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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间自己的房间》集中体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早期的女权主义主张，而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也成为女权主义运动最具号召力的旗帜之一。笔者拟通过作品中的一些关键词来梳理作者的女权主义主张，以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键词：女权主义 马克思主义 一间房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是20世纪英国最富才情的女作家之一，同时她也是一个独具魅力的文学评论家、西方女权主义的先驱者。《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1929）集中体现了伍尔夫早期的女权主义主张。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看似一种再平凡不过的吁求，却因有着感同身受的深刻，而为伍尔夫带来了不凡的声誉，同时这一吁求本身也成为女权主义运动最具号召力的旗帜之一。
在伍尔夫生活的时代，女权主义自法国女学者玛丽·德·古尔内、英国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奔走和努力之后，已经逐渐成熟了；而当时的英国妇女不论是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还是受教育的状况都有了显著的改善。但是，另一方面，维多利亚时代仍沿袭着旧有的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机制，其基本特征是以父权家长制结构一切社会权力，女性的存在也毫不例外地遵从这一社会机制的运作，她们一直被定位为“房间里的天使”（伍尔夫语），温和贤淑的主妇成为人们对妇女的普遍文化想象。在这样的角色定位下，业已开放的学校教育显然是被架空的，女人被看重、被推崇的仍然只是礼仪和相夫教子等所谓的“传统美德”。即使像伍尔夫这样中产阶级知识贵族之家出身的妇女也囿于传统观念而不能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但是良好的出身无疑还是给了伍尔夫这样的女性更多的成长可能，也正是因为衣食无忧，她才开始渴求最基本的精神空间。因此，作为一个出身高贵又天资聪颖的女人，伍尔夫无可推卸地成为了当时妇女的代言人。否则，那些没有机会接触教育的女工、女仆，没有闲暇的母亲、妻子，只能是“沉默的大多数”，毫无身份地位可言，永远不可能掌握话语权。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与之相适应。因此，最初的女权主义运动就注定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自觉运动，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它首先只能是少数精英的意识，妇女的彻底解放还有赖于整个社会观念和传统、习俗的进一步改变。由于教育的不被彻底实行，我们注意到“书籍”——尤其是文学作品，几乎成为伍尔夫们了解社会的唯一途径。那么，女权主义运动与女权主义文论“携手并肩”的亲密，实在是最易理解的事了，它们委实是“同胞”的姐妹。
女权主义文论（Feminist Literary Theory）是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于欧美知识界的一种崭新的文学批评话语，但它的源头应该上溯到伍尔夫的时代。一般认为，女权主义文论对例如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解构主义等这些西方批评理论采取了或批判或利用的态度，来营造或丰富自身的理论，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借鉴和重新阐释，无疑是女权主义文论深具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兴起，首先与女权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政治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女权主义文论在诞生之前就不可避免地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隐秘联系。依据理论性质的不同，女权主义可大致可分为三种：其一为自由的女权主义（也有人称之为保守的女权主义）；其二为激进的女权主义；其三为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认为，导致妇女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和父权的结合，是一种“父权的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从理论资源来看，“父权”概念显然缘自自由的女权主义的经典阐释，而伍尔夫是最早将视线掉转至“父权”的批评家之一。
下面，我们不妨梳理一下《一间自己的房间》的关键词，由于知识来源和关注点的独特，伍尔夫对女性社会问题的探讨总是与她对文学的看法紧密相连。
一门锁
