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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民生问题主要已不是温饱问题,而是民权问题次生出来的问题。
百年中国转型:革命收获成功,社会却收获失败
近百年来,没有哪个国家民族像中国这样渴望发展与转型,也没有哪个国家民族像中国这样,转型过程中充满血与火的洗礼,充满艰难险阻。清政府向君主立宪制转型,失败了,因为改良转型的速度,快不过革命的速度。国民党政府希望通过军政向训政、宪政转型,失败了,因为它也快不过共产主义革命统一全中国的速度。
1949年共和国建政后,分田到户使农民感受到“耕者有其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但很快,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化通过“大跃进”的快速推进,各家各户的生产与生活资料统一集中到公社,整个自然经济的小农业社会直接进入集体化的大农业社会,造成3年大灾难。据已解密的资料,饿死人数达3700多万。当时的执政者主导的社会转型,不是根据现实生活,而是根据理想与意识形态。
社会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强力推进或强力阻止,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清政府在需要向世界经济开放转型的过程中,以“天下唯我独尊”的姿态与西方列强抗衡,结果割地赔款,元气大伤。内忧外患,又不能审时度势及时把政治转型到宪政,所以清政府失去江山,国家失去和平。而民间社会呢,有义和团这样的暴力组织,还有其他激进的革命同盟,只主张暴力革命,容不得渐进的政治与社会改良。总想一蹴而就,直接进入自由民主宪政的新时代。民间的激进与执政者的保守,水火不容。没有转型与改良,只有暴力与革命。革命获得了成功,但社会收获了失败;革命者得到了政权,但社会失去了和平与改良的心态与思维。
革命过程不仅是推翻权贵的暴力过程,也是摧毁民间社会基本组织结构的过程。革命成为目的与价值,一切的牺牲献身都是为了未来的乌托邦制度,革命因此成为一种宗教精神。也正因此,才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革命到底是个什么状态,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而且个人灵魂深处还要“闹革命”。
近百年的动荡、外侵与内乱,使中国一度失去成为世界文明大国的机遇,又失去了民间社会。直到改革开放,中国才一切从头再来,回归常识,回归传统文化,重建社会生态。
可以看出,“革命”想使中国完成转型,直接进入幸福美好的理想社会,但它一没有民间社会,只有权力主导下的政治组织;二没有思想与理性,只有主义与语录,成为全民读本;三没有科学技术服务于生产力,只有通过人力获取难以自给的生活必需品。没有私人社会,没有公民权益,没有独立思想的自由与空间,没有市场经济,没有民间的表达渠道,所以,自上而下的一些反常识、反人性的举措可以大行其道,这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性道德的伤害,是深远而隐匿的。
30年前的改革是加法,如今的转型需要减法
强大的权力意志与暴力相结合,想改变的不仅是中国社会,还有人性。信仰与知识启蒙、科技力量都没能有效地制约非理性的权力意志,反常识的知识阶层助纣为虐,加深了国家灾难。这种灾变深入家庭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使社会群体失去互信。没有互信就没有互助与协力,就不能形成精神与文化的共同体,因而,社会道德灰质化成为令人痛心的现实。
而近30年来,中国的转型多源于自下而上的需要。安徽小岗村农民分田到户,完全是生活困窘所迫,使整个中国农村从公社集体化向个体化转型,农民温饱问题几年之内得以解决;思想领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使“两个凡是”的教条观念破产,中国政治走上了实事求是的路线,“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观念的转型带来政治生活与社会实践的转型。后来对商品经济的认同、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促使经济获得自由。从农民的种田自由到工商业者的经商自由,使中国经济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我们的现状是权力主导地方经济发展。