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那个冬天，真冷。
　　农历九月二十一，夜里骤然下了一场大雪，天亮时原野上顿时成了冷酷无情的冰凌世界。此时，唐山大地震刚刚过去，父亲在后院的防震棚里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们紧紧抱着父亲的遗体，悲恸欲绝，但谁也不敢放声大哭——相隔30米远的前院还躺着病重的母亲。失去了父亲，我们不能再失去母亲呀！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们兄弟四人料理父亲的丧事，两个妹妹照料母亲。没有吹奏、没有哀乐，吊唁的亲友都得到了通知，要对前院封锁消息。母亲居然被蒙蔽了，而我们实在忍不住心中的悲痛时，就逃到村边野外痛哭一场，然后擦干眼泪，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地依旧回到母亲身边。
　　一个月后的一天早晨，母亲忽然问：“你爸爸怎么样了，身体见不见好，怎么不来看看我？”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口径，我们说：“父亲的病情已见好转，本来想过来看您的，只是又患了感冒，大夫嘱咐不让出屋。”母亲听了点了点头说：“你爸爸的身体是不行，年轻时就爱得个病。”母亲用手扶着床边支撑起上身，“你们扶我过去吧。你爸这个人呀，我清楚，小性，心眼窄，思想病特大哩。”我们一下子慌了：“妈，您不能去。”两个妹妹更是紧张不安。母亲审视着我们：”跟妈说实话，是不是你爸爸他……”哇地一声，我们终于忍不住哭了。刹那间，母亲脚步踉跄了一下坐在了床上，微闭了一会儿眼睛后，搂着我们说：“哭吧，你们闷在心里会生病呀，这么长时间了，真难为你们了。”我们围拥着母亲，一任泪水汹涌而下。
　　哭了一会儿，母亲说：“你爸爸走了，这是他的寿数。咱们还要活，而且要活得更好。从现在起，我们都要振作起来，让外人看到咱们家仍然有生气。”
　　尽管母亲表现得很镇静，但我们还是察觉出她心中巨大的悲痛。母亲和父亲感情极深。父亲年轻时去东北商铺学艺，曾经生过一场大病，是在母亲一勺药一口饭悉心料理下才活过来。从那时起，母亲总是把家中最好的食物单独做给父亲吃，就连三年困难时期，母亲宁可自己吃糠咽菜，也把分到的口粮留给父亲。
　　我们兄弟姐妹共8人，为了拉扯我们长大，母亲总是不知疲倦地劳作。我小的时候每次夜间醒来，都会看见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或纺线，或搓麻绳，或打草帘……过度的劳累，耗损了母亲的身体，当我们渐渐长大后，母亲的健康就成了我们最大的牵挂。每次生产队收工回来，如果瞧见母亲是坐在床上，则欢喜得要手舞足蹈；如果见母亲躺卧在床上，心里就像灌了铅般沉重。母亲觉察到了这一点，以后，就在我们每次出工回来前，自己爬起来或叫妹妹扶她起来，忍着病痛做出很从容的样子。
　　一个月后，母亲把我们兄弟姐妹都招拢来。“我不行了，可能要随你爸去了。距你爸爸走已经65天了，我是真惦记他呢。”母亲说话很费劲，“你们兄弟姐妹，千万要团结，要长本事，要争气，做有用的人。你爸爸一生都做好人，没做过一点缺德的事，他的死尽管有他的委屈，但千万不能把账算到哪个人身上，都是运动的受害者。日后，你们有了出息，记住妈的话：有仇的不记，有恩的报恩。这才是胸怀，这才是……人……”母亲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弱了，我们发现母亲额头的皱纹都舒展开了，显得很美丽。这可能就叫回光返照吧。最后，母亲疲倦地合上了那双充满眷恋的眼睛，妹妹还抚摸着母亲的脸庞说：“妈妈累了。”乡亲们的泪水顿时夺眶而出，而我们却浑然不觉，依旧环围在母亲的床前，静静地守候着，守候着。
　　屋里很静也很冷，小泥炉里微弱的火苗像窒息般颤抖着跳跃。垂悬的灯也仿佛被冻僵在幻灭的梦中，毫无生气地闪着惨淡昏黄的光。窗外的雪花在风的助纣下，肆虐地撞击着窗棂。忽然，我发现小屋里有了一道明亮的光束——啊，是阳光！它从厚厚的窗凌花边缘顽强地迸射进屋，逼得冰凌花淌着泪珠，瑟缩着退却。光束在渐渐扩大，小屋里顿时有了温暖，我心中涌出一种慰藉：阳光，你是怕母亲抵御不住小屋的寒冷而特意赶来的么？
　　母亲下葬的那天，凛冽的北风呼啸着，洁白的雪地上趟出一条深深的、弯弯的路，一直通向母亲的墓地，像是妈妈编织的最后一缕眷恋，像是儿女捧献给妈妈的天地可鉴的百转情肠。
　　跪在妈妈的墓穴前，我们的声音哭哑了，用冻僵了的双手，拼命地刨着坚硬的冻土。渐渐地，我们的面前，耸起了母亲的坟冢，也耸立起一座生活的纪念碑——短短的两个月零五天的时间，父母相继离开了我们。
　　此后，我们兄弟姐妹相依为命，互相关心，互相鼓励，一张桌子上吃饭，一盏灯下学习，一块下田劳动，一起憧憬未来，共同朝着“做一个有用的人”的目标努力。后来，我们有的当了农民，有的当了工人，有的当了教师，有的当了干部，有的当了企业家，但我们永远记住1976年那个寒冷的冬天，永远记住母亲临终前的交待，更忘不了那个冬天里走出来的生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