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朱天心聊天的感觉是，好萌。
　　9月14日，我来到朱天文、唐诺这一家人“打游击”式写作的咖啡厅。玻璃窗外，先看到“大胡子”的唐诺，几张手稿摊在桌上，打过招呼，他说：“朱天心在前面。”
　　朱天心和朱天衣坐在同一张桌子，关于“朱家三姐妹”的故事，看了听了太多，见着了本人，总难免抖出心头的资料库：眉宇之间，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
　　老照片里，大姐朱天文古典沉静，二姐朱天心透着一股机灵，妹妹朱天衣随性飘逸。朱天心圆脸、大眼睛，果真和照片里差别不大，讲话的声音实在是好听，让人忍不住想唤一句：你好啊，小虾。
　　朱家是“文学世家”：父亲朱西甯是小说家，祖籍山东临朐，著有《七对怨偶》《八二三注》等作品；母亲是小说家、翻译家，祖籍苗栗，曾译过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等日本文学名家的著作；姐姐朱天文著有《荒人手记》《巫言》等作品，被文学评论家王德威誉为“张派传人”，也是导演侯孝贤的“御用编剧”；妹妹朱天衣亦著有《旧爱》《青春不夜城》等作。
　　朱天心于1958年3月出生于高雄凤山，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7岁即出版《击壤歌》（“小虾”即是书中朱天心对自己的昵称），出版头五年销售30万本，此后更是笔耕不辍，著有《方舟上的日子》《想我的眷村兄弟们》《猎人们》《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等作品，“猫书”散文集《那猫那人那城》简体版于今年8月在大陆出版。朱天心的先生唐诺和儿子谢海盟皆是作家。
　　我总以为“在咖啡厅写作”是一件很文青的事，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文学世家”缺书桌。
　　“起码我没有书桌。”朱天心笑着说，“唐诺的书桌被他所有东西淹没到不堪使用，我那书桌被海盟的东西慢慢淹没到不堪使用。一些小稿子我就在楼下的餐桌上写，但家里很多猫，你写一个字它就捞一个字。我是手写，所以每次你写出一个字来，它就以为是蜘蛛，捞一个再捞一个，或者干脆一屁股坐在上面。”
　　说朱天心让人觉得萌，不仅是她说话的调调很好听，她言谈间有许多妙趣横生的形容，例如“猫咪捞字”，想着那画面，就心头一暖。

人族与猫族

　　朱天心是双鱼座，心热手也热，常年来一直关切着各式各样的社会议题。然而，民间团体撼动社会体制往往是缓慢且艰辛的，而“动保”则是朱天心一个成功的“小革命”。
　　更明确一点说，是流浪猫的TNR（Trap Neuter Return）—诱捕、绝育、放回原地，是一种以人道方式管理和减少流浪动物的方法。
　　时间推回到2003年“非典”时期，朱天心和一群朋友发现，街头突然出现大量猫咪“婴儿潮”。后来才知道，因为那时候民众还不知道病毒的传染途径，无端把这平时家里那么疼的猫先丢出来。因为猫咪都未做绝育，所以一下子多了许多小猫崽。
　　“非我族类，这种时候所有人都变得小气自私起来。”那么多猫，就算好心人收养，也差不多到了饱和的状态，朱天心家“猫口鼎盛”时期，就有20只猫。于是她就和朋友看国外资料，比较进步的国家或城市怎么对待流浪动物，于是便开始试行TNR。
　　朱天心形容，应该在源头把“小龙头”（未绝育的流浪猫）关掉。若是在大自然，人不需要妇人之仁地去干扰或介入，然而在城市，朱天心看过猫各种各样的死法：“车撞有时候是‘最好’的一种，我每次都把它想象成，在非洲大草原遇到它的天敌，跑得更快，它好像不知道发生什么就走了。而有的猫，被毒杀、被人用热水泡，没死也一塌糊涂，有些人就是不要看到它们。”

