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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商会的演变，经历了晚清、民国前期、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3个阶段。商会在维护商民利益、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的商会成立最早，影响最大。
晚清商会的建立和绅商体制
近代工商业在清季问世后约30年间，维系工商界人士的组织仍然是旧式的会馆、公所，其作用在于用封建行会方式保护同业利益。上海会馆、公所的沿革颇难详考。据现有资料，商船会馆是上海最早的会馆。1715年船业同人为了处理海难善后事宜，设商船会馆于沪上。设置年份较早的还有徽宁会馆、浙绍公所、泉漳会馆、鲜肉公所等。
就原义而言，会馆是同乡人的组织，公所是同业者的团体，但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际上区别不大，因而有本系会馆性质而称公所的，也有本系公所性质而称会馆的。
来沪各帮派经营货物多因地而异，自然形成各会馆、公所的特色。早期同业者多系同乡，常用地名作馆、所称谓。随着业务扩大，各地商人经营的商品种类渐渐交叉混杂，突破狭隘的乡土观念已是势所必然，专业性组织应时而生，名称随之也冠以行业特色。例如豫园内专营米业的嘉谷堂，又名米业公所。做杂粮生意的萃秀堂，则称油豆米业公所。糖业有点春堂，纱绸业有云绵公所。前人曾对晚清上海86个会馆、公所大致分类：农林畜渔商21个，手工业品及土产商20个，城市手工业19个，金融钱业6个，洋货贩卖商5个，交通运输业5个，文化服务业7个，丧葬煤炭业3个。至辛亥革命前夕，上海有案可查的会馆、公所计121个，其中100个集聚在南市，18个在租界，3个在闸北。
由于清代长期未立商法，官吏与外商肆意欺凌华商，各行各业之间的交易各行其事，因此用封建行会方式保护同业利益，乃是会馆、公所的真正作用与吸引力所在。
商会建立后，资产阶级开始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团体。
19世纪90年代初清政府开始整饬商务，筹议设立商会。1902年初，出于官方对列强“商战”的需要，在上海与各国专使修订商约的盛宣怀函请江海道袁树勋，传集各大帮董事，议设总会(商会)。沪上巨商严信厚奉命创办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自任总理。这是我国第一个商会，也是上海总商会的前身。1903年清廷设立商部，11月商部拟订商会简明章程26条，奏请劝办商会。1904年5月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名为上海商务总会，各地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以上海商务总会为楷模，建立起类似的组织。
上海商务总会的章程规定：同业公所或同乡会馆每年捐会费300两银以上者，得推举会员1人入会，以此类推，每馆每所至多举3名会员，但“营业卑贱者”不得加入商务总会。1911年上海商务总会最后一届会员共48人，会馆、公所及其所属的行业董事代表占30名。
晚清的商会大多由绅商领导，受政府控制。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总理严信厚拥有花翎二品顶戴直隶待用道头衔，官职为上海商务局总董，又担任通商银行总董，投资多项工商业。副总理周晋镳、毛祖模分别为花翎二品顶戴指分江苏试用道和候补道。5名总董，除唐杰臣有待考辨外，其余4人均有二、三品官衔。议董也大多虚挂官名。绅商具有封建士绅和工商业者双重身份，成为沟通官与商的中介力量。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章程第二条为“通上下”，刻画了绅商体制的特点，“本公所上传官府之德意，下达商贾之隐情，务使融洽联贯”，“总期官商一体，尊卑相顾”。该公所改称上海商务总会后，几乎网罗了沪上绅商巨贾。
上海商务总会提倡“在商言商，振兴实业”，发起成立华商联合会，筹设华商银行，组织国货厂商参加国内外赛事，其作用和影响之大，远非会馆、公所可比。
晚清商会的性质是官督商办。1908年，为筹办大型商品博览会而设立南洋劝业会，两江总督端方自任会长，任命官僚郑孝胥为主任副会长。5名副会长中，藩司、道台占了4名，另1名是上海商务总会议董虞洽卿。13名董事中，商务总会议董占了8名。南洋劝业会的成员构成是官督商办性质的典型反映。官督官控还反映在清廷对上海商务总会头面人物有任撤之权。上海橡皮股票风潮引发全国金融风潮之际，农工商部下令撤去周晋镳上海商务总会总理一职，另举新总理。
晚清资产阶级初具民主意识，商会在社会政治活动中对此有所表现，但基本上不违背清政府的旨意。1905年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上海商务总会议董曾少卿领衔发起。清政府对商民抵制美货的言行起初予以认可，后来又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反映出对美国歧视华工禁令不满、又怕开罪列强的矛盾。绅商体制下的上海商务总会与清政府的态度相应合。抵制美货运动后期，曾少卿与商务总会头面人物同美国使领馆官员酬酢往来，急于“收篷转舵”。同年年底，曾少卿当上了上海商务总会总理，而且成为半官方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办事总董。
绅商领导体制还决定了上海商务总会对清廷的基本立场是赞成立宪改良，不愿投入革命。辛亥革命发生后，上海商务总会拒绝以组织名义参与。
晚清商会的买办性不很明显，这同商会中买办较少有关。上海商业会议公所75名会员中买办为16人。其深层原因是，在绅商体制下买办性受到抑制。令人感兴趣的是，有买办身份的一些人在辛亥革命中颇为活跃。日商三井洋行买办王一亭任沪军都督府工商总长，德商鲁麟洋行买办虞洽卿任闸北民政总长，平和洋行买办朱葆三发起组织商界共和会。这反映出买办对绅商体制的不满情绪较为强烈。
清季上海另一个商会组织沪南商务分所成立于1905年，是以南市各业为基础的商人团体，集中在南市的会馆、公所大批加入。沪南地区的商会名义上为上海商务总会的分会，在各项社会活动中与上海总会密切联系，步调一致，但组织、经费、会务完全独立，与上海商务总会并无隶属关系。沪南商务分所先后改称沪南商务分会、南市商会、上海县商会。