权力既是地方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也带来了严重问题:一是地方政府企业化,权力与资本相结合,产生了难以遏制的腐败;二是权力与责任不对等,权力不受监督与制约,使地方的经济、社会、自然生态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所以,现在面临的迫切问题是权力转型,也就是需要寻找政治改革的突破口。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为什么困难重重?因为30年前的改革是加法,它使冤假错案得以平反,使农民获得土地使用权,使年青一代获得上大学的机会,使所有人获得经济自由与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而30年过去,现在的转型,对权贵集团来说,是一种减法,其权力将受到更多的限制,自上而下的管治变成自下而上的要求,权力让位于服务。阳光下的问责制、票选制、政务公开等,都将深刻影响每一个权力阶层,转型因此步履艰难。
一些权力单向、强行地“为人民服务”
政治权力,在政府手中;经济权力,应该在工商业者手中;知识权力,在知识分子手中;民意权力,在民间社会。
权力可以理解为权衡的能力、调节社会的能力,它还是改变观念的能力、促进进步与发展的能力、变革的能力。权力通过分配来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通过改革与转型来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执政党提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央政府提出“权为民所用”,使我们看到共和国权力的最终归属。
现在的问题是“权力的单面性”,即一些权力部门单向、强行地“为人民服务”。譬如城管为城市服务,一味地要求城市整洁,而不顾流动人口的生存压力与合理的摆摊权;城市拆迁,大造新城,不尊重原住民的权利主张,引发各种严重冲突。
《新京报》报道,2010年1月7日,江苏邳州市河湾村,200多名男子手持棍棒、砍刀,欲强行征用该村耕地,与前来护地的百余村民发生冲突,村民一死一伤。当地警方称,涉嫌行凶的30人被控制,其中包括河湾村支部书记孙孝军。当地政府曾动用防暴警察抢尸。
《潇湘晨报》报道,2010年1月18日,重庆市奉节中学师生为保护学校土地,阻止开发商奉节宏安投资有限公司挖土作业。但施工方拒不理会,采取危险方式野蛮施工,据说还叫嚣“挖死一个赔二十万”,结果导致塌方事故,11名教师被埋,其中数人受伤。
这样的案例越多,无法获得法律公平对待的底层民众也就越多,人们对政府与社会不满的情绪就会越来越大,只要有导火索,就会引发地方骚乱。
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对垒,个人是无力抗衡的,不可能形成有效的抗争与博弈。这样,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推土机就所向披靡,“发展”获得了效率,GDP获得了提升,开发商获得利益,为开发商保驾护航的官员更是中饱私囊。最近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指出,昆明地价并不高,而房价却高过其他地区,中间的利益就是贪腐官员的利益。地方政府权力一家独大,与其他部门形成利益共同体,任何个人的权益在这样强大的权力同盟面前,都只能成为落荒者。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成为一场劫贫济富的行政游戏。游戏的一方,是权力与资本合力,另一方是被拆迁的个体与购房的个体。被拆迁者无法分享城市发展带来的利益,房子只能被低价拆除;想在城市获得生存空间的购房者,只有押上未来几十年的积蓄,变成房奴。地产带来的巨额收益,使政府坐大,使城墙做高,使市民变穷,使中产阶级消亡,使公民幸福指数变低,使国家的未来被绑架。
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就深刻地指出,要造幸福之城,不要造所谓的大城市。现在我们的城市在摊大饼一样无限做大,追求的不是幸福,而是利益。城市边缘的农村土地不断通过特权释放出巨额效益,因为土地的规划权与审批权掌握在有关部门手中,农民或市民的土地都成为权力者的囊中之物。传说在雅典城邦形成之初,英雄忒修斯让周边的农民转移到城邦之中,以增加城邦的力量,同时答应农民的村庄议会权力保持不变,可就城邦事务发表意见,说同意或不同意,享有选举与被选举权。中国现在推行的城镇化,是不是也考虑到了城镇居民的相关权力与利益?没有公民权力保障的城镇社会,是单面或单向的社会,行政权力将主宰一切。
那么谁来代表民众的利益?市民代表在哪里?民间组织在哪里?只有一种声音还微弱存在,就是媒体的报道与知识分子的呼吁,但均形不成博弈的力量。应该体现力量的是地方人大与政协,还有公检法。人大、政协应该代表民众的利益,公检法应该是独立的追求公平正义的权力,但它们缺乏独立性。
民生问题主要已不是温饱,而是民权
我们现在整日听到的是县域经济,谁听过县域文化?抑或县域政治?
