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大力弘扬家国情怀，不仅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的需要。在浩瀚的中国戏曲文化里，就有很多关于爱国主义的经典剧目，而以擅演时装戏、现代戏为代表的沪剧，在艺术创作中坚持立足人民、反映生活、紧跟时代，更是一直在传承和发展着家国情怀。
关键词：家国情怀 传承与发展 沪剧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1）03-0167-03
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里，家国情怀是永恒的主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无数医护人员和基层工作者都义无反顾地奔赴一线，舍小家、为大家，再次彰显了家国情怀的伟大力量。当这种力量用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时，更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与号召力。沪剧在与时代和城市发展相同步的过程中，对家国情怀的演绎也做了有益的尝试。
一、家国情怀之“真”：扎根生活，形象具体
爱国主义是深刻而具体的，这种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大爱在戏曲中呈现出来时一定是真实而生动的。这种“真”来源于生活，更来自于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沪剧发源并流传于上海，由山歌俚曲发展而来，无论是最初的“花鼓戏”“本滩”，还是后来易名“申曲”，直至1941年定名为“沪剧”，一直以根植乡村生活、反映社会面貌为观众所喜闻乐见。这种生活化的创作和表演使沪剧善于从生活中提取素材，注重贴近观众的需求。沪剧没有严格的程式要求，演员在表演时自然、大方，唱词虽然多，但富有生活气息且节奏处理较快，在20世纪30-40年代，“西装旗袍戏”已成为雅俗共赏的沪剧名片。时装戏确立了沪剧的艺术形态和社会地位，也折射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与发展变革。新中国成立后，沪剧继续发扬善于表现新闻人物的特长，并不断借鉴话剧、电影的艺术手法，创作了一大批正能量剧目，如《星星之火》《芦荡火种》《红灯记》等，更是为中国戏曲的现代创作，尤其是红色革命题材家国戏的创作打开了新的天地。
沪剧《星星之火》以“五卅运动”为创作背景，剧本诞生于1925年，通过杨桂英母子跋山涉水到上海寻找女儿杨小珍展开剧情，1959年首演后即引起极大反响，并被拍摄为戏曲电影广为流传。编剧没有选择顾正红这一更有影响力的人物，而是落脚在杨桂英和小珍子这样千万普通工人的家庭身上，深刻而具体地反映了在资本家的压榨下，普通工人的艰辛与抗争。在电影版本中，演员的表演和场景布置生动形象，例如杨桂英找到庄老四后，盼望见到珍子时那种充满期待的眼神以及珍子被打死后那种欲哭无泪、悲不自胜的表情，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心。后来，在刘英“难道都是生来命运不好”的反问中，杨桂英开始觉醒顿悟，坚定了加入工人运动的信心和决心。“一个战士倒下去，千万个战士站起来”呼应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主题。最后，杨桂英在记者会上揭露日本资本家真实面目的唱段可谓大快人心。《星星之火》的成功，既是沪剧善于从现实生活发掘素材的优势所在，也树立了红色剧目在沪剧中创作的典范。
沪剧《芦荡火种》从名字上就可以嗅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剧本根据解放军战士刘飞等人的真实事迹改编而来，描述新四军在转战过程中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情深，1960年由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加工创作后正式上演。《芦荡火种》同样没有选取正面的战争冲突，而是通过以春来茶馆老板娘阿庆嫂为代表的沙家浜百姓对18名伤病员战士的关心、照顾和支持展开剧情，剧中正反派人物形象塑造饱满，极具江南鱼米之乡的乡土气息，同时也巧妙避开了沪剧不善武打的剧种特点。其中，“茶坊智斗”“芦苇疗养院”“对药名”“勇闯司令部”等场景中生活化的唱段和表演引人入胜，广为流传。在细节处理上，全剧人物性格鲜明，比如苏老太带芦粟回家时的愉悦、认叶思中作干儿子时的欣喜、痛斥“忠义救国军”时的愤恨等，反映了战时人民群众对新四军战士的拥护和爱戴。作为剧中关键人物的阿庆嫂，表演更不用多说，“我们大好的河山”“革命的意志比钢铁坚”等唱段反映了无数地下斗争人员舍小家为大家，不怕流血、敢于牺牲，对党的革命事业和国家民族未来的忠贞。此剧一经上演，便广受亲睐，使沪剧再次走向全国，被各大剧种移植改编。
