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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占据美国大选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元素”将以何种姿态出现，话语背后的政治逻辑如何演绎，应当如何应对并构建积极有效的对美传播工作，是摆在我们面前紧迫的课题。
前瞻美国大选：经济回暖是关键
在候选人都处于亟需拉拢选民附议心态和媒介营销的时刻，选战中的“中国元素”也就更会以扭曲的方式被呈现。2008年大选时刻，由于美国迫切期盼中国的资金援助来拯救美国的金融市场，两党候选人都保持了刻意的亲近态度，度过了罕见的中国问题“不折腾”的一年。但在2010年，奥巴马政府出于国内经济不振和国会指责的双重驱动，多次在汇率问题上施压中国。今年开春以来，以罗姆尼为代表的共和党候选人更是多次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叫嚣对华采取强硬行动。这固然是美国大选年一贯炒作中国元素的风气使然，我们不必过于看重，但着眼于过去四年以来双方在汇率问题上出现的多次尖锐冲突和中美经济间固有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今年上半年在周边地区安全、国内政治事务中可能突发的不确定因素，这类“压力测试”是否会转变成为对中国全面的口诛笔伐并导致双方信任的破裂，值得我们做长远考虑。
构架中美战略互信：能否走出互疑是关键
2012年2月15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发表的政策演讲中提出，战略互信问题在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中占据首位，在中美政学界引起诸多反响。顺势而为，今年4月初，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由李侃如执笔）联合北大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由王缉思执笔），共同提交名为“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的长篇报告，再次把中美互信问题提到一个关乎两国关系前景的重要位置。我们理应重视这两种话语表述背后蕴含的重要意义。
在笔者看来，互信和互疑是围绕目前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特征，但绝非一枚硬币的两面。中美建交以来即谋求建立一种长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双方在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事务上了解并尊重彼此的立场，并能坦率进行相当广泛的交流，每年两国政府机构常设的对话机制就有60多场。中美之间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更是紧密无间，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发展复苏和引领潮流的重要力量。
但2010年以来，中方明显感受到来自美方在一系列事务上对华的负面态度，以及在重大国际安全事务中对华的不信任，在涉及经济、政治、国际安全等领域的若干利害冲突呈逐渐扩大的趋势。例如，在谷歌搜索退出、中美汇率问题、阿拉伯地区社会动荡、中国在南海主权、继续对台军售、东北亚核安全稳定、美军重返亚洲等事件中，美国政府高层和政界人士多次发出令中国无法接受的刺耳声音，有些公然违背两国业已达成的协议和谅解，激起中国高层和普通民众的强烈不满。
大国之间关系的不信任本身具有缓慢的破坏性，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反过来又加剧了不信任。但在双方交流机制固定化和日常化、互动依旧频繁的情况下，为什么这种互疑的感觉还是如此强烈呢？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既有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微妙变化带来的心态失衡因素，也有双方已有的交流机制实际运作效果不佳，许多取得的共识无法落到实处的缘由。有专家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对话机制不够多，范围不够广，层次不够高，而是一些对话未能切中要害，没有解决实际问题。这些状况如果继续累积，就很有可能出现若干个危险的事件引爆点，将积蓄的负面能量扩散。
解决中美战略互疑的困境，破解彼此头脑之间的“零和思维”是关键。在大选年里，我们会听到无数美国政客放言中国的崛起是对美国主宰的全球秩序的危险挑战，历史上还未有过两个大国间长久和平的例子。但历史只能叙述过去，不能完全指导未来，中美建立长期和平共处合作的关系准则，是出于对两国民众最大福祉的考虑，这点美国高层心知肚明。美国副总统拜登去年8月在《纽约时报》刊文指出，“一个成功的中国可以使美国更加繁荣”，美国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同样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这种具有最广泛基础的共识，理应成为我们对美传播的主旋律。
