凶学生，有时还会抽学生耳光，人称“笑面虎”，好在不教我们班。老四就是这个修鞋匠，唤作“何小瘸子”。我母亲常说：“一娘生九等，九等各不同，你看何家兄弟，有文有武，有给全大队发号施令的，有给学生娃写字上课的，有给猪马牛羊灌药看病的，也有给人修鞋补袜的。”
何小瘸子跟他几个哥哥的或壮或胖不同，长相瘦削，凹心脸，细眉毛，小眼睛，嘴唇上面稀稀拉拉几根短毛，头发总是乱蓬蓬的，好像多年没洗过。他身材矮小，一抓一把，却围着一个大围裙，看上去很滑稽。他成天缩在墙根下的鞋摊后面，左手持鞋，右手持针，或者锥子、锤子。锥子在鞋上锥眼，穿针引线，然后把鞋子放在面前的一块铁上，结实地锤。他长得尖刻凶恶，性格却和善，喜欢跟我们说话。我们路过时，他会远远招呼：“又一天课混得了啊！”我们也乐得跟他玩，听他讲一些稀奇事。他旁边有一台小收音机，天天放着相声评书，然后转贩给我们。
那天，我们在他的鞋摊前小木凳上坐下，看他熟练地穿针引线。我脚下踢着一把小锤子，我不知道小瘸子手里有一把锤子，怎么我脚下还有一把锤子，我脚下的这个锤子比他手里的要大，上面有两只角，尖尖的，我们叫它“羊角锤子”。
我说：“你给我们讲讲稀奇事吧。”
小瘸子更显精神：“哎，你们知道什么叫年吗？”
我二人作懵懂状：“不知！” “嗨，听我道来，这年啊，原是一头海里怪兽，头上长角，身上长鳞，凶猛着呢，平常闷在海里不出，一到三十晚，就爬上岸来吃人吃牲畜。因此老百姓都怕它，一到三十晚，就逃到深山里，躲避伤害。有一年三十晚啊，来了一个白发老头，让大家休得惊慌少要害怕，他有办法将年赶走。大家都不相信，纷纷上山躲避，只有老头没走。果然，年来了，老头不慌不忙，头扎红巾，身披红衣，乒乓，叮当，放起了爆竹，这年呀，立刻浑身发抖，仓皇逃窜。原来这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爆炸声响。”
“哈哈，这倒头回听说。”我们站起来想走，那小瘸子又说：“哎，你们知道今天的《三国》讲的什么？”
“你把收音机开下来，我们听一听嘛。”我们叫嚷着。以前每天放学，我们都会坐在他摊前听一段评书，什么《岳飞传》《杨家将》《三国演义》，放假前，我们正有滋有味地听《三国》，正讲到常山赵云赵子龙长坂坡前怀揣幼主阿斗杀个七进七出，直杀得曹兵曹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那要六点钟开始，现在没到点呢。”小瘸子叫道。
“那你讲讲，《三国》说到哪了。”我和李红卫又都坐下来。
“好，好，那就讲，”小瘸子来了兴致，估计现在让他不讲都不可能了，“今天讲得可精彩了，讲到周瑜想杀曹操手下的水军都督蔡瑁张允，因为蔡瑁张允水军训练得好，周瑜有可能打不过人家，正好他的同学蒋干从曹操那过来，想劝他投降，周瑜就请蒋干喝酒，把蒋干喝得迷迷糊糊，留在自己的大帐中，然后伪造一封信，故意让蒋干偷去，送给曹操，曹操一看那书信，火冒三丈，立即把蔡瑁张允杀了，哎，你们知道那封信写的什么？”小瘸子故作神秘。
“说蔡瑁张允暗暗地投降了周瑜，正想办法把曹操杀了。”我看过《三国演义》，知道有此一节。
“对呀，这叫反间计，也叫借刀杀人！”小瘸子得意地说。
“什么借刀杀人？”李红卫问，他对《三国》不太了解，听得稀里糊涂。
“这是周瑜一计，借曹操的手，杀掉自己想杀的蔡瑁张允。”小瘸子对他有些不屑。
“妙计妙计！”我摇头晃脑。
“再讲讲，再讲讲。”李红卫突然来了兴致。
小瘸子说：“不讲了不讲了，过年前不讲了，多吃多喝，过年后有精神再讲。”
就在这时候，让我倒霉的黄二奶从大队部出来。说是黄二奶，也就四十来岁，因为她男人黄二爹辈分高。她是我母亲的上级。我母亲被抽选到大队里做计划生育工作，黄二奶是组长。几个人经常一起到村里逮“大肚子”。
黄二奶看到我，笑了：“哎，二品啊，你来得正好，正要找你們家人呢。”黄二奶从兜里掏出两张十块的票子，递给我说：“把你妈的工资带回去吧。放好了啊，这可是你妈跑了一年的汗水！”
我没有先知先觉，不知道这两张票子将在我手里丢掉。当下，心里激动，把二十元钱放在裤口袋里，顺手把那个羊角锤子揣到怀里。是的，顺手，只能说是顺手，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然后起身，招呼着李红卫往回走。
一路上，不住地掖掖棉衣，怀里硬邦邦的，又不住地捏捏口袋，感觉一下两张票子的存在。
如果就这样一路到家，也就没事了。可是将至村口，李红卫又提议玩一会儿火柴壳。我们又找个墙角坐下，把火柴壳压扁了，放在地上，拍，谁拍过去，就算赢，这个火柴壳就算归谁。然后按照火柴壳的数，算钱。
那天我运气好，把李红卫的火柴壳都赢了过来。按着火柴壳的数，李红卫付给我三毛钱。一分、贰分、伍分的硬币，一大把。
我把火柴壳和硬币都放在裤兜里，抱着棉衣里的羊角锤子，满怀收获的喜悦，高高兴兴往家跑。迎面正碰到何皮包。何皮包拎着皮包，匆匆忙忙，但没忘了跟我说话：“玩得蛮开心的啊。”我站在路旁，看着何皮包，却关心我家的小猪：“我家小猪怎么样？”何皮包笑了：“哈哈，乖乖，蛮顾家的啊，还想到小猪。”可他并没有回答我，只是挥挥手：“快回去吧，今天二十九，明天三十晚，都忙停当了，好吃好喝，好过年喽。”他说的意思跟他弟弟讲的意思差不多，但两个人说出来的味道不一样，何小瘸子脖子细，声音尖，何皮包脖子粗，声音哑。说着，何皮包晃着胖身子穿过我，转过墙角跑了。我看着何皮包的背影，心想：“这个何大胖子，还跟我卖关子，小心跌倒了爬不起来。”
到家里，父亲和母亲还在猪圈那儿。我把锤子放在猫洞里，跑到猪圈那，看到母亲脸上有点笑容，心才放下。果然，小猪已经站起来，不再哼哼唧唧，而是闷声不响吃食了。
“三针，今天一针，明天一针，后天大年初一，还有一针，真难为人家何先生了。”母亲说。
“是啊，看起来好多了。”父亲跟着帮腔。
我觉得我该说两句了：“妈，我把你的工资领回来了，是黄二奶给的。”这句话是我在心里想的，还没说出来，就咽了回去，因为我在裤口袋里掏，可掏着掏着，脸色“唰”就变了，因为掏出来的，只是一叠火柴壳。不仅两张十块的票子没了，连赢李红卫的三毛钱硬币也踪迹不见。
我傻了，彻底地傻了。母亲转过脸来，看了我一眼，说：“掏什么？”我一激灵打了个冷战，说：“没掏什么，没掏什么。”说着转身往屋里走，到了屋里，把口袋翻过来，才发现口袋早就破了一个洞。那两张票子就是从这个可恶的洞里溜下去的。我赶紧撩起裤脚，捏，捏了一圈，没捏到，又从裤角那往上掏，没掏着。再把裤子脱下来，里里外外地找，抖落，甚至连鞋窠里翻了，票毛都没有。