沪剧《红灯记》同样被众多兄弟剧种所移植，在电影文本《自有后来人》基础上创作改编，展现了以普通的铁路工人李玉和一家为代表的地下党员在抗日战争时期为赢得民族解放而奋起斗争的英勇事迹。1963年年初，由上海爱华沪剧团首演后便在戏剧舞台上常演不衰。多年来，几代沪剧人广泛吸收京剧等改编本的特长，并于2004年由上海沪剧院再次加工演出。一份密电码，祖孙三代情。沪剧作为南方的剧种，去演绎发生在东北的故事是有挑战的。全剧虽然只有几个固定的场景，但人物安排契合实际，角色把握准确自然，比如粥棚中两位顾客的对话既简明交代了时代的背景，又深刻反映出人民的苦难和对敌人的愤慨。“为苦难群众求解放，愿将一腔热血换自由”暗示了李玉和悲壮的结局。即便是反派人物鸠山，也注意细节的处理，如在内室中走碎步的表演符合人物的身份和背景。同时，利用东北地区人家炕连炕的生活特点巧妙处理了剧情的发展与转折。见红灯如见亲人，红灯点亮更照红心。李奶奶诉说家史一场感人至深，也让观众明白了为什么李家三代人把党的任务看得比生命更宝贵，深刻诠释了不怕牺牲、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國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大义。
二、家国情怀之“深”：扎根人民，富有活力
家国情怀作为公民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情大爱，是我们共同的精神财富，离不开任何一个人都是不完整、不全面的。人民是家国情怀涵养的价值本位，更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部好的戏剧作品，观众在欣赏完后一定是有温暖和感动的。回顾人民艺术家常香玉、郭兰英的从艺生涯，扎根人民、服务人民是她们能赢得观众喜爱的根本原因。一直以来，沪剧在艺术创作上也讲究与人民共情，如《金绣娘》《回望》等作品，来源于人民生活，再通过艺术加工，既讴歌了时代主题，也传承了家国深情。
沪剧《金绣娘》是根据吴斌同名小说改变而来的，1977年由上海沪剧团首演于上海瑞金剧场。剧本写的是1949年初春，长江葱茏山下，桃李村百姓盼望解放军渡江的场景。以金绣娘和侦察员梁超为主要人物，讲述了江南一带群众冒着风险接应亲人，与敌人和地方伪装势力斗智斗勇的故事。金绣娘等人在掩护梁超时巧妙配合，如在舞台上通过江水漂洗纱布引起碧波荡漾的艺术效果，又如移花接木在枯井打水等程式的呈现，既反映了百姓的生活，又体现了人民的智慧。剧中最具感染力的片段是金绣娘一家人做两种饭和小水牛身世的揭秘。麸皮薄粥汤自己吃，白米饭蒸鸡蛋献亲人，深刻反映了国统区下百姓的苦难生活及对解放军的深情爱戴。“新四军与穷人心连心”“翻身自有领路人”等唱段揭示了人民群众心中的明灯来自正义之师，江南百姓盼望解放的画面。在经典的“夜半绣妆”和“装箱”中，更是通过人民的表演反映出军民的鱼水情深。 现代沪剧《回望》改编自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党费》，在201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由上海沪剧院倾情上演。与京剧改编本《映山红》不同，沪剧以职场青年美娅替母回卢竹村八角坳扫墓，在与守墓人张定的交谈中回顾过往的形式，对1934年红军与卢竹村人民并肩斗争的历史做了全新呈现。全场中很多唱段和配乐都能感受到《十送红军》的熟悉旋律，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也蕴含了红军与苏区人民的深情厚爱。红军被困山上，面临围剿之余，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粮食，这是当时革命战士生活的真实写照，而以黄英为代表的卢竹村村民就是千万红军得以生存的现实希望。作为党员，黄英更是献出了自己的满腔赤诚，号召翠兰和梁婶捐银元筹食粮来交这笔特殊的党费。“为了天下的孩子能幸福，无怨无悔献出我一生”，卢金勇是一名普通的父亲，更是一名有坚定信仰的红军战士，红军来自人民，更为了人民。“打谷场”和“妞妞吃咸菜”两场戏更是展现了人民群众深明大义，为理想求光明的团结奋进。“公与私一分一厘分清楚”“做人要亮堂堂”等唱段刻画了黄英作为一名母亲和党员的高尚与伟大。从最初与金勇分别时的不舍到最后将党证交给娟子的坚决，黄英的思想也因丈夫的牺牲发生了深刻变化。站在生死临界点，没有丝毫的恐惧与胆怯，献青春、舍亲情，洒热血、守忠贞，通过黄英回顾自己和爱人的一生，既歌颂了来自人民群众的自然质朴的革命精神，也呼应了剧目的名字，使得戏剧的感染力进一步升华。
三、家国情怀之“美”：扎根新时代，培根铸魂
