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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丹毛：
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曾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发展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并担任过《发现》杂志社主编。现任北京金博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创办了北京国际金融博览会及北京四季房展会。
TIDE：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永远成不了世界强国，因为“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在《文化精神》一书中您提出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忧思，那么您认为在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舞台上，中国作为大国，应如何把握自身发展的方位？
吴丹毛：时至天命之年，世界经济出了问题。在忧思和欣慰两种心情的驱使下，我将二三十年前公开发表的一批关于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经济发展战略比较研究等问题的文章，汇集成册，贯名《文化精神》。
撒切尔夫人的断言我们可以视之为一种对中国发展的低估，但这一声刺耳的警钟也需长鸣。信息社会的负效应即：互联网、电视等媒体的高度发达正把人们引向“低智商社会”的深渊。当下的一些经济学家，股评财经人士随便讲：“房价、股价要涨了”,大家都把钱砸向市场，而当一些完全相反的声音出现时，大家又死死攥着手中的钱。低智商社会的突出特点是人们乐于盲从却懒于思考，信任他人远胜于信任自己。这使我想起一个古老的笑话：一位解差押解犯罪的和尚上府城，住店时和尚借机把他灌醉，又为他剃光了头，然后逃走。解差醒后发现少了一人，大惊失色，继而一摸光头，说道：“和尚还在，我没了！”在瞬息万变、错综交汇复杂的当代社会，小到个人，大至一个民族，都很容易“失去自我”，因此保持正确的方向感是最为重要的。在确定一个民族的走向时，我们必须首先回答一个古老的宗教问题，也是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我是谁”。
事实上，世界上所有成功民族都能够十分明确地认识到“我是谁”。美国，没有人会否认它是最发达的西方强国之一，而它的个性又是如此的鲜明；德国，曾经两次“执着”地给人类带来世界性的灾难，而一旦反省，又是如此“执着”地反对“纳粹主义”，并以这份“执着”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辉煌的经济成就；韩国，其经济发展如此依赖于美日，但在“教科书”、“独岛”等问题上是如此旗帜鲜明地对日本说“不”！据说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具备了彩色电视机的生产能力，但为了抑制国内消费，韩国居然十年不建彩色发射台！十年的彩电出口创汇，换回国家建设所需的交通、通讯、能源设施，这正是民族意识的生动体现。
回顾我们的发展历程，很庆幸我们的民族没有陷入长期动荡，甚至像原苏联那样解体，而儒家思想的“积极进取”、“中庸”、“和谐”精神又是如此深入人心。同时我们也在担忧下一代由于“哈韩”、“哈日”现象而忘记“我是谁”。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没有一个崛起的大国不具有生动鲜明的个性。一味模仿他人而丧失自我是十分危险的。我们的祖先曾经有许多词汇对此加以形容，比如“东施效颦”，比如“邯郸学步”……
《文化精神》是我青年时代对中国文化思考的结晶。思考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一个国家的国民如果没有吃苦的精神，这个国家就会丧失创新的力量，这点忧思告诫青年一代需警钟长鸣！
TIDE：《文化精神》一书中，您专辟章节剖析“合金文化”是日本社会成功发展的奥秘。在您看来，日本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
吴丹毛：我认为“合金文化”是日本经济奇迹产生的奥秘。合金文化是指多种信仰、多种价值观、多种是非观以及世界各个民族能为我所用的一切并存一体，并不断地对各种外来文化进行改造性吸收从而丰富主体。日本摄取了中国人民创造的东亚文明，又兼收了西方科学技术，达到了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其传统文化依附于现代化的进程，成为借助传统实现现代化的典范。
日本是最早建成现代化的亚洲国家。它是一种“东方式的资本主义”。日本的现代化充分利用了本民族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现代化萌生、发展的因素，而不是割裂传统。日本文化传统具有以下典型内涵：强调“忠”的义务，推崇权威，哪怕是一个并无实际意义的“虚君”。事实上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成为内聚核心的象征；与此相关，注重等级与序列；强调集体主义，善于团体协作，追求集团效益，因而崇尚个人牺牲；家族意识浓重，但不注重血缘关系。按照西方模式进行分析，上述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几乎是完全悖逆的。但日本却能非常巧妙地借用传统文化资源推进现代化的发展：利用对权威的崇拜和集体归属感加强社会的整合能力；以年功序列和等级制度避免无益的竞争，减少组织内耗，降低交易成本；并不看重血缘关系的家族观念造就了一个个“功能（互利协作）团体”，它们具有强大的自组织能力，因为具备了这一社会基础，使崇尚权威的日本人既可以“虚君”作为社会内聚力的核心，又可避免因崇拜权威导致“实君”而专制。而家族式管理则能够通过命运共同体的形式增加归属感，强化集体意识，避免竞争不足的后果，还可以通过家长的权威推行企业规范。日本是在传统文化躯壳里装进了现代社会的文化内涵，其实质已经发生了改变。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世界文化会越来越趋于一体化，但一体化并不是抹去民族特色，相反却是使民族特色进一步得到加强。
TIDE：有人说“文化赤字”越来越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短板，您怎样看待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吴丹毛：面对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相互依存格局中出现的危机，应以大国文化观的意识审视判别。危机是由经济引发出的文化问题，是对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再次考量。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和道德力量。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根本目的是对内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外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对此，我感到振奋和欣慰，因为在二三十年前，我就曾从文化学的角度出发，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两方面的问题进行过思考。精读审视后，发现对中国文化的一些研究观点现在看来仍具有历史、时代的价值，可立言传承。
