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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高度重视英雄文化的培塑工作，通过开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教育、战场立功创模活动、灵活多样的宣传动员，激励参战官兵大力弘扬我军革命英雄主义传统，造就出了一大批战斗英雄。这能为新时代践行强军目标，打造练兵备战的英雄文化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抗美援朝；革命英雄主义；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 D65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9-0044-04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导下，针对不同战争时期的形势任务、作战方针、兵种特点，围绕“尊英雄、学英雄、当英雄、赞英雄”，开展了一系列英雄文化的培塑活动，不仅催生了一大批英雄模范，而且极大地鼓舞了中朝军民的抗敌斗志，中朝军民最终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一、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教育提高官兵
阶级觉悟，打牢英雄文化培塑的思想基础
（一）通过开展形势任务教育，解决“该不该打”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长期战争的破坏，举国上下百废待兴，人民珍视与渴望和平的愿望空前强烈。朝鲜战争爆发后，部分指战员面对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在“是否应该再次投入战争”的问题上存在一些模糊认识。有的官兵认为，“美国不会打到中国来，守住鸭绿江，来了就打，不来就算了，何必多管闲事，惹祸上身”；也有官兵认为，“中国革命胜利得来不易，现在应该休息休息，集中力量搞自己的建设，少管邻居的事”。[1]鉴于对抗美援朝战争存在这样那样的认识误区，志愿军总部决定从纠正思想入手，在各部队广泛开展形势任务教育，通过对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和出兵台湾海峡等行动的分析，揭露其侵略行为的真实意图，进一步阐明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重大意义，使广大官兵牢固树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思想，为在朝鲜战场上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扫清了思想障碍。广大指战员普遍认为，“这个仗应该打，只有抗美援朝，才能保卫祖国的安全、朝鲜的独立与亚洲及世界的和平”[2]。各部队随之出现了报名参加志愿军的热潮，战士们纷纷表示要出国支援友邻作战。炮兵第1师26团5连政治指导员麻扶摇创作的出征诗：“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很快广为流传，后经作曲家周巍峙谱曲，成为鼓舞全军的战斗歌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二）通过开展对美“三视”教育，解决“敢不敢打”的问题。面对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志愿军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入朝作战后，如何激发参战人员“不畏强敌、敢于亮剑”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环节。因此，打牢英雄文化培塑的基础，首先就要消除官兵的怯战思想，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与决心。为此，1950年11月3日的《人民日报》在《怎样认识美国》的宣传提纲中，号召全民族广泛开展以对美“仇视、鄙视、蔑视”为主要内容的“三视”教育，认清美軍“纸老虎”本质和妄图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事实证明，通过形式多样的“三视”教育和耳濡目染的现实教育，消除了因美军先进武器装备产生的恐美、惧美心理，稳定了军心，增强了取得胜利的信心和勇气，部队士气更加高涨了，指战员斗志更加坚定了。