继《猎人们》之后的这本“猫书”《那猫那人那城》，朱天心说这本书的重点还是“那人”。

　　在当时的台湾，甚至还没有“动保处”，只有“防检局”，顾名思义对动物有着一股“戒备”的味道，而当时对待流浪动物的政策是—捕捉以后7天没人认养就扑杀，等于是借公部门之手杀生，人们看不到就当作没发生。
　　“我觉得那是一种很落后的方式，也是一种很糟糕的生命教育。就等于是在向下一代展示，生命是有等级、有贵贱差异的，没有用的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扑杀）。那么老人们、弱的人、缴不起税的人，这些人是不是我们都不要理会，放他们自生自灭？所以我觉得在聊动物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向社会展示（一种价值观）。”
　　2003年朱天心和一些朋友开始有系统地做TNR，后来“防检局”的处长看到了，他说服了当时的台北市市长马英九，马英九便批了“试行”的公文。然后朱天心和志工们就在台北市街猫最多的两个里“铆起劲做”。
　　“猫到了求偶的时候，它们在唱甜美的情歌，可对人族来讲，不解风情的人觉得它们吵死了。然后还有打斗，或动不动附近的居民掀开洗衣机，一窝小猫在里面。做了绝育之后，这些抱怨的理由大概率都不会发生了。”
　　TNR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时候诱捕一只聪明的猫，最多会花上15个晚上，提着个笼子什么也不干，就在那儿等猫。猫抓到了，人们觉得好棒啊猫走了，等绝育完放回去，人们又不解：怎么又放回来了？此时朱天心就要一遍一遍重复同样的话。
　　还有在台风天里喂猫，穿戴得再严密，一出门就被哗啦啦当头浇一身，不能偷懶，朱天心说很像庄子的“尾生之约”。“我觉得一些猫就是尾生，这是它一天唯一的一餐，你只要想到街灯下的一个剪影，或是车底下的亮眼睛，不管台风还是寒流，就还是要去这一趟。”
　　继《猎人们》之后的这本“猫书”《那猫那人那城》，朱天心说这本书的重点还是“那人”。“在动保界我碰到的个个人都充满了传奇故事，他们在我眼里各个都是英雄。他们实在埋头做事到无法抬头，我很想他们被知道。” 　　当然，还有那些街猫们，来这世间一场，当该被记得。

眷村与小虾

　　《击壤歌》出简体版时已是2010年，与它在台湾问世时相差了33岁。当我这一辈80后读到时，青春的盛夏早就快要进入秋凉时分了，虽然是不同的时空背景，但青春的激昂、青春的忧愁、青春的壮阔、青春的逼仄，那又是一种共通的情感。如今，这本书每年在台湾还会再版，大陆友人家的高中生读了，甚是喜欢。
　　随手翻过，那些青春洋溢的句子都还是烫手又烫心，小虾说：
　　“我从小就怕热闹，现在也依然，因为热闹之后必有冷清，它们格外的会令我感到人生如梦。”
　　“眨眨眼睛，我觉着累了。西门町是一片Lobo的歌声，但是我也曾听过蝉鸣声；中华路上是一片车子的废气，但是我也曾经嗅到过橘红玫瑰的香甜。但是又怎么样呢？青春有时是件累人的事。”
　　“我怕富贵荣华一梦，更怕仍爱此梦太分明。”“美到了极点时，总带有一份无常的可怕。”
　　朱天心是所谓的“外省第二代”，其实在《击壤歌》中就能看出上世纪70年代台湾的某种精神和社会风貌。在台湾，“外省人”“本省人”“原住民”等各种标签是能把人钉死的。
　　“我觉得族群的大旗一挥，大家都各自站队。为什么我说这个不道德，因为你不喜欢的工作可以换，不喜欢的长相可以整容，但省籍是改变不了的。从此整个社会就像是玻璃桌破了一个口，会慢慢在你不察觉的时间岁月中裂成你无法辨识的图像。”
　　因为要拍“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的纪录片《愿未央》和《我记得》，朱家三姐妹翻出了旧相簿、父亲当年的来台日记等。1949年，知识青年朱西甯从军，去台湾受训。搭船来到这座岛屿，车还没过台北，有人下月台买了份报纸，头题就是“南京陷落”。啊，再也回不去了。
　　当时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才两年，当地人对外省人都是冷漠且疑惧的，但是怀着一腔热血的朱西甯还并未懂得这些。当时朱天心的母亲是和她父亲私奔的。“当时我外公讲了，谁敢跟外省人结婚，我就不如剁了给猪吃。妈妈只好偷偷跟爸爸跑掉。当时这一代人，很难被当时的在地人理解、接纳。”

