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各界都在反思，香港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由于在很多场合冲在最前面的总是年轻人，他们自然而然也成为当下讨论的核心。如何化解青年的怨气、满足青年的诉求，是一个主要议题。无论反思的方向对错，提出的建议可行与否，肯去反思胜过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要知道，青年问题涉及香港未来是否可以发展、如何发展。
　　一些激进、反叛的年轻人，对政府有一种先天性的不信任，无论你做什么，跟他说什么，他们都不愿意听，只知道喊口号。这是香港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

香港青年的心理落差

　　香港回归后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没有经历一个“去殖民地化”的过程。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一百多年，但回归后，什么东西都原原本本地被保留下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教育，回归前后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内容，基本上没有任何变化。
　　在任何国家，国民教育是“去殖民地化”的一个最为关键的方法。但这方面香港迟迟没有作为。更糟糕的是，特区政府还把中国历史教育从必修课中剔除掉，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史或者综合人文科之下。这样虽然便于学生横向比较，但在香港的思潮和语境之中，把中国历史当外国史来教，反而加深了中国作为“他者”的一层印象。
　　一般社会并不存在“去殖民地化”的问题，没有民族认同危机和压倒性的外国文化渗入，所以民族认同的建立不必仰赖一门历史课。而香港的情况恰好相反。过往香港的中国历史教育，是非常西化的教育。国民教育是成长环境之中唯一提醒大家“我是中国人”的时刻，而如果把中国史置于世界史、一般人文科目之下，就连这样的时刻都失去了。我认为这是当局需要检讨的。
　　之前，香港还有一门课必修课叫《通识》，教师可以根据大纲，自行选择教材。部分教师为了进行批判式教育，常常选择一些批评性的文章，说政府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最后变成了批评式教育，将偏见传递给学生。这等于是扭曲了《通识》教育的初衷。
　　香港不少年轻人对政府缺乏信任，民生压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对很多香港青年来说，买房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我2000年大学毕业时，月收入是1.1万港币，现在大学毕业生的收入还是这个数，15年间基本上没有变。可反观消费，通胀很厉害，以前中午一顿工作餐是20港币，现在需要50港币，翻了一番还多。当然，这不一定完全是政府的责任，但结果就是，很多年轻人把矛头对准了政府。所以，一些激进思想很容易在他们中传播，找到土壤。
　　另外，近些年内地发展速度大大超过香港，导致部分年轻人的心态不能平衡，加上媒体的渲染，在心理上形成了很大的落差。这种心理落差，在消费水平方面表现最为明显。过去是我们到内地去消费，现在基本上是内地来香港消费，而且无论是买高档的奢侈品，还是日常用品，都是比较大手笔的。这些年轻人都看在眼里，心理肯定会不平衡。
　　尤其是这几年，内地一些城市的收入水平提高很快，与香港的差距越来越小，有的城市同等职位或者同等学历的薪水，甚至已经超过了香港。这对香港年轻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他们感觉香港毕竟还是一个国际城市，为什么收入这么多年没有提高？