（三）通过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解决“愿不愿打”的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东北边防军通过对部队官兵的思想调查，发现部分官兵对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意义认识不清，不愿放弃当下的和平生活，甚至有人认为“鸭绿江是鬼门关，有去无回”“抗美援朝是多管闲事”“引火上身”[3]等。伴随着战争进程的不断推进，环境日益残酷，部分同志又出现消极后悔、掉队装病、绝望怕死等心理问题。面对后勤补给困难，有人认为“吃的糊涂饭，走的糊涂路，打的糊涂仗”。根据部分官兵存在的“不愿参战”的模糊认识和怯战心理，志愿军在战争不同阶段进行了一系列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如入朝作战初期，志愿军各个部队通过传达学习上级指示和领导人讲话精神，使官兵们认清抗美援朝与发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一致性；在上甘岭战役中，适时利用朝鲜人民全力支持志愿军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部队，消除部分官兵存在的居功自傲和“帮工”思想，促使其以更加饱满的战斗热情投入战场。同时，利用祖国人民的支持，开展生动活泼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是志愿军部队扭转官兵消极思想、激发官兵战斗热情的一项重要举措。朝鲜战争爆发后，祖国人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发出的“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4]的号召，男女老幼都参与到声势浩大的“捐飞机大炮”运动中。从1951年6月到1952年5月，全国人民共捐献了可供购买3710架飞机的钱，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通过四出奔走演出，以全部收入和积蓄捐献了一架战斗机。1951年，作家魏巍以朝鲜战场的亲身经历所著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在4月11日的《人民日报》刊登后，引起强烈反响。志愿军各部队通过收听广播、阅读报纸等形式，及时将人民和祖国的支持传达到每一名官兵，使广大指战员时刻心怀祖国、情系人民、不忘嘱托，争做“最可爱的人”。
二、坚持用战场立功创模活动启发官兵
崇尚荣誉，注入英雄文化培塑的内在动力
（一）大力宣扬英雄模范事迹，提升担当英雄的自豪感。崇尚英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地，也是民族文化的血脉基因。能够得到各族人民的推崇和敬仰，是广大官兵忠于职守、勇于牺牲奉献、实现人生大我的无愧追求。入朝作战后，志愿军部队及时向广大指战员传达了1950年9月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的盛况，并利用各种方式大力宣传战斗英雄的突出事迹。在英雄人物的选择上，不仅有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传统英雄人物，还有解放战争中涌现出的董存瑞、刘胡兰等英雄儿女；不仅有抗美援朝战场上官兵身边的英雄杨根思、黄继光等英雄，还有苏联的卫国英雄马特罗索夫等。在宣传形式上，主要是召开功臣报告会，使官兵目睹英雄的风采，传递祖国人民的支持；召开庆功会，引导官兵尊功爱功、崇尚功臣；充分利用功臣事迹专辑、英模卡片、报刊、英模画册、功臣榜等载体以及墙报、歌曲、快板等艺术形式宣传英模事迹。通过对英模事迹广泛、深入的学习宣传，在部队中形成了一种尊英雄、学英雄、当英雄的浓厚氛围。 （二）广泛开展杀敌立功运动，强化争做英雄的荣誉感。志愿军的立功运动，是建立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基础上的革命英雄主义运动。它既是党的群众路线最生动活泼的实践，又是我军官兵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举措，是发动群众、完成战争任务的最强有力的精神武器。根据战争的阶段性特点，志愿军部队先后提出了“狙击杀敌立功”“坚守阵地立功”“筑城找窍门立功”等口号。各军兵种根据自身的战斗特点提出了适合自身任务的立功要求和标准。如运输部队提出了“一要（要完成任务）、三爱（爱伤员、爱物资、爱车辆）、安全行车立功”；工程部队提出了“劳动加智慧，保证工程质量”的立功标准；通信部队提出了“勇敢加技术，做到通信迅速、保密、无差错”的要求等。[5]针对各部队立功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志愿军依据总政治部下发的《解放军立功与奖励工作条例（草案）》，制定了《志愿军立功条例（草案）》，进一步对立功标准和报功、评功、批功等步骤进行了详细的规范，并对各级英雄称号的授予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为了在节奏快、强度高的战斗中，及时激励官兵斗志，许多部队采取了“即打即评”方式，开展在战斗过程中评功、奖功活动。3年间，除了涌现出30多万名功臣，5943个英模单位外，朝鲜政府授予我军干部、英雄、模范和功臣的勋章、奖章有526354枚，其中授予彭德怀司令员和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杨连弟、邱少云、伍先华、胡修道、杨育才、杨春增、李家发、许家朋等12位同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这些数字能够充分说明志愿军开展立功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印证了志愿军英雄文化培塑的丰硕成果。
