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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女儿刘爱琴撰写的《我的父亲刘少奇》(修订版),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从后代亲属的独特视角,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刘少奇工作和生活情况。没有人能比站在伟人身边的他们更近距离、更新角度地看到政治海洋的潮起潮落。
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
“文革”伊始,“打倒刘少奇”的运动已蔓延全国,批判、斗争我父亲的趋势愈演愈烈,舆论已经形成,中央文革小组的阴谋策划也步步加紧。
1967年1月13日,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接我父亲到人民大会堂谈话。
一见面,毛泽东就问我父亲:“平平的腿好了吗?”(注:1967年1月6日,有人通知刘家,说刘平平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需要马上截肢,要求家人到场签字。王光美听信后立即赶去,结果却被一群清华的造反派抓了起来)。
我父亲如实回答道:“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然后就转入了正题。我父亲表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已不适宜再担任领导职务,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对我父亲提出的两点意见,沉思了一会儿后,并没有表态。分手时,毛泽东要我父亲“回去后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就在毛泽东同我父亲谈话的几天后,家里就被强行拆下电话,断绝了我父亲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事态发展很快急剧恶化,到3月,毛泽东的态度也明朗化了。3月21日,毛澤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把运动中揭发刘少奇历史问题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并指定由康生负责这个“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客观上给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残害我父亲,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父亲从弟弟妹妹买回的小报中看到张春桥等人说我父亲曾经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还自称“红色买办”。我父亲感到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信号,背后藏有杀机。3月28日当天就给毛主席写信,驳斥张春桥等人在电影《清宫秘史》评价问题上的造谣诬蔑,以澄清事实真相。
可是,这封信不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相反,4月1日,各大报纸一齐抛出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继续散布我父亲赞扬《清宫秘史》的谎言,同时肆意诬陷、攻击我父亲:“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深陷牢狱之灾
斗争愈演愈烈,对我父亲的批判、斗争也就更加频繁,各种造谣诬陷的污水倾盆泼来。我父亲非常气愤,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洲,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父亲已经清楚了,林彪、“四人帮”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也作了最坏的准备,但重大的打击比父亲预计的来得更快、更残酷。
江青、陈伯达、康生在毛泽东离京后,加紧组织群众批斗我父亲和邓小平,并决定同时抄家,批斗后对我父亲和光美妈妈分别“监护”。我父亲已有预感,对光美妈妈发出内心深处的坚定信念:“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父亲尽管也知道他的抗争在当时是无用的,但他仍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他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行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罢免我是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
8月8日,我父亲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当我看到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信中正式提出:“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免除我党内党外的一切职务。”并明确写道,“我已失去自由。”
没过多长时间,几个看守又搜查了我父亲的房间,命令我父亲把皮带解下来。父亲感到这是对他极大的污辱,提出严厉的抗议,可几只粗壮的手硬把我父亲按倒在地,强行抽走他的皮带。父亲趴在床上,气得浑身颤抖,半天爬不起来。
父亲被打得腰伸不直了,打伤的腿一瘸一拐。手臂在战争中留下伤残,此时一遭扭打旧伤复发,频频颤抖,每天为穿一件衣服,要折腾一两个小时,吃饭时饭也送不进嘴里,弄得满脸满身的汤菜饭粒。
每天他拖着伤腿被押往食堂吃饭时,短短三十几米的路程,竟要走50多分钟,却没有一个人敢去扶他一把。
父亲吃的饭菜是很差的,经常是剩饭、馊饭,吃了整日拉肚子,胃病复发且加重。父亲只剩7颗牙了,但主食经常是硬窝头,他很难嚼动。
最后时光
1968年夏天,我父亲发高烧,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上面得知后,通知医生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掉,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要留个活靶子。”这才对我父亲进行抢救。医生提出监护、住院治疗,被拒绝了;请求摘掉室内挂满的标语口号,使病人减少精神刺激,又被拒绝了。只是给他留一口气“接受审判”,这是多么残忍呀!