中国应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复兴，因为西方文化是以个人为本位追求物质利益，因此崇尚科学和民主；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注重现实社会问题。在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西方，面临着环境污染、资源紧缺、核恐怖的战争威胁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迫感中庸、和谐是可以挽救西方的灵丹妙药。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互以对方为重的思想是未来世界的前途，必将取代个人本位、自我中心思想。西方社会是物质支配人的社会，它最终必将被人支配物的社会所取代，所以中国文化尊重自然，推崇伦理和实践，应该被西方人效仿。
TIDE：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相互依存的发展格局中，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历史资源丰富的文化大国，应该在当下世界面临的这场危机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
吴丹毛：一个在世界上真正拥有支配地位的国家，它必须在文化上有引领世界的力量，文化概念的核心就是价值观，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国家能否堪称文化大国，根本的标志要看它是否具有塑造先进价值观的力量，并能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社会的演进中具有无与伦比的伟大的统一能力。她曾在人类文明史上创造过举世公认的封建文明。面对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它以坚韧的文化底蕴顽强地抵御这种不平等的强制性文化输入，并保持着民族的完整性。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讲：“……就中国人来说，数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向世界显示了这种政治、文化上的统一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
义务本位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西方现代化的伟大成果之一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物质等荣华的影子背后，实际上还存在许多非人道的因素，而人类社会的未来，要求世界各民族必须凝聚一种以奉献为主体的义务价值观。中国文化的历史遗产必须为人类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的民族性格。中国现代化进程奋发努力的动因来自于过去近200年的屈辱的历史，也来自于过去几千年中华文明的积累。这种积攒下来的历史能量还没有完全地迸发出来，中国一定会继续改革开放。而“天人合一”、“中庸之道”、“厚德载物”这些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文化精髓告诉世人：世界经济要均衡发展、包容共赢、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这是一种更高境界的领悟，一种更为智慧的进取。
TIDE:您曾倡导知识分子要坚持“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实践理念，请简要概述《文化精神》一书，这本书的出版体现了您怎样的文化探索之旅？
吴丹毛：《文化精神》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从文化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总结，揭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制约因素及中国文化复兴的出路。第二部分国际化与经济战略比较研究。在对部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格局中，中国应以全球化的视野选择适合于自身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三部分主要收录了媒体对我的一些专访文章。
做为一名知识份子，我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时至七十年代末，率先引爆的中国农村改革开启了中华民族富民强国的现代化之路。在那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我有幸投入到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发展研究所担任所务秘书、负责科研联络工作期间，在所长王岐山，副所长陈锡文、林毅夫、杜鹰，学长邓英淘、周其仁的引领下，积极参与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实践，并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视角入手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非经济因素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八十年代末我和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创办了《发现》杂志和北京海外人才研究会。对知识份子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发展之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九十年代至今，我从事会展经济的研究与实践，创办了北京国际金融博览会和北京四季房展会，并继续专注于对中国文化本源与人类文明出路的深度思考。
在全球经济竞赛的舞台上，中国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努力拼搏，就经济总量的实力而言已经可以和这个世界论短长。但是，如果不把文化复兴和文化发展放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战略位置来认真对待，必将酿成历史性的重大失误。判断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崛起不应是简单的不断刷新的GDP，更不是庞大的蒸蒸日上的外汇储备，应该是由一代又一代人像修筑长城一样传承下来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愚公移山、锲而不舍的文化精神。
我认为未来的世界文化既不会是全盘西化，也不会简单而言是“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它将呈现出一体化和多元化共存的趋势。一体化意味着世界文化将成为一个整体；多元化则表现为各民族文化的共存。我们应以自己的努力使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占有更加突出的地位。