民国前期上海商会的多重色彩
辛亥革命后，上海商务总会于1912年2月改称上海总商会，5月正式改组成立上海总商会，各省重要商会也改称总商会。
上海总商会取代上海商务总会之后，人会标准承袭商务总会旧例，因此，理发、茶馆、酒饭、旅社等“卑贱”行业以及资金短缺的会馆、公所仍被摈弃在外，经济厚实、营业体面的会馆、公所纷纷推派代表加入总商会。其时，代表公所、会馆及其所属行业入会者100名，称合帮会员，代表各银行、钱庄、公司等不合帮会员仅89名，可见会馆与公所在民国时期的上海工商界仍有相当影响。尤其四明公所和广肇公所，分别代表在沪经商从业的宁波帮和广东帮的利益，人数众多，经济实力雄厚，成为上海总商会的两大支柱。比较而言，宁波帮的势力更大些。上海总商会的历任会长、副会长大多由宁波人担任，其次为广东人。
民国前期军阀混战，政治分裂，各地商会与当局关系趋于松散，时常对社会政治问题表述见解，有独立发展的要求，这种状况为上海总商会争取商界领袖地位提供了契 机。1912年上海总商会甫经成立，便以民间商会姿态出现，倡议建立全国商会联合会，意在名正言顺地做全国商界领袖，抵拒政府监控。结果如愿以偿。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总事务所设于沪上，上海总商会总理周晋镳任会长，协理贝润生任副会长，挟全国商联会抗衡北京政府。上海总商会发难的第一招是争取称谓上的官商平等，反对官厅对商会行文用“批”，商会对官府行文用“呈”，要求改为“咨文”、“照会”，以示官与商没有尊卑之分。
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对北京中央政府而言，属于“体制外”的全国性民间组织，是难以容忍的。1914年9月，北京政府颁布商会法及施行细则，令各地总、分商会在6个月内改组，不再用“总”、“分”字样，一律改称商会，每县限设一个商会。这实际上取消了各省、埠的总商会以及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总商会联络22省总商会坚请修改商会法，强烈要求各省城和重要商埠仍设总商会。经过一年斗争，取得完全胜利。修改后的商会法采纳了上海总商会为首的各地总商会的意见。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与中央政府争夺对商会领导权的斗争。商会方面的胜利，确立了上海总商会在全国各地重要商会中“马首是瞻”的地位。
在政治方面，上海总商会谴斥军阎混战，呼吁裁兵制宪，反对专制，抵制曹锟贿选，并要求实行地方自治，鼓吹建立“商人政府”。在经济方面，上海总商会侧重于反对政府干预商会事务和地方经济，抨击挟官凌商的作风，呼吁减税，主张审理税法、监理财政，要求修改海关税则，倡言收回租界利权，大力提倡国货，保护民族工商业。在维护商民利益的斗争中，各地商会加强联系，大多承认上海总商会为全国商界的领袖。
辛亥革命后，商会的绅商体制不复存在，这是因为清季的官衔在民国已失去效应，而且绅商的思想观念有别于科班出身的士绅。资本家在晚清纳资捐官，大多不是货真价实的官僚，他们买得绅商牌子，图的是增加追逐个人利益的政治资本。这块牌子随着清帝逊位变得毫无价值。改朝换代后，上海原绅商对旧朝覆灭怀有解脱约束之快，对新政权则尽可能拉开距离。上海总商会获得较为充分自主权，在维护商民利益方面体现出更为浓重的民间色彩，但政治上的买办性也有所张扬，这种特点在两大政治事件中得到印证。
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总商会于1919年5月9日发表佳电，主张山东问题应“径与日廷磋商交还手续”，客观上造成的影响是对日本强占青岛的承认。电文中还列入日方惯用语“清国”。佳电激起民愤，舆论指斥上海总商会为“媚日”、“汉奸”、“民国之叛徒”。会长朱葆三为英商平和洋行买办，其子朱鸿藻为日商三井洋行买办。会董王一亭为日清轮船公司买办，谢蘅窗为三井洋行买办，叶鸿英为东洋货业公司董事，有买办身份的会董顾馨一、虞洽卿等与日商关系均很密切。佳电的发表使上海总商会成为众矢之的。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副会长沈联芳被迫辞职。
五卅运动期间，尽管上海总商会组织国货提倡会，筹措数额较大的款项援助罢工工人，一定程度上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但是，以会长虞洽卿为首的一批总商会重要人物一再催促商家开市，被舆论指斥为“破坏三罢斗争”。在对外交涉中，上海总商会擅自修改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条交涉条件，删除其中撤退外国军警、取消领事裁判权等条文，添加了有利于上层资本家进入工部局董事会的“私货”。他们炮制的“十三条”比起“十七条”有很大的退步，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严重的妥协性，与广大民众的反帝斗争发生了严重分歧，因而在当时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
这一届上海总商会中买办不在少数，会长及会董共42人，有买办身份的19人，占45.2％。正、副会长虞洽卿、沈联芳，会董傅筱庵、闻兰亭等，以及特别会董朱葆三、王一亭都是有点名气的亲日之人。
上海总商会在20世纪20年代办过不少重商的实事，例如，成立财政、交际、公证、调查、出版、图书、陈列、华商道契8个专门委员会，推进商会业务；开办商业补习学校，培养商业人才；设立商品陈列所，征集、展销各地特色商品；创办总商会月报(后改为商业月报)，交流工商实业信息，议论社会政治问题；建立商业图书馆，方便商界人士增进才识。诸如此类的举措有利于振兴实业，培养人才，改良工艺，挽回利权。
除了成立于晚清的上海总商会、沪南商会外，民国前期在上海成立的商会组织有闸北商会、吴淞商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以及法租界的马路联合会等。这些商会代表各别利益，并存于上海。会馆与公所依然存在，在各商会中继续发挥作用，对内仍保持相对独立性，但受时势影响，原有的封建行会性质逐渐减弱。
民国期间成立的各种商会中，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最有特色，社会政治影响最大。