其次，解决中美战略互疑需要我们摒弃冷战思维。冷战思维是外交现实主义和零和思维的产物，强调意识形态的不可通约性和军事力量起主宰作用。纵观中美近十年以来发生较为激烈的冲突事件，无一例外都是冷战思维作祟而发端的。近些年来，美国部分媒体和对华专家错误解读中国的对外政策，炒作中国的霸权意识和国防建设，无视中国为周边地区稳定作出的大量隐忍复杂的外交努力，彼时刻还捧唱中国，转脸就变成捧杀中国，人为地扭曲中国的世界形象。大选年这种无端的指责必然会再次袭来，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第三，要努力消解彼此社会间的傲慢与偏见。中国作为新兴崛起的多民族国家，理应在世界事务中占据相当的分量，“中国模式”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应得到充分的尊重，这是由中国独特的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但是我们经常遗憾地看到美方在一系列问题上对中国的诸种刁难，有些问题即使在美国社会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不足，经过媒体的偏见放大后成为政客赖以挥舞的大棒，这些都是极为短视的做法。两国理应从共同发展的角度一起面对存在的问题。笔者曾撰文以为，中美之间都应以改革为共识来推动各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借鉴对方的经验和视角，尊重彼此所持的态度和立场，是我们超越彼此狭隘思维的动力所在。
拓展对美传播的深度：着重发挥意见领袖的影响力
如何有效提高大选年对美传播工作的效果与深度，笔者以为着力提升意见领袖的作用意义甚大。在中美关系领域，意见领袖所涵盖的并非单个的人物，相关的政策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同样能发挥相当大的影响。例如，这次布鲁金斯与北大的合作报告，在中美高端领域和相关严肃媒体都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中美互疑”这个带有相当负面看法的观点经中方之口提出，客观上起到了议题设置和对美国决策层敲响警钟的意味。在2012大选年中国话题即将热炒，中美高端战略对话展开之际，其话语传播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又例如，在最新一期《经济学人》杂志上，来自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沈丁立以意见领袖的身份，驳斥有关中国军力提升将危害地区安全的观点，语言平和，论据有力，符合西方精英读者的阅读口吻。之前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在《华尔街日报》上撰写的《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也是中国意见领袖在美发言的成功典范。
当然，意见领袖只是对美传播整体任务中的一环，但其赋予的思想性和影响力却是极为广泛的。在目前中美关系事实上处于微妙和亟需重新适应对方的阶段，阐释观念的力量将有力提升彼此间的互信程度，并产生积极效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谭 震
前瞻美国大选：经济回暖是关键
在候选人都处于亟需拉拢选民附议心态和媒介营销的时刻，选战中的“中国元素”也就更会以扭曲的方式被呈现。2008年大选时刻，由于美国迫切期盼中国的资金援助来拯救美国的金融市场，两党候选人都保持了刻意的亲近态度，度过了罕见的中国问题“不折腾”的一年。但在2010年，奥巴马政府出于国内经济不振和国会指责的双重驱动，多次在汇率问题上施压中国。今年开春以来，以罗姆尼为代表的共和党候选人更是多次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叫嚣对华采取强硬行动。这固然是美国大选年一贯炒作中国元素的风气使然，我们不必过于看重，但着眼于过去四年以来双方在汇率问题上出现的多次尖锐冲突和中美经济间固有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今年上半年在周边地区安全、国内政治事务中可能突发的不确定因素，这类“压力测试”是否会转变成为对中国全面的口诛笔伐并导致双方信任的破裂，值得我们做长远考虑。
构架中美战略互信：能否走出互疑是关键
2012年2月15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发表的政策演讲中提出，战略互信问题在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中占据首位，在中美政学界引起诸多反响。顺势而为，今年4月初，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由李侃如执笔）联合北大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由王缉思执笔），共同提交名为“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的长篇报告，再次把中美互信问题提到一个关乎两国关系前景的重要位置。我们理应重视这两种话语表述背后蕴含的重要意义。
在笔者看来，互信和互疑是围绕目前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特征，但绝非一枚硬币的两面。中美建交以来即谋求建立一种长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双方在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事务上了解并尊重彼此的立场，并能坦率进行相当广泛的交流，每年两国政府机构常设的对话机制就有60多场。中美之间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更是紧密无间，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发展复苏和引领潮流的重要力量。
