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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具有社会阶层固化的功能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在生活中也有许多例证，甚至成为了官方政策的一种导向，只不过这种导向经常被掩饰成美丽的辞藻，好在把一些信息关联起来应该可以发现这种导向的痕迹。
2008年，上海市的市长向全市人民宣布上海市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14.1年。就在同时，上海市遭遇了高中阶段教育的生源危机，高中阶段的招生能力超过了生源的供给，在这种情况下，上海一边整合了中职教育资源，一边开展了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招收在沪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工作。为了增强这一政策的吸引力，上海市还规定随迁子女中职毕业后不仅可以在本市就业，也可以报考上海的高职院校进行深造。把新增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与中职招生政策结合起来看，官方的意图就很明显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因其家庭背景而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他们在上海最多只能接受高等职业教育，而这也是上海市新增劳动力的入职门槛，所以，他们在毕业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也仍将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
许多人对类似的现象或政策很不满，认为这是一种对人的歧视，也是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我也认为这种政策在理论上对农民工子女并不公平，颇有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意味，否则为什么户籍会成为阻碍孩子们获得更高质量教育的障碍？这一政策的实质是做实了职业教育的社会阶层固化功能，但却忘记了所谓的阶层固化只是职业教育的实然功能，而不是应然功能，我们无法阻止职业教育实质上对社会阶层的固化，但这却不应成为任何政策的导向。这种将实然状态上升为应然状态的倾向在目前的教育实践中屡见不鲜，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同时，我倒不认为类似政策是对职业的歧视。如果承认了教育的社会阶层固化功能，那么总得有一种教育类型承担起培养较低社会阶层劳动者的使命，就目前的教育体制来看，职业教育当然是最合适的选择。所以，一些政策或理念对职业教育功能的限制不应被理解成歧视，而应被看作对其核心功能的坚守。
一百年前，中国大地上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教育救国的实验，其中比较著名的晏阳初的定县平民教育、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黄炎培在昆山的徐公桥实验等。这些实践给我留下两点较深的印象：一是前辈们对平民的关心，这些实验都着眼于乡村中的普通百姓，都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二是前辈们有意地限制教育的作用，努力不使教育成为受教育者脱离土地的工具与桥梁，黄炎培就曾经反对把徐公桥的青年带到近在咫尺的大上海去参观，因为这可能使他们滋生不安守土地之心。在今天的一些人看来，这些前辈们的做法可能是一种歧视：谁规定这些参与实验的农民只能一辈子做农民，只能永远守着那些土地？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教育只能做它能做的事，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教育实验都无法向农民们提供城市生活所需的基本教育，贸然向他们提供脱离乡土的机会也许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一百年后的今天，对于农民的教育已经不再是主要的教育矛盾，但这个社会同一百年前一样仍然存在数量庞大的平民阶层，对他们及其子女的教育仍然是主要的教育矛盾。一百年前，晏阳初说中国农民有四大病：愚、贫、弱、私，今天，广大平民在这几方面仍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总体受教育水平偏低导致抵御非主流价值观影响的能力偏低、总体经济实力不强造成经济独立性较低、社会资本严重不足导致合作意识不强。同一百年前一样，这个群体需要一种为他们量身打造的教育，帮助他们真正地了解并融入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这种“定制”的教育必然是基础的，因为许多平民与他们的子女缺少的正是基础性的价值体系与基础性的知识和技能资源；必然是实用的，因为对于许多平民而言，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奢侈品，他们没有更多的资源可供浪费；必然是与社会互动的，因为对于许多平民而言，生活本身蕴含的知识的价值要远超书本。
可惜的是，今天的职业教育定位却是模糊的，许多地方和学校不相信职业教育只能从事平民教育，他们愿意让职业教育走向“高大上”，任何不愿熟视无睹的人都会发现在许多地方、许多学校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或技能大赛的准备占用了太多的教育教学资源，职业教育精英化倾向正在从纸面走向现实。他们同样忘记了，精英的培养可以成为职业教育的实然结果，但不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应然目标。