伍尔夫虚构了一个“牛桥”大学，一个唤作“玛丽”的女人在这所老牌名校中游历，但是她首先遇到的却是一扇扇紧闭的大门。因为身为女子，她无权踏过草坪，无权进入历史悠久的图书馆。于是，玛丽听到“一扇扇的大门在我后面好像很温柔，却又很决绝地关上。无数的警吏把无数的钥匙插到非常光滑的锁里去。这座宝库又安全地锁上了一晚”。在一个父权制的社会，女人需要的只是温柔贤淑，而不需要文化、教育；所有通往知识和智慧的大门对女性都是关闭的；女性必须是无名的，失语的。没有女性介入的图书馆“庄严、安静”，“它满意地睡着”——对于独裁的父权制度而言，只有没有对话的世界是最安静的；只有平等、遥不可及的社会才是最安全的。而事实上，牛桥的图书馆的确不属于女性，它里面的藏书充满了对女性的谎言。男人满足于他们建立的社会，而深受规约教化的女性更多地也在麻木中“沉睡”。伍尔夫深刻地揭露了女性在教育上的被压制状态，以及女权主义运动面对强大父权社会时的恐慌与势单力薄。
二梅子、选举权、钱
接着，伍尔夫写到了玛丽的午餐。男性餐桌上丰盛的菜肴，让玛丽们的午餐相形见绌；最寒酸的莫过于作为餐点的“梅子”：梅子是“小气而难取悦的菜蔬（根本就不是水果）”；简单的牛肉与梅子只能给玛丽带来一种“不稳定而淡漠的心情”。男人和女人是超然最基本的物质层面之上的政治，是更显著的阵营分化。女子的权利是男人文明的施舍，然而就是这故作姿态的施舍也只吝惜到小气的“梅子”而已。有了梅子的铺垫，玛丽面对“选举权”和“钱”的选择时，头脑就清醒多了，伍尔夫一下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所在：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地位。没有经济基础，政治权利是无从谈起、无法保障的。
三戒指
女性在父权制的社会里，不是简单地被贬斥，她们一直在“神化”和“奴化”的天平间摇摆。在父权制的文学史中，“想象里她占着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她完全不为人所注意。她把诗集从头到尾充满；她只是不出现在历史里。在小说里，她统治帝王以及征服者的一生，实际上她是任何男孩子的奴隶，只要她的父母强迫她带上一个戒指。文学里有多少最富灵感的语言，多少最深刻的思想由她的嘴里说出来，实际生活里她几乎不识字，不会写字”。高高在上、富于魅力、智慧的女子形象只能出现在虚构的作品中；而在现实生活中，男人需要的只是贤妻良母的女仆，女性仅仅是她丈夫的财产，父权制的虚伪由此可见一斑。
四合作
在女性主义初期，女权主义者们多抱有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想，非常难得的是：面对大量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伍尔夫却冷静地意识到“一个轮子都不能摩擦，一个亮光都不能闪烁”，“两性之间最自然的就是合作”。这样，伍尔夫就避免了女性主义普遍的窠臼，而是试图以局外人的身份，确立女性的自我价值体系。卡罗尔准确地指出了伍尔夫的思想远比一般女权主义者深刻的地方：“她将妇女生活中所受的压迫和压抑视为整个腐败凶暴的社会制度的镜子，也视为其基础。但她也看到，那种制度是不可能通过摹仿它的方式来推翻。与通常的斗争主张相反，她并不相信‘当妇女参加国家事务时政治的邪恶就会减轻’，而相信假如妇女无条件地加入到现存体制中去，她们最后会变成……女性的对等物。”这也是伍尔夫对当时有些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者的态度有所保留的原因。伍尔夫虽被人们视为女性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但她却拒绝承认自己所持的是“女权主义”立场，甚至对“女权主义”这一称谓都十分反感。超离而不是简单地背叛父权社会的价值体系，伍尔夫另外探寻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女性独立之路。
五500 英镑，一间房
合作的前提是平等，因此，伍尔夫最终提出了“假使想写小说或是诗歌一定先要有500镑一年；还要有一间门上有一把锁的房间”，这既是女性获得写作机会的先决条件，也是女性保持独立立场的必要条件。她还进一步指出，一年500镑入款可以代表能沉思的力量，门上一把锁象征能替自己想的力量。父权社会总是希望女性作“房间里的天使”，既是客厅里一件优雅的装饰品，又是温顺恭良的妻子，善于打点的母亲；而大多数没有闲暇的女性却由“他者奴化”渐渐走向“自我奴化”，完全丧失了反抗的欲念。因此，女性真正的解放一定要依托一定的经济力量——500镑年供，首先从父权制的经济依附中走出来；其次，女性还要有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一间自己的房间，为了保证绝对地不被打扰，女性还需要一把自己房门上的锁，把自己和封闭保守的父权制社会隔离开来。一个女人小时侯生活在父亲的房子里，长大之后生活在丈夫的房子里，迟暮之年则可能继续寄居在儿子的房子里。她一生游走在男性的房间中，而唯独没有自己的房间——真正属于自己的房间，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国王不可以进——“房间”是财产权的象征，而财产权则是道德之神，庇护着属于我们的独立空间。因此，伍尔夫所提倡的“房间”有着更深刻的蕴意：独立的心理空间，它在女性与这个庞大的父权社会搏斗时，给予女人们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