家国情怀是文艺作品创作最美的灵魂，反映生活、刻画人物是艺术表达的基本要求，启迪思想、净化心灵是艺术创作的魅力所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戏曲只有紧跟时代变化，不断丰富表演形式，适应新时代观众的审美，才能演好中国故事，凝聚中国力量，当然前提是不能一味追求创新而脱离实际。扎根新时代，就需要弄清楚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艺术，观众想看到什么样的艺术，人民能够接触到什么样的艺术。沪剧可以说是戏剧改革的先锋，一直以来以贴近时代、立足本土、映射民生为创作特色，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近年来，《邓世昌》《敦煌女儿》等优秀剧目的上演，是沪剧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因时而变的不断尝试。
作为为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而献礼的剧目，沪剧《邓世昌》在2014年12月由上海沪剧院搬上舞台。其实，早在1961年2月，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就根据海政文工团的话剧改编创作过《甲午海战》。重新上演后，剧情和人物做了巨大调整，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现代化的视听美感。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來。沪剧《邓世昌》出现在新时代的开端，给了人们及时的警醒和教育。“华夏从来多祸灾，却生生不息永存在”，重新唤醒家国情怀，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人民的需要。剧中除了刻画血气方刚的邓世昌这一民族英雄外，对刘步蟾、丁汝昌、李鸿章等人的塑造也吸收了新的时代观念，相对客观真实，引人深思。何如真的引入也使得邓世昌的人物形象更加饱满生动，他不仅是忠心报国的水师管带，也是一个鲜活的凡人，他深爱着自己的家和国，在大难面前义无反顾。此外，此剧一改沪剧重写实的创作传统，根据剧情发展和舞台需要发挥了中国戏曲写意的独特优势，如邓世昌家中、官道路口、北京贤良寺等场景的布置简洁明了，给了演员充分的发挥空间，在快节奏的戏剧表演中使得场景转换自然而不突兀，也给观众带来了新的审美体验。“东方升起骄阳，照耀无边海疆”贯穿首位，展示了北洋水师军官视死如归、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面对东乡平八郎的游说，邓、刘、丁三人抛却前嫌、同仇敌忾，约定“海上见”，是兄弟之情，更是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情大爱，结局虽然悲壮，但却具有鲜明的时代号召力和感染力。
与《邓世昌》的悲壮不同，沪剧《敦煌女儿》通过悠扬的曲调和诗意的呈现，讲述了文物保护者“改革先锋”樊锦诗的感人事迹。历时五年，几易其稿，2018年在迎接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由上海沪剧院再次编排上演。新版的《敦煌女儿》美轮美奂，文化底蕴浓厚，可以说是新时代戏剧作品中的一大精品，给快经济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带来了及时的精神补给。通过“敦煌女儿”演绎“敦煌精神”，歌颂了新中国文物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撇家舍业、风餐露宿的默默付出和辛苦坚守。在音乐创作上，《敦煌女儿》具有强烈的沪语浓情，“见到你，万物沉寂…有了你，无怨无求”婉转流长，清新脱俗，现代而典雅。在舞美布景上，时代感和时空感巧妙揉和，舞台上方的梯形空间深邃辽阔，可以是星空，也可以是千年的洞窟;舞台中央两扇木门简单灵活，可以是相框，也可以是穿越时空的通道，时尚而大气。在人物塑造上，不是一味的拔高，而是有血有肉。茅善玉饰演的樊锦诗从大学毕业跨越到白发苍苍，初到敦煌锋芒毕露，与常书鸿三击掌表明自己的坚强志愿;在与彭金章新婚后不忍放弃自己的理想又不愿伤爱人的心，两难之时金章成全了她，相爱而心知;晚年为了永远留住莫高窟，借助高科技建立了数字敦煌。“维护她，是历史的功臣;没有了他，我们就没有了根茎和祖魂”。为了心中的尊神，九层楼的守护者和三危山的守望者，这群可亲可爱的人面对困难迎刃而上，走遍尘世繁华，把无悔的青春在心底永久珍藏。当全息技术呈现的飞天、卧佛和禅定佛陀出现在舞台上空时，给观众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
扎根生活、扎根人民、扎根新时代，是戏剧创作的灵魂，是家国情怀传承发展的精髓。守正创新、与时代同行的沪剧还在不断反哺着海纳百川、大气谦和的海派文化，相信仍在打磨的作为献礼建党100周年的又一力作《一号机密》将再创新辉煌。
参考文献：
[1]吴强华.都市文化浸润下的沪剧形象研究[J].都市文化研究，2017（02）：281-296.
