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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百年来，女性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研究者们在此方面的研究卷帙浩繁。女性作家的作品中也往往无意识地表达了对女性地位的关注。《飘》并非是一篇着重于探讨女性主义的作品，但其中埃伦代表的传统女性与斯嘉丽所代表的具有要求男女平等意识的女性有所不同，本文将分析其原因，研究19世纪美国女性的地位及其变化。
关键词：女性 意识 地位
自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以后，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女性都降到了从属地位。在大部分时候，大部分地区，妇女最重要的义务就是延续香火，传宗接代。在东方，以中国为例，传统文化中重男轻女现象非常严重。女性要求三从四德，“从父，从夫，从子。”要求中国封建社会的女性压抑自己的本性。而在西方，女性同样也是被轻视、压迫的对象。但是，女性对自身权利的斗争从未停止，意识在逐步觉醒。所谓的女性意识，就是女性对自身作为人，尤其是女人的价值的体悟和醒悟。退于男权社会，其表现为拒绝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以及对男性权利的质疑和颠覆；同时，又表现为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的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的生命体验。
在《飘》一文中，可以明显看出一个有趣的现象，斯嘉丽与其母亲埃伦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两个人的命运与性格有很大的差异。埃伦所代表的“那一代人”讲究规矩，她的精力几乎是完全放在家庭中的，而斯嘉丽更多的是想要参与到男性中去，并自主追求自己的爱情。在当今看来，斯嘉丽的行为带有浓郁的女性意识色彩，被喜爱她的读者称为“男权社会的背叛者”。这两个人物的不同人生，在一个方面体现了当时女性的变化。
一、传统的女性
“19世纪，女人在生活中享受的悠闲程度是她们丈夫的社会地位。”在《飘》一书中，可以搜寻到这样的片段，“斯嘉丽从来没有见过母亲在椅子上靠过，也从来没看见母亲手里不做针线活而悠闲地坐着，除了此番看护病人，或者给庄园记账时以外。……母亲四处走动，指挥下人做饭，打扫卫生以及组织庄园上上下下忙大批大批衣服的制作。”[1]“但是这些太太陈述自己的主张时，不管用什么手段，总还不失为女性的手段。她们对男人的意见，无论是否照办，总还是装出尊重的样子。凡是男人说过的话，出于礼貌，她们在表面上都会接受，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2]
从书中来看，首先，女性的地位取决于男性，经济来源也依赖于男性。并且与现代意义上的家庭妇女不同，这些女性的重心不仅偏向于家庭，其丈夫也是家庭的主宰者，女性需要顺从。尽管妇女占人口的大多数，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也是相当大，但她们仍是受歧视的群体，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在社会地位方面，她们在社会中被指定了“位置”；在公共领域中，她们与事业与权力无关。女性通常是不能参与到社会中，去与男性争夺工作的，这是不守“妇道”的行为。在家庭中，即使到了20世纪，妇女仍被要求品行端正、虔诚、忠实、顺从。描绘19世纪的大量作品体现了这一普遍现象。《傲慢与偏见》主要描写的是19世纪英国的乡村生活，其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有钱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个太太，这是一个举世公认的真理。”[3]显然，在一名女性作家眼里，强调的仍是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这一观点。