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商界中下层开始活跃起来。南京路上的商家店铺率先成立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公共租界内的店铺商号纷纷冲破行业界限，以所在马路或地区为单位组成马路商界联合会，附近华界的商家店铺也相应成立马路联合会。公共租界和华界的各基层马路商界联合会推派代表组成上海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简称商总联会。此后10年中，商总联会在上海乃至全国造成不小的声势，于总商会系统之外独树一帜。
从成员构成看，上海马路商界以中小商人为基本成员，但作为其社会政治形象的代表，商总联会在政治上急欲攀龙附凤，政治属性颇为复杂。商总联会从建立之日起就怀有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强烈愿望。1920年4月商总联会通过决议，聘请陈独秀、王正廷、汪精卫、吴稚晖、宋汉章、许建屏、张东荪、温宗尧、邵仲辉、瞿宣颖、包世杰、穆藕初、薛宝成、欧彬、郭乐、诸青来16人为名誉董事。这些人有的是社会名流，有的是实业界巨子，也有思想激进者，更不乏国民党元老骨干，当时对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大多心怀不满。聘请名誉董事，并大事渲染，反映出商总联会成立伊始，就力图与社会政治活动家以及部分代表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政治活跃分子结成可利用的关系，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登上政治舞台表演一番。从中也不难发现，商总联会在初创阶段的政治意向颇为激进，兼有投机成分，因而被上海总商会讥称为“马路政客”。
由于社会名流大多对商总联会名誉董事头衔不屑一顾，商总联会转而迎合北京的政学系，但效果也不明显。商总联会政见激进，投机无门，这就给国民党势力的渗入提供了机遇。国民党对商总联会的工作做得细致扎实，通过参与会务、思想影响、组织发展等方式，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悄然渗入商总联会，逐渐左右其活动，最终通过受商总联会控制的上海马路商界，达到合并各类商会、“统一商运”的目的。
1924年底到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注重于组织发展，争取把马路商界代表人物吸收入党内。鉴于南北政治对峙，上海又处于北洋军阀势力控制下，国民党在上海商界发展组织颇为慎重，一度通过义结金兰的方式先搞外围组织“十三太保”，待时机一 到，“太保”们便“转正”为国民党员。五卅运动前后，国民党与商总联会许多成员建立了组织关系。其间，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是王汉良。王汉良早年与兴中会有关系，做过陈其美的卫队长。他加入国民党后，积极从事商界的组织发展，在五卅运动前后介绍王延松等参加国民党。国民党还通过其他渠道在商总联会发展党员，由钮永建、林钧直接介绍的有张静庐、陈勇三、余紫标等，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后再转入上海组织的有汪维英、曹志功等。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大搞统一商运，利用商总联会成员作马前卒，此时两者关系本质上系从属于压制民众运动的工具。
从统一商运到上海市商会成立
北伐军兴，上海总商会会长傅筱庵调集招商局9艘轮船，为孙传芳提供军运，支持军阀部队对抗北伐军，并向工商界摊派库券以供军用。随着北伐战争顺利进军，傅筱庵的倒行逆施终于使上海总商会陷入众叛亲离、内外交困的境地。
上海总商会重要人物虞洽卿、王一亭等人明白南胜北败的大势已定，国共分道扬镳也指日可待，于是发起组织上海商业联合会，以维护自身利益。1927年3月22日上海商业联合会宣告成立，在成立公告中表明拥蒋反共的宗旨：“名日共产，实则破产，甚有假借名义，隐图侵夺……所幸我蒋总司令烛照阴谋。”如此宗旨，首开实业界迎合国内政局剧变而结成组织的先例。
在上海商业联合会开张之际，又冒出沪商协会和上海商民协会，争夺商界领导权。
这3个新成立的商界团体虽然都宣扬拥蒋反共，但上海商业联合会与沪商协会、商民协会有很大的不同。就成员构成而言，上海商业联合会以原有诸商会及行业团体为基本成员，发起时包括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及银行公会等10多个团体，先后参加的工商业团体达60多个，但始终将上海总商会排除在外，含有取而代之成为商界领袖团体的意图。上海商业联合会的为首人物虞洽卿、王一亭、吴蕴斋都是大资本家，在上海总商会担任过重要职务，没有党派身份。沪商协会和上海商民协会则以否定原有商会团体为前提，主张以商人、店员为基本成员，王汉良、王延松、邬志豪、陆文韶等首要分子都是商界的国民党人，大多来自中小商人为主体的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政见”与国民党当局保持一致。
国民党当局搞统一商运，首先将矛头指向上海总商会。1927年4月26日，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以勾结孙传芳、阻挠北伐义师为名，通缉上海总商会会长傅筱庵，令现任会董一体解职，派财政部次长钱永铭等4名党政警官员并商界领袖人物虞洽卿、冯少山、王一亭前往接收总商会，严加整治。国民党当局率先打击上海总商会的根本原因在于处于全国各地商会“领袖”地位的上海总商会能量极大，自辛亥革命后动辄以全国商民领袖自居，带头发表宣言，反对北洋政府有损商民利益的措施。不重创上海总商会，国民党当局难以驾驭上海乃至各地的局势。
其次，竭力发挥商民协会的作用，操纵上海商人团体。1927年4月，沪商协会和上海商民协会奉当局之命，议决合并为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7月上旬，国民党中央委任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筹备员11人，分为两个层次，前5名为王延松、王汉良、陆文韶、陈鹏、严谔声，都是原商总联会成员，且有国民党员身份；后面依次为虞洽卿、吴蕴斋、王晓籁、冯少山、叶惠钧、朱吟江，是实业界巨头或商界团体头面人物。可见，当局欲以商界国民党人为核心统一商运，同时吸纳有声望的商界代表人物，使上海原有商界团体无形中消亡。
