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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中国人除了少数外交官、参展商和在当地的留学生外,绝少有机会远涉重洋去参观由欧美国家主办的世博会。张元济先生有幸得到了这样一次机会。
张元济1903年初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把“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作为出版宗旨,经过7年苦心经营,取得了很大的业绩。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以后,新式学校教育发展很快。为了更好地适应这一形势,他在1910年,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到欧美各国考察教育,主要是基础教育和特殊教育,当然兼及出版和印刷业。
7月上旬,他在游历了英国和爱尔兰之后,到达比利时。这时,布鲁塞尔世博会刚开幕不久,他就前往参观。有人说他是刻意作了这样的日程安排,但迄今没有发现可以佐证的文字资料,只能算是今人的一种推测而已。
布鲁塞尔世博会于6月27日(另一说为4月23日)开幕。这次展会最大的亮点是巴黎花园和荷兰花园,被称为世博史上最漂亮、最华丽的场地。在1900年巴黎和1908年伦敦世博会上开始形成的新巴罗克建筑风格,在布鲁塞尔世博会上更臻完美,构筑起美仑美奂的宏大建筑群。同时,新增添的殖民地和美术两项新内容,尤其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馆,完全按照北非风格布置,也同样引人注目。张元济在展览会现场,领略了当日世界的发展与风光的同时,必然十分关注中国馆的馆况。可是这一届的中国馆,不论场馆还是展品,都使他极为失望,感慨不止。他是这样描述所见景象的:
吾国会场凡五楹,居会地边隅,与法属越南及南非洲某部相比。其位置已不合矣。西人尝以建筑之形式,卜其国民之文野程度,而吾国会场独为不中不西之制。不知何取?法、德两国会场之广大,固非吾所几及。荷兰、巴西亦且不如,甚至世界至小之摩纳哥国,而犹不及焉。可无耻欤。出品有瓷,有绸缎,有扇,有画,有绣货,有漆器,然皆粗陋下等之物。零乱琐杂,无可动目(所用橱架至假诸比国博物馆)。以视日本区区数商人之出品,殆不能比其什一(日本并未以国家名义与会)。说者谓不及一苏杭广杂货店。吾先后往凡六、七次,见西人至者无几,即至亦摇首蹙额,转瞬即去。其一种鄙夷不屑之态,可以想见。
张元济关心自己的祖国,就从他这次先后“凡六、七次”参观中国馆可知。他是一位务实型的人物,他所做的绝不止于写写游记、发发感慨。后来,他在安排得十分紧凑的活动日程中,挤出时间,写了一篇在当时来说篇幅较长的文章,题为《中国出洋赛会预备办法议》,寄回国内,发表在当年9月份的《东方杂志》上。
为什么1910年世博会,中国馆的景象如此糟糕?张元济在文章中是这么分析的:一是经费不足。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清政府首次以官方形式参加,中国代表团有500人,政府从直隶、山东、江苏等11省筹集70万两(一说75万两)库平银作为参展经费。1905年比利时列日世博会,中国也投入了13万两。而1910年布鲁塞尔,仅2万两。这恐怕与清王朝走近末日,政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财力拮据有关。其次是中国刚打开国门,步入世界不久,对参博认识不足,许多观念跟不上。参博“原是推广本国制造品最好的机会”,但“出品人赴赛之时,好像先存下一个胡乱塞责之心”。按理说,参展总是对外推介自己的长处,吸引世人的眼光,而张元济在比利时听留学生说,1905年列日世博会,竟有一些妇女缠足鞋等落后物品陈列,直到留学生向中国驻比公使提出抗议后才被撤掉。另外,布展的专业人才缺乏,“致使陈列之时,散乱无法”,也是中国馆不能吸引观众的原因之一。
面对清末中国的落后状态,张元济是否认为不必去参加世博会了呢?他在文章中认为中国必须参加,并正面阐述了参展的意义所在:
然则吾中国可以此不出洋赛会乎?曰:乌乎可。处此时世,吾中国欲厕足于世界,不可不以赛会为之先导。请言其故:
今日为商战世界,夫人知之。吾国商民徒为本国之贸易,而不知为外国之贸易,故商业日见其衰,正宜因势乘便,罗列百产,以与各国相见。苟有一物为西人所乐购,则销路既辟,凡业此一物之农工商皆获其利。吾中国之天产物、人造物,其足以供彼西人所用者,不知凡几。富国之道宜莫若此事之为亟矣。