人们甚至将现在的经济快速发展看成县域经济竞争的结果。县域经济竞争有利的一面,就是使县市领导有压力,对招商引资充满激情与热望,给国家创造GDP;不利的一面,就是为经济而经济,为GDP而不顾牺牲地方环境生态、土地所有者权益、劳工权益等,使整个政府变成一个招商企业,一些县市将招商引资任务下派到每一个工作人员身上,完不成任务就会扣减工资甚至下岗。
一旦出现负面新闻事件,一些地方政府害怕牵连出更多的地方社会问题,就不惜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扑灭新闻苗头,或限制记者采访,或威胁新闻当事人,甚至借用非法手段达到目的。县市级政府如果不进行有效的政改,使之向现代民主转型,便会直接造成社会动荡,甚至威胁到国家安全。
让一头牛改变方向,要牵牛鼻子;让马改变方向,需牵制马的缰绳。中国社会转型,应该是政治理念的转型。执政党提出政府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即政府要成为中立者,而非开发与发展的主持者,更不能与开发商共谋,使发展成为脱缰的野马。否则,整个社会会因此而疲于奔命,社会劳动者被快速的发展所奴役,不追逐发展,就有被社会遗弃的感觉;而追逐社会发展,因为权益没有保障,则成为被奴役者,失去安全感与安详感,更何谈幸福感?
理想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全面转型,现实的转型则应从基层开始。我们能够看到的政治转型则是乡以下的海选与村长选举,但由于村庄已空心化,加之村庄对当代经济社会影响力甚微,所以,村民代表的选举或村长的选举,只能说是民主政治的培育与试验。加之村庄多是族姓聚居,不免受制于族姓影响,时有大面积的小贿赂事件发生,这使得村庄级的政治转型失去应有的意义与价值。
如果政治转型从县市级政府开始,将使中国转型出现很大的改观。县市一级可以开放民间组织的活动空间,特别是关涉公共利益的组织,譬如出租车司机工会、民间慈善组织、环卫工人工会,外来务工者工会等,使底层民众有真正的社会组织,并可以维护自身的权益;让民间的成为民间,让政府的成为政府。现在是政府包办了所有民间的组织,使民间成为没有责任也没有权力的民间,民间社会因此成为无智力、无组织能力、无慈善行为的灰质化民间。集体无力感与无助感充溢民间社会心态,所以,只有旁观者与围观者。这不是民间社会自己的错误,而是政府包办一切造成的。
笔者建议,各民主党派可到县市级成立分支委员会,发展党员,进而竞选县市长,使多党合作制在地方上形成竞争机制,以激活地方民主活力,使各党派在竞争中互相监督,并争取政协与人大代表的席位。各地落户基层的大学生、研究生可参加各地的竞选,使中国新生的知识分子力量进入民间社会,服务于民间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也使新生代知识人有政治发展空间。
在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与最低生活保障落实后,土地就可以进入市场流转,因为农民与城市市民一样,获得了生活与医疗保障,已无后顾之忧。如果土地真正成为农民的私有财产,将使中国农村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它产生的经济能量,不会小于当年小岗村分田到户的承包制。现在的土地如同支票,农民自己没有账户,只能由政府账户来兑现,而且许多都是强行的不公平的兑现,造成的社会冲突莫不因此而起。只有将土地落实到具体的家庭中,成为各个家庭的私有财产,农民才能真正珍惜土地,并让土地发挥长远效益。
改革开放30年,民生问题主要已不是温饱问题,而是民权问题次生出来的问题。公民权益没有得到有效保障,政府权力不能得到有效制约——权力失衡造成诸多社会乱象,需要我们正本清源,需要主流社会通过政治改革实现权力的真正转型。
百年中国转型:革命收获成功,社会却收获失败
近百年来,没有哪个国家民族像中国这样渴望发展与转型,也没有哪个国家民族像中国这样,转型过程中充满血与火的洗礼,充满艰难险阻。清政府向君主立宪制转型,失败了,因为改良转型的速度,快不过革命的速度。国民党政府希望通过军政向训政、宪政转型,失败了,因为它也快不过共产主义革命统一全中国的速度。