其三，向“旧商会”宣战，并迫使上海商业联合会解散。国民党当局要统一商运，必须取缔“旧商会”。1927年11月17日国民党中央工商部发布通告：“旧有商会组织不良，失却领导商人之地位，本部拟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提出议案，请求撤消全国旧商会，以商民协会为领导机关。”那些历史久长的“113商会”不理会工商部的通告，积极同统一商运政策作斗争，但成立才半年多的上海商业联合会，其头面人物有“买办”之嫌，顶不住压力，主动宣布解散。
其四，以国民党“三大”为契机，再次重拳打击上海总商会，震慑全国各地商会。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大”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确定地方自治方略，力图建立受官方严密控制的地方经济、政治组织。据此，上海市党部代表陈德徵、潘公展出面，向国民党“三大”提呈“解散各地商会案”，称“商会过去之历史全由商棍操纵把持”，并以广东商团叛乱、上海总商会破坏五卅运动为典例，指责商会一贯“运用其地位以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
4月22日、24日，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指使下，国民救国会成员冲击上海总商会大楼，殴伤办事人员，肆意捣毁器具，高呼：“打倒总商会!”官方控制的舆论工具一味指责上海总商会借助租界警力逮捕救国会人员，蓄意破坏救国运动。市党部借此事件，呈请中央解散上海总商会，以反革命嫌疑罪名通缉会长冯少山。
其五，成立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取缔上海各种商会及其他商界团体。5月2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会议作出决议：上海的商人团体一律停止办公，将会务移交“商整会”处理。5月25日，上海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正式成立，日常工作由国民党在商界的重要人物王晓籁、王延松主持。在政治高压下，接收上海各商会进展神速，实际上是强行取缔。随着统一商运的深入展开，对中小商人组织一并打击，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和商民协会也失去了利用价值。1929年11月1日奉市党部令，上海特别市特别区市民联合会成立，其意在于取代租界内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自恃“革命功绩”显赫的商总联会于1930年4月被迫宣布解散。
以1930年6月成立上海特别市商会为标志，上海的统一商运打上了句号。王延松、骆清华等一批国民党在上海商界的骨干把持了市商会的领导权。8月起，贯通官场与商界的王晓籁出任会长。
各地推广上海经验，很快建立起省商会、市商会，无一例外地处于国民党地方当局控制下，民办商会不复存在。国民党统一商运后的商会，基本成员是同业公会，而且每一地区相同行业只允许一个同业公会存在。实业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大为削弱。
在当局强行统一商运的过程中，上海总商会曾多次发起号召，抵制统一商运的政令。汉口、南昌、宁波、蚌埠、武昌、上海、杭州、芜湖、开封、成都、长沙、广州、福州等地总商会派代表汇集沪上开大会，将反对建立统一商会的发言和议案汇编成册，广为印发，并以“全国各总商会”名义向国民党“三大”递呈“维持商会请愿书”，为民间商会的合法存在作强硬抗辩。这场抗争发展为资产阶级团体全面的抵制运动。各地商会纷起行动，抗议声浪此起彼伏。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等数十个同业公会分别向国民党中央请愿，甚至连国民党长期倚重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也加入其中，一致反对国民党政府撤消“旧商会”。
围绕商会存、废斗争，商会方面的反击，无论在理论辨析还是具体事例上，都十分有力，关键在于，紧紧抓住了国民党在资本家、商会及阶级划分理论上的矛盾，使国民党当局无从辩驳，陷入被动。商会方面指出，国民党当局把资本家同土豪劣绅相提并论，“甚于共产党口号”。共产党只宣传“打倒资本主义”，而国民党却要“打倒资本家”，如此作为，“岂清党反共后之我党所应出此?”商会方面抨击道，国民党“一大”、“二大”均承认商会的合法地位，而在“三大”前后居然“谓党无商会立场，应废弃取消之，是背党也，非总理信徒矣!”国民党政纲提倡“全民政治”，而不是“阶级专政”，而今国民党中央却扶持商民协会，分化商人，“涣散国民团结之精神”。
以上海总商会为核心的这场抗议运动，抓住国民党中央商运政策的前后矛盾，逐一对比批判，鞭辟入理。国民党从联共转变为反共，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大革命阶段的理论、政策与现实统治需要之间的矛盾暴露无遗。
国民党中央出于强化专制统治的需要，最终强行建立起统一的商会，但不得不对资产阶级作出些让步，例如取消商民协会，统一商运后仍用商会名称，而且不再使用“买办”、“反革命”之类的词汇指责大资本家。
商会存废斗争的结果，国民党中央运用政权的力量取得了胜利，但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而加深。打击总商会和大资本家，实际上是同整个资产阶级中上层处于对抗态势有关。
统一商运剥夺了资产阶级自发结合团体的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由此使国民党南京政府同资产阶级结下不解之怨，失去了原本可以依靠的阶级力量。国民党在此后的国内阶级斗争中，除了分散在农村的地主土豪，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阶级力量，无法抗拒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革命力量。从政治现代化角度看，如果我们承认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最终崩溃是中国政治进步的质变与飞跃，那么强行统一商运恶化了国民党政府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客观上却促进了现代化进程。