让年轻人参与政策制定

　　针对青年的问题，有人提议，效法当年“六七事件”之后港英政府的做法，举办活动吸引年轻人。我认为，首先物质条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当年搞舞会，今天可能要送iPhone，实在说不过去。而且，当年的运动中，参与者更多属于社会基层被生活压迫的青年，而非今日有父母好好照料的青年学生。政府不应该急于送礼物、派糖，而应当先摸清他们的诉求是什么。
　　有人说，青年学生的诉求是房屋需求；也有人说，是他们向上的路不被阻塞。这两种说法最普遍，不能说不对。但我认为，青年的诉求是“参与”。我们必须承认，时代不同，环境不同，思想不同。简单而言，今非昔比。公民社会，讲的是公民参与。
　　台湾九合一选举刚过，台北市柯文哲未必是一位称职的市长，但他做对了一点，即推动公民参与，满足了新一代，让新一代参与其中，参与政策制定。我相信，就算特区政府能满足青年房屋、向上发展的需求，若不能让青年参与其中，他们还是会不满。他们不喜欢被俯视，喜欢平视。我们应该用青年的心态做青年事。
　　老实说，年轻人对社会有些意见，是很正常的，我们大家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他们对社会有意见，对政府有意见，那我们就要倾听他们的声音，不仅是听，而且要让他们真正去参与其中。过去搞些咨询会，叫年轻人过来说说意见，就表示听了他们的心声。我认为，这只是门面上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在香港不同的委员会里面——不论是青年委员会，还是其他委员会——都要有他们的声音。也就是说，吸纳他们进入这些委员会。
　　现在，香港各种委员会中，除了民政事务局下的青年事务委员外，其他的都看不见年轻人的身影。很多人以年轻人缺乏社会经验为由，将他们排除在外。其实，吸纳他们进去，不仅可以听到年轻人的声音，而且能够为香港的未来，培养治港人才。人才是需要从小培养的，你不能等青年有了社会地位，才让他们进去。
　　有人担心青年会把不理智的声音带进去，其实大可不必这么想。因为委员会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还有很多人嘛。相反，他在里面可以感受到，政策决定需要考虑很多东西，不是光在外面喊口号就可以搞掂的。
　　我过去也写过文章批评特区政府，认为他们这也做不成，那也做不成，很无能。可等我进入区议会后，才发现事情并不像原来想的那么简单。一项政策的推进，需要多方面的配合，而在推进过程中，协商、妥协是不可避免的。
　　比如，有市民要求区图书馆的开放时间延长两个小时，区议会也通过了，但由于没有额外的拨款，延长后产生的电费、水费、员工薪水解决不了，这个事情就一直没法落实。后来，我们通过多方协商，想了一个办法，把区图书馆的书借到社区图书馆，再招募一些义工到社区图书馆服务，这才满足了市民延长阅读时间的需求。你说，这是喊口号能解决的吗？

治港人才不足

　　在港英时代，一切重大的问题香港都没有决策权，权力归于港英当局，香港只有行政权。所以，我们常说，香港有一支非常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对此感到自豪。但回归后，特区政府需要自己制定政策，这就凸显出治港人才的不足，而这些人才都不是三两年可以培养出来的，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现在，香港正在经历这种过程。
　　2001年，我和几个朋友一同创立了“城市智库”，那时我刚25岁。当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治港人才，来自智库”，相信未来只有政策来源及推动都由智库担任，香港才有出色的治港人才。坦率地说，这个口号在那时并不太受欢迎，因为很多人觉得你们这么年轻，连毛都没长全，怎么敢自称智库，太嚣张了。
　　智库在国外十分常见，但在香港却不算蓬勃，特区政府对智库的发展一直不够重视。我们之所以成立智库，就是发现不少欧美国家的政府领导人、政策制订者都与智库组织有一定关联，智库是人才的来源，很多政府官员都来自智库。因为他对某一项政策很熟悉，从头到尾跟进，所以一进政府部门，很快就可以上手，成为合格的官员。
　　而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很多官员都是外来的，对政策不了解。他可能在某个行业做得很好，但行业的成功人士不代表就能胜任官员的职位。
　　回归后，中央提出“港人治港”，那么就意味着你不仅要治，而且要自己去酝酿、去制定政策。这都是一个很专业的过程。回归这么多年的一些表现，说明我们缺乏治港人才。
　　最后，智库还可以帮助政府宣传政策。老实说，政府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一些政策制定得很不错，但由于要么没有宣传，要么宣传的方式有问题，最后总是得不到民众的认可和支持。
　　不过，“城市智库”这些年的发展并不顺利。尽管我们发表了很多文章，出了几本书，有些建议也被政府所采纳，但总体上看，发展还是很缓慢，主要是寻找支持很困难。不过，我们不会放弃，起码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年轻人有理想，有想法，香港未来的发展离不开年轻人，尤其是出色的治港人才。我相信只要我们认准青年心态，用青年的心态做青年事，一定能够给香港一个美好的未来。
　　洪锦铉：
　　香港特别行政区观塘区议会议员，民建联中常委。1976年出生于福建，上世纪80年代随父母移居香港，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毕业不久即创办“城市智库”，提出“治港人才，来自智库”。后从政参加选举，并于2007年11月当选观塘区议员，一直积极推动中港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