（三）进行本单位光荣传统教育，增强英雄传承的责任感。志愿军部队是由各野战部队抽调组成的，历经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可以说都是身经百战、功勋卓著，每支队伍都有自己的光荣传统和历史荣誉，这些用血与火淬炼出的“红色基因”不仅是全体官兵的传家宝，也是培塑英雄的“营养剂”。在激烈残酷的朝鲜战场上，广大指战员为了“捍卫传统荣誉”，用英勇无畏的行动诠释了“英雄传人”的铮铮誓言。如1953年3月，志愿军47军141师3连在“老秃山”战斗前，连队指导员结合战斗动员对全连进行了回忆光荣历史教育，将连队过去所获得的奖旗和奖状全部展出，并给战士详细讲解了每一面奖旗、每一幅奖状、每一枚勋章的来历；要求有功战士将自己的“抗美援朝纪念章”“军功章”和勋章统统挂在胸前，引导全连官兵珍视前辈创造的荣誉，以此激发官兵们维护荣誉、再立新功的责任感。有的部队除了回顾历次战争中本部队的经典战例和突出贡献外，还邀请战斗亲历者讲述荣誉的来历。如1953年7月，在抗美援朝战争最后一战金城反击战打响前，作为毛泽东和朱德亲手创建的部队，工程兵部队某团红1连专门邀请老连长、时任团长于海波为官兵讲述连队20多年的战斗传统。听完老连长的介绍，连队战士普遍表示：“我们是老红军的后代，参加这次战役，一定要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机智灵活的战斗作风，为红色连队增添新的光彩！”[6]
三、坚持用灵活多样的宣传鼓动激励官兵
战斗意志，营造英雄文化培塑的浓厚氛围
（一）以丰富多彩的战地文化工作鼓舞官兵斗志。战地文化工作是丰富部队业余生活，激励官兵战斗意志的重要途径。越是激烈艰苦的战争环境，越需要丰富的文化生活鼓舞斗志。入朝作战初期，由于志愿军防空力量较为薄弱，白天战士们只能躲在工事里，等待黑夜再进行战斗。在漫长的空闲时间里，战士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自娱自乐地开展了各具特色的文艺活动。如看到东北籍的战士唱起“二人转”，其他地方入伍的战士也争相哼起了自己家乡的小调。河南籍的小战士利用美国的炮弹壳、朝鲜的木头、祖国的马尾再加上铜丝自制了一把“两洲三国胡琴”。有的战士在行军中即兴作诗：“十一号汽车有力气，要带很多好东西，能爬山，能过河，一天要开几十里。”[7]这些战士自我创造的文艺作品，不仅形象地反映了运动战的特点，同时也洋溢着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第三次战役后，志愿军政治部为加强对各部队文化活动的组织领导，要求各军、师文工团（队）将文艺工作者调往战地一线，促使战地文化活动蓬勃开展，帮助基层连队创建用于开展文化活动的“阵地之家”，建立“阵地电影院”“阵地娱乐休息棚”等，开展说唱、歌咏、读书、朗诵、舞蹈、戏剧和小型的体育活动。[8]志愿军部队还普遍在连队建立了俱乐部和图书馆，为坑道和阵地补充了大量的书报杂志和棋牌、球类、乐器、收音机等文娱器材，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二）以真实可信的英雄事迹宣讲厚植官兵信心。举办战斗英雄事迹报告会，是一种说服力和感染力很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宣传教育方式。来自志愿军官兵中的战斗英雄，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对战斗过程、实践经验、成长经历的宣讲，不仅能够生动还原真实激烈的战场环境，而且能够帮助大家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树立敢于打大仗、恶仗的信心。如1953年3月26日，志愿军第40军邀请参加上甘岭战役的12名战斗英雄代表，分3个小组在全军巡回报告上甘岭战役的战斗历程。历时6天的英雄事迹报告，共举行了17场，7685人参加。报告团所到单位，英雄代表们都受到了官兵热烈的欢迎和无限的崇敬。在报告结束后，各单位均集中一周的时间进行座谈学习，激发了大家杀敌立功的热情，广大官兵普遍感到对接下来的大仗、恶仗有了必胜信心。