我寻思，刚才在村口还在的。只是被火柴壳和硬币压着，掉下去了。
我飞快穿好裤子，往门外走，面色平静，眼睛往地上扫，走过了李红卫家门口，又走过杨三郎家，再走过陈友亮家，最后，拐过张菊芳家的屋墙，一路上眼睛在地面上扫，可是，什么也没扫到。
我绝望地坐在墙角，像我家圈里的小病猪一样，一下子失去了精神：“天啊，那是我妈一年的汗水啊，我可怎么交待啊！”
当夜，我辗转反侧，如被里长刺，无法入眠。我对钱的去向问题进行仔细分析，最后怀疑目标指向二人：李红卫，何皮包。李红卫跟我一起进村。而何皮包，正好回家要走那条路。钱应该被此二人之一捡去了。 再细推究，何皮包的可能性不是太大。这家伙眼睛小，又近视。他回去的时候，已是黄昏，光线不好，应该看不清路面有什么。但也说不准，也有可能见钱眼开，别的东西看不真切，见钱就看清了。
如果不是何皮包，就是李红卫！回家时，李红卫一直紧随我后，鬼鬼祟祟，好像有过一次弯腰动作。当这种感觉更加强烈时，我对李红卫痛恨起来。我们是同学呀，好朋友呀，你怎么能昧下这钱，让我遭罪呢？
五
“妈妈后来知道你丢钱的事了吗？”杜银瓶问。
“当然知道了。”我喝了一口酒。
我跟杜银瓶就在那次会议上认识了。一曲成名。当天的晚宴，杜银瓶一下子成为焦点，主办方把她安排到领导那桌调节气氛，但杜银瓶不识抬举，坚持没过去，坐在末桌，正好在我旁边，我们偶有交流，并留下电话号码存上。酒过三巡，不断有人登台献艺，或高歌一曲，或唱段家乡小戏，或说个单口相声。这帮人有的是才艺，只恨无处表演。主持人再三邀请杜银瓶上台唱歌，下面人也持续起哄，但杜银瓶始终没唱。这人很有意思，不是唱歌的场合，她倒主动唱;场合对了，她倒死也不唱。好多人觉得尴尬，她倒无所谓。
当天晚上，有些人三三两两出去吃夜宵，有些人到房间里聊天，也有些感觉好的男女偷偷去行些相互愉悦之事。我一个人在房间看电视。忽听得手机一响。那手机是我刚买的，虽然很多人都已用上手机，但我一直用的是小灵通，便宜又省话费。可小灵通到外地就用不起来，我一狠心，买了个便宜的手机。我对这新手机的声音还比较陌生，打开一看，是杜银瓶發来的短信：打个电话过来。
我不明就里，回了电话，就听那边杜银瓶说：“哎呀，是你呀，好的好的，我马上就过去。”不等我回话就挂了。我愣了好半天，不知何意。
过了几分钟，她打电话过来，说：“对不起，刚才打扰了，有一个家伙在我这聊天，缠着我，我只好发短信请你解围，现在好了，他走了。”
原来如此。
“你过来，我们聊聊。”
“太晚了，还是早点休息吧。”
“好的，明天见。”
“明天见。”
第二天，我们在雁荡山游玩了半天。因为头天晚上冷了场子，杜银瓶就落了单，一个人在半山腰的凉亭上歇着，看到我，主动跟我聊天，我们一起往山上爬，边走边聊。聊的什么，现在也忘记了，因为彼此不太了解，无非是谈谈家乡，谈谈人生，甚至她的唱歌，就是没有谈戏剧。她体力不太好，所以爬得很慢，我既然跟她一起了，就不好落下她一个人，其时，有几个男参会者路过，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有个人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便往上去了。杜银瓶在后面厌恶地说：“就是那家伙。”
“噢。”我记得那个人昨天发言挺长，其中有一半是说自己的成绩、地位，无非是级别高，又有许多戏搬上舞台，反响强烈，获奖无数，自己经常外出讲学，受到热烈欢迎。
“还有人给我房间打电话。”她还很气愤。
我不知道她说的是哪一个，也不想多问。
午饭后，就各自散了。
那次会议上的人，也差不多都在脑海里散了，包括杜银瓶。
直到三年后，她给我的手机发了一个短信。彼时我新换了个手机，之前的手机因为便宜，不久便淘汰了。新手机里并没有她的手机号，我不知道这个陌生的短信是谁发来的。
“三年了，你还好吗？”短信上说。
我搜索着记忆，完全想不起来三年前有过什么遭遇，跟谁有过交集。
“你是谁？我新换了手机，许多号码丢失了。”
“千年等一回。”她又发一句。
我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往事如西湖之水在脑海里漫开。
她说她是在会议通讯录上查到号码的。
于是，我们就攀谈起来。
又过了一年，她到我的这座县城来。
记得那是个夏天，我到汽车站接她，说好的是十一点，我提前到了，外面太热，我就在车站超市里转悠。那时我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她来了我怎么安排。当然，我已经跟妻子请了假，说有一个活动，要出去几天。这是想了多少天才想出的主意，唯恐不周密，露出破绽。而妻子倒也没多问，对我的谎言免检，又仿佛希望我出去，别在她面前晃悠，省得烦心。宾馆也提前订好，离家稍远，是妻子平时不会涉及之地，比较安全。但我怕杜银瓶会让我带她到县城四处转转，县城就这么大，免不了会遇到熟人，说不清楚。这是我最担心之处。时间差不多了，我准备出去，她却站在门口，黑T恤，白裙子，看着我笑，手里拉着红色拉杆箱，我着实眼前一亮，连超市的营业员都把眼光移过来。
那天，我们首次越位，一夜做了三次。
“你行，他们都是银样镴枪头。”迷迷糊糊中，我听到她说。
“他们？”我有点迷糊，但没有问出来。
好在她并没有出现我所担心之事，白天基本都在宾馆里待着，只在晚上出来往人烟稀少处走走。
不想看到一个歌厅。她说：“我们进去唱歌吧。”我心里非常紧张，歌厅乃比较复杂场所，各色人等汇集，一旦遇到熟人，岂不麻烦？但又不好扫她的兴，便硬着头皮进去，进入一包间。她唱得多，当然要唱前者在杭州成名之作，免不了又谈些往事。我说我是与世无争之人，上个班，搞点业余创作，已相当知足。最大愿望是做一个专业创作者，身心自由，不喜欢阿谀奉承，虚假热闹。她说她也是，愿寻得一个情投意合之人，相伴一生。
其间，她上趟卫生间，没及时关门，外面就有歌声疯狂涌进，有一个熟悉的声音撞进我的耳膜。不用问，是我妻子的声音，她最喜欢唱孟庭苇的歌，当时正唱《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唱得撕心裂肺，好不动情。
我偷偷出来，到隔壁门口，透过玻璃门，隐约看到里面有两人，一男一女，正在沙发上相依而坐。男人在外搂着女人，女人正深情投入歌唱。
我看那一小截背影，既像妻子，又不像，一时恍惚。