既然职业教育无法摆脱培养较低社会阶层劳动者的宿命，我呼吁职业教育工作者坚持一种“安平乐道”的精神，坚守职业教育的核心价值观，不任意拔高职业教育的功能与作用，实实在在地开展面向大多数平民的职业教育。至于促进平民的垂直流动，那只应是职业教育的一种副产品，而不是终极目标。
（作者系江苏理工学院职教研究院副研究员）
2008年，上海市的市长向全市人民宣布上海市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14.1年。就在同时，上海市遭遇了高中阶段教育的生源危机，高中阶段的招生能力超过了生源的供给，在这种情况下，上海一边整合了中职教育资源，一边开展了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招收在沪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工作。为了增强这一政策的吸引力，上海市还规定随迁子女中职毕业后不仅可以在本市就业，也可以报考上海的高职院校进行深造。把新增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与中职招生政策结合起来看，官方的意图就很明显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因其家庭背景而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他们在上海最多只能接受高等职业教育，而这也是上海市新增劳动力的入职门槛，所以，他们在毕业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也仍将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
许多人对类似的现象或政策很不满，认为这是一种对人的歧视，也是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我也认为这种政策在理论上对农民工子女并不公平，颇有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意味，否则为什么户籍会成为阻碍孩子们获得更高质量教育的障碍？这一政策的实质是做实了职业教育的社会阶层固化功能，但却忘记了所谓的阶层固化只是职业教育的实然功能，而不是应然功能，我们无法阻止职业教育实质上对社会阶层的固化，但这却不应成为任何政策的导向。这种将实然状态上升为应然状态的倾向在目前的教育实践中屡见不鲜，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同时，我倒不认为类似政策是对职业的歧视。如果承认了教育的社会阶层固化功能，那么总得有一种教育类型承担起培养较低社会阶层劳动者的使命，就目前的教育体制来看，职业教育当然是最合适的选择。所以，一些政策或理念对职业教育功能的限制不应被理解成歧视，而应被看作对其核心功能的坚守。
一百年前，中国大地上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教育救国的实验，其中比较著名的晏阳初的定县平民教育、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黄炎培在昆山的徐公桥实验等。这些实践给我留下两点较深的印象：一是前辈们对平民的关心，这些实验都着眼于乡村中的普通百姓，都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二是前辈们有意地限制教育的作用，努力不使教育成为受教育者脱离土地的工具与桥梁，黄炎培就曾经反对把徐公桥的青年带到近在咫尺的大上海去参观，因为这可能使他们滋生不安守土地之心。在今天的一些人看来，这些前辈们的做法可能是一种歧视：谁规定这些参与实验的农民只能一辈子做农民，只能永远守着那些土地？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教育只能做它能做的事，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教育实验都无法向农民们提供城市生活所需的基本教育，贸然向他们提供脱离乡土的机会也许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一百年后的今天，对于农民的教育已经不再是主要的教育矛盾，但这个社会同一百年前一样仍然存在数量庞大的平民阶层，对他们及其子女的教育仍然是主要的教育矛盾。一百年前，晏阳初说中国农民有四大病：愚、贫、弱、私，今天，广大平民在这几方面仍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总体受教育水平偏低导致抵御非主流价值观影响的能力偏低、总体经济实力不强造成经济独立性较低、社会资本严重不足导致合作意识不强。同一百年前一样，这个群体需要一种为他们量身打造的教育，帮助他们真正地了解并融入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这种“定制”的教育必然是基础的，因为许多平民与他们的子女缺少的正是基础性的价值体系与基础性的知识和技能资源；必然是实用的，因为对于许多平民而言，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奢侈品，他们没有更多的资源可供浪费；必然是与社会互动的，因为对于许多平民而言，生活本身蕴含的知识的价值要远超书本。
可惜的是，今天的职业教育定位却是模糊的，许多地方和学校不相信职业教育只能从事平民教育，他们愿意让职业教育走向“高大上”，任何不愿熟视无睹的人都会发现在许多地方、许多学校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或技能大赛的准备占用了太多的教育教学资源，职业教育精英化倾向正在从纸面走向现实。他们同样忘记了，精英的培养可以成为职业教育的实然结果，但不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应然目标。
既然职业教育无法摆脱培养较低社会阶层劳动者的宿命，我呼吁职业教育工作者坚持一种“安平乐道”的精神，坚守职业教育的核心价值观，不任意拔高职业教育的功能与作用，实实在在地开展面向大多数平民的职业教育。至于促进平民的垂直流动，那只应是职业教育的一种副产品，而不是终极目标。
（作者系江苏理工学院职教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