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曾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发展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并担任过《发现》杂志社主编。现任北京金博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创办了北京国际金融博览会及北京四季房展会。
TIDE：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永远成不了世界强国，因为“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在《文化精神》一书中您提出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忧思，那么您认为在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舞台上，中国作为大国，应如何把握自身发展的方位？
吴丹毛：时至天命之年，世界经济出了问题。在忧思和欣慰两种心情的驱使下，我将二三十年前公开发表的一批关于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经济发展战略比较研究等问题的文章，汇集成册，贯名《文化精神》。
撒切尔夫人的断言我们可以视之为一种对中国发展的低估，但这一声刺耳的警钟也需长鸣。信息社会的负效应即：互联网、电视等媒体的高度发达正把人们引向“低智商社会”的深渊。当下的一些经济学家，股评财经人士随便讲：“房价、股价要涨了”,大家都把钱砸向市场，而当一些完全相反的声音出现时，大家又死死攥着手中的钱。低智商社会的突出特点是人们乐于盲从却懒于思考，信任他人远胜于信任自己。这使我想起一个古老的笑话：一位解差押解犯罪的和尚上府城，住店时和尚借机把他灌醉，又为他剃光了头，然后逃走。解差醒后发现少了一人，大惊失色，继而一摸光头，说道：“和尚还在，我没了！”在瞬息万变、错综交汇复杂的当代社会，小到个人，大至一个民族，都很容易“失去自我”，因此保持正确的方向感是最为重要的。在确定一个民族的走向时，我们必须首先回答一个古老的宗教问题，也是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我是谁”。
事实上，世界上所有成功民族都能够十分明确地认识到“我是谁”。美国，没有人会否认它是最发达的西方强国之一，而它的个性又是如此的鲜明；德国，曾经两次“执着”地给人类带来世界性的灾难，而一旦反省，又是如此“执着”地反对“纳粹主义”，并以这份“执着”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辉煌的经济成就；韩国，其经济发展如此依赖于美日，但在“教科书”、“独岛”等问题上是如此旗帜鲜明地对日本说“不”！据说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具备了彩色电视机的生产能力，但为了抑制国内消费，韩国居然十年不建彩色发射台！十年的彩电出口创汇，换回国家建设所需的交通、通讯、能源设施，这正是民族意识的生动体现。
回顾我们的发展历程，很庆幸我们的民族没有陷入长期动荡，甚至像原苏联那样解体，而儒家思想的“积极进取”、“中庸”、“和谐”精神又是如此深入人心。同时我们也在担忧下一代由于“哈韩”、“哈日”现象而忘记“我是谁”。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没有一个崛起的大国不具有生动鲜明的个性。一味模仿他人而丧失自我是十分危险的。我们的祖先曾经有许多词汇对此加以形容，比如“东施效颦”，比如“邯郸学步”……
《文化精神》是我青年时代对中国文化思考的结晶。思考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一个国家的国民如果没有吃苦的精神，这个国家就会丧失创新的力量，这点忧思告诫青年一代需警钟长鸣！
TIDE：《文化精神》一书中，您专辟章节剖析“合金文化”是日本社会成功发展的奥秘。在您看来，日本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
吴丹毛：我认为“合金文化”是日本经济奇迹产生的奥秘。合金文化是指多种信仰、多种价值观、多种是非观以及世界各个民族能为我所用的一切并存一体，并不断地对各种外来文化进行改造性吸收从而丰富主体。日本摄取了中国人民创造的东亚文明，又兼收了西方科学技术，达到了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其传统文化依附于现代化的进程，成为借助传统实现现代化的典范。
日本是最早建成现代化的亚洲国家。它是一种“东方式的资本主义”。日本的现代化充分利用了本民族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现代化萌生、发展的因素，而不是割裂传统。日本文化传统具有以下典型内涵：强调“忠”的义务，推崇权威，哪怕是一个并无实际意义的“虚君”。事实上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成为内聚核心的象征；与此相关，注重等级与序列；强调集体主义，善于团体协作，追求集团效益，因而崇尚个人牺牲；家族意识浓重，但不注重血缘关系。按照西方模式进行分析，上述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几乎是完全悖逆的。但日本却能非常巧妙地借用传统文化资源推进现代化的发展：利用对权威的崇拜和集体归属感加强社会的整合能力；以年功序列和等级制度避免无益的竞争，减少组织内耗，降低交易成本；并不看重血缘关系的家族观念造就了一个个“功能（互利协作）团体”，它们具有强大的自组织能力，因为具备了这一社会基础，使崇尚权威的日本人既可以“虚君”作为社会内聚力的核心，又可避免因崇拜权威导致“实君”而专制。而家族式管理则能够通过命运共同体的形式增加归属感，强化集体意识，避免竞争不足的后果，还可以通过家长的权威推行企业规范。日本是在传统文化躯壳里装进了现代社会的文化内涵，其实质已经发生了改变。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世界文化会越来越趋于一体化，但一体化并不是抹去民族特色，相反却是使民族特色进一步得到加强。
TIDE：有人说“文化赤字”越来越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短板，您怎样看待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吴丹毛：面对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相互依存格局中出现的危机，应以大国文化观的意识审视判别。危机是由经济引发出的文化问题，是对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再次考量。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和道德力量。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根本目的是对内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外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对此，我感到振奋和欣慰，因为在二三十年前，我就曾从文化学的角度出发，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两方面的问题进行过思考。精读审视后，发现对中国文化的一些研究观点现在看来仍具有历史、时代的价值，可立言传承。