1949年共和国建政后,分田到户使农民感受到“耕者有其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但很快,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化通过“大跃进”的快速推进,各家各户的生产与生活资料统一集中到公社,整个自然经济的小农业社会直接进入集体化的大农业社会,造成3年大灾难。据已解密的资料,饿死人数达3700多万。当时的执政者主导的社会转型,不是根据现实生活,而是根据理想与意识形态。
社会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强力推进或强力阻止,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清政府在需要向世界经济开放转型的过程中,以“天下唯我独尊”的姿态与西方列强抗衡,结果割地赔款,元气大伤。内忧外患,又不能审时度势及时把政治转型到宪政,所以清政府失去江山,国家失去和平。而民间社会呢,有义和团这样的暴力组织,还有其他激进的革命同盟,只主张暴力革命,容不得渐进的政治与社会改良。总想一蹴而就,直接进入自由民主宪政的新时代。民间的激进与执政者的保守,水火不容。没有转型与改良,只有暴力与革命。革命获得了成功,但社会收获了失败;革命者得到了政权,但社会失去了和平与改良的心态与思维。
革命过程不仅是推翻权贵的暴力过程,也是摧毁民间社会基本组织结构的过程。革命成为目的与价值,一切的牺牲献身都是为了未来的乌托邦制度,革命因此成为一种宗教精神。也正因此,才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革命到底是个什么状态,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而且个人灵魂深处还要“闹革命”。
近百年的动荡、外侵与内乱,使中国一度失去成为世界文明大国的机遇,又失去了民间社会。直到改革开放,中国才一切从头再来,回归常识,回归传统文化,重建社会生态。
可以看出,“革命”想使中国完成转型,直接进入幸福美好的理想社会,但它一没有民间社会,只有权力主导下的政治组织;二没有思想与理性,只有主义与语录,成为全民读本;三没有科学技术服务于生产力,只有通过人力获取难以自给的生活必需品。没有私人社会,没有公民权益,没有独立思想的自由与空间,没有市场经济,没有民间的表达渠道,所以,自上而下的一些反常识、反人性的举措可以大行其道,这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性道德的伤害,是深远而隐匿的。
30年前的改革是加法,如今的转型需要减法
强大的权力意志与暴力相结合,想改变的不仅是中国社会,还有人性。信仰与知识启蒙、科技力量都没能有效地制约非理性的权力意志,反常识的知识阶层助纣为虐,加深了国家灾难。这种灾变深入家庭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使社会群体失去互信。没有互信就没有互助与协力,就不能形成精神与文化的共同体,因而,社会道德灰质化成为令人痛心的现实。
而近30年来,中国的转型多源于自下而上的需要。安徽小岗村农民分田到户,完全是生活困窘所迫,使整个中国农村从公社集体化向个体化转型,农民温饱问题几年之内得以解决;思想领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使“两个凡是”的教条观念破产,中国政治走上了实事求是的路线,“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观念的转型带来政治生活与社会实践的转型。后来对商品经济的认同、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促使经济获得自由。从农民的种田自由到工商业者的经商自由,使中国经济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我们的现状是权力主导地方经济发展。权力既是地方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也带来了严重问题:一是地方政府企业化,权力与资本相结合,产生了难以遏制的腐败;二是权力与责任不对等,权力不受监督与制约,使地方的经济、社会、自然生态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所以,现在面临的迫切问题是权力转型,也就是需要寻找政治改革的突破口。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为什么困难重重?因为30年前的改革是加法,它使冤假错案得以平反,使农民获得土地使用权,使年青一代获得上大学的机会,使所有人获得经济自由与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而30年过去,现在的转型,对权贵集团来说,是一种减法,其权力将受到更多的限制,自上而下的管治变成自下而上的要求,权力让位于服务。阳光下的问责制、票选制、政务公开等,都将深刻影响每一个权力阶层,转型因此步履艰难。