[2]曹凌燕.戏曲现代戏基于剧种特色的艺术探索：以沪剧为例[J].戏曲研究，2019（01）：238-253.
[3]傅嘉威，于宇航，张云安.沪剧《星星之火》唱腔研究[J].艺术教育，2019（12）：91-92.
[4]沈鴻鑫.革命的紅灯永放光华——評沪剧《紅灯記》[J].上海戏剧，1963（02）：25-26.
[5]汪培等主编.上海沪剧志[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
[6]赵旻.习近平新时代文艺思想是艺术教育的行动指南[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8（02）：3-11.
关键词：家国情怀 传承与发展 沪剧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1）03-0167-03
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里，家国情怀是永恒的主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无数医护人员和基层工作者都义无反顾地奔赴一线，舍小家、为大家，再次彰显了家国情怀的伟大力量。当这种力量用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时，更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与号召力。沪剧在与时代和城市发展相同步的过程中，对家国情怀的演绎也做了有益的尝试。
一、家国情怀之“真”：扎根生活，形象具体
爱国主义是深刻而具体的，这种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大爱在戏曲中呈现出来时一定是真实而生动的。这种“真”来源于生活，更来自于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沪剧发源并流传于上海，由山歌俚曲发展而来，无论是最初的“花鼓戏”“本滩”，还是后来易名“申曲”，直至1941年定名为“沪剧”，一直以根植乡村生活、反映社会面貌为观众所喜闻乐见。这种生活化的创作和表演使沪剧善于从生活中提取素材，注重贴近观众的需求。沪剧没有严格的程式要求，演员在表演时自然、大方，唱词虽然多，但富有生活气息且节奏处理较快，在20世纪30-40年代，“西装旗袍戏”已成为雅俗共赏的沪剧名片。时装戏确立了沪剧的艺术形态和社会地位，也折射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与发展变革。新中国成立后，沪剧继续发扬善于表现新闻人物的特长，并不断借鉴话剧、电影的艺术手法，创作了一大批正能量剧目，如《星星之火》《芦荡火种》《红灯记》等，更是为中国戏曲的现代创作，尤其是红色革命题材家国戏的创作打开了新的天地。
沪剧《星星之火》以“五卅运动”为创作背景，剧本诞生于1925年，通过杨桂英母子跋山涉水到上海寻找女儿杨小珍展开剧情，1959年首演后即引起极大反响，并被拍摄为戏曲电影广为流传。编剧没有选择顾正红这一更有影响力的人物，而是落脚在杨桂英和小珍子这样千万普通工人的家庭身上，深刻而具体地反映了在资本家的压榨下，普通工人的艰辛与抗争。在电影版本中，演员的表演和场景布置生动形象，例如杨桂英找到庄老四后，盼望见到珍子时那种充满期待的眼神以及珍子被打死后那种欲哭无泪、悲不自胜的表情，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心。后来，在刘英“难道都是生来命运不好”的反问中，杨桂英开始觉醒顿悟，坚定了加入工人运动的信心和决心。“一个战士倒下去，千万个战士站起来”呼应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主题。最后，杨桂英在记者会上揭露日本资本家真实面目的唱段可谓大快人心。《星星之火》的成功，既是沪剧善于从现实生活发掘素材的优势所在，也树立了红色剧目在沪剧中创作的典范。