（三）以“来来往往”的归国代表报告提振官兵士气。在历时2年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同时存在着两个“战场”，一个是后方人民群众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战场”，一个是前线志愿军官兵英勇顽强打击侵略者的战场。两个战场之间，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穿起密切联系、相互鼓舞的红线，相互开展立功运动和革命竞赛，相互派出代表慰问学习、交流经验。为此，志愿军部队组建了归国英雄代表团，在前方与后方、中国与朝鲜、祖国人民与志愿军之间开辟了一条精神通道，让祖国人民紧紧与朝鲜战场上“最可爱的人”站在一起，以崭新的形式演绎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问天下谁能敌”的历史画卷。归国英雄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是送出去，就是将志愿军在前线的英勇斗争事迹宣传出去，以此鼓舞全国人民；二是带回来，就是要将祖国人民的支援与爱戴带回朝鲜战场，使广大指战员从中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如二级战斗英雄姚显儒在听了报告团成员的宣传后，以“立大功向祖国亲人报喜，去见毛主席”为口号，只身排除200多个地雷、成功破坏300多个地雷，最终成为英模代表见到了毛泽东。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志愿军部队将无产阶级先进的、契合战争需要的英雄观念，以军事文化為载体，通过行之有效的英雄文化培塑，植入广大官兵的头脑，让英雄不再是远离人群的神灵，而是活跃在广大官兵身边的血肉之躯，最终将英雄人物身上闪耀的思想光芒化为官兵英勇作战的革命斗志，从而铸就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军英雄文化培塑特有的价值高地。
参考文献
[1][2][5]姜思毅.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第4卷）[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55.56.115.
[3][7]杜平.杜平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15.404.
[4]卜松林，吴东莞.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发展史[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4：162.
[6]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总结小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352.
[8]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总结[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18.
作者朱纯辉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周郑系71622部队指导员
责任编辑：刘 捷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高度重视英雄文化的培塑工作，通过开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教育、战场立功创模活动、灵活多样的宣传动员，激励参战官兵大力弘扬我军革命英雄主义传统，造就出了一大批战斗英雄。这能为新时代践行强军目标，打造练兵备战的英雄文化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抗美援朝；革命英雄主义；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 D65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9-0044-04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导下，针对不同战争时期的形势任务、作战方针、兵种特点，围绕“尊英雄、学英雄、当英雄、赞英雄”，开展了一系列英雄文化的培塑活动，不仅催生了一大批英雄模范，而且极大地鼓舞了中朝军民的抗敌斗志，中朝军民最终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一、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教育提高官兵
阶级觉悟，打牢英雄文化培塑的思想基础
（一）通过开展形势任务教育，解决“该不该打”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长期战争的破坏，举国上下百废待兴，人民珍视与渴望和平的愿望空前强烈。朝鲜战争爆发后，部分指战员面对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在“是否应该再次投入战争”的问题上存在一些模糊认识。有的官兵认为，“美国不会打到中国来，守住鸭绿江，来了就打，不来就算了，何必多管闲事，惹祸上身”；也有官兵认为，“中国革命胜利得来不易，现在应该休息休息，集中力量搞自己的建设，少管邻居的事”。