晚清商会的建立和绅商体制
近代工商业在清季问世后约30年间，维系工商界人士的组织仍然是旧式的会馆、公所，其作用在于用封建行会方式保护同业利益。上海会馆、公所的沿革颇难详考。据现有资料，商船会馆是上海最早的会馆。1715年船业同人为了处理海难善后事宜，设商船会馆于沪上。设置年份较早的还有徽宁会馆、浙绍公所、泉漳会馆、鲜肉公所等。
就原义而言，会馆是同乡人的组织，公所是同业者的团体，但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际上区别不大，因而有本系会馆性质而称公所的，也有本系公所性质而称会馆的。
来沪各帮派经营货物多因地而异，自然形成各会馆、公所的特色。早期同业者多系同乡，常用地名作馆、所称谓。随着业务扩大，各地商人经营的商品种类渐渐交叉混杂，突破狭隘的乡土观念已是势所必然，专业性组织应时而生，名称随之也冠以行业特色。例如豫园内专营米业的嘉谷堂，又名米业公所。做杂粮生意的萃秀堂，则称油豆米业公所。糖业有点春堂，纱绸业有云绵公所。前人曾对晚清上海86个会馆、公所大致分类：农林畜渔商21个，手工业品及土产商20个，城市手工业19个，金融钱业6个，洋货贩卖商5个，交通运输业5个，文化服务业7个，丧葬煤炭业3个。至辛亥革命前夕，上海有案可查的会馆、公所计121个，其中100个集聚在南市，18个在租界，3个在闸北。
由于清代长期未立商法，官吏与外商肆意欺凌华商，各行各业之间的交易各行其事，因此用封建行会方式保护同业利益，乃是会馆、公所的真正作用与吸引力所在。
商会建立后，资产阶级开始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团体。
19世纪90年代初清政府开始整饬商务，筹议设立商会。1902年初，出于官方对列强“商战”的需要，在上海与各国专使修订商约的盛宣怀函请江海道袁树勋，传集各大帮董事，议设总会(商会)。沪上巨商严信厚奉命创办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自任总理。这是我国第一个商会，也是上海总商会的前身。1903年清廷设立商部，11月商部拟订商会简明章程26条，奏请劝办商会。1904年5月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名为上海商务总会，各地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以上海商务总会为楷模，建立起类似的组织。
上海商务总会的章程规定：同业公所或同乡会馆每年捐会费300两银以上者，得推举会员1人入会，以此类推，每馆每所至多举3名会员，但“营业卑贱者”不得加入商务总会。1911年上海商务总会最后一届会员共48人，会馆、公所及其所属的行业董事代表占30名。
晚清的商会大多由绅商领导，受政府控制。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总理严信厚拥有花翎二品顶戴直隶待用道头衔，官职为上海商务局总董，又担任通商银行总董，投资多项工商业。副总理周晋镳、毛祖模分别为花翎二品顶戴指分江苏试用道和候补道。5名总董，除唐杰臣有待考辨外，其余4人均有二、三品官衔。议董也大多虚挂官名。绅商具有封建士绅和工商业者双重身份，成为沟通官与商的中介力量。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章程第二条为“通上下”，刻画了绅商体制的特点，“本公所上传官府之德意，下达商贾之隐情，务使融洽联贯”，“总期官商一体，尊卑相顾”。该公所改称上海商务总会后，几乎网罗了沪上绅商巨贾。
上海商务总会提倡“在商言商，振兴实业”，发起成立华商联合会，筹设华商银行，组织国货厂商参加国内外赛事，其作用和影响之大，远非会馆、公所可比。
晚清商会的性质是官督商办。1908年，为筹办大型商品博览会而设立南洋劝业会，两江总督端方自任会长，任命官僚郑孝胥为主任副会长。5名副会长中，藩司、道台占了4名，另1名是上海商务总会议董虞洽卿。13名董事中，商务总会议董占了8名。南洋劝业会的成员构成是官督商办性质的典型反映。官督官控还反映在清廷对上海商务总会头面人物有任撤之权。上海橡皮股票风潮引发全国金融风潮之际，农工商部下令撤去周晋镳上海商务总会总理一职，另举新总理。
晚清资产阶级初具民主意识，商会在社会政治活动中对此有所表现，但基本上不违背清政府的旨意。1905年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上海商务总会议董曾少卿领衔发起。清政府对商民抵制美货的言行起初予以认可，后来又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反映出对美国歧视华工禁令不满、又怕开罪列强的矛盾。绅商体制下的上海商务总会与清政府的态度相应合。抵制美货运动后期，曾少卿与商务总会头面人物同美国使领馆官员酬酢往来，急于“收篷转舵”。同年年底，曾少卿当上了上海商务总会总理，而且成为半官方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办事总董。
绅商领导体制还决定了上海商务总会对清廷的基本立场是赞成立宪改良，不愿投入革命。辛亥革命发生后，上海商务总会拒绝以组织名义参与。
晚清商会的买办性不很明显，这同商会中买办较少有关。上海商业会议公所75名会员中买办为16人。其深层原因是，在绅商体制下买办性受到抑制。令人感兴趣的是，有买办身份的一些人在辛亥革命中颇为活跃。日商三井洋行买办王一亭任沪军都督府工商总长，德商鲁麟洋行买办虞洽卿任闸北民政总长，平和洋行买办朱葆三发起组织商界共和会。这反映出买办对绅商体制的不满情绪较为强烈。
清季上海另一个商会组织沪南商务分所成立于1905年，是以南市各业为基础的商人团体，集中在南市的会馆、公所大批加入。沪南地区的商会名义上为上海商务总会的分会，在各项社会活动中与上海总会密切联系，步调一致，但组织、经费、会务完全独立，与上海商务总会并无隶属关系。沪南商务分所先后改称沪南商务分会、南市商会、上海县商会。
民国前期上海商会的多重色彩
辛亥革命后，上海商务总会于1912年2月改称上海总商会，5月正式改组成立上海总商会，各省重要商会也改称总商会。