除了通商、贸易发展经济之外,张元济还在《中国出洋赛会预备办法议》一文中,详述我国参加世博会可以全面提升国家形象的做法和意义。“若武备、若交通、若教育,凡有关系之物,无不可以与会。”他举出我国当时改革军政,把军服、操演等摄成图片参展,使比利时国王“展阅良久,颇为称许”;又举出清末铁路建设开始起步,国人引为自豪的由詹天佑设计的京张铁路(北京——张家口)的隧道群,以及京汉(北京——汉口)铁路的黄河大桥,都可制成模型,使世界“知吾国交通之进步”;他还说,采集教育方面的书籍、仪器,校舍与学生在校活动照片比较容易,如加以展出,可以破西人“谓吾国无教育”的谎言。他还指出,他见到国外许多博物馆,有关中国的物品和图片,“凡诸恶俗,无不具备;偶有工艺,亦至粗劣”,而这些东西,大多由来华传教士采集,“其用意可不言而喻”。张元济说:“近日彼国昌言殖民,至有立会演说,专摘取吾民之短,以及吾国力之弱,以张其国民移殖东方之焰。”而参加世博会,正面介绍中国形象,可以使世界形成“中国政教、工艺素著文明,近更进步”的印象。这正是一条十分行之有效的途径。
文章最后部分,也可以说是文章重心所在。张元济以古语“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为纲,提出中国参博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并由此具体提出应从三个方面着手准备。
首先是经费问题。“每会两万金诚不足”。张元济认为当前欧美各种赛会几乎每年都有,我国在财力十分紧缺的条件下,不必每会必到。特别是近期,如果政府每年拨出参加列日世博会半数之资,积十年,达七十万,则相当可观。
其次是充分发挥南洋劝业会的作用。1910年正值张元济在国外时,由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发起,在江宁(今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所谓“南洋”,是清代江苏及其以南沿海各省之通称,但南洋劝业会参展者,除蒙、疆、藏等几个边远地区外,22个行省都有展品,东南亚、日、英、美、法等国也有参展,办得很成功。张元济建议闭会后,不要随行解散,而是将展馆成立“物品陈列馆”,一方面转为贸易,一方面积累精美物品,一方面从中培养人才。若干年之后,其物品、资金,包括有实际经验的人才,可以为参加国外展会所用。
第三是人才培养和宣传。张元济提出,欧美各国不仅展品本身质量精美,而且“陈设装潢皆有专技……盖兼心理学、审美学而运用之,非可以造次为也”。我国在这些方面很欠缺。他建议各种展柜“宜专用吾国固有之式,以表吾国民之品性”。所有展品,都必须详细说明其性质、制法、功用、价值,并将介绍译成英、法、德等国文字,“分赠外人”。他认为布展和资料译介,“凡此二事,关系至重,不可以不学无术者为之。……欧洲会场招揽之法,非吾国商人所能为,不能不预为教练。且为出洋赛会之用,更不能不兼习各国语言”。欲办成一大事,必须事先预备人才,这是他后来一生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思想。
当时中国的国情,在外已丧失了大国地位,在内则清王朝行将就木。张元济此时已远离朝廷,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民间人士,出于爱国之心,提出了一套适合于当时条件且具可操作性的办法。一年以后,政权变更,他所说的再也无人谈起。倒是1913年,著名状元实业家,在袁世凯政府中出任工商部长的张謇,在接受了美国政府参加1915年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世界博览会邀请之后,想起这位游历过欧美、识外交关系,有与外人交际才能的老友,想请他主持筹备参展事务。大约是张元济对袁氏政府并不看好,谢绝了张謇的邀请。不过他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却十分注意新技术的运用,不断以新的文化产品推向社会,这与世博精神完全一致。因此在几次世博会上,不仅有商务印书馆展品的身影,而且还得了不少奖。商务发明的华文打字机,构思与西方各国的西文打字机完全不一样,特别引起参观者(包括许多海外华侨)的注意,1926年费城世博会上获得了荣誉奖章。它的各种书籍、印刷品、仪器、标本、玩具、幻灯片和印刷机械等,在多次世博会上,得到奖牌不在少数。
