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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源于紫式部《源氏物语》启发，本文着眼于女性写作。女性执笔开始写作，对于其个体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甚者，一个女性以性别意识和性别视角为观照，书写自我的独特经验和体验，对于她的自我和自我以外的世界意味着什么？介于此处，本论文将从：女性写作与文体选择之关系、女性写作：为谁写什么怎样写、女性写作中自我认同的差异性、边缘化的女性身份表达等几方面论述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
关键词：女性写作；文体特征；自我认同；身份表达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9-0012-01
“听说拳匠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担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1]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演讲中提出女性要用“无赖精神”向男权社会要求自己的经济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从时代要求出发对于女性社会进行了认同。这样的认同在历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应该得到公正的评价。类似于要求经济权，文学作品创作中，女性又该如何进行身份的自我认同，以及以怎样的精神面对，甚至于挑战男权社会权威？
一、女性写作的文体特征
从中国古代文学及外国文学中不难发现：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古典文学中，诗歌都是文学的正宗；其次是散文，所谓诗文是也。小说和戏剧长期被视为末流小调，不为主流文学话语所接受，直到近代以来，小说和戏剧的地位才逐渐提高。其中，20世纪可以说是小说大行其道的世纪。
然而，文体在20世纪的命运演变丝毫不能阻拦女性写作的冲动和表达，它尝试以各种形式来表达自我的经验和思维、记忆和想象。对于文体分类的内在规定性而言，女性写作没有选择和决定的优先权，但对于相对具体的形式选择，女性写作却表现出明显地倾向性。从紫式部到简奥斯汀、从张爱玲到杨沫，不难发现：小说成为女性写作的首选，是女性借助文学表达思想境遇的利器。也正因为如此，小说缺乏地位和传统，所以被认为“不如其它文学类型的创作那样需要才智聪颖，这为妇女创作小说提供了种种可能”。[2]
毫无疑问，女性小说以其叙事性、生活化再现了女性被历史所遮蔽的生存事实，张扬了女性写作的理念。在建构自我认同模式的同时，深入到女性的精神价值层面和叙述方式层面，彰显着最系统、最强烈和最自觉的女性主义意识。
二、女性写作的创作内涵与自我认同差异
无论男性亦或是女性写作，“为谁写？写什么？怎样写？”都将成为写作的核心命题。这里，我们所强调和追问的是女性写作的终极意义，虽然认定女性写作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写作”本身而不是其他，但“写什么”的问题仍然时刻面临并逼迫着写作者。
波伏娃在她的惊世之作《第二性》中指到：区分与定义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女性是附属的人，是次要者。由此，女性写作的意义也就在于质问或者说是找寻她的主体。
毋庸置疑，无论是作为自我生存经验和思维表达的中国女性写作，还是与西方女性主义者所谓的女性写作有着不同的思想资源、写作观念。在共同相对于男性的反文化权威上却有着共同的诉求。或许是由于社会性的原因，亦或是生理性原因。女性普遍感性层面的表达要高于男性。呈现在文学写作中，女性写作者更多表现的是个人心情的感受、个体意识的表达以及个人情感上的流露。
通过不断地接触中外文学作品，界定于女性自我认同角度，不同社会地位，甚至于不同国别的写作者，在进行自我认同的方式表达上都存在或多或少地差异性。由于自我认同目标设定的非永恒性和非唯一性，“差异性”成为自我认同的内在规定性之一。而“差异性”本身也是包括写作在内的一切事物的关键成分和构成要素。因此，笔者认为女性写作中自我认同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
1.共同文化身份认同的差异；
2.不同地域文化之间身份认同差异；
3.对于自己所处社会的文化问题、价值判断、诠释方面的差异。
三、女性写作中身份表达的边缘化倾向
“临终前，杨沫将自己的全部著作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并向中国作家协会表达了埋藏心底的一个愿望：她感到创作于1950年的《青春之歌》由于受到当时“左”的环境影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少欠缺和遗憾。为此，杨沫将小说改编权委托给陈建功，希望他在适当时候能够通过荧屏把她内心想说的遗憾和希望告诉读者和观众……”