要究其原因，在当时无论男女，特别是中产阶级的白人，习惯把性别差异理解成对女性的优待。妻子与女儿是柔弱的，端庄的，是依附男性的。他们普遍认为妇女无须承担沉重的体力活和激烈的竞争压力，女性也为抛头露面的行为感到“羞愧”。“于是人们开始风言风语地议论她。说不定也在议论他呢。”[4]当然，这种认知，不仅来自男性和女性被传统教育后的心理，还影响了女性追求弱不禁风的体态，束腰也就应运而生。书中开篇不久，就描绘了斯嘉丽强烈要求女佣给她把腰尽量束小。对于腰围的变态的追求，压迫了内脏，很大程度上也阻碍了女性的正常发育，不利于她们在家庭外的活动。直至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据估计，只有35%的女性学会了读写。到19世纪后半期，白人妇女才被允许进入州立大学学习。不能识字，不能读写，女性所能从事的工作就非常有限。
在家庭方面，工业革命后，城市中产阶级把童年视为人生的一个特殊时期，孩子不再作为家庭的工作人员，而是成为家长呵护和保护的对象。丈夫外出工作，而妇女们被期望料理家務，照顾孩子，家庭的“义务”阻碍了母亲外出工作。信仰也是一种阻碍，基督教中“男尊女卑”的思想很难改变，而基督教在当时的影响力依然强大，“男女平等”是需要突破信仰和根深蒂固的观念的。
二、男权社会的反叛者
毫无疑问，斯嘉丽是书中的亮点，她受的是传统的教育，但她对压制女性的社会习俗产生了怀疑，并对其发起了激烈的反抗。
斯嘉丽对女性应该遵循的条条款款，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藐视。这是她为赢得阿希礼爱情的大胆表现，“父亲那副直截了当的爱尔兰性格脾气突然从她的嘴里显露出来‘是的——一个秘密。我爱你。”作为一个“淑女”，是不应该向男人表白的。这是她在初次成了寡妇后，参加宴会的心理活动，“不，她现在心里并不快乐。现在光在场是不够的。她人虽在会场，但没有成为其中的一员，谁也没注意到她，而她这一生习惯于成为舞台中心了。这不公平！她才十七岁……她却得端庄地朝下看，这真是太不公平了！”[5]这样类似的现象在书中很多。现在看来，似乎是很正常的，但在当时，这是非常不守本分的行为，是受人鄙视的。
同时，斯嘉丽并不认为女性在家庭中应服从于男性。这是她嫁给弗兰克后的一段表现，“她怎么也无法尊重一个任她摆布的男人，每当他跟她或别人在一起遇到不愉快的场面时，他表现出来的胆怯、迟疑总令她难以忍受……这使她时不时发火。”斯嘉丽对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打算、安排，对试图横加干涉的丈夫、父亲，以及他人的风言风语她毫不在意。
另外，斯嘉丽对外出工作的热情远高于在家照顾孩子和打理家务。可以把她在对待孩子韦德和她在经营锯木厂的态度进行对比。韦德在斯嘉丽17岁时出生，斯嘉丽对他的态度是不耐烦的，甚至她并不愿意有这样一个孩子，孩子意味着累赘。而在锯木厂方面，她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像一个男人那样干脆。”当时的女性，被要求投入到家庭中，孩子的教育也是妇女的一个重要任务。事实上，一个已婚的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希望工作是被视为反常的，因为这有损于她的社会地位，与主流文化也不相容。 究其这些女性“变得不同”的原因，可以从经济与机遇，女性自身的斗争方面分析。在经济方面，工业革命后，家庭与工作场所分离，通常黑人或来自欧洲的佣人帮助料理家务。一些史学家认为，此种发展为妇女提供了一个机遇，妇女可以有多余的时间参加其他活动。就妇女自身而言，尽管有局限性，但一些中上层妇女仍对公共措施有了重要影响。妇女通过加入自发性组织，创办了一些社会型工作。比如1848年，美国女权主义者起草女性主义宣言“情感宣言”时，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就号召人们修改已婚妇女财产权，给所有妇女选举权。这些是较大方面的原因。随着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女性开始争取教育的权利，使得女性识字率提高，女性工作岗位的增加，使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参与到社会工作之中。这些细碎的原因也是促成改变的一个方面。
三、被差別对待的妇女
需要提及的是，以上所说的情况，通常是仅存在于白人中产阶级的妇女中，与美国的黑人妇女、出身贫困的女性以及新移民几乎无关。上层社会好像生活在一个有严格范围的通婚圈子里，通过限制他们的交往关系，他们的婚姻，以及他们打发时间的方式，将稀有的精英封闭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
被役使的黑人，面临种族的压迫和生活的痛苦，抱有了一种“命中注定”的想法；贫困的白人与财富和知识无缘，想要改变现状相当困难；而新移民通常居住在棚户区与贫困区，子女很难受到教育，催生了一批流浪汉。