上海总商会取代上海商务总会之后，人会标准承袭商务总会旧例，因此，理发、茶馆、酒饭、旅社等“卑贱”行业以及资金短缺的会馆、公所仍被摈弃在外，经济厚实、营业体面的会馆、公所纷纷推派代表加入总商会。其时，代表公所、会馆及其所属行业入会者100名，称合帮会员，代表各银行、钱庄、公司等不合帮会员仅89名，可见会馆与公所在民国时期的上海工商界仍有相当影响。尤其四明公所和广肇公所，分别代表在沪经商从业的宁波帮和广东帮的利益，人数众多，经济实力雄厚，成为上海总商会的两大支柱。比较而言，宁波帮的势力更大些。上海总商会的历任会长、副会长大多由宁波人担任，其次为广东人。
民国前期军阀混战，政治分裂，各地商会与当局关系趋于松散，时常对社会政治问题表述见解，有独立发展的要求，这种状况为上海总商会争取商界领袖地位提供了契 机。1912年上海总商会甫经成立，便以民间商会姿态出现，倡议建立全国商会联合会，意在名正言顺地做全国商界领袖，抵拒政府监控。结果如愿以偿。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总事务所设于沪上，上海总商会总理周晋镳任会长，协理贝润生任副会长，挟全国商联会抗衡北京政府。上海总商会发难的第一招是争取称谓上的官商平等，反对官厅对商会行文用“批”，商会对官府行文用“呈”，要求改为“咨文”、“照会”，以示官与商没有尊卑之分。
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对北京中央政府而言，属于“体制外”的全国性民间组织，是难以容忍的。1914年9月，北京政府颁布商会法及施行细则，令各地总、分商会在6个月内改组，不再用“总”、“分”字样，一律改称商会，每县限设一个商会。这实际上取消了各省、埠的总商会以及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总商会联络22省总商会坚请修改商会法，强烈要求各省城和重要商埠仍设总商会。经过一年斗争，取得完全胜利。修改后的商会法采纳了上海总商会为首的各地总商会的意见。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与中央政府争夺对商会领导权的斗争。商会方面的胜利，确立了上海总商会在全国各地重要商会中“马首是瞻”的地位。
在政治方面，上海总商会谴斥军阎混战，呼吁裁兵制宪，反对专制，抵制曹锟贿选，并要求实行地方自治，鼓吹建立“商人政府”。在经济方面，上海总商会侧重于反对政府干预商会事务和地方经济，抨击挟官凌商的作风，呼吁减税，主张审理税法、监理财政，要求修改海关税则，倡言收回租界利权，大力提倡国货，保护民族工商业。在维护商民利益的斗争中，各地商会加强联系，大多承认上海总商会为全国商界的领袖。
辛亥革命后，商会的绅商体制不复存在，这是因为清季的官衔在民国已失去效应，而且绅商的思想观念有别于科班出身的士绅。资本家在晚清纳资捐官，大多不是货真价实的官僚，他们买得绅商牌子，图的是增加追逐个人利益的政治资本。这块牌子随着清帝逊位变得毫无价值。改朝换代后，上海原绅商对旧朝覆灭怀有解脱约束之快，对新政权则尽可能拉开距离。上海总商会获得较为充分自主权，在维护商民利益方面体现出更为浓重的民间色彩，但政治上的买办性也有所张扬，这种特点在两大政治事件中得到印证。
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总商会于1919年5月9日发表佳电，主张山东问题应“径与日廷磋商交还手续”，客观上造成的影响是对日本强占青岛的承认。电文中还列入日方惯用语“清国”。佳电激起民愤，舆论指斥上海总商会为“媚日”、“汉奸”、“民国之叛徒”。会长朱葆三为英商平和洋行买办，其子朱鸿藻为日商三井洋行买办。会董王一亭为日清轮船公司买办，谢蘅窗为三井洋行买办，叶鸿英为东洋货业公司董事，有买办身份的会董顾馨一、虞洽卿等与日商关系均很密切。佳电的发表使上海总商会成为众矢之的。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副会长沈联芳被迫辞职。
五卅运动期间，尽管上海总商会组织国货提倡会，筹措数额较大的款项援助罢工工人，一定程度上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但是，以会长虞洽卿为首的一批总商会重要人物一再催促商家开市，被舆论指斥为“破坏三罢斗争”。在对外交涉中，上海总商会擅自修改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条交涉条件，删除其中撤退外国军警、取消领事裁判权等条文，添加了有利于上层资本家进入工部局董事会的“私货”。他们炮制的“十三条”比起“十七条”有很大的退步，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严重的妥协性，与广大民众的反帝斗争发生了严重分歧，因而在当时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
这一届上海总商会中买办不在少数，会长及会董共42人，有买办身份的19人，占45.2％。正、副会长虞洽卿、沈联芳，会董傅筱庵、闻兰亭等，以及特别会董朱葆三、王一亭都是有点名气的亲日之人。
上海总商会在20世纪20年代办过不少重商的实事，例如，成立财政、交际、公证、调查、出版、图书、陈列、华商道契8个专门委员会，推进商会业务；开办商业补习学校，培养商业人才；设立商品陈列所，征集、展销各地特色商品；创办总商会月报(后改为商业月报)，交流工商实业信息，议论社会政治问题；建立商业图书馆，方便商界人士增进才识。诸如此类的举措有利于振兴实业，培养人才，改良工艺，挽回利权。
除了成立于晚清的上海总商会、沪南商会外，民国前期在上海成立的商会组织有闸北商会、吴淞商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以及法租界的马路联合会等。这些商会代表各别利益，并存于上海。会馆与公所依然存在，在各商会中继续发挥作用，对内仍保持相对独立性，但受时势影响，原有的封建行会性质逐渐减弱。
民国期间成立的各种商会中，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最有特色，社会政治影响最大。
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商界中下层开始活跃起来。南京路上的商家店铺率先成立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公共租界内的店铺商号纷纷冲破行业界限，以所在马路或地区为单位组成马路商界联合会，附近华界的商家店铺也相应成立马路联合会。公共租界和华界的各基层马路商界联合会推派代表组成上海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简称商总联会。此后10年中，商总联会在上海乃至全国造成不小的声势，于总商会系统之外独树一帜。