走廊上人来人往，不便久待，赶紧回到自己包间。 杜银瓶一回来，我赶紧领着她溜了。后来，我对我的听觉有怀疑，唱歌相似之人太多，又没见到面，怎么就一口认定是我妻子声音呢？况且，歌厅嘈杂，声音彼此干扰，耳朵失灵，也属正常。再说，也亲眼见了，却不能分辨。此处存疑，疑罪从无。
住了两晚，她就回去了。
几个月后过年，她又来。那时，她跟她第一任丈夫离婚，行动比较自由。那一年，我在单位窗口值班，妻子带着儿子去乡下她妈妈家过年了。
我跟我妻子关系不是太好。怎么说呢？她倒也不是坏人，但心高气傲，总觉得跟我亏了。开始还说我有才华，好比猪八戒喝磨刀水——内秀（锈）。后来越来越厌烦，说我是猪八戒的脊椎——无能之辈（悟能之背）。在家里唠里唠叨也就罢了，还到外面说我不好，弄得我就像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所以，她做事从不顾我的感受，过年也不陪我，回老家，姐姐妹妹热闹，省得跟我冷清。
我成孤家寡人，倒也有了机会。
我倒挺感激杜银瓶，她让我本来孤独的年，变得丰富多彩。
除夕之夜，我们在宾馆里喝了不少酒，酒后，想起这么多年的委屈，我有点失控，据说又哭又闹。她出去一趟，回来时拿来一瓶蜂蜜，冲了蜂蜜水，让我喝下去。后来，我问她：“这个小县城，哪家店铺还开着门，你是怎么买到蜂蜜的？”她说，她确实找了好几个街道，终于发现一家小店开着，才买到的。
我对我的醉酒非常后悔。我一贯温文尔雅，如今是一个醉鬼形象，会不会让她反感。我向她道歉，说不该喝那么多。
她淡淡一笑：“男人总要醉几场，性情中人就该这样，我喜欢。”
这有什么办法。
当时，我仍在一个单位窗口做服务工作。窗口服务，地位不是一般的低下，成天看一张张神气活现的面孔，好像都是大爷，我们都是奴仆，都得小心伺候，稍有不慎，谩骂是小事，還会投诉，让你多少天心情不好。有一回，不知哪里得罪了“大爷”，“大爷”当窗翻脸，口吐脏字。我一时怒起，也以其母亲回应。“大爷”立即向领导投诉，领导当然批评我，扣我半个月工资，并向“大爷”当面道歉。彼时，“大爷”倒心平气和，谆谆教导道：“服务行业嘛，就要夹着尾巴做人，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一个字，忍！忍者为王。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瞒小兄弟说，我也是这么忍过来的！”我满面堆笑，连称所言极是，受教受教，却在心里骂道：“去你娘的，你既知我等服务的苦处，还如此刁蛮，可见恶毒之极。”
窗口服务还有一个弊端，就是作息时间颠倒，没有正常节假日。比如这次春节，我连值四天班。这四天，我都是白天上班，晚上回去陪她。年初四上午，她要回去，而我值班将结束，下午要回乡下，跟妻儿团聚。临走时，她特地到我的窗口看了看。她填了一个表格，递进来。
我递出去一个信封。信封里是一块翡翠玉坠，一只小蛇的形状。她77年生人，属蛇，当年正好三十岁。是之前我在对面的首饰店买的，八百块钱，我一个月的工资。
她的表格上填满了五个字：千年等一回。
“那女的好奇怪，好像对你有意思。”旁边窗口的人说。
“你怎不早说，我出去看看。”我嘻嘻地笑着，站了起来，却又坐下。
“嗯，那眼神就不一样，有水，还回头冲你笑呢。”他说。
“噢，是啊。”我陪着笑。
“有句诗叫什么来着？”他作思考状，“对了，回头一笑百媚生。”
“回眸——”我纠正。
第二天，我值班结束，到乡下过年。
那一年是2007年，距离现在，正好十年。
六
翻过天除夕，俗称“三十晚”，其实指的是年三十一整天。上午，作为小学老师的父亲放下小猪，照例给村里人写了半天对联。接下来，吃了很讲究的团圆饭。豆角干烧肉、黄花菜烧老母鸡、小青菜烧肉团、肉皮杂烩等，一共八样，一样不少。虽然母亲为小猪的事闹心，但她还是顾全大局，沉着脸招呼大家吃。而大家也照顾这节日的气氛，特别是哥哥，吃得满嘴流油，浑身冒汗。只有我吃得小心翼翼，形容古怪。母亲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二品怎么今天细巧起来了。但她并未深究。她老人家哪里知道，她一年的工资被我白白丢了。
吃过饭，父亲打面浆子，贴对联。门楣上贴着挂廊，上面盖着横批，红红火火，年味立刻就出来了。往常我总是最积极，帮着刷浆子，看两边是否齐整。今年我心情沉重，心不在焉，像丢了魂似的，一个人跑到猪圈旁，看小猪。小猪比昨天好多了，正趴在我母亲给它扯的干黄的麦草上，安静晒太阳。
父亲在猪圈上贴了横批：猪养千斤。那几天父亲总是小心又小心。因为猪是他买的。圈里两百多斤的大肥猪前几天刚卖了，换了两百块钱，还了些旧账，接下来准备过个充实而富裕的年。过年猪圈不能空，得买头小猪回来压圈。那天逢集，母亲要赶在下雪前到麦地里撒下化肥，抽不开身，就把买小猪的光荣任务交给了父亲。父亲为了出色完成，还特地找了一个同事去长长眼，左相右看，挑挑拣拣，最终相中了这只小黑猪。
“没错，这只猪欢实，精神，现在二十斤，来年就是二百多斤，你家又要过一个肥年了。”那同事满满自信。我父亲就放心地交了二十块钱，把小黑猪吆喝回来。
我们都喜欢这头小黑猪，黑乎乎，胖乎乎，欢欢快快。哥哥还围着猪圈唱儿歌：“小黑猪呀胖乎乎，跟着那猴子学爬树，树干粗呀抱不住，倒在地上打呼噜，呼噜噜，呼噜噜，呼噜噜噜呼噜噜。”哥哥一开始是围着猪圈唱的，后来竟然对着我唱，因为我长得黑黑胖胖。那时，我也不恼，随他唱去，反正今年我也能有一件簇新的滑雪衫，不再拾他旧衣。可是，没几天，这头可爱的小黑猪就闹起了情绪，不吃不喝。我母亲好不焦躁，看什么都不顺眼，什么都“嗤”在她的眼睛头。
现在，我又把钱丢了。如果她知道了，还不一脚把我踢死啊！