滚滚时代，碾过粒粒沙尘。朱天心是见证过的。

　　朱天心曾经和王安忆聊起“眷村”，王安忆以为类似于大陆的“军区大院”，其实不然。眷村住的是中下级军人，大多盖在城市边缘的坟墓山边或是废矿区，都是偏远、没人要去的地方。朱天心前期住在板桥浮州的村子，就被一场大水整个淹掉。
　　而将领们住在城市中心地带，有的是旧时日据时代留下的日本房子。那时候门一开，就是本地人的世界，跟本地人买菜、跟本地人当同学，自然而然就融入了本地社会。但眷村是封闭的，自成一格，很难与当地社会融合。

　　“我们隔壁可能住着四川人、湖北人，一到晚上，他们讲的都是故乡的事情，比赛吹牛，家里的田多大池塘多大。我们也跟着吹，拿着故宫的照片说这是我爷爷家。听得满满的都是父亲他们讲老家、乡愁这些事，所以确实，也不是全心全意在这片土地上，仿佛有另一处可去。”
　　在《想我的眷村兄弟》中，朱天心写道：“原来，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是无法叫作家乡的。”而那些空气中浮动的不安，“仅仅只是连他们自己都不能解释的无法落地生根的危机迫促之感吧”。
　　对于“眷村的兄弟们”，朱天心说：“我觉得其实我是很同情的。所以我写眷村的时候，不是甜美怀旧的记忆，而是不平之气多一些吧。也不是替自己不平，而是替那些老兵们。你看他们一生的际遇，有些到了90年代才结婚。很多这样的老先生，傍晚的时候，你以为他是含饴弄孙，其实带的是他的小孩，我觉得要等孩子长大好渺茫。他们住的地方，也是一塌糊涂。”
　　“这些人明明是跟国民党一起来的，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他们没享受过，反而被叫成既得利益者、统治阶层，我非常替他们不平。有人觉得我写的眷村好可怕，其实我觉得多少是替他们不平的意思。”
　　我又想起书里那句话，仿佛是一种悲戚的呐喊：“所有的男孩们都哪里去了，所有的眷村男孩都哪里去了？”
　　滚滚时代，碾过粒粒沙尘。朱天心是见证过的。