(作者为张元济之孙、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沈飞德
张元济1903年初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把“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作为出版宗旨,经过7年苦心经营,取得了很大的业绩。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以后,新式学校教育发展很快。为了更好地适应这一形势,他在1910年,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到欧美各国考察教育,主要是基础教育和特殊教育,当然兼及出版和印刷业。
7月上旬,他在游历了英国和爱尔兰之后,到达比利时。这时,布鲁塞尔世博会刚开幕不久,他就前往参观。有人说他是刻意作了这样的日程安排,但迄今没有发现可以佐证的文字资料,只能算是今人的一种推测而已。
布鲁塞尔世博会于6月27日(另一说为4月23日)开幕。这次展会最大的亮点是巴黎花园和荷兰花园,被称为世博史上最漂亮、最华丽的场地。在1900年巴黎和1908年伦敦世博会上开始形成的新巴罗克建筑风格,在布鲁塞尔世博会上更臻完美,构筑起美仑美奂的宏大建筑群。同时,新增添的殖民地和美术两项新内容,尤其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馆,完全按照北非风格布置,也同样引人注目。张元济在展览会现场,领略了当日世界的发展与风光的同时,必然十分关注中国馆的馆况。可是这一届的中国馆,不论场馆还是展品,都使他极为失望,感慨不止。他是这样描述所见景象的:
吾国会场凡五楹,居会地边隅,与法属越南及南非洲某部相比。其位置已不合矣。西人尝以建筑之形式,卜其国民之文野程度,而吾国会场独为不中不西之制。不知何取?法、德两国会场之广大,固非吾所几及。荷兰、巴西亦且不如,甚至世界至小之摩纳哥国,而犹不及焉。可无耻欤。出品有瓷,有绸缎,有扇,有画,有绣货,有漆器,然皆粗陋下等之物。零乱琐杂,无可动目(所用橱架至假诸比国博物馆)。以视日本区区数商人之出品,殆不能比其什一(日本并未以国家名义与会)。说者谓不及一苏杭广杂货店。吾先后往凡六、七次,见西人至者无几,即至亦摇首蹙额,转瞬即去。其一种鄙夷不屑之态,可以想见。
张元济关心自己的祖国,就从他这次先后“凡六、七次”参观中国馆可知。他是一位务实型的人物,他所做的绝不止于写写游记、发发感慨。后来,他在安排得十分紧凑的活动日程中,挤出时间,写了一篇在当时来说篇幅较长的文章,题为《中国出洋赛会预备办法议》,寄回国内,发表在当年9月份的《东方杂志》上。
为什么1910年世博会,中国馆的景象如此糟糕?张元济在文章中是这么分析的:一是经费不足。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清政府首次以官方形式参加,中国代表团有500人,政府从直隶、山东、江苏等11省筹集70万两(一说75万两)库平银作为参展经费。1905年比利时列日世博会,中国也投入了13万两。而1910年布鲁塞尔,仅2万两。这恐怕与清王朝走近末日,政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财力拮据有关。其次是中国刚打开国门,步入世界不久,对参博认识不足,许多观念跟不上。参博“原是推广本国制造品最好的机会”,但“出品人赴赛之时,好像先存下一个胡乱塞责之心”。按理说,参展总是对外推介自己的长处,吸引世人的眼光,而张元济在比利时听留学生说,1905年列日世博会,竟有一些妇女缠足鞋等落后物品陈列,直到留学生向中国驻比公使提出抗议后才被撤掉。另外,布展的专业人才缺乏,“致使陈列之时,散乱无法”,也是中国馆不能吸引观众的原因之一。
面对清末中国的落后状态,张元济是否认为不必去参加世博会了呢?他在文章中认为中国必须参加,并正面阐述了参展的意义所在:
然则吾中国可以此不出洋赛会乎?曰:乌乎可。处此时世,吾中国欲厕足于世界,不可不以赛会为之先导。请言其故:
今日为商战世界,夫人知之。吾国商民徒为本国之贸易,而不知为外国之贸易,故商业日见其衰,正宜因势乘便,罗列百产,以与各国相见。苟有一物为西人所乐购,则销路既辟,凡业此一物之农工商皆获其利。吾中国之天产物、人造物,其足以供彼西人所用者,不知凡几。富国之道宜莫若此事之为亟矣。