晚饭也吃得没滋没味。好不容易吃完了，母亲把饭桌收拾干净，包饺子。哥哥和我各怀心思围着火盆吃花生、瓜子。就在这时，门一响，李红卫的母亲推门而进。李红卫的母亲名叫吴兰花，瘦瘦的，比我母亲要显得老些。她很苦。李裁缝天天在裁缝店里，所有家务和田里劳作都在吴兰花一人身上。我经常看到吴兰花孤身一人扛着铁锹或锄头往地里去。而我父亲虽然是光荣的人民教师，但却非常热爱劳动，从学校一回到家，就扛着锄头充满自豪地奔地里去。村里人都说吴兰花苦。我母亲不服气：“她苦，活该，管不住男人，就该吃苦。”还有一点，她的小气也是出了名的。其实也不是小气，而是节省。她苦成那样，还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有时候到了饭点，就端着碗出来溜门，我们那叫“卖饭碗”，卖到我家，母亲总是让她坐下来，一块吃点小鱼咸菜。吃着小鱼咸菜，吴兰花就开始诉苦，骂李裁缝成天在街上不归家，也没见苦多少钱回来，地里的活都她一个人累死累活地干。我母亲说：“你要管管他呢，男人不管要上天。”吴兰花听了母亲的话，有一回边在门口打豆子，边骂李裁缝，结果李裁缝从屋里冲出来，提着皮带要揍她。吴兰花立即不敢骂了。吴兰花对母亲叹息道：“我这就是命，摊上这么个癞男将。”另外，吴兰花最大的喜好是看死人。只要哪家人死了，她会冲到前面，去看死人的热闹，看人家哭得伤不伤心，听唢呐声响不响亮，自己红着眼睛回来：“苦啊！” 吴兰花是送滑雪衫来的。军绿色的滑雪衫，抱在她的怀里，鼓鼓的，好像抱着围着包被的婴儿。我母亲过去接，她却走到床边，把滑雪衫摊在床上。我和哥哥知道，那是我们过年的新衣服。哥哥看样子想过去看看，却又装作不在乎的样子。而我看上去老谋深算，待在一旁不动，其实是心中愧疚。吴兰花说：“真的不好意思，年前货太多，忙不过来，先紧人家弄的，昨天加了一夜班，下午又去收了尾，终于做好了，正好赶上明天穿，就这样还有几件裤子没做起来，明天还要去做。”我母亲说：“不要紧不要紧，如果做不好的话，就明年穿。”她又回身叫我们：“过来试试！”哥哥和我就过去了。吴兰花拿起一件滑雪衫，看了看，说：“这件是大品的。”又拿起一件：“这是二品的。”我们都接过滑雪衫，往身上套。都感觉有点大了，长了，蓬蓬松松，穿在身上像狗熊。母亲说：“正合身。”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给我们做的衣服总是要肥大加宽，这样可以多穿几年，不至于今年穿了，明年个头蹿高穿不上，又得做新衣。哥哥把滑雪衫穿在身上，转来转去，很美。我则立即脱了，手接触面料，一抖，如过电。
“脱下来，别弄脏了，明早再穿！”随着母亲一声呵斥，哥哥赶紧把滑雪衫脱下来。
吴兰花跟母亲站着聊了几句家常，母亲让她坐下聊，她说不了，要回去炒花生瓜子。看到她清瘦的身影消失在门外，我不由心中暗想：“那二十块零三毛钱是李红卫捡走的吗？不像，李红卫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正想着，我做梦也没想到，吴兰花又推门回来了，对我妈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都心惊的话：“对了，黄二奶给二品带的二十块钱给你了吧，黄二奶今天在裁缝店拿衣服的时候说的，让我问问。”
犹如一记闷棍，打得我头昏眼花，像何小瘸子收音机里说书的话来说，那可真是：万丈高楼一脚蹬空，扬子江心，崩缆断舟。
母亲一愣，旋即说：“嗯，给了。”
吴兰花奇怪地看了看我，转身出了门。
母亲把门关上，回过头来看我，目光像两把利剑，直刺我的心脏。紧跟着一声断喝：“拿出来！”我的脚一下子软了，血一下凝了，头一下晕了，嘴一下子木了，不知如何应答。
“丢了。”好半天，我才弱弱回答。
“什么！”母亲声音提高八度。
我把口袋掏出来，把口袋里的一个破洞展示给母亲看：“从这丢的。”
母亲没有说话，突然拿起扫帚狠扫过来，耳轮中就听“啪”的一声，扫帚正落在我后背上，好在穿得多，没有大的感觉，我夸张地叫了一声，向前一趔趄。我以为肯定会遭到一阵暴打。但母亲很沉着地说：“快，一起出去找！”
我一瘸一拐地在前面带路，父亲手里拿着手电筒，灯光向两边扫射，母亲、哥哥在后面，一家四口，瞪大眼睛，一眨不眨，把那段路又扫荡一遍。一无所获。
都过去一天一夜，哪里去找？
回到家里。母亲不由分说，褪了我棉衣，扫帚像雨点一样，密集地落在我的屁股上。那一刻我竟然想到大将军误了军令，被元帅打了五十军棍的事儿。父亲冷眼旁观，没有吱声。哥哥一旁冷笑，幸灾乐祸。我的心情多么悲壮！
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怎么躺都不舒服。忽然坐起来，套上棉衣，拿过手电筒向门外走，母亲断喝一声：“干什么去？”我头也不回，赌气一样大声说：“再去找一遍！”母亲没再搭理我。我知道她心里的怨恨，而我的心里也有怨恨。她的怨恨是一年白逮那么多大肚子了，我的怨恨来自于那个捡钱不还还谈笑风生的人。联想起何皮包下午的表现，我的怀疑加重，怨恨也加重。他今天心情格外好，还故意在我家门口跟我父亲聊了好长时间，他明天下午还来，那该是怎样的神气！他为何如此高兴？为何如此热心？还不是因为捡了我的钱，我的二十块零三毛钱。我的屁股针刺一样阵阵疼痛，不要看，就知道已经红肿如馒头。我一瘸一拐，到门外，一弯腰，从猫洞里掏出羊角锤子，藏在棉衣里。
七
“你真的去杀人啦！”她有点瞌睡，此时却抬起头来，瞪大眼睛看着我。
“是啊。”我拿起杯，想喝酒，却发现杯里酒没有了，再拿瓶子，瓶子里也是空的，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喝了一瓶酒。
“我下去買些吧。”她目光探寻过来。
“这么晚了，能有吗？”我反问。
“也许，试试看，不去看看怎么知道。”她已经站起来。
是啊，当年，也是这样的夜，她能找了半个县城买来一瓶蜂蜜，如今云城大小也是个城市，买瓶酒应不成问题。
“好，我们一起去。”我也站起来。
我们穿好衣服，出了门往走廊一头走。正好一对男女相扶着从我们门前走过。看来他们也喝了不少酒。这对男女要比我们年轻。我对着那个女的认真看了一眼，她长得像一个很著名的影星。我看到我女朋友在看那个男的，那男的很帅气，像年轻时的周润发。他们走到我们隔壁门口站住了，那个男的刷了卡，门“嘀”的一声开了。他甩头看了我们一眼，把女的先推进去，自己才进房间，门“砰”地关上了。
“你猜，这两人是干什么的。”女朋友搀住我的手。
“猜不着，是一对情侣吧。”我捏了下她的手心。
“大过年的，跑这来干啥呢？”她问。
“那就管不着了，人家还问我们，大过年的跑这干啥。”
她低头不语。
其实我是见过这两人的，就在中午楼下的快餐店里。一般两个人，都面对面坐着，他们坐在桌子一边，女的头时不时靠着男的肩膀，作亲密状。后来，我听到他们在小声争吵什么。我路过他们身边，装作被手机上什么东西吸引住了，稍微停留一下。
“我等到什么时候？”女的说。
“快了，过了年。”男的弱弱地说。
“天无绝人之路，我们找个地方，开个店，会过得比谁都好。”女的声音有点高。
“嗯，是的。”男的声音很低，跟放了一个不情愿的屁一样。
然后，我走过去，奔宾馆。