至此，伍尔夫的主张全部贯通起来，无论是一扇扇被关闭的知识大门，还是令人不快的“小气的梅子”，抑或牢牢套定女性自由的戒指，归根结底都与女性不合理的社会存在密切相关；而要打破这种状况，首先要获取一定的经济基础。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规定了社会、政治与智力生活的一般过程。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其社会意识，而不是其社会意识决定其社会存在”。伍尔夫等出身良好的女性，因其经济上的先天优越条件，率先产生了突破父权制思维牢笼的意识，作为社会存在中的弱势群体，她们发出了最初的呼声，形成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女权主义运动；当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门，获取自己的“500镑”时，要求一间自己的房间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虽然，社会意识的转变是相对滞后的，但父权制社会的坚冰终会消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则认为，女性处于从属的、受压制的地位并非因为社会或个人本来具有某种观念意识，而是因为女性长期从事受他人支配的工作，因而造成其自我概念发生相应的改变而引起的（Nancy Holmstrom，1984）。因此，要改变女性的从属地位，首先要改变女性的工作地位，而不是像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首先改变社会和个人的错误意识。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显然走得更远，但是，本文认为她们只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二者分别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接近正确的答案，若单纯否定伍尔夫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的历史功绩是不公平的，她们是女权主义的塔基，只有站在她们肩头，女权主义才能获得不竭的动力和灵感。
当女性追求自由、平等、独立的思想逐渐行于天际，伍尔夫却保持了难得的冷静和清醒，由于有着切肤的生活体验，她天才地领悟到了经济基础的重要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不谋而合；同时，她又尖锐地指出落后、专制的父权社会意识是男女不平等的祸首所在。于是，在一片获取政治权利的欢呼声中，伍尔夫第一个掉转了马头，以“500英镑”和“一间自己的房间”，守护了女性真正的家园。她对后世女权主义向纵深发展，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1] [英]伍尔夫，王环译：《一间自己的房间》，沈阳出版社，1999年版。
[2] 97 B.A.Carroll,“To Crush Him in Our Own Country: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Virginia Woolf”[J],Feminist Studies（《女性研究》）,4 February 1978,p.36.
[3] 王维、庞君景：《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
高红欣，女，1978—，河北无极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教育，工作单位：石家庄科技工程职业学院。
王璇，女，1983—，河北高邑人，本科，助教，研究方向：教育，工作单位：石家庄科技工程职业学院。
关键词：女权主义 马克思主义 一间房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是20世纪英国最富才情的女作家之一，同时她也是一个独具魅力的文学评论家、西方女权主义的先驱者。《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1929）集中体现了伍尔夫早期的女权主义主张。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看似一种再平凡不过的吁求，却因有着感同身受的深刻，而为伍尔夫带来了不凡的声誉，同时这一吁求本身也成为女权主义运动最具号召力的旗帜之一。
在伍尔夫生活的时代，女权主义自法国女学者玛丽·德·古尔内、英国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奔走和努力之后，已经逐渐成熟了；而当时的英国妇女不论是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还是受教育的状况都有了显著的改善。但是，另一方面，维多利亚时代仍沿袭着旧有的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机制，其基本特征是以父权家长制结构一切社会权力，女性的存在也毫不例外地遵从这一社会机制的运作，她们一直被定位为“房间里的天使”（伍尔夫语），温和贤淑的主妇成为人们对妇女的普遍文化想象。在这样的角色定位下，业已开放的学校教育显然是被架空的，女人被看重、被推崇的仍然只是礼仪和相夫教子等所谓的“传统美德”。即使像伍尔夫这样中产阶级知识贵族之家出身的妇女也囿于传统观念而不能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但是良好的出身无疑还是给了伍尔夫这样的女性更多的成长可能，也正是因为衣食无忧，她才开始渴求最基本的精神空间。因此，作为一个出身高贵又天资聪颖的女人，伍尔夫无可推卸地成为了当时妇女的代言人。否则，那些没有机会接触教育的女工、女仆，没有闲暇的母亲、妻子，只能是“沉默的大多数”，毫无身份地位可言，永远不可能掌握话语权。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与之相适应。因此，最初的女权主义运动就注定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自觉运动，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它首先只能是少数精英的意识，妇女的彻底解放还有赖于整个社会观念和传统、习俗的进一步改变。由于教育的不被彻底实行，我们注意到“书籍”——尤其是文学作品，几乎成为伍尔夫们了解社会的唯一途径。那么，女权主义运动与女权主义文论“携手并肩”的亲密，实在是最易理解的事了，它们委实是“同胞”的姐妹。