从成员构成看，上海马路商界以中小商人为基本成员，但作为其社会政治形象的代表，商总联会在政治上急欲攀龙附凤，政治属性颇为复杂。商总联会从建立之日起就怀有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强烈愿望。1920年4月商总联会通过决议，聘请陈独秀、王正廷、汪精卫、吴稚晖、宋汉章、许建屏、张东荪、温宗尧、邵仲辉、瞿宣颖、包世杰、穆藕初、薛宝成、欧彬、郭乐、诸青来16人为名誉董事。这些人有的是社会名流，有的是实业界巨子，也有思想激进者，更不乏国民党元老骨干，当时对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大多心怀不满。聘请名誉董事，并大事渲染，反映出商总联会成立伊始，就力图与社会政治活动家以及部分代表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政治活跃分子结成可利用的关系，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登上政治舞台表演一番。从中也不难发现，商总联会在初创阶段的政治意向颇为激进，兼有投机成分，因而被上海总商会讥称为“马路政客”。
由于社会名流大多对商总联会名誉董事头衔不屑一顾，商总联会转而迎合北京的政学系，但效果也不明显。商总联会政见激进，投机无门，这就给国民党势力的渗入提供了机遇。国民党对商总联会的工作做得细致扎实，通过参与会务、思想影响、组织发展等方式，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悄然渗入商总联会，逐渐左右其活动，最终通过受商总联会控制的上海马路商界，达到合并各类商会、“统一商运”的目的。
1924年底到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注重于组织发展，争取把马路商界代表人物吸收入党内。鉴于南北政治对峙，上海又处于北洋军阀势力控制下，国民党在上海商界发展组织颇为慎重，一度通过义结金兰的方式先搞外围组织“十三太保”，待时机一 到，“太保”们便“转正”为国民党员。五卅运动前后，国民党与商总联会许多成员建立了组织关系。其间，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是王汉良。王汉良早年与兴中会有关系，做过陈其美的卫队长。他加入国民党后，积极从事商界的组织发展，在五卅运动前后介绍王延松等参加国民党。国民党还通过其他渠道在商总联会发展党员，由钮永建、林钧直接介绍的有张静庐、陈勇三、余紫标等，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后再转入上海组织的有汪维英、曹志功等。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大搞统一商运，利用商总联会成员作马前卒，此时两者关系本质上系从属于压制民众运动的工具。
从统一商运到上海市商会成立
北伐军兴，上海总商会会长傅筱庵调集招商局9艘轮船，为孙传芳提供军运，支持军阀部队对抗北伐军，并向工商界摊派库券以供军用。随着北伐战争顺利进军，傅筱庵的倒行逆施终于使上海总商会陷入众叛亲离、内外交困的境地。
上海总商会重要人物虞洽卿、王一亭等人明白南胜北败的大势已定，国共分道扬镳也指日可待，于是发起组织上海商业联合会，以维护自身利益。1927年3月22日上海商业联合会宣告成立，在成立公告中表明拥蒋反共的宗旨：“名日共产，实则破产，甚有假借名义，隐图侵夺……所幸我蒋总司令烛照阴谋。”如此宗旨，首开实业界迎合国内政局剧变而结成组织的先例。
在上海商业联合会开张之际，又冒出沪商协会和上海商民协会，争夺商界领导权。
这3个新成立的商界团体虽然都宣扬拥蒋反共，但上海商业联合会与沪商协会、商民协会有很大的不同。就成员构成而言，上海商业联合会以原有诸商会及行业团体为基本成员，发起时包括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及银行公会等10多个团体，先后参加的工商业团体达60多个，但始终将上海总商会排除在外，含有取而代之成为商界领袖团体的意图。上海商业联合会的为首人物虞洽卿、王一亭、吴蕴斋都是大资本家，在上海总商会担任过重要职务，没有党派身份。沪商协会和上海商民协会则以否定原有商会团体为前提，主张以商人、店员为基本成员，王汉良、王延松、邬志豪、陆文韶等首要分子都是商界的国民党人，大多来自中小商人为主体的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政见”与国民党当局保持一致。
国民党当局搞统一商运，首先将矛头指向上海总商会。1927年4月26日，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以勾结孙传芳、阻挠北伐义师为名，通缉上海总商会会长傅筱庵，令现任会董一体解职，派财政部次长钱永铭等4名党政警官员并商界领袖人物虞洽卿、冯少山、王一亭前往接收总商会，严加整治。国民党当局率先打击上海总商会的根本原因在于处于全国各地商会“领袖”地位的上海总商会能量极大，自辛亥革命后动辄以全国商民领袖自居，带头发表宣言，反对北洋政府有损商民利益的措施。不重创上海总商会，国民党当局难以驾驭上海乃至各地的局势。
其次，竭力发挥商民协会的作用，操纵上海商人团体。1927年4月，沪商协会和上海商民协会奉当局之命，议决合并为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7月上旬，国民党中央委任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筹备员11人，分为两个层次，前5名为王延松、王汉良、陆文韶、陈鹏、严谔声，都是原商总联会成员，且有国民党员身份；后面依次为虞洽卿、吴蕴斋、王晓籁、冯少山、叶惠钧、朱吟江，是实业界巨头或商界团体头面人物。可见，当局欲以商界国民党人为核心统一商运，同时吸纳有声望的商界代表人物，使上海原有商界团体无形中消亡。