除了通商、贸易发展经济之外,张元济还在《中国出洋赛会预备办法议》一文中,详述我国参加世博会可以全面提升国家形象的做法和意义。“若武备、若交通、若教育,凡有关系之物,无不可以与会。”他举出我国当时改革军政,把军服、操演等摄成图片参展,使比利时国王“展阅良久,颇为称许”;又举出清末铁路建设开始起步,国人引为自豪的由詹天佑设计的京张铁路(北京——张家口)的隧道群,以及京汉(北京——汉口)铁路的黄河大桥,都可制成模型,使世界“知吾国交通之进步”;他还说,采集教育方面的书籍、仪器,校舍与学生在校活动照片比较容易,如加以展出,可以破西人“谓吾国无教育”的谎言。他还指出,他见到国外许多博物馆,有关中国的物品和图片,“凡诸恶俗,无不具备;偶有工艺,亦至粗劣”,而这些东西,大多由来华传教士采集,“其用意可不言而喻”。张元济说:“近日彼国昌言殖民,至有立会演说,专摘取吾民之短,以及吾国力之弱,以张其国民移殖东方之焰。”而参加世博会,正面介绍中国形象,可以使世界形成“中国政教、工艺素著文明,近更进步”的印象。这正是一条十分行之有效的途径。
文章最后部分,也可以说是文章重心所在。张元济以古语“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为纲,提出中国参博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并由此具体提出应从三个方面着手准备。
首先是经费问题。“每会两万金诚不足”。张元济认为当前欧美各种赛会几乎每年都有,我国在财力十分紧缺的条件下,不必每会必到。特别是近期,如果政府每年拨出参加列日世博会半数之资,积十年,达七十万,则相当可观。
其次是充分发挥南洋劝业会的作用。1910年正值张元济在国外时,由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发起,在江宁(今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所谓“南洋”,是清代江苏及其以南沿海各省之通称,但南洋劝业会参展者,除蒙、疆、藏等几个边远地区外,22个行省都有展品,东南亚、日、英、美、法等国也有参展,办得很成功。张元济建议闭会后,不要随行解散,而是将展馆成立“物品陈列馆”,一方面转为贸易,一方面积累精美物品,一方面从中培养人才。若干年之后,其物品、资金,包括有实际经验的人才,可以为参加国外展会所用。
第三是人才培养和宣传。张元济提出,欧美各国不仅展品本身质量精美,而且“陈设装潢皆有专技……盖兼心理学、审美学而运用之,非可以造次为也”。我国在这些方面很欠缺。他建议各种展柜“宜专用吾国固有之式,以表吾国民之品性”。所有展品,都必须详细说明其性质、制法、功用、价值,并将介绍译成英、法、德等国文字,“分赠外人”。他认为布展和资料译介,“凡此二事,关系至重,不可以不学无术者为之。……欧洲会场招揽之法,非吾国商人所能为,不能不预为教练。且为出洋赛会之用,更不能不兼习各国语言”。欲办成一大事,必须事先预备人才,这是他后来一生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思想。
当时中国的国情,在外已丧失了大国地位,在内则清王朝行将就木。张元济此时已远离朝廷,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民间人士,出于爱国之心,提出了一套适合于当时条件且具可操作性的办法。一年以后,政权变更,他所说的再也无人谈起。倒是1913年,著名状元实业家,在袁世凯政府中出任工商部长的张謇,在接受了美国政府参加1915年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世界博览会邀请之后,想起这位游历过欧美、识外交关系,有与外人交际才能的老友,想请他主持筹备参展事务。大约是张元济对袁氏政府并不看好,谢绝了张謇的邀请。不过他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却十分注意新技术的运用,不断以新的文化产品推向社会,这与世博精神完全一致。因此在几次世博会上,不仅有商务印书馆展品的身影,而且还得了不少奖。商务发明的华文打字机,构思与西方各国的西文打字机完全不一样,特别引起参观者(包括许多海外华侨)的注意,1926年费城世博会上获得了荣誉奖章。它的各种书籍、印刷品、仪器、标本、玩具、幻灯片和印刷机械等,在多次世博会上,得到奖牌不在少数。
(作者为张元济之孙、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沈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