[1]鉴于对抗美援朝战争存在这样那样的认识误区，志愿军总部决定从纠正思想入手，在各部队广泛开展形势任务教育，通过对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和出兵台湾海峡等行动的分析，揭露其侵略行为的真实意图，进一步阐明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重大意义，使广大官兵牢固树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思想，为在朝鲜战场上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扫清了思想障碍。广大指战员普遍认为，“这个仗应该打，只有抗美援朝，才能保卫祖国的安全、朝鲜的独立与亚洲及世界的和平”[2]。各部队随之出现了报名参加志愿军的热潮，战士们纷纷表示要出国支援友邻作战。炮兵第1师26团5连政治指导员麻扶摇创作的出征诗：“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很快广为流传，后经作曲家周巍峙谱曲，成为鼓舞全军的战斗歌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二）通过开展对美“三视”教育，解决“敢不敢打”的问题。面对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志愿军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入朝作战后，如何激发参战人员“不畏强敌、敢于亮剑”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环节。因此，打牢英雄文化培塑的基础，首先就要消除官兵的怯战思想，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与决心。为此，1950年11月3日的《人民日报》在《怎样认识美国》的宣传提纲中，号召全民族广泛开展以对美“仇视、鄙视、蔑视”为主要内容的“三视”教育，认清美軍“纸老虎”本质和妄图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事实证明，通过形式多样的“三视”教育和耳濡目染的现实教育，消除了因美军先进武器装备产生的恐美、惧美心理，稳定了军心，增强了取得胜利的信心和勇气，部队士气更加高涨了，指战员斗志更加坚定了。
（三）通过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解决“愿不愿打”的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东北边防军通过对部队官兵的思想调查，发现部分官兵对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意义认识不清，不愿放弃当下的和平生活，甚至有人认为“鸭绿江是鬼门关，有去无回”“抗美援朝是多管闲事”“引火上身”[3]等。伴随着战争进程的不断推进，环境日益残酷，部分同志又出现消极后悔、掉队装病、绝望怕死等心理问题。面对后勤补给困难，有人认为“吃的糊涂饭，走的糊涂路，打的糊涂仗”。根据部分官兵存在的“不愿参战”的模糊认识和怯战心理，志愿军在战争不同阶段进行了一系列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如入朝作战初期，志愿军各个部队通过传达学习上级指示和领导人讲话精神，使官兵们认清抗美援朝与发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一致性；在上甘岭战役中，适时利用朝鲜人民全力支持志愿军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部队，消除部分官兵存在的居功自傲和“帮工”思想，促使其以更加饱满的战斗热情投入战场。同时，利用祖国人民的支持，开展生动活泼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是志愿军部队扭转官兵消极思想、激发官兵战斗热情的一项重要举措。朝鲜战争爆发后，祖国人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发出的“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4]的号召，男女老幼都参与到声势浩大的“捐飞机大炮”运动中。从1951年6月到1952年5月，全国人民共捐献了可供购买3710架飞机的钱，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通过四出奔走演出，以全部收入和积蓄捐献了一架战斗机。1951年，作家魏巍以朝鲜战场的亲身经历所著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在4月11日的《人民日报》刊登后，引起强烈反响。志愿军各部队通过收听广播、阅读报纸等形式，及时将人民和祖国的支持传达到每一名官兵，使广大指战员时刻心怀祖国、情系人民、不忘嘱托，争做“最可爱的人”。
二、坚持用战场立功创模活动启发官兵
崇尚荣誉，注入英雄文化培塑的内在动力