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可是在一段时间内不通知我父亲,单单要等到11月24日我父亲70岁生日的那一天,才让我父亲知道。
我父亲当时气得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呕吐起来。长期积郁心头的悲愤和非人的折磨留给他的多种疾病一起爆发了——血压陡升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骤然高达40oC。
1969年,林彪战备第一号命令下达后,将我父亲用军用飞机押送到河南开封,被关押在过去国民党政权“金城银行”的金库。
我父亲在开封被关押的第27天——1969年11月12日凌晨6时45分含冤死去。
开封的执行者立即将我父亲的遗体抬上一辆嘎司69军用吉普车。车身容不下我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小腿和脚都露在外面,就这样被迅速地送到开封城东南的火化场。我父亲离开这个世界时没有通知一个亲人为他送行。这就是一个共和国主席的遭遇。
1980年5月17日,父亲的追悼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同志致悼词。5月19日,遵照我父亲生前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向了浩瀚无边的大海。
摘自《我的父亲刘少奇》 人民出版社
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
“文革”伊始,“打倒刘少奇”的运动已蔓延全国,批判、斗争我父亲的趋势愈演愈烈,舆论已经形成,中央文革小组的阴谋策划也步步加紧。
1967年1月13日,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接我父亲到人民大会堂谈话。
一见面,毛泽东就问我父亲:“平平的腿好了吗?”(注:1967年1月6日,有人通知刘家,说刘平平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需要马上截肢,要求家人到场签字。王光美听信后立即赶去,结果却被一群清华的造反派抓了起来)。
我父亲如实回答道:“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然后就转入了正题。我父亲表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已不适宜再担任领导职务,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对我父亲提出的两点意见,沉思了一会儿后,并没有表态。分手时,毛泽东要我父亲“回去后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就在毛泽东同我父亲谈话的几天后,家里就被强行拆下电话,断绝了我父亲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事态发展很快急剧恶化,到3月,毛泽东的态度也明朗化了。3月21日,毛澤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把运动中揭发刘少奇历史问题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并指定由康生负责这个“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客观上给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残害我父亲,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父亲从弟弟妹妹买回的小报中看到张春桥等人说我父亲曾经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还自称“红色买办”。我父亲感到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信号,背后藏有杀机。3月28日当天就给毛主席写信,驳斥张春桥等人在电影《清宫秘史》评价问题上的造谣诬蔑,以澄清事实真相。
可是,这封信不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相反,4月1日,各大报纸一齐抛出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继续散布我父亲赞扬《清宫秘史》的谎言,同时肆意诬陷、攻击我父亲:“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深陷牢狱之灾
斗争愈演愈烈,对我父亲的批判、斗争也就更加频繁,各种造谣诬陷的污水倾盆泼来。我父亲非常气愤,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洲,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父亲已经清楚了,林彪、“四人帮”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也作了最坏的准备,但重大的打击比父亲预计的来得更快、更残酷。
江青、陈伯达、康生在毛泽东离京后,加紧组织群众批斗我父亲和邓小平,并决定同时抄家,批斗后对我父亲和光美妈妈分别“监护”。我父亲已有预感,对光美妈妈发出内心深处的坚定信念:“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父亲尽管也知道他的抗争在当时是无用的,但他仍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他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行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罢免我是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
8月8日,我父亲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当我看到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信中正式提出:“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免除我党内党外的一切职务。”并明确写道,“我已失去自由。”
没过多长时间,几个看守又搜查了我父亲的房间,命令我父亲把皮带解下来。父亲感到这是对他极大的污辱,提出严厉的抗议,可几只粗壮的手硬把我父亲按倒在地,强行抽走他的皮带。父亲趴在床上,气得浑身颤抖,半天爬不起来。
父亲被打得腰伸不直了,打伤的腿一瘸一拐。手臂在战争中留下伤残,此时一遭扭打旧伤复发,频频颤抖,每天为穿一件衣服,要折腾一两个小时,吃饭时饭也送不进嘴里,弄得满脸满身的汤菜饭粒。
每天他拖着伤腿被押往食堂吃饭时,短短三十几米的路程,竟要走50多分钟,却没有一个人敢去扶他一把。
父亲吃的饭菜是很差的,经常是剩饭、馊饭,吃了整日拉肚子,胃病复发且加重。父亲只剩7颗牙了,但主食经常是硬窝头,他很难嚼动。
最后时光
1968年夏天,我父亲发高烧,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上面得知后,通知医生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掉,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要留个活靶子。”这才对我父亲进行抢救。医生提出监护、住院治疗,被拒绝了;请求摘掉室内挂满的标语口号,使病人减少精神刺激,又被拒绝了。只是给他留一口气“接受审判”,这是多么残忍呀!
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可是在一段时间内不通知我父亲,单单要等到11月24日我父亲70岁生日的那一天,才让我父亲知道。
我父亲当时气得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呕吐起来。长期积郁心头的悲愤和非人的折磨留给他的多种疾病一起爆发了——血压陡升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骤然高达40oC。
1969年,林彪战备第一号命令下达后,将我父亲用军用飞机押送到河南开封,被关押在过去国民党政权“金城银行”的金库。
我父亲在开封被关押的第27天——1969年11月12日凌晨6时45分含冤死去。
开封的执行者立即将我父亲的遗体抬上一辆嘎司69军用吉普车。车身容不下我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小腿和脚都露在外面,就这样被迅速地送到开封城东南的火化场。我父亲离开这个世界时没有通知一个亲人为他送行。这就是一个共和国主席的遭遇。
1980年5月17日,父亲的追悼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同志致悼词。5月19日,遵照我父亲生前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向了浩瀚无边的大海。
摘自《我的父亲刘少奇》 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