其三，向“旧商会”宣战，并迫使上海商业联合会解散。国民党当局要统一商运，必须取缔“旧商会”。1927年11月17日国民党中央工商部发布通告：“旧有商会组织不良，失却领导商人之地位，本部拟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提出议案，请求撤消全国旧商会，以商民协会为领导机关。”那些历史久长的“113商会”不理会工商部的通告，积极同统一商运政策作斗争，但成立才半年多的上海商业联合会，其头面人物有“买办”之嫌，顶不住压力，主动宣布解散。
其四，以国民党“三大”为契机，再次重拳打击上海总商会，震慑全国各地商会。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大”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确定地方自治方略，力图建立受官方严密控制的地方经济、政治组织。据此，上海市党部代表陈德徵、潘公展出面，向国民党“三大”提呈“解散各地商会案”，称“商会过去之历史全由商棍操纵把持”，并以广东商团叛乱、上海总商会破坏五卅运动为典例，指责商会一贯“运用其地位以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
4月22日、24日，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指使下，国民救国会成员冲击上海总商会大楼，殴伤办事人员，肆意捣毁器具，高呼：“打倒总商会!”官方控制的舆论工具一味指责上海总商会借助租界警力逮捕救国会人员，蓄意破坏救国运动。市党部借此事件，呈请中央解散上海总商会，以反革命嫌疑罪名通缉会长冯少山。
其五，成立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取缔上海各种商会及其他商界团体。5月2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会议作出决议：上海的商人团体一律停止办公，将会务移交“商整会”处理。5月25日，上海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正式成立，日常工作由国民党在商界的重要人物王晓籁、王延松主持。在政治高压下，接收上海各商会进展神速，实际上是强行取缔。随着统一商运的深入展开，对中小商人组织一并打击，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和商民协会也失去了利用价值。1929年11月1日奉市党部令，上海特别市特别区市民联合会成立，其意在于取代租界内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自恃“革命功绩”显赫的商总联会于1930年4月被迫宣布解散。
以1930年6月成立上海特别市商会为标志，上海的统一商运打上了句号。王延松、骆清华等一批国民党在上海商界的骨干把持了市商会的领导权。8月起，贯通官场与商界的王晓籁出任会长。
各地推广上海经验，很快建立起省商会、市商会，无一例外地处于国民党地方当局控制下，民办商会不复存在。国民党统一商运后的商会，基本成员是同业公会，而且每一地区相同行业只允许一个同业公会存在。实业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大为削弱。
在当局强行统一商运的过程中，上海总商会曾多次发起号召，抵制统一商运的政令。汉口、南昌、宁波、蚌埠、武昌、上海、杭州、芜湖、开封、成都、长沙、广州、福州等地总商会派代表汇集沪上开大会，将反对建立统一商会的发言和议案汇编成册，广为印发，并以“全国各总商会”名义向国民党“三大”递呈“维持商会请愿书”，为民间商会的合法存在作强硬抗辩。这场抗争发展为资产阶级团体全面的抵制运动。各地商会纷起行动，抗议声浪此起彼伏。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等数十个同业公会分别向国民党中央请愿，甚至连国民党长期倚重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也加入其中，一致反对国民党政府撤消“旧商会”。
围绕商会存、废斗争，商会方面的反击，无论在理论辨析还是具体事例上，都十分有力，关键在于，紧紧抓住了国民党在资本家、商会及阶级划分理论上的矛盾，使国民党当局无从辩驳，陷入被动。商会方面指出，国民党当局把资本家同土豪劣绅相提并论，“甚于共产党口号”。共产党只宣传“打倒资本主义”，而国民党却要“打倒资本家”，如此作为，“岂清党反共后之我党所应出此?”商会方面抨击道，国民党“一大”、“二大”均承认商会的合法地位，而在“三大”前后居然“谓党无商会立场，应废弃取消之，是背党也，非总理信徒矣!”国民党政纲提倡“全民政治”，而不是“阶级专政”，而今国民党中央却扶持商民协会，分化商人，“涣散国民团结之精神”。
以上海总商会为核心的这场抗议运动，抓住国民党中央商运政策的前后矛盾，逐一对比批判，鞭辟入理。国民党从联共转变为反共，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大革命阶段的理论、政策与现实统治需要之间的矛盾暴露无遗。
国民党中央出于强化专制统治的需要，最终强行建立起统一的商会，但不得不对资产阶级作出些让步，例如取消商民协会，统一商运后仍用商会名称，而且不再使用“买办”、“反革命”之类的词汇指责大资本家。
商会存废斗争的结果，国民党中央运用政权的力量取得了胜利，但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而加深。打击总商会和大资本家，实际上是同整个资产阶级中上层处于对抗态势有关。
统一商运剥夺了资产阶级自发结合团体的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由此使国民党南京政府同资产阶级结下不解之怨，失去了原本可以依靠的阶级力量。国民党在此后的国内阶级斗争中，除了分散在农村的地主土豪，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阶级力量，无法抗拒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革命力量。从政治现代化角度看，如果我们承认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最终崩溃是中国政治进步的质变与飞跃，那么强行统一商运恶化了国民党政府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客观上却促进了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