在岛屿写作

　　在书市萎缩、纯文学式微的年代，何以堅持写作？这是我对每个作家都有的好奇。
　　朱天心的答案是：“我想证明恐龙还活着吧，更确切说，应该是濒危动物。这意味着你只要活着就还在写，才会让日后有些父母不需去借图鉴书、不需去Google或百度，不需去博物馆，可以直接说‘我带你去看恐龙吧’。如果有人想知道什么是纯文学，还在这。”
　　“很卑微。但我讲出来的时候，唐诺说你真自大。我也不晓得差距在哪里。”
　　她认为，如今想要从事这个行业，要先认清这个行业，这里与镁光灯、红毯、名声、财富都无关。但凡对这些有一丝丝追求，就不要进入这个行业。等心思都纯粹了，也知道这些东西都不会有的时候，那样沉浸下去才是准备好了创作的状态。
　　“我始终是悲观一族。”过去的文学附带了很多功能，政治的也好、娱乐的也罢，当这些功能都被取代的时候，留下的是纯文学读者。而每一代的纯文学读者就很少，“少到跟中世纪的抄经僧侣一样，我是悲观到这种地步的。可是怎么办呢，这是你一生会做的唯一一件事，当然就做下去了。哪怕蛮族们已经在城下，但是这经还是要抄完”。
　　朱天心说自己的写作习惯很不好，要嘛很长一段时间写不出一个字，要嘛就是爆冲式地一两个月就写完一个中篇或短篇。朱天心最新的一篇小说，是写台湾的外籍移工和他们看护的老人，《且徐行》是这部未完之作的开篇。
　　台湾书写外籍移工的作品不算多也不算少，但写得好的作品又屈指可数，而有时候作品的政治性和文学性又是件很难平衡的事。朱天心选了一个“危险”的角度，同时也是一个十分特别的角度，将人还原为人，而人会在灰色地带游走，这灰色地带暧昧：性侵和情欲流动、剥削与异乡求生、无奈与奇幻旅程……

她早餐往往是自己带个铁锅买一点粥，怕在漂漂亮亮的咖啡店吃粥尴尬，就坐在地下街吃。

　　用作家林俊颖在《印刻》杂志一篇对谈稿中的话来说：“你居然堂而皇之进入他者，附身他者，一个半身不遂的中年男子、一个外籍看护。你把那个浑身是刺、火药、刀剑的‘朱天心’隐藏起来……”
　　小说可以虚构，所以小说总是真假难辨，但对于朱天心这样的写作者，她需要事实的基底。也于是，她在书写移工的时候，也都来自自己经年累月的观察与思索：新闻、社运界的朋友、30年前与友人的谈话、来自亲身的长期观察。
　　《且徐行》中出现过“轮椅大军”（外籍移工推着一排坐轮椅的老人）的描写，就来自朱天心在地下街的观察。她早餐往往是自己带个铁锅买一点粥，怕在漂漂亮亮的咖啡店吃粥尴尬，就坐在地下街吃。“那里很多移工带着阿公阿嬷放风，最壮观有十几二十个。在某一个‘国宅’的中庭，大概有几个篮球场那么大，天气好的傍晚，我看过将近100个，围在广场上。要看一段时间，春夏秋冬，看移工们的感情，甚至是阿公阿嬷的凋零。”
　　朱天心也笑着说这个长篇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完，但她很迷信自己“爆冲式”的写作方式。“我觉得写不出来就不要写吧，自己碰到瓶颈就承认吧，我很珍惜自己有不寫作的自由。”
　　当然，这种“不写作的自由”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把物质生活的需求降到最低”—“不要动不动就去换车，动不动就制造一张大账单，自由的前提是先放弃掉很多东西，那你需要的自由和空间，包括‘不写的自由’就出来了。”
　　就像朱天心至今还住在那栋老房子里，既没有搬家的需求，也不想搬家。她说自己是不会离开那栋房子的，里面全是重重的回忆。她永远记得父母在盛颜时期搬进去的样子，记得自己初中时的模样，记得在大学办《三三集刊》的时候，还有那些好朋友进进出出的身影，然后是自己结婚，谢海盟还是个婴儿，父亲老病以及不在时。一切都历历在目。
　　我拿出书给朱天心签名，她萌萌地跟我说“不要看”，她一本一本认真写着。上了地铁，我忍不住拿出来看。“姜雯别怕，未来大抵如此。”这是写在《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上的，因为我和她讲过一些对这本书的感想。而在《击壤歌》上的署名，则是“小虾”。
　　也许在同样阳光明媚的某一天，在风和星星对的位置，我不小心来到“北一女”门口，还能见到当年的小虾在等她的死党们。
　　“你好啊，小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