杨沫的遗憾究竟在哪里？作为一名忠实于当时主流文艺政策的作家，杨沫一直以诚实的感受来书写她对于自己所亲身经历的这场革命的由衷赞扬，以及对于所接触的人事的歌颂。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她的思想、感情和文字的真实与诚恳。正如作者一再说过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变为无产阶级的战士，需要经过长期的历练和改造。所以，杨沫《青春之歌》中，在塑造林道静的形象时，是按照一个普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日常逻辑写的，而非一名成熟的共产党员的身份。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按照生活合理逻辑发展过程写作的作品，先后遭到了“业内人士”、各大报纸，接二连三地批评、攻击。其中，批评的焦点集中在：小资情感、工农结合以及党员作用上。
在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后，杨沫急于修正自己的“错误”，着眼点就是林道静的所作所为。要努力使林道静的成长更加合理、脉络清晰。就这样，原本在一定程度上相当真实的小资产阶级革命青年的女性形象就在概念化的批评下被迫重新塑造。然而，修改之后的林道静，形象是否更真实和丰满了呢？修改之后的林道静这样表达自己热切的革命愿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不愿意我的一生就这么平庸地、毫无意义地白白过去。从小时候，我抱定志愿，——我要不虚此生。黑暗的社会不叫我痛快地活，我宁可死去！”[3]
杨沫作为“革命青年+女性”的意义还在于可以使我们看到女性写作中身份可以、而且只能边缘化表达的端倪。女性写作者企图在她的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依照自我的经验和感觉来书写女性自我，但最终证明就连这一定程度的自我经验和感觉也是不可以的，她必须把自我全部地消解掉，不留一点踪影和痕迹。但可喜的是，无论这样的消解到何种程度，总会留下些许生活和心灵的痕迹。
结语
针对本文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来讲，价值判断和总结并不能轻易做出。原因在于：首先，女性写作不能说与实际生存中的女性毫无关系，但也绝对不能等同；其次，女性写作并不能直接对应于现实中的女性解放。显然，社会中女性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这不是几个所谓“女权主义者”振臂高呼就能解决的问题。而女性写作的慢慢长途也不会终止。在人类对精神心灵世界的建构过程中，女性将永远为自我和人类的最大限度自由而书写。
参考文献：
[1]参见百度百科“娜拉走后怎样”： http：//baike.baidu.com/view/4222189.htm？fr=aladdin。
[2]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版。
[3]杨沫：《青春之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2版。
关键词：女性写作；文体特征；自我认同；身份表达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9-0012-01
“听说拳匠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担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1]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演讲中提出女性要用“无赖精神”向男权社会要求自己的经济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从时代要求出发对于女性社会进行了认同。这样的认同在历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应该得到公正的评价。类似于要求经济权，文学作品创作中，女性又该如何进行身份的自我认同，以及以怎样的精神面对，甚至于挑战男权社会权威？
一、女性写作的文体特征
从中国古代文学及外国文学中不难发现：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古典文学中，诗歌都是文学的正宗；其次是散文，所谓诗文是也。小说和戏剧长期被视为末流小调，不为主流文学话语所接受，直到近代以来，小说和戏剧的地位才逐渐提高。其中，20世纪可以说是小说大行其道的世纪。
然而，文体在20世纪的命运演变丝毫不能阻拦女性写作的冲动和表达，它尝试以各种形式来表达自我的经验和思维、记忆和想象。对于文体分类的内在规定性而言，女性写作没有选择和决定的优先权，但对于相对具体的形式选择，女性写作却表现出明显地倾向性。从紫式部到简奥斯汀、从张爱玲到杨沫，不难发现：小说成为女性写作的首选，是女性借助文学表达思想境遇的利器。也正因为如此，小说缺乏地位和传统，所以被认为“不如其它文学类型的创作那样需要才智聪颖，这为妇女创作小说提供了种种可能”。[2]
毫无疑问，女性小说以其叙事性、生活化再现了女性被历史所遮蔽的生存事实，张扬了女性写作的理念。在建构自我认同模式的同时，深入到女性的精神价值层面和叙述方式层面，彰显着最系统、最强烈和最自觉的女性主义意识。
二、女性写作的创作内涵与自我认同差异