我们下了楼，转了一圈，没有找到什么吃食。店铺都已经关了门，街上也少有行人。此刻，已有十一点多，人们吃完年夜饭都回家团在一起暖和和地看春晚。我们就都回来了，宾馆大厅黑皮沙发上，坐着一个男人，一身黑衣，戴着呢绒帽子，帽沿压得很低，眼睛盯着我们。我一激灵，赶紧回过头去。“要不，就在前台买酒？”她探询我的口气。我说：“算了，明天再喝，宾馆里的酒死贵死贵的。”服务台没有人。她便站在服务台看陈列在后面柜子里的酒。我也过来看。这时，从里面过来一个姑娘，问：“想要酒吗？”我说不要，拉着她离开服务台。上电梯前，我回头看了一眼黑衣男子。他还陷在沙发中，不过没有看我们。电梯门合上，我说：“你看到沙发上那黑衣男子了吗？” 她说：“似乎有这么个人。”
“我敢肯定，那人是光头。”
“为啥？”
“他在屋里还戴着帽子，而且两边鬓发光光，虽然穿着黑棉衣，拉裢并未拉到上面，脖子上似有光亮，肯定是大金链子。光头，大金链子，纹身。”
“你观察得可真仔细，不愧为戏剧作家。”
“也是一方面，主要是我从心里佩服这类人，我做梦都想剃个光头，戴大金链子，穿圆领T恤，牛仔裤，在街上晃来晃去。”
“说明你文静的外表下，奔涌着一颗放荡不羁的心。”
“正是。”
我抱住她。这是我这趟来第一次抱她。她扭了扭，说：“有录像。”我没说话，仍抱着她，吻她。电梯门开了。我们走出来，一路吻过走廊，往房间去。到隔壁时，她推开我，把耳朵贴在门上。此时，我隐约听到了一种声音，便走过去，那“嗷嗷”的叫声更加清晰起来，在寂静的夜里尤其响亮，那是人类最快乐的声音。女声嘹亮，男声沉闷。我的脑海里盘旋着那对酷似影星的男女的模样，拉着女朋友回到自己的房间。
“到底年轻呀！”我在心里叹息。这么叹息的时候，我也感觉到血液快速地流动。我们都不想再喝酒了，脱了衣服，一起洗了个澡。裸身回到床上，她仰躺着，看着天花板，我把手搭在她的胸部，她把手搭在我的手上，我以为她会转过身来，跟我深情对视，但她很平静地说：“下面呢？”
“下面？”我的手往下移动。
“不是，杀人啊！”
“好，杀人！”
八
我打着手电筒上路了，手电筒根本不往脚下照，而是直对前方，光束打出去老远，光里弥漫着杀气，牵引我走向何皮包的家。何皮包的家我认识，就在后街尾。小路上空无一人，静寂无声，黑夜笼罩的田野散发出迷茫诡异的气息，裹挟着干燥寒冷冲鼻而来，鼻孔饱满有丝丝酥痒，鼻涕乘隙而下，我狠狠吸回。路面上已经紧冻，脚踏上去发出沉闷的声音，喀嚓喀嚓。去街的路上有一条大沟，沟两旁零星几棵洋槐树。以往我总是臆想沟底下会藏着一个人，伏在草窠里，陡地蹦起来，高声喝喊：“呔，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近前过，留下买路财，牙里蹦出半个不字，管杀不管埋！”或者突然冒出一个鬼，踩着高跷，忽扇忽扇，一歪一歪，张牙舞爪而来。今天，我胆气横生，右手伸进怀里，捏紧冷兵器，左手特意用手电筒往四周扫了扫。这一扫不打紧，果见沟下藏着一人。我吓得向后倒退两步。那人却站起来笑了：“二品啊，你这么晚往哪跑？”声音很熟悉，原来是杨庄的杨富贵。
杨庄在我们庄子南边，离街比我们村远。我外婆家在杨庄，小学时寒暑假经常去杨庄玩。杨富贵跟我外婆是邻居，也没什么亲戚，但我听大人的话，都叫他“小二舅”。他们家有三间大瓦房，带走廊的，很是气派。那是他父亲盖的。他父亲，我们都叫大舅爹，别人都叫他杨书记。他是杨庄的书记，整天板着个脸，威严有加，偶尔一笑，比不笑还吓人。我到外婆家的时候，杨富贵会逗我玩。与大舅爹相比，他比较随和，笑眯眯的，但他并不是好玩的人，说话也不好玩，我也懒得跟他玩。他上街的时候，必经过我们庄子前面一条小路，而我常常在小路下边的水塘里洗澡。有一回，他坐在塘沿上笑眯眯看我们洗澡，屁股一滑，掉河里了，衣服全湿了。“哇哇”大叫，扑腾半天。原来这家伙不会水，农村孩子还有不会水的，也够笨的。是我们庄上的人，把他拉上了岸。他成了落汤鸡，样子很狼狈，但却嘿嘿地笑了，就这样湿漉漉地回家。
“你在干什么？”当下，我稳了稳神问。
“我想把这棵树弄走。”他晃晃手中的斧头——斧头太小，不像黑旋风李逵的兵器——指了指沟旁的一棵树。我长出一口气，切，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好汉，原来是个偷树的小毛贼。不由心中暗暗冷笑，这么笨的人也出来偷树，真是可发一笑。遂不再管他，掖了掖棉袄，夹紧锤子——锤子太小，不像小雷公李元霸——弓身上了沟。上沟时，屁股尤其疼痛，犹如锥刺。“又去干坏事的吧，放心，我不告诉你爸妈，你也别说我啊。”杨富贵在身后鬼喊。我没理他，心中恶狠狠地说：“关你屁事，你在砍树，我要捶人！”
穿过这条沟，再过一截小路，就到街前的一个小庄子，穿过街前的小庄子，就到了后街。街前的小庄只有十几户人家，散落着，是街的屏障，我们叫它前庄。庄子里传来两声狗吠，在夜晚的寂静中显得特别响亮。我把手电光投过去，狗叫声喘息着熄灭。此时，我正行走到一户人家门前。这是四间青砖大瓦房，红瓦盖顶，带着走廊，这是前庄最气派的房子。是大队书记何钢炮的家。我有点累了，屁股的疼痛，往下转移到两条腿，往上转移到整个后背，再传入心窝，使我整个人都感到疲倦不堪。此时，从门缝里冒出阵阵笑声，那是何钢炮家电视里发出的声音：
……
我摔那地方悬。
什么地方？
咱们北京动物园狮虎山。星期天一人没事儿上那儿看老虎玩儿，正看着带劲呢，不知道哪位缺德，一边儿往前挤一边儿起哄：“老虎出山喽！”他把我从围墙边儿上给挤下来了！
哎呦，摔坏了吧？
你摔坏了哪都不怕，摔折胳膊摔断腿，咱医院接吧接吧照样使唤呐，它这摔的地方它不灵，它……它不是人待的地方。
哟，掉老虎洞里了！
……
两个相声演员正在说他们后来春晚流传最广的经典段子《虎口遐想》。
