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试图运用社会学的"认受性"概念,建构一个分析类型化的框架,探讨中国体育体制的"认受性"变迁逻辑,探讨可能的体制创新。建国初期,体育体制面临攘外安内的社会环境,军事化色彩的全民体育体制,政治认受性和社会认受性较高;文化大革命时期,尤其是体育脱离世界奥林匹克大家庭,政治认受性削弱,"以劳代体"的群众体育使得体育的社会认受性降低;改革开放初期,在全球化的话语下,体育体制的政治认受性赋予新的意义,竞技体育成为中国登上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示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重要手段,并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整个体育体制倚重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1995年前后,体育执政者还要重建社会认受性,全民健身计划启动,同时,面对追求经济增长的快速发展期,体育产业化势在必行,体育执政者的经济认受性初显;21世纪,单方面追求经济发展的全球危机出现,中国发展模式必须转向以建设"和谐社会"为最终目标的科学发展模式,执政党的认受性追求已经从"经济发展"转向"社会发展",增强人民体质必将成为体育体制的根本目标,扩大体育参与,才能更好地发展竞技体育。因此,如果坚持以单方面追求金牌为目标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必然背离中央的"和谐发展"要求,违背增强体质的人民需求,政治认受性和社会认受性出现危机。此外,宏观的经济体制改革环境要求体育行业必须完成从行政指令、行政干预方式的体育经济发展模式,转向现代化的体育运营机制,促进体育资源整合、提高使用效率、拓宽体育投资渠道,如果体育体制坚持财政拨款,政府大把花钱,经济认受性遭到挑战。因此,体育体制改革必须应对政治、经济和社会认受性危机,及时做出适应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