一些权力单向、强行地“为人民服务”
政治权力,在政府手中;经济权力,应该在工商业者手中;知识权力,在知识分子手中;民意权力,在民间社会。
权力可以理解为权衡的能力、调节社会的能力,它还是改变观念的能力、促进进步与发展的能力、变革的能力。权力通过分配来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通过改革与转型来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执政党提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央政府提出“权为民所用”,使我们看到共和国权力的最终归属。
现在的问题是“权力的单面性”,即一些权力部门单向、强行地“为人民服务”。譬如城管为城市服务,一味地要求城市整洁,而不顾流动人口的生存压力与合理的摆摊权;城市拆迁,大造新城,不尊重原住民的权利主张,引发各种严重冲突。
《新京报》报道,2010年1月7日,江苏邳州市河湾村,200多名男子手持棍棒、砍刀,欲强行征用该村耕地,与前来护地的百余村民发生冲突,村民一死一伤。当地警方称,涉嫌行凶的30人被控制,其中包括河湾村支部书记孙孝军。当地政府曾动用防暴警察抢尸。
《潇湘晨报》报道,2010年1月18日,重庆市奉节中学师生为保护学校土地,阻止开发商奉节宏安投资有限公司挖土作业。但施工方拒不理会,采取危险方式野蛮施工,据说还叫嚣“挖死一个赔二十万”,结果导致塌方事故,11名教师被埋,其中数人受伤。
这样的案例越多,无法获得法律公平对待的底层民众也就越多,人们对政府与社会不满的情绪就会越来越大,只要有导火索,就会引发地方骚乱。
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对垒,个人是无力抗衡的,不可能形成有效的抗争与博弈。这样,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推土机就所向披靡,“发展”获得了效率,GDP获得了提升,开发商获得利益,为开发商保驾护航的官员更是中饱私囊。最近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指出,昆明地价并不高,而房价却高过其他地区,中间的利益就是贪腐官员的利益。地方政府权力一家独大,与其他部门形成利益共同体,任何个人的权益在这样强大的权力同盟面前,都只能成为落荒者。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成为一场劫贫济富的行政游戏。游戏的一方,是权力与资本合力,另一方是被拆迁的个体与购房的个体。被拆迁者无法分享城市发展带来的利益,房子只能被低价拆除;想在城市获得生存空间的购房者,只有押上未来几十年的积蓄,变成房奴。地产带来的巨额收益,使政府坐大,使城墙做高,使市民变穷,使中产阶级消亡,使公民幸福指数变低,使国家的未来被绑架。
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就深刻地指出,要造幸福之城,不要造所谓的大城市。现在我们的城市在摊大饼一样无限做大,追求的不是幸福,而是利益。城市边缘的农村土地不断通过特权释放出巨额效益,因为土地的规划权与审批权掌握在有关部门手中,农民或市民的土地都成为权力者的囊中之物。传说在雅典城邦形成之初,英雄忒修斯让周边的农民转移到城邦之中,以增加城邦的力量,同时答应农民的村庄议会权力保持不变,可就城邦事务发表意见,说同意或不同意,享有选举与被选举权。中国现在推行的城镇化,是不是也考虑到了城镇居民的相关权力与利益?没有公民权力保障的城镇社会,是单面或单向的社会,行政权力将主宰一切。
那么谁来代表民众的利益?市民代表在哪里?民间组织在哪里?只有一种声音还微弱存在,就是媒体的报道与知识分子的呼吁,但均形不成博弈的力量。应该体现力量的是地方人大与政协,还有公检法。人大、政协应该代表民众的利益,公检法应该是独立的追求公平正义的权力,但它们缺乏独立性。
民生问题主要已不是温饱,而是民权
我们现在整日听到的是县域经济,谁听过县域文化?抑或县域政治?