中国应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复兴，因为西方文化是以个人为本位追求物质利益，因此崇尚科学和民主；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注重现实社会问题。在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西方，面临着环境污染、资源紧缺、核恐怖的战争威胁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迫感中庸、和谐是可以挽救西方的灵丹妙药。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互以对方为重的思想是未来世界的前途，必将取代个人本位、自我中心思想。西方社会是物质支配人的社会，它最终必将被人支配物的社会所取代，所以中国文化尊重自然，推崇伦理和实践，应该被西方人效仿。
TIDE：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相互依存的发展格局中，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历史资源丰富的文化大国，应该在当下世界面临的这场危机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
吴丹毛：一个在世界上真正拥有支配地位的国家，它必须在文化上有引领世界的力量，文化概念的核心就是价值观，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国家能否堪称文化大国，根本的标志要看它是否具有塑造先进价值观的力量，并能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社会的演进中具有无与伦比的伟大的统一能力。她曾在人类文明史上创造过举世公认的封建文明。面对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它以坚韧的文化底蕴顽强地抵御这种不平等的强制性文化输入，并保持着民族的完整性。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讲：“……就中国人来说，数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向世界显示了这种政治、文化上的统一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
义务本位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西方现代化的伟大成果之一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物质等荣华的影子背后，实际上还存在许多非人道的因素，而人类社会的未来，要求世界各民族必须凝聚一种以奉献为主体的义务价值观。中国文化的历史遗产必须为人类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的民族性格。中国现代化进程奋发努力的动因来自于过去近200年的屈辱的历史，也来自于过去几千年中华文明的积累。这种积攒下来的历史能量还没有完全地迸发出来，中国一定会继续改革开放。而“天人合一”、“中庸之道”、“厚德载物”这些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文化精髓告诉世人：世界经济要均衡发展、包容共赢、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这是一种更高境界的领悟，一种更为智慧的进取。
TIDE:您曾倡导知识分子要坚持“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实践理念，请简要概述《文化精神》一书，这本书的出版体现了您怎样的文化探索之旅？
吴丹毛：《文化精神》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从文化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总结，揭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制约因素及中国文化复兴的出路。第二部分国际化与经济战略比较研究。在对部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格局中，中国应以全球化的视野选择适合于自身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三部分主要收录了媒体对我的一些专访文章。
做为一名知识份子，我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时至七十年代末，率先引爆的中国农村改革开启了中华民族富民强国的现代化之路。在那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我有幸投入到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发展研究所担任所务秘书、负责科研联络工作期间，在所长王岐山，副所长陈锡文、林毅夫、杜鹰，学长邓英淘、周其仁的引领下，积极参与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实践，并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视角入手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非经济因素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八十年代末我和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创办了《发现》杂志和北京海外人才研究会。对知识份子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发展之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九十年代至今，我从事会展经济的研究与实践，创办了北京国际金融博览会和北京四季房展会，并继续专注于对中国文化本源与人类文明出路的深度思考。
在全球经济竞赛的舞台上，中国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努力拼搏，就经济总量的实力而言已经可以和这个世界论短长。但是，如果不把文化复兴和文化发展放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战略位置来认真对待，必将酿成历史性的重大失误。判断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崛起不应是简单的不断刷新的GDP，更不是庞大的蒸蒸日上的外汇储备，应该是由一代又一代人像修筑长城一样传承下来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愚公移山、锲而不舍的文化精神。
我认为未来的世界文化既不会是全盘西化，也不会简单而言是“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它将呈现出一体化和多元化共存的趋势。一体化意味着世界文化将成为一个整体；多元化则表现为各民族文化的共存。我们应以自己的努力使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占有更加突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