从1983年开始办春晚，至今已有好几年，我却一场也没看过，因为我家没有电视机。每年开学，都会听个别家里有电视的同学讲述着春晚，学姜昆的相声，哼着郑绪岚的《牧羊曲》。那一年的小镇，只有几家有电视，何钢炮算一家。正是这笑声吸引了我，我在门口冰冷的水泥地上坐了下来，坐下来就不想起来。我扒着门缝，穿过几个人头，终于看到一台黑白电视，看到电视里的真人，年轻而瘦的是姜昆，年长而胖的是唐杰忠。后来我听到殷秀梅在唱《春天你在哪里》，彭丽媛的《你会爱上它》。这些都是我平常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声音，我的心情异常激动，我很想再扒着门缝往里看一看，可是气力全无。但我还是没有忘记去办大事，抖擞精神站起，恍恍惚惚来到何皮包家，正好看到何皮包那厮开门鬼鬼祟祟往后边跑，我悄悄地尾随到后面，原来这家伙在解开裤带专注撒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大吼一声：“贼子，哪里走？”抬手对着他后脑袋就是一锤，“砰”，何皮包回头冲我笑了笑，回过头去接着抖着裤子。我抬手又是一锤，何皮包回过头来：“二品，你干什么！”我抬起锤：“把钱还给我，饶尔不死！”何皮包摇摇头：“娃娃，又在说笑话。”转身往屋里走。我跟在后面，又是一锤，这一回，好像击在棉花上，软绵绵的。我不由大吃一惊，看了看锤，羊角锤头没了，我握在手里只是一截小棍。再抬头一看，何皮包踪迹不见。正惊骇间，门“吱呀”一声开了，何钢炮站在门口。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被吓了一跳，喝道：“哪一个！”我一下子惊醒了，原来在何钢炮家门口睡着了。赶紧站起来，唱了个大喏，说：“晚上没事，想看晚会，就跑这来了。”何钢炮哈哈大笑：“好嘛，那进来看吧，外面太冷。”我缩了缩脑袋：“不了，天不早了，回家了。”何钢炮也没勉强，从屋里拿出一块大糕来，递给我：“饿了吧，吃点，吃点。”我一只手捂着肚子，另一只手接过糕，顺着门口小路往南走。何鋼炮在后面说：“路上走好了啊。”我答应着，又掖了掖棉衣，棉衣里有块硬邦邦的铁，冷若冰霜。身后却传来热情如火的歌声：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每次当你悄悄走近我身边
火光照亮了我
……
大年初一天还没亮，父亲起来放了一挂鞭。六点多钟，我和哥哥被吆喝起来，穿上滑雪衫，并没有感觉有多么喜气。我勉强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来。不断有小孩跑过来给我父亲母亲磕头拜年。关系亲近的，给上一块两块钱，还有的就掰了两块糕或两粒糖果。就这样热闹了一阵，母亲招呼我们吃饭，水饺和汤圆，寓意新的一年一切顺利团团圆圆。吃早饭时，我们都不说话，闷声大发财。吃完饭，哥哥跟他一般年龄段的朋友出去玩了。此时，母亲已经从三十晚的悲伤中缓过劲来，她也不想冲淡初一的吉气，轻声问：“你不去街上看电影？”那时候，乡下没什么好玩的，街上也没什么好玩的，也就是看看电影。正好李红卫来喊我，我看看母亲，母亲说：“去吧，中午早点回来吃饭。”说着，她往猪圈那走去。我也想过去看看，但李红卫拉着我说：“快走吧，来不及了。”我只好跟着李红卫跑起来，跑到村口，我和李红卫那天拍火柴壳的地方，我还四处看看，希望有二十块钱破土而出，可是没有，路面除了几根杂草，光滑滑一张纸片也没有。“这钱到底谁捡去了呢？是不是李红卫？”
“雪新雪新的嘛。”李红卫抬手在我的滑雪衫后背上滑了一下，有些妒意。我看到他穿一件灰卡其布的老棉袄，显得臃肿不堪。
“你怎么没做一件？你爸爸就是做衣服的。”我问。
“唉，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李红卫装得很有学问。
电影院在乡小学的后面，叫“大礼堂”。乡里开什么表彰会都在这里。那时感觉大礼堂真大啊，能坐好几百人，黑压压一片。多年以后，我路过那里，看到这个当年显赫一时，给我们带来无穷乐趣的地方，现在看上去矮小得可怜，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破败不堪。后来，这里改成教堂，门楣上的电影院三个字已经改成十字架。
已经记不得那天电影的名字，印象中是一部外国影片，好像是复仇的故事，有一个场景至今还记得，好像有一对男女恋人在路上幸福地骑着自行车，此时从后面驶来一辆卡车，卡车上有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人抡起一块又圆又粗的木头，狠狠砸向那对恋人，伴随着一声尖叫，后来什么情况我已经无从记忆。电影放到中场的时候，后面忽然纷乱起来，先是小声议论，声音越来越大，好像还夹杂着哭声。我和李红卫坐在前面没有太在意，直到电影结束站起来回身一看，才发现后排走了不少人。隐隐约约听到有人议论：
“了不得了，杀人了，一家四口全被杀了，一个没留。”
“快去看看吧，就在后街。”
“哪一家？”
“何家！”
“哪个何家？”
“何小瘸家。”
我和李红卫顺着人流出了影院，街上人翻翻滚滚往后街跑，去看一个从未见过的稀罕。电影院不高的台阶上，我和李红卫互相看了看。李红卫努了努嘴：“走，去看看。”看得出他有点小兴奋。我的心“咚咚”直跳，说：“不去了，我想回家。”李红卫很无聊地看了看我，毫不犹豫扔下我跑了。
我一个人往家里走，跟去后街的人流相比，显得特别孤独。一路上，不断有人往街上跑，叫着：“杀人了，杀人了。”我看到吴兰英跟一个妇女也向这边跑来。
“哪家被杀了？”她边跑边问我。
“说是何小瘸子家。”我回答。
“噢，”她答应着跑过去，又回头说，“你怎不去看？”
“我要回家。”我说。
“噢，对了，你家小猪快要死了，你回去吧。”
九
“那一年是哪一年啊？”她插嘴道。
“嗯，让我来算一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对，应该是1987年。”我数着指头。
“我在你那过了一回年，是哪一年呀？”她又问。
“是2007年。”我不假思索。
“离你讲的故事正好二十年，而我们离第一次过年，正好十年。”她在我的掌心一次又一次画着字。这个字不复杂，一横一竖。以前见面，晚上睡觉时，她喜欢在我的手心画字，一般都是我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我手心痒痒，沿膀臂往上直至心窝，仿佛体内爬进一只毛毛虫。
那一年回去后，她问我是否可以离婚，我说离不了，因为我舍不得孩子。她没再说什么，沉默一个月后，才与我恢复交谈。
“那块玉，我用红绳子系起来，时时挂在胸前。”她告诉我。
“玉贴着我的皮肤，凉凉的，但我的心暖暖的。”她接着说。
我闭上眼睛，想象着一条绿色的小蛇盘在她胸前，想起了白娘子，想起了小青，想起了“千年等一回”。
过了几年，她又结婚，跟一个同事。此同事跟她同一年进单位，搭伙共事多年，颇有些感情。他一直关心她，后来升官至异地，但每次回来，都想方設法接近她，尤其在老婆车祸身亡之后，更是放开追求她，剖肝沥胆。经常在晚上打电话来，一聊就是个把钟头（我偶尔打电话给她久久占线，她说是父母打来，看来并非如此）。开始，她并没有跟我讲，怕我误解。“后来，我真的心动了。”她说。那时候，他们频繁约会。每次约会都跟我讲。