女权主义文论（Feminist Literary Theory）是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于欧美知识界的一种崭新的文学批评话语，但它的源头应该上溯到伍尔夫的时代。一般认为，女权主义文论对例如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解构主义等这些西方批评理论采取了或批判或利用的态度，来营造或丰富自身的理论，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借鉴和重新阐释，无疑是女权主义文论深具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兴起，首先与女权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政治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女权主义文论在诞生之前就不可避免地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隐秘联系。依据理论性质的不同，女权主义可大致可分为三种：其一为自由的女权主义（也有人称之为保守的女权主义）；其二为激进的女权主义；其三为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认为，导致妇女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和父权的结合，是一种“父权的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从理论资源来看，“父权”概念显然缘自自由的女权主义的经典阐释，而伍尔夫是最早将视线掉转至“父权”的批评家之一。
下面，我们不妨梳理一下《一间自己的房间》的关键词，由于知识来源和关注点的独特，伍尔夫对女性社会问题的探讨总是与她对文学的看法紧密相连。
一门锁
伍尔夫虚构了一个“牛桥”大学，一个唤作“玛丽”的女人在这所老牌名校中游历，但是她首先遇到的却是一扇扇紧闭的大门。因为身为女子，她无权踏过草坪，无权进入历史悠久的图书馆。于是，玛丽听到“一扇扇的大门在我后面好像很温柔，却又很决绝地关上。无数的警吏把无数的钥匙插到非常光滑的锁里去。这座宝库又安全地锁上了一晚”。在一个父权制的社会，女人需要的只是温柔贤淑，而不需要文化、教育；所有通往知识和智慧的大门对女性都是关闭的；女性必须是无名的，失语的。没有女性介入的图书馆“庄严、安静”，“它满意地睡着”——对于独裁的父权制度而言，只有没有对话的世界是最安静的；只有平等、遥不可及的社会才是最安全的。而事实上，牛桥的图书馆的确不属于女性，它里面的藏书充满了对女性的谎言。男人满足于他们建立的社会，而深受规约教化的女性更多地也在麻木中“沉睡”。伍尔夫深刻地揭露了女性在教育上的被压制状态，以及女权主义运动面对强大父权社会时的恐慌与势单力薄。
二梅子、选举权、钱
接着，伍尔夫写到了玛丽的午餐。男性餐桌上丰盛的菜肴，让玛丽们的午餐相形见绌；最寒酸的莫过于作为餐点的“梅子”：梅子是“小气而难取悦的菜蔬（根本就不是水果）”；简单的牛肉与梅子只能给玛丽带来一种“不稳定而淡漠的心情”。男人和女人是超然最基本的物质层面之上的政治，是更显著的阵营分化。女子的权利是男人文明的施舍，然而就是这故作姿态的施舍也只吝惜到小气的“梅子”而已。有了梅子的铺垫，玛丽面对“选举权”和“钱”的选择时，头脑就清醒多了，伍尔夫一下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所在：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地位。没有经济基础，政治权利是无从谈起、无法保障的。
三戒指
女性在父权制的社会里，不是简单地被贬斥，她们一直在“神化”和“奴化”的天平间摇摆。在父权制的文学史中，“想象里她占着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她完全不为人所注意。她把诗集从头到尾充满；她只是不出现在历史里。在小说里，她统治帝王以及征服者的一生，实际上她是任何男孩子的奴隶，只要她的父母强迫她带上一个戒指。文学里有多少最富灵感的语言，多少最深刻的思想由她的嘴里说出来，实际生活里她几乎不识字，不会写字”。高高在上、富于魅力、智慧的女子形象只能出现在虚构的作品中；而在现实生活中，男人需要的只是贤妻良母的女仆，女性仅仅是她丈夫的财产，父权制的虚伪由此可见一斑。
四合作
在女性主义初期，女权主义者们多抱有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想，非常难得的是：面对大量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伍尔夫却冷静地意识到“一个轮子都不能摩擦，一个亮光都不能闪烁”，“两性之间最自然的就是合作”。这样，伍尔夫就避免了女性主义普遍的窠臼，而是试图以局外人的身份，确立女性的自我价值体系。卡罗尔准确地指出了伍尔夫的思想远比一般女权主义者深刻的地方：“她将妇女生活中所受的压迫和压抑视为整个腐败凶暴的社会制度的镜子，也视为其基础。但她也看到，那种制度是不可能通过摹仿它的方式来推翻。与通常的斗争主张相反，她并不相信‘当妇女参加国家事务时政治的邪恶就会减轻’，而相信假如妇女无条件地加入到现存体制中去，她们最后会变成……女性的对等物。”这也是伍尔夫对当时有些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者的态度有所保留的原因。伍尔夫虽被人们视为女性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但她却拒绝承认自己所持的是“女权主义”立场，甚至对“女权主义”这一称谓都十分反感。超离而不是简单地背叛父权社会的价值体系，伍尔夫另外探寻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女性独立之路。