这些阶级本就是“卑微的”，而这些阶级的女性更是“卑微中的卑微”。这些女性，从未被包含到家庭生活的“顶礼膜拜”中，这些膜拜在理论上将中上层白人妇女置于受尊重的地位。即使《飘》中描述了南北战争，但是显然，大部分黑人角色还是以底层人民形象出现的。有色人种及工人阶级的女性通常被期望在田里或工厂中劳作，赚取低等工资，接受的是次等待遇。以黑人妇女为例，她们对自己的第一认知首先是黑人，随后便是妇女。黑人是奴隶的标志，与白人从一出生就有了难以逾越的鸿沟，更不像白人妇女有机会把精力放在争取与男性相同的地位上，她们需要从早到晚进行繁重的工作维持生计。她们也是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因此，她们争取自我的解放需要突破两重阻碍。
这些妇女，是受到差别对待的底层人，与前文的白人中上层妇女完全不同，在中上层妇女要求平等与工作的时候，她们尚挣扎于生计中。所以，这些妇女在当时并未达到要求平等的地步。
四、结语
女权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始于19世纪后半期，在20世纪初达到了高潮，第二次女权运动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各国妇女为实现性别平等的理想和争取自身的解放做出了艰苦的斗争。尽管书中所描写的斯嘉丽尚处在女权运动之前，但本书作者写此书于第一次女权运动的浪潮中。女性地位的提高，离不开斯嘉丽所代表的先进女性的斗争。
参考文献：
[1][美]玛格丽特·米切尔.飘[M].范存海，夏旻，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2][美]卢瑟·S·路德克，主编.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M].王波，王一多，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3]李银河，主编.家庭与性别评论（第2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4][美]加里·纳什，等编著.美国人民——创建一种国家和一种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5][美]亚历山德拉·里普利.斯嘉丽[M].尚逸闻，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包诗雨，女，硕士研究生，陕西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责任编辑 刘冬杨）
关键词：女性 意识 地位
自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以后，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女性都降到了从属地位。在大部分时候，大部分地区，妇女最重要的义务就是延续香火，传宗接代。在东方，以中国为例，传统文化中重男轻女现象非常严重。女性要求三从四德，“从父，从夫，从子。”要求中国封建社会的女性压抑自己的本性。而在西方，女性同样也是被轻视、压迫的对象。但是，女性对自身权利的斗争从未停止，意识在逐步觉醒。所谓的女性意识，就是女性对自身作为人，尤其是女人的价值的体悟和醒悟。退于男权社会，其表现为拒绝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以及对男性权利的质疑和颠覆；同时，又表现为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的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的生命体验。
在《飘》一文中，可以明显看出一个有趣的现象，斯嘉丽与其母亲埃伦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两个人的命运与性格有很大的差异。埃伦所代表的“那一代人”讲究规矩，她的精力几乎是完全放在家庭中的，而斯嘉丽更多的是想要参与到男性中去，并自主追求自己的爱情。在当今看来，斯嘉丽的行为带有浓郁的女性意识色彩，被喜爱她的读者称为“男权社会的背叛者”。这两个人物的不同人生，在一个方面体现了当时女性的变化。
一、传统的女性