“我正在跟他喝茶。”她给我发短信。
“他把我送回来，在我这看电视。”
“他今晚不想走，说要陪我睡，被我撵走了。”
“他高大帅气，还有些坏坏的，很有生活情趣，知道疼人。”
每次看到这样的短信，我心里都像有条蛇在咬，极不舒服，但又无话可说。
“我要跟他结婚了。”最后，她终于下了决心。
“其实，我每次把我跟他的事说给你听，就是想让你对我说，我也要离婚，娶你。可是，你太让我失望了。”她说。
我虽然很受伤，但还是长长松了一口气。
其后三年，我们没怎么联系，因为她的这段婚姻只延续了三年。这时，她跟他有了一个孩子。 三年后，她联系我。
“他给我买了好多首饰，我都不戴，我只戴着你给我的那块玉。”她说，“他怀疑我，于是我们离婚了。”
“对不起，我不该——”我说。
“或许，我只跟你合适，我心里一直放不下你。”她说。
也就从那一年起，我心里像窜进一条蛇，离婚的想法蠢蠢欲动。但我的离婚并不顺利，受到了妻子的坚决抵制。
其时，我已离开县城，到市文化局上班，因为我的一个戏，获得省级大奖，一下子火了，先调离原单位，终于结束备受欺凌的窗口服务生涯，到县文化局上班。过两年，又一部戏火了，获得全国大奖，还上了央视。县城小庙已经搁不下我这块闪闪发光的金镶玉，遂调到市里。市文化局局长很赏识我，说我写的戏太好了，一波好多折，他以为怎样，结果不对，又以为怎样，结果还是不对，用行话说，那叫反转，反转得太漂亮了，而且主题鲜明，时代感强，满满正能量，他看了好几遍，每遍都震撼。
“你个狗日的脑袋咋这么会拐弯呢？看起来憨头憨脑的。”他这么夸我，我这个“狗日的”心里美滋滋的。
“好好写，争取再弄个大戏，获个大奖。”这是他的真实想法。咱不是来市里吃白饭的，得像鸡一样下蛋，像蚕一样吐丝，像普通的蛋和丝还不行，最好得金蛋、金丝，光华耀眼，动静越大越好。
领导一心要个政绩，而我却只想离婚。
“我死也不会离婚的！”妻子歇斯底里，死不签字。
“我拖死他，拖死他。”妻子对她的朋友，以及全世界宣誓。
离婚的事，在当今社会本是稀松平常之事。领导也知道了，拍我肩膀笑：“你小子还蛮闷骚的呀。”
“搞艺术都这样，越这样越有才华，越有激情，越有成果。”他又举例，齐白石九十多岁了，还想找个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人家介绍个四十岁，他嫌人家岁数太大;白居易就喜欢去妓院;毕加索情人就更多了。
“好好的把戏搞出来，别的都算个屁。”他又说。
冷战已有几年，为了孩子我们仍生活在一起，人前人模，背后狗样。
早有朋友知道，劝和不劝离：“千万不要吃错药昏了头脑，女人到一定时候，不要当女人待，最毒莫过妇人心。岂不闻某某单位某某副局长要离婚，女人带着女儿把他堵在当街，让他表态，他不表态，女人就让女儿当街脱衣，先脱外衣，再脱内衣，一件件，快脱精光，一丝不挂，副局长当场崩溃，昏倒在地，以后再不敢提离婚。眼面前还有一例，刘发奎，副镇长，你也认识，与老婆早有不和，老婆人前人后，都不给他面子，随时让他难堪，他终于忍受不住，坚决离婚，老婆早有准备，县纪委市纪委告个遍，最后被一撸到底，还进了牢关。什么什么，走法律途径解决，只要女方咬定不离，那也是难上加难，势比登天，我有一个朋友是法官，审了一个离婚案子，已有七八年，还是没离了，只要女方说不离，就能把你拖死，当然，没有离不了的婚，但你要足够的强大，足够的耐性，持久战，持多久，就很难说呀。所以还是将就过下去吧，别再想胡头心思。”
那就将就过吧，哪怕身上攒了万支箭，心头扎了万把刀。
在来云城的火车上，我把我公开的手机卡拿下来，换上只有杜银瓶知道的手机号。
此时，外面响起了鞭炮之声，稀稀拉拉，不成气候。仿佛从三十年的岁月穿梭而过，缓缓地在窗外不远处炸响，窗帘上映着微弱的光亮，稍纵即逝。我知道，这只是前奏。
“你听，好像有什么声音。”她说。
“我只听到鞭炮声。”我仔细地听，没听出什么声音。
“好像有女人的叫声。”她说。
“不会吧，他们也太能做了，做到现在？”我笑起来。
“不会吧。”她也笑了。
我扳过她，“我们也来做，你也叫。”
“故事还没讲完呢，你没去杀人，怎么人还死了。”
“人是我杀的。”我已进入她的身体。
“可是你在大队书记门口听了一晚上电视，然后回家了啊。”她闭上了眼睛。
“我杀人了。”我猛烈地撞击。鞭炮声越来越猛烈，好像铜墙铁壁，将其他所有的声音都挡在外面。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她显然生气了。
“杀人杀人！”我进入冲刺，随后浑身瘫软。
“你做了一次跨年的爱。”她笑着说。
“什么？”我问。
鞭炮声已经渐渐稀落下来，有气无力，像一条散了骨架的蛇。
十
1987年的年，真的很不好过。除夕晚上因为丢了钱，遭到一顿打，夜里去杀人，半途而废。大年初一的上午，我家小黑猪没心没肺地死了。我从电影院出来，逆人流而行，回到家里，看到母亲阴沉的脸色就知道大事不好。但那天因为是大年初一，新年头月第一天，母亲把伤心藏在心底，没有跟任何人说，而是跟父亲悄悄地把小猪用蛇皮带装着，到前面河滩上掩埋掉。何皮包下午没有来给小猪打针，倒不是因为小猪死了，而是他也不在人世。就在除夕夜里，确切地说，是大年初一的凌晨，何皮包被残忍杀死在后街的家中。没错，是何皮包。就是我怀疑捡了我钱的何皮包，我曾经带锤准备行凶的何皮包。同时遇害的还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杀人凶手是他的侄女婿，也就是他大哥何钢炮的女儿大丫的丈夫。凶手之所以要杀人，是因為怀疑妻子跟街上的一个青年有不正当关系，两口子年前恶吵了一架，大丫一怒之下回了娘家。凶手跑到丈人家哭诉，希望能得到丈人何钢炮的理解，让妻子回家过年，却不料被何钢炮一顿炮轰，撵出家门。男人站在院场当中，突然冒出一句：“我要杀人，杀你们一家！”何钢炮像门神一样立在门口，哼哼冷笑：“就你那怂样，能动我一根手指头，杀我的人还没出生呢！”话哪说哪了，都没放在心上，不料想，大年初一的凌晨，所有人都在梦乡中，男人怀揣一把斧头，像李鬼一样，转到何皮包家门口，踹开木门，可怜何皮包一家都在睡梦中，遭到暗算，做了斧下之鬼。