但2010年以来，中方明显感受到来自美方在一系列事务上对华的负面态度，以及在重大国际安全事务中对华的不信任，在涉及经济、政治、国际安全等领域的若干利害冲突呈逐渐扩大的趋势。例如，在谷歌搜索退出、中美汇率问题、阿拉伯地区社会动荡、中国在南海主权、继续对台军售、东北亚核安全稳定、美军重返亚洲等事件中，美国政府高层和政界人士多次发出令中国无法接受的刺耳声音，有些公然违背两国业已达成的协议和谅解，激起中国高层和普通民众的强烈不满。
大国之间关系的不信任本身具有缓慢的破坏性，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反过来又加剧了不信任。但在双方交流机制固定化和日常化、互动依旧频繁的情况下，为什么这种互疑的感觉还是如此强烈呢？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既有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微妙变化带来的心态失衡因素，也有双方已有的交流机制实际运作效果不佳，许多取得的共识无法落到实处的缘由。有专家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对话机制不够多，范围不够广，层次不够高，而是一些对话未能切中要害，没有解决实际问题。这些状况如果继续累积，就很有可能出现若干个危险的事件引爆点，将积蓄的负面能量扩散。
解决中美战略互疑的困境，破解彼此头脑之间的“零和思维”是关键。在大选年里，我们会听到无数美国政客放言中国的崛起是对美国主宰的全球秩序的危险挑战，历史上还未有过两个大国间长久和平的例子。但历史只能叙述过去，不能完全指导未来，中美建立长期和平共处合作的关系准则，是出于对两国民众最大福祉的考虑，这点美国高层心知肚明。美国副总统拜登去年8月在《纽约时报》刊文指出，“一个成功的中国可以使美国更加繁荣”，美国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同样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这种具有最广泛基础的共识，理应成为我们对美传播的主旋律。
其次，解决中美战略互疑需要我们摒弃冷战思维。冷战思维是外交现实主义和零和思维的产物，强调意识形态的不可通约性和军事力量起主宰作用。纵观中美近十年以来发生较为激烈的冲突事件，无一例外都是冷战思维作祟而发端的。近些年来，美国部分媒体和对华专家错误解读中国的对外政策，炒作中国的霸权意识和国防建设，无视中国为周边地区稳定作出的大量隐忍复杂的外交努力，彼时刻还捧唱中国，转脸就变成捧杀中国，人为地扭曲中国的世界形象。大选年这种无端的指责必然会再次袭来，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第三，要努力消解彼此社会间的傲慢与偏见。中国作为新兴崛起的多民族国家，理应在世界事务中占据相当的分量，“中国模式”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应得到充分的尊重，这是由中国独特的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但是我们经常遗憾地看到美方在一系列问题上对中国的诸种刁难，有些问题即使在美国社会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不足，经过媒体的偏见放大后成为政客赖以挥舞的大棒，这些都是极为短视的做法。两国理应从共同发展的角度一起面对存在的问题。笔者曾撰文以为，中美之间都应以改革为共识来推动各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借鉴对方的经验和视角，尊重彼此所持的态度和立场，是我们超越彼此狭隘思维的动力所在。
拓展对美传播的深度：着重发挥意见领袖的影响力
如何有效提高大选年对美传播工作的效果与深度，笔者以为着力提升意见领袖的作用意义甚大。在中美关系领域，意见领袖所涵盖的并非单个的人物，相关的政策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同样能发挥相当大的影响。例如，这次布鲁金斯与北大的合作报告，在中美高端领域和相关严肃媒体都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中美互疑”这个带有相当负面看法的观点经中方之口提出，客观上起到了议题设置和对美国决策层敲响警钟的意味。在2012大选年中国话题即将热炒，中美高端战略对话展开之际，其话语传播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又例如，在最新一期《经济学人》杂志上，来自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沈丁立以意见领袖的身份，驳斥有关中国军力提升将危害地区安全的观点，语言平和，论据有力，符合西方精英读者的阅读口吻。之前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在《华尔街日报》上撰写的《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也是中国意见领袖在美发言的成功典范。
当然，意见领袖只是对美传播整体任务中的一环，但其赋予的思想性和影响力却是极为广泛的。在目前中美关系事实上处于微妙和亟需重新适应对方的阶段，阐释观念的力量将有力提升彼此间的互信程度，并产生积极效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谭 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