“19世纪，女人在生活中享受的悠闲程度是她们丈夫的社会地位。”在《飘》一书中，可以搜寻到这样的片段，“斯嘉丽从来没有见过母亲在椅子上靠过，也从来没看见母亲手里不做针线活而悠闲地坐着，除了此番看护病人，或者给庄园记账时以外。……母亲四处走动，指挥下人做饭，打扫卫生以及组织庄园上上下下忙大批大批衣服的制作。”[1]“但是这些太太陈述自己的主张时，不管用什么手段，总还不失为女性的手段。她们对男人的意见，无论是否照办，总还是装出尊重的样子。凡是男人说过的话，出于礼貌，她们在表面上都会接受，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2]
从书中来看，首先，女性的地位取决于男性，经济来源也依赖于男性。并且与现代意义上的家庭妇女不同，这些女性的重心不仅偏向于家庭，其丈夫也是家庭的主宰者，女性需要顺从。尽管妇女占人口的大多数，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也是相当大，但她们仍是受歧视的群体，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在社会地位方面，她们在社会中被指定了“位置”；在公共领域中，她们与事业与权力无关。女性通常是不能参与到社会中，去与男性争夺工作的，这是不守“妇道”的行为。在家庭中，即使到了20世纪，妇女仍被要求品行端正、虔诚、忠实、顺从。描绘19世纪的大量作品体现了这一普遍现象。《傲慢与偏见》主要描写的是19世纪英国的乡村生活，其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有钱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个太太，这是一个举世公认的真理。”[3]显然，在一名女性作家眼里，强调的仍是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这一观点。
要究其原因，在当时无论男女，特别是中产阶级的白人，习惯把性别差异理解成对女性的优待。妻子与女儿是柔弱的，端庄的，是依附男性的。他们普遍认为妇女无须承担沉重的体力活和激烈的竞争压力，女性也为抛头露面的行为感到“羞愧”。“于是人们开始风言风语地议论她。说不定也在议论他呢。”[4]当然，这种认知，不仅来自男性和女性被传统教育后的心理，还影响了女性追求弱不禁风的体态，束腰也就应运而生。书中开篇不久，就描绘了斯嘉丽强烈要求女佣给她把腰尽量束小。对于腰围的变态的追求，压迫了内脏，很大程度上也阻碍了女性的正常发育，不利于她们在家庭外的活动。直至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据估计，只有35%的女性学会了读写。到19世纪后半期，白人妇女才被允许进入州立大学学习。不能识字，不能读写，女性所能从事的工作就非常有限。
在家庭方面，工业革命后，城市中产阶级把童年视为人生的一个特殊时期，孩子不再作为家庭的工作人员，而是成为家长呵护和保护的对象。丈夫外出工作，而妇女们被期望料理家務，照顾孩子，家庭的“义务”阻碍了母亲外出工作。信仰也是一种阻碍，基督教中“男尊女卑”的思想很难改变，而基督教在当时的影响力依然强大，“男女平等”是需要突破信仰和根深蒂固的观念的。
二、男权社会的反叛者
毫无疑问，斯嘉丽是书中的亮点，她受的是传统的教育，但她对压制女性的社会习俗产生了怀疑，并对其发起了激烈的反抗。
斯嘉丽对女性应该遵循的条条款款，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藐视。这是她为赢得阿希礼爱情的大胆表现，“父亲那副直截了当的爱尔兰性格脾气突然从她的嘴里显露出来‘是的——一个秘密。我爱你。”作为一个“淑女”，是不应该向男人表白的。这是她在初次成了寡妇后，参加宴会的心理活动，“不，她现在心里并不快乐。现在光在场是不够的。她人虽在会场，但没有成为其中的一员，谁也没注意到她，而她这一生习惯于成为舞台中心了。这不公平！她才十七岁……她却得端庄地朝下看，这真是太不公平了！”[5]这样类似的现象在书中很多。现在看来，似乎是很正常的，但在当时，这是非常不守本分的行为，是受人鄙视的。
同时，斯嘉丽并不认为女性在家庭中应服从于男性。这是她嫁给弗兰克后的一段表现，“她怎么也无法尊重一个任她摆布的男人，每当他跟她或别人在一起遇到不愉快的场面时，他表现出来的胆怯、迟疑总令她难以忍受……这使她时不时发火。”斯嘉丽对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打算、安排，对试图横加干涉的丈夫、父亲，以及他人的风言风语她毫不在意。