无论男性亦或是女性写作，“为谁写？写什么？怎样写？”都将成为写作的核心命题。这里，我们所强调和追问的是女性写作的终极意义，虽然认定女性写作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写作”本身而不是其他，但“写什么”的问题仍然时刻面临并逼迫着写作者。
波伏娃在她的惊世之作《第二性》中指到：区分与定义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女性是附属的人，是次要者。由此，女性写作的意义也就在于质问或者说是找寻她的主体。
毋庸置疑，无论是作为自我生存经验和思维表达的中国女性写作，还是与西方女性主义者所谓的女性写作有着不同的思想资源、写作观念。在共同相对于男性的反文化权威上却有着共同的诉求。或许是由于社会性的原因，亦或是生理性原因。女性普遍感性层面的表达要高于男性。呈现在文学写作中，女性写作者更多表现的是个人心情的感受、个体意识的表达以及个人情感上的流露。
通过不断地接触中外文学作品，界定于女性自我认同角度，不同社会地位，甚至于不同国别的写作者，在进行自我认同的方式表达上都存在或多或少地差异性。由于自我认同目标设定的非永恒性和非唯一性，“差异性”成为自我认同的内在规定性之一。而“差异性”本身也是包括写作在内的一切事物的关键成分和构成要素。因此，笔者认为女性写作中自我认同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
1.共同文化身份认同的差异；
2.不同地域文化之间身份认同差异；
3.对于自己所处社会的文化问题、价值判断、诠释方面的差异。
三、女性写作中身份表达的边缘化倾向
“临终前，杨沫将自己的全部著作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并向中国作家协会表达了埋藏心底的一个愿望：她感到创作于1950年的《青春之歌》由于受到当时“左”的环境影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少欠缺和遗憾。为此，杨沫将小说改编权委托给陈建功，希望他在适当时候能够通过荧屏把她内心想说的遗憾和希望告诉读者和观众……”
杨沫的遗憾究竟在哪里？作为一名忠实于当时主流文艺政策的作家，杨沫一直以诚实的感受来书写她对于自己所亲身经历的这场革命的由衷赞扬，以及对于所接触的人事的歌颂。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她的思想、感情和文字的真实与诚恳。正如作者一再说过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变为无产阶级的战士，需要经过长期的历练和改造。所以，杨沫《青春之歌》中，在塑造林道静的形象时，是按照一个普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日常逻辑写的，而非一名成熟的共产党员的身份。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按照生活合理逻辑发展过程写作的作品，先后遭到了“业内人士”、各大报纸，接二连三地批评、攻击。其中，批评的焦点集中在：小资情感、工农结合以及党员作用上。
在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后，杨沫急于修正自己的“错误”，着眼点就是林道静的所作所为。要努力使林道静的成长更加合理、脉络清晰。就这样，原本在一定程度上相当真实的小资产阶级革命青年的女性形象就在概念化的批评下被迫重新塑造。然而，修改之后的林道静，形象是否更真实和丰满了呢？修改之后的林道静这样表达自己热切的革命愿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不愿意我的一生就这么平庸地、毫无意义地白白过去。从小时候，我抱定志愿，——我要不虚此生。黑暗的社会不叫我痛快地活，我宁可死去！”[3]
杨沫作为“革命青年+女性”的意义还在于可以使我们看到女性写作中身份可以、而且只能边缘化表达的端倪。女性写作者企图在她的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依照自我的经验和感觉来书写女性自我，但最终证明就连这一定程度的自我经验和感觉也是不可以的，她必须把自我全部地消解掉，不留一点踪影和痕迹。但可喜的是，无论这样的消解到何种程度，总会留下些许生活和心灵的痕迹。
结语
针对本文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来讲，价值判断和总结并不能轻易做出。原因在于：首先，女性写作不能说与实际生存中的女性毫无关系，但也绝对不能等同；其次，女性写作并不能直接对应于现实中的女性解放。显然，社会中女性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这不是几个所谓“女权主义者”振臂高呼就能解决的问题。而女性写作的慢慢长途也不会终止。在人类对精神心灵世界的建构过程中，女性将永远为自我和人类的最大限度自由而书写。
参考文献：
[1]参见百度百科“娜拉走后怎样”： http：//baike.baidu.com/view/4222189.htm？fr=aladdin。
[2]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版。
[3]杨沫：《青春之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