（一）大力宣扬英雄模范事迹，提升担当英雄的自豪感。崇尚英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地，也是民族文化的血脉基因。能够得到各族人民的推崇和敬仰，是广大官兵忠于职守、勇于牺牲奉献、实现人生大我的无愧追求。入朝作战后，志愿军部队及时向广大指战员传达了1950年9月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的盛况，并利用各种方式大力宣传战斗英雄的突出事迹。在英雄人物的选择上，不仅有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传统英雄人物，还有解放战争中涌现出的董存瑞、刘胡兰等英雄儿女；不仅有抗美援朝战场上官兵身边的英雄杨根思、黄继光等英雄，还有苏联的卫国英雄马特罗索夫等。在宣传形式上，主要是召开功臣报告会，使官兵目睹英雄的风采，传递祖国人民的支持；召开庆功会，引导官兵尊功爱功、崇尚功臣；充分利用功臣事迹专辑、英模卡片、报刊、英模画册、功臣榜等载体以及墙报、歌曲、快板等艺术形式宣传英模事迹。通过对英模事迹广泛、深入的学习宣传，在部队中形成了一种尊英雄、学英雄、当英雄的浓厚氛围。 （二）广泛开展杀敌立功运动，强化争做英雄的荣誉感。志愿军的立功运动，是建立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基础上的革命英雄主义运动。它既是党的群众路线最生动活泼的实践，又是我军官兵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举措，是发动群众、完成战争任务的最强有力的精神武器。根据战争的阶段性特点，志愿军部队先后提出了“狙击杀敌立功”“坚守阵地立功”“筑城找窍门立功”等口号。各军兵种根据自身的战斗特点提出了适合自身任务的立功要求和标准。如运输部队提出了“一要（要完成任务）、三爱（爱伤员、爱物资、爱车辆）、安全行车立功”；工程部队提出了“劳动加智慧，保证工程质量”的立功标准；通信部队提出了“勇敢加技术，做到通信迅速、保密、无差错”的要求等。[5]针对各部队立功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志愿军依据总政治部下发的《解放军立功与奖励工作条例（草案）》，制定了《志愿军立功条例（草案）》，进一步对立功标准和报功、评功、批功等步骤进行了详细的规范，并对各级英雄称号的授予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为了在节奏快、强度高的战斗中，及时激励官兵斗志，许多部队采取了“即打即评”方式，开展在战斗过程中评功、奖功活动。3年间，除了涌现出30多万名功臣，5943个英模单位外，朝鲜政府授予我军干部、英雄、模范和功臣的勋章、奖章有526354枚，其中授予彭德怀司令员和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杨连弟、邱少云、伍先华、胡修道、杨育才、杨春增、李家发、许家朋等12位同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这些数字能够充分说明志愿军开展立功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印证了志愿军英雄文化培塑的丰硕成果。
（三）进行本单位光荣传统教育，增强英雄传承的责任感。志愿军部队是由各野战部队抽调组成的，历经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可以说都是身经百战、功勋卓著，每支队伍都有自己的光荣传统和历史荣誉，这些用血与火淬炼出的“红色基因”不仅是全体官兵的传家宝，也是培塑英雄的“营养剂”。在激烈残酷的朝鲜战场上，广大指战员为了“捍卫传统荣誉”，用英勇无畏的行动诠释了“英雄传人”的铮铮誓言。如1953年3月，志愿军47军141师3连在“老秃山”战斗前，连队指导员结合战斗动员对全连进行了回忆光荣历史教育，将连队过去所获得的奖旗和奖状全部展出，并给战士详细讲解了每一面奖旗、每一幅奖状、每一枚勋章的来历；要求有功战士将自己的“抗美援朝纪念章”“军功章”和勋章统统挂在胸前，引导全连官兵珍视前辈创造的荣誉，以此激发官兵们维护荣誉、再立新功的责任感。有的部队除了回顾历次战争中本部队的经典战例和突出贡献外，还邀请战斗亲历者讲述荣誉的来历。如1953年7月，在抗美援朝战争最后一战金城反击战打响前，作为毛泽东和朱德亲手创建的部队，工程兵部队某团红1连专门邀请老连长、时任团长于海波为官兵讲述连队20多年的战斗传统。听完老连长的介绍，连队战士普遍表示：“我们是老红军的后代，参加这次战役，一定要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机智灵活的战斗作风，为红色连队增添新的光彩！”[6]
三、坚持用灵活多样的宣传鼓动激励官兵
战斗意志，营造英雄文化培塑的浓厚氛围