另外，斯嘉丽对外出工作的热情远高于在家照顾孩子和打理家务。可以把她在对待孩子韦德和她在经营锯木厂的态度进行对比。韦德在斯嘉丽17岁时出生，斯嘉丽对他的态度是不耐烦的，甚至她并不愿意有这样一个孩子，孩子意味着累赘。而在锯木厂方面，她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像一个男人那样干脆。”当时的女性，被要求投入到家庭中，孩子的教育也是妇女的一个重要任务。事实上，一个已婚的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希望工作是被视为反常的，因为这有损于她的社会地位，与主流文化也不相容。 究其这些女性“变得不同”的原因，可以从经济与机遇，女性自身的斗争方面分析。在经济方面，工业革命后，家庭与工作场所分离，通常黑人或来自欧洲的佣人帮助料理家务。一些史学家认为，此种发展为妇女提供了一个机遇，妇女可以有多余的时间参加其他活动。就妇女自身而言，尽管有局限性，但一些中上层妇女仍对公共措施有了重要影响。妇女通过加入自发性组织，创办了一些社会型工作。比如1848年，美国女权主义者起草女性主义宣言“情感宣言”时，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就号召人们修改已婚妇女财产权，给所有妇女选举权。这些是较大方面的原因。随着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女性开始争取教育的权利，使得女性识字率提高，女性工作岗位的增加，使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参与到社会工作之中。这些细碎的原因也是促成改变的一个方面。
三、被差別对待的妇女
需要提及的是，以上所说的情况，通常是仅存在于白人中产阶级的妇女中，与美国的黑人妇女、出身贫困的女性以及新移民几乎无关。上层社会好像生活在一个有严格范围的通婚圈子里，通过限制他们的交往关系，他们的婚姻，以及他们打发时间的方式，将稀有的精英封闭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
被役使的黑人，面临种族的压迫和生活的痛苦，抱有了一种“命中注定”的想法；贫困的白人与财富和知识无缘，想要改变现状相当困难；而新移民通常居住在棚户区与贫困区，子女很难受到教育，催生了一批流浪汉。
这些阶级本就是“卑微的”，而这些阶级的女性更是“卑微中的卑微”。这些女性，从未被包含到家庭生活的“顶礼膜拜”中，这些膜拜在理论上将中上层白人妇女置于受尊重的地位。即使《飘》中描述了南北战争，但是显然，大部分黑人角色还是以底层人民形象出现的。有色人种及工人阶级的女性通常被期望在田里或工厂中劳作，赚取低等工资，接受的是次等待遇。以黑人妇女为例，她们对自己的第一认知首先是黑人，随后便是妇女。黑人是奴隶的标志，与白人从一出生就有了难以逾越的鸿沟，更不像白人妇女有机会把精力放在争取与男性相同的地位上，她们需要从早到晚进行繁重的工作维持生计。她们也是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因此，她们争取自我的解放需要突破两重阻碍。
这些妇女，是受到差别对待的底层人，与前文的白人中上层妇女完全不同，在中上层妇女要求平等与工作的时候，她们尚挣扎于生计中。所以，这些妇女在当时并未达到要求平等的地步。
四、结语
女权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始于19世纪后半期，在20世纪初达到了高潮，第二次女权运动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各国妇女为实现性别平等的理想和争取自身的解放做出了艰苦的斗争。尽管书中所描写的斯嘉丽尚处在女权运动之前，但本书作者写此书于第一次女权运动的浪潮中。女性地位的提高，离不开斯嘉丽所代表的先进女性的斗争。
参考文献：
[1][美]玛格丽特·米切尔.飘[M].范存海，夏旻，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2][美]卢瑟·S·路德克，主编.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M].王波，王一多，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3]李银河，主编.家庭与性别评论（第2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4][美]加里·纳什，等编著.美国人民——创建一种国家和一种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5][美]亚历山德拉·里普利.斯嘉丽[M].尚逸闻，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包诗雨，女，硕士研究生，陕西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