人们甚至将现在的经济快速发展看成县域经济竞争的结果。县域经济竞争有利的一面,就是使县市领导有压力,对招商引资充满激情与热望,给国家创造GDP;不利的一面,就是为经济而经济,为GDP而不顾牺牲地方环境生态、土地所有者权益、劳工权益等,使整个政府变成一个招商企业,一些县市将招商引资任务下派到每一个工作人员身上,完不成任务就会扣减工资甚至下岗。
一旦出现负面新闻事件,一些地方政府害怕牵连出更多的地方社会问题,就不惜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扑灭新闻苗头,或限制记者采访,或威胁新闻当事人,甚至借用非法手段达到目的。县市级政府如果不进行有效的政改,使之向现代民主转型,便会直接造成社会动荡,甚至威胁到国家安全。
让一头牛改变方向,要牵牛鼻子;让马改变方向,需牵制马的缰绳。中国社会转型,应该是政治理念的转型。执政党提出政府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即政府要成为中立者,而非开发与发展的主持者,更不能与开发商共谋,使发展成为脱缰的野马。否则,整个社会会因此而疲于奔命,社会劳动者被快速的发展所奴役,不追逐发展,就有被社会遗弃的感觉;而追逐社会发展,因为权益没有保障,则成为被奴役者,失去安全感与安详感,更何谈幸福感?
理想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全面转型,现实的转型则应从基层开始。我们能够看到的政治转型则是乡以下的海选与村长选举,但由于村庄已空心化,加之村庄对当代经济社会影响力甚微,所以,村民代表的选举或村长的选举,只能说是民主政治的培育与试验。加之村庄多是族姓聚居,不免受制于族姓影响,时有大面积的小贿赂事件发生,这使得村庄级的政治转型失去应有的意义与价值。
如果政治转型从县市级政府开始,将使中国转型出现很大的改观。县市一级可以开放民间组织的活动空间,特别是关涉公共利益的组织,譬如出租车司机工会、民间慈善组织、环卫工人工会,外来务工者工会等,使底层民众有真正的社会组织,并可以维护自身的权益;让民间的成为民间,让政府的成为政府。现在是政府包办了所有民间的组织,使民间成为没有责任也没有权力的民间,民间社会因此成为无智力、无组织能力、无慈善行为的灰质化民间。集体无力感与无助感充溢民间社会心态,所以,只有旁观者与围观者。这不是民间社会自己的错误,而是政府包办一切造成的。
笔者建议,各民主党派可到县市级成立分支委员会,发展党员,进而竞选县市长,使多党合作制在地方上形成竞争机制,以激活地方民主活力,使各党派在竞争中互相监督,并争取政协与人大代表的席位。各地落户基层的大学生、研究生可参加各地的竞选,使中国新生的知识分子力量进入民间社会,服务于民间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也使新生代知识人有政治发展空间。
在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与最低生活保障落实后,土地就可以进入市场流转,因为农民与城市市民一样,获得了生活与医疗保障,已无后顾之忧。如果土地真正成为农民的私有财产,将使中国农村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它产生的经济能量,不会小于当年小岗村分田到户的承包制。现在的土地如同支票,农民自己没有账户,只能由政府账户来兑现,而且许多都是强行的不公平的兑现,造成的社会冲突莫不因此而起。只有将土地落实到具体的家庭中,成为各个家庭的私有财产,农民才能真正珍惜土地,并让土地发挥长远效益。
改革开放30年,民生问题主要已不是温饱问题,而是民权问题次生出来的问题。公民权益没有得到有效保障,政府权力不能得到有效制约——权力失衡造成诸多社会乱象,需要我们正本清源,需要主流社会通过政治改革实现权力的真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