“日他妈！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他是先到我大哥家转了一圈，可能寻思自己不是大哥的对手，便转到我家，又觉得杀我一个残疾人会被人笑话，就转向老二家，因为老三家住在学校，不得手。此前他就扬言‘我要杀你们一家！’是指杀你们当中的一家，而不是老大家，可怜老二一家做了替死鬼，要不是他们，有可能我不能在这给你们修鞋了。”老四何小瘸子坐在鞋摊前，向每一个在他摊前修鞋或流连的人讲述发生在大年初一他家的血案。当然，这都有些演义的成分，因为凶手回去后便喝农药自杀，根本无人知晓他的心理和行动轨迹。 “日他妈！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小瘸子往往用这句话开头，那神态像我们刚学的课文里的祥林嫂。“只当他发发狠的，哪知道他真起了杀心，只知道他可能去找我大哥，他哪里是我大哥的对手，况且我大哥家的门是非常牢固的，他也弄不开，谁知道他会去找摸老二家，可怜我那小侄儿，头枕在手上，连手都被齐齐砍断了，我嫂子被斩了首，还有一点皮连着，老二最惨，脸上都是砍痕，没头没脸地砍啊，床上床下都是血，惨不忍睹……”
“没得命了，真是毒，连小孩都不放过。”听的人都摇头叹息。
“要多毒有多毒，毒到心了。”小瘸子用锥子划了划乱蓬蓬的头发。
“谁先看到的？”有人发问。
“我儿子，才九岁，八点多钟，去后街给他二爷拜年，我们兄弟几个不住在一处，我家在后街头，他家在后街尾，大哥家在前庄。我儿子喊，二爷，二妈！没人答应，推门一看，没得命了，差点没吓死，掉头就跑……可怜我儿子到现在还老做噩梦，半夜里惊醒，直喊，杀人啦，杀人啦！”
“小孩子啊，哪见过这场面，还不吓死了啊！”听者颇为同情。
“哪个说不是。”小瘸子咬牙切齿。
“可怜，忙了多少天，那么多好东西都没捞到吃，白瞎了！”老太太们也摇头叹息。
“哪个说不是的，你说到底有多冤啊！”小瘸子狠狠地对着鞋子攮了一锥。
“一个人怎么杀那么多人，也是破了命了。”
“不止一个人来的，桥头孟小五说，二更天，他醒了，听到外面脚步声，听到一个人说，二绵羊，快走啊，另一个人说，我腿都软了，走不动了。你说，肯定不止一个人，是不是，肯定有人巡风望哨。”小瘸子用锤子狠狠地捶鞋帮子，仿佛在捶着一个人的脑袋，每一锤都让我心悸。
“那公安局不查查的。”
“查个屁，死无对证！”小瘸子把鞋子朝地上一扔：“好了！”
我的身体突地一颤，仿佛那鞋正击中我的心窝。
锤子“啪”地扔在脚下，“你说怪不怪，这锤子年前丢了，年后又找到了！这都什么年啊！”
大队书记何钢炮情绪低落，像是得了一场大病，已经被判处了死刑，但医学史上出现了奇迹，让他起死回生。他的脸上有大难不死的侥幸，也有劫后余生的心悸。他好像不再似以前那样火爆刚强，声若洪钟，而是变得反应迟缓，气息不足。看人的眼神也有些许诡异，不再犀利。
“是我低估了他，是我太心善了，是我引蛇出洞。”显然他用错了成语，但谁都知道他的本意是引狼入室。这是多年后的一次乡村宴会，我正好也在场。
“没想到呀，二绵羊原来是只白眼狼。”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谈论那场血案，除非是他非常要好的朋友。
“是啊，我跟他爸有交情，他爸又跟乡里张主任好。有一回张主任在我家喝酒，他爸来作陪，看到大丫，他爸说，大丫不错。也可能就是有口无心的场面话，可张主任喝了酒，多了一句话，说给你家二子做媳妇吧。我也不好说什么。他爸更不说什么。喝着酒，就把这门亲定了。”
“那是酒话呀，怎么当真了。”他的朋友摇头道。
“哪个说不是的，你嫂子死活不同意，大丫也不同意，但是没办法呀，我这脾气这性格，你们不是不知道，说话算话，一口唾沫一个钉，尤其是张主任保的媒，那得讲政治啊。”
“是啊是啊，如果没那次喝酒，就提不起这话头，也就没这事了，这也是命里注定。”
“如果他爸还在，可能也没这事，二绵羊最怕他爸。他爸能罩住他。可是他爸死了，肝癌。那时候我也想过退亲，可是我心软啊，再说我看他是老实人，仁义，等结婚后调教他，让他们到街上做点生意，谁知道扶不起的刘阿斗啊。说到底我不该心软啊，心一软就出这事了，你说这不是东郭先生和狼、农夫和蛇是什么？”
“可惜他爸不在了。”
“狗日的没来找我，如果来找我，他十个也不是我对手呀，我把他打出屎来，再让他吃下去。”
“对呀，书记劲头大，有冲击力。”
“可惜我兄弟一家，一辈子积德行善，救了多少畜生的性命，却被这个畜生害得成了冤鬼。”
何钢炮喝了一大口酒，挺了挺腰板，试图用酒精的力量帮自己找回过去，他瞪起眼睛，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但并不威风，反而更像一只疲倦不堪的老狗。
两年后，何钢炮辞了村官，携家带口到苏南打工去了。
开学前的一个晚上，吴兰花给我家送来两条颜色不一样的裤子，说：“送给大品二品的，穿得新新的上学校。”
“那怎么好意思。”母亲赶紧到屋里去拿钱，但被吴兰英死命拦住了。母亲也只好作罢。
第二天，我和哥哥穿了一身新，上学了。不知为何，这条裤子虽然穿得很合身，可总是很沉重地往下滑，走路的时候，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
后来听李红卫说，裤子不是为我们特意做的，有一件是给别人做的尺寸小，人家不要的。还有一件，还有一件是给何皮包的儿子做的，三十晚那天连夜加班做，准备第二天送去的。可是，何皮包一家全被杀了。
“哪一件？”我问。
“我也分不清，可能是你身上这件，也可能是你哥身上那件。”李红卫盯着我的腿看了半天，没看出啥来。
回去后，我就脱了这条新裤子，说什么也不穿了。后来，我把这条褲子带到那条大沟下，一把火烧了。幽红的火光中，我仿佛看到一个魂灵升起，嗡嗡嘤嘤，飘然升上天空。回去后，又遭到母亲的一顿责打。但我已坚强，没有说出这条裤子的来历。
关于李红卫，还得多说两句。开学了，老师让大家写一篇作文：寒假里的一件事。该生写的是“看杀人”，绘声绘色地描写他所看到的杀人现场，很遗憾，我没有看到作文，因为作文本被何皮包的弟弟何三老师撕了。据说，何三老师拿着作文本走到教室，让李红卫站到前面来，大家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何三老师甩起作文本，劈头盖脸，狂抽一通，边抽边骂。
开学后不久，有一天回家，我听到我们家的猪圈有一种欢快的声音，放下书包，跑到猪圈那儿看了看。我看到我们家的猪圈里多了一头小猪，欢快地跑来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