五500 英镑，一间房
合作的前提是平等，因此，伍尔夫最终提出了“假使想写小说或是诗歌一定先要有500镑一年；还要有一间门上有一把锁的房间”，这既是女性获得写作机会的先决条件，也是女性保持独立立场的必要条件。她还进一步指出，一年500镑入款可以代表能沉思的力量，门上一把锁象征能替自己想的力量。父权社会总是希望女性作“房间里的天使”，既是客厅里一件优雅的装饰品，又是温顺恭良的妻子，善于打点的母亲；而大多数没有闲暇的女性却由“他者奴化”渐渐走向“自我奴化”，完全丧失了反抗的欲念。因此，女性真正的解放一定要依托一定的经济力量——500镑年供，首先从父权制的经济依附中走出来；其次，女性还要有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一间自己的房间，为了保证绝对地不被打扰，女性还需要一把自己房门上的锁，把自己和封闭保守的父权制社会隔离开来。一个女人小时侯生活在父亲的房子里，长大之后生活在丈夫的房子里，迟暮之年则可能继续寄居在儿子的房子里。她一生游走在男性的房间中，而唯独没有自己的房间——真正属于自己的房间，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国王不可以进——“房间”是财产权的象征，而财产权则是道德之神，庇护着属于我们的独立空间。因此，伍尔夫所提倡的“房间”有着更深刻的蕴意：独立的心理空间，它在女性与这个庞大的父权社会搏斗时，给予女人们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
至此，伍尔夫的主张全部贯通起来，无论是一扇扇被关闭的知识大门，还是令人不快的“小气的梅子”，抑或牢牢套定女性自由的戒指，归根结底都与女性不合理的社会存在密切相关；而要打破这种状况，首先要获取一定的经济基础。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规定了社会、政治与智力生活的一般过程。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其社会意识，而不是其社会意识决定其社会存在”。伍尔夫等出身良好的女性，因其经济上的先天优越条件，率先产生了突破父权制思维牢笼的意识，作为社会存在中的弱势群体，她们发出了最初的呼声，形成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女权主义运动；当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门，获取自己的“500镑”时，要求一间自己的房间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虽然，社会意识的转变是相对滞后的，但父权制社会的坚冰终会消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则认为，女性处于从属的、受压制的地位并非因为社会或个人本来具有某种观念意识，而是因为女性长期从事受他人支配的工作，因而造成其自我概念发生相应的改变而引起的（Nancy Holmstrom，1984）。因此，要改变女性的从属地位，首先要改变女性的工作地位，而不是像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首先改变社会和个人的错误意识。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显然走得更远，但是，本文认为她们只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二者分别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接近正确的答案，若单纯否定伍尔夫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的历史功绩是不公平的，她们是女权主义的塔基，只有站在她们肩头，女权主义才能获得不竭的动力和灵感。
当女性追求自由、平等、独立的思想逐渐行于天际，伍尔夫却保持了难得的冷静和清醒，由于有着切肤的生活体验，她天才地领悟到了经济基础的重要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不谋而合；同时，她又尖锐地指出落后、专制的父权社会意识是男女不平等的祸首所在。于是，在一片获取政治权利的欢呼声中，伍尔夫第一个掉转了马头，以“500英镑”和“一间自己的房间”，守护了女性真正的家园。她对后世女权主义向纵深发展，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1] [英]伍尔夫，王环译：《一间自己的房间》，沈阳出版社，1999年版。
[2] 97 B.A.Carroll,“To Crush Him in Our Own Country: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Virginia Woolf”[J],Feminist Studies（《女性研究》）,4 February 1978,p.36.
[3] 王维、庞君景：《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
高红欣，女，1978—，河北无极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教育，工作单位：石家庄科技工程职业学院。
王璇，女，1983—，河北高邑人，本科，助教，研究方向：教育，工作单位：石家庄科技工程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