（一）以丰富多彩的战地文化工作鼓舞官兵斗志。战地文化工作是丰富部队业余生活，激励官兵战斗意志的重要途径。越是激烈艰苦的战争环境，越需要丰富的文化生活鼓舞斗志。入朝作战初期，由于志愿军防空力量较为薄弱，白天战士们只能躲在工事里，等待黑夜再进行战斗。在漫长的空闲时间里，战士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自娱自乐地开展了各具特色的文艺活动。如看到东北籍的战士唱起“二人转”，其他地方入伍的战士也争相哼起了自己家乡的小调。河南籍的小战士利用美国的炮弹壳、朝鲜的木头、祖国的马尾再加上铜丝自制了一把“两洲三国胡琴”。有的战士在行军中即兴作诗：“十一号汽车有力气，要带很多好东西，能爬山，能过河，一天要开几十里。”[7]这些战士自我创造的文艺作品，不仅形象地反映了运动战的特点，同时也洋溢着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第三次战役后，志愿军政治部为加强对各部队文化活动的组织领导，要求各军、师文工团（队）将文艺工作者调往战地一线，促使战地文化活动蓬勃开展，帮助基层连队创建用于开展文化活动的“阵地之家”，建立“阵地电影院”“阵地娱乐休息棚”等，开展说唱、歌咏、读书、朗诵、舞蹈、戏剧和小型的体育活动。[8]志愿军部队还普遍在连队建立了俱乐部和图书馆，为坑道和阵地补充了大量的书报杂志和棋牌、球类、乐器、收音机等文娱器材，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二）以真实可信的英雄事迹宣讲厚植官兵信心。举办战斗英雄事迹报告会，是一种说服力和感染力很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宣传教育方式。来自志愿军官兵中的战斗英雄，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对战斗过程、实践经验、成长经历的宣讲，不仅能够生动还原真实激烈的战场环境，而且能够帮助大家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树立敢于打大仗、恶仗的信心。如1953年3月26日，志愿军第40军邀请参加上甘岭战役的12名战斗英雄代表，分3个小组在全军巡回报告上甘岭战役的战斗历程。历时6天的英雄事迹报告，共举行了17场，7685人参加。报告团所到单位，英雄代表们都受到了官兵热烈的欢迎和无限的崇敬。在报告结束后，各单位均集中一周的时间进行座谈学习，激发了大家杀敌立功的热情，广大官兵普遍感到对接下来的大仗、恶仗有了必胜信心。
（三）以“来来往往”的归国代表报告提振官兵士气。在历时2年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同时存在着两个“战场”，一个是后方人民群众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战场”，一个是前线志愿军官兵英勇顽强打击侵略者的战场。两个战场之间，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穿起密切联系、相互鼓舞的红线，相互开展立功运动和革命竞赛，相互派出代表慰问学习、交流经验。为此，志愿军部队组建了归国英雄代表团，在前方与后方、中国与朝鲜、祖国人民与志愿军之间开辟了一条精神通道，让祖国人民紧紧与朝鲜战场上“最可爱的人”站在一起，以崭新的形式演绎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问天下谁能敌”的历史画卷。归国英雄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是送出去，就是将志愿军在前线的英勇斗争事迹宣传出去，以此鼓舞全国人民；二是带回来，就是要将祖国人民的支援与爱戴带回朝鲜战场，使广大指战员从中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如二级战斗英雄姚显儒在听了报告团成员的宣传后，以“立大功向祖国亲人报喜，去见毛主席”为口号，只身排除200多个地雷、成功破坏300多个地雷，最终成为英模代表见到了毛泽东。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志愿军部队将无产阶级先进的、契合战争需要的英雄观念，以军事文化為载体，通过行之有效的英雄文化培塑，植入广大官兵的头脑，让英雄不再是远离人群的神灵，而是活跃在广大官兵身边的血肉之躯，最终将英雄人物身上闪耀的思想光芒化为官兵英勇作战的革命斗志，从而铸就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军英雄文化培塑特有的价值高地。
参考文献
[1][2][5]姜思毅.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第4卷）[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55.56.115.
[3][7]杜平.杜平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15.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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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纯辉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周郑系71622部队指导员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