沪剧《芦荡火种》从名字上就可以嗅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剧本根据解放军战士刘飞等人的真实事迹改编而来，描述新四军在转战过程中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情深，1960年由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加工创作后正式上演。《芦荡火种》同样没有选取正面的战争冲突，而是通过以春来茶馆老板娘阿庆嫂为代表的沙家浜百姓对18名伤病员战士的关心、照顾和支持展开剧情，剧中正反派人物形象塑造饱满，极具江南鱼米之乡的乡土气息，同时也巧妙避开了沪剧不善武打的剧种特点。其中，“茶坊智斗”“芦苇疗养院”“对药名”“勇闯司令部”等场景中生活化的唱段和表演引人入胜，广为流传。在细节处理上，全剧人物性格鲜明，比如苏老太带芦粟回家时的愉悦、认叶思中作干儿子时的欣喜、痛斥“忠义救国军”时的愤恨等，反映了战时人民群众对新四军战士的拥护和爱戴。作为剧中关键人物的阿庆嫂，表演更不用多说，“我们大好的河山”“革命的意志比钢铁坚”等唱段反映了无数地下斗争人员舍小家为大家，不怕流血、敢于牺牲，对党的革命事业和国家民族未来的忠贞。此剧一经上演，便广受亲睐，使沪剧再次走向全国，被各大剧种移植改编。
沪剧《红灯记》同样被众多兄弟剧种所移植，在电影文本《自有后来人》基础上创作改编，展现了以普通的铁路工人李玉和一家为代表的地下党员在抗日战争时期为赢得民族解放而奋起斗争的英勇事迹。1963年年初，由上海爱华沪剧团首演后便在戏剧舞台上常演不衰。多年来，几代沪剧人广泛吸收京剧等改编本的特长，并于2004年由上海沪剧院再次加工演出。一份密电码，祖孙三代情。沪剧作为南方的剧种，去演绎发生在东北的故事是有挑战的。全剧虽然只有几个固定的场景，但人物安排契合实际，角色把握准确自然，比如粥棚中两位顾客的对话既简明交代了时代的背景，又深刻反映出人民的苦难和对敌人的愤慨。“为苦难群众求解放，愿将一腔热血换自由”暗示了李玉和悲壮的结局。即便是反派人物鸠山，也注意细节的处理，如在内室中走碎步的表演符合人物的身份和背景。同时，利用东北地区人家炕连炕的生活特点巧妙处理了剧情的发展与转折。见红灯如见亲人，红灯点亮更照红心。李奶奶诉说家史一场感人至深，也让观众明白了为什么李家三代人把党的任务看得比生命更宝贵，深刻诠释了不怕牺牲、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國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大义。
二、家国情怀之“深”：扎根人民，富有活力
家国情怀作为公民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情大爱，是我们共同的精神财富，离不开任何一个人都是不完整、不全面的。人民是家国情怀涵养的价值本位，更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部好的戏剧作品，观众在欣赏完后一定是有温暖和感动的。回顾人民艺术家常香玉、郭兰英的从艺生涯，扎根人民、服务人民是她们能赢得观众喜爱的根本原因。一直以来，沪剧在艺术创作上也讲究与人民共情，如《金绣娘》《回望》等作品，来源于人民生活，再通过艺术加工，既讴歌了时代主题，也传承了家国深情。
沪剧《金绣娘》是根据吴斌同名小说改变而来的，1977年由上海沪剧团首演于上海瑞金剧场。剧本写的是1949年初春，长江葱茏山下，桃李村百姓盼望解放军渡江的场景。以金绣娘和侦察员梁超为主要人物，讲述了江南一带群众冒着风险接应亲人，与敌人和地方伪装势力斗智斗勇的故事。金绣娘等人在掩护梁超时巧妙配合，如在舞台上通过江水漂洗纱布引起碧波荡漾的艺术效果，又如移花接木在枯井打水等程式的呈现，既反映了百姓的生活，又体现了人民的智慧。剧中最具感染力的片段是金绣娘一家人做两种饭和小水牛身世的揭秘。麸皮薄粥汤自己吃，白米饭蒸鸡蛋献亲人，深刻反映了国统区下百姓的苦难生活及对解放军的深情爱戴。“新四军与穷人心连心”“翻身自有领路人”等唱段揭示了人民群众心中的明灯来自正义之师，江南百姓盼望解放的画面。在经典的“夜半绣妆”和“装箱”中，更是通过人民的表演反映出军民的鱼水情深。 现代沪剧《回望》改编自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党费》，在201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由上海沪剧院倾情上演。与京剧改编本《映山红》不同，沪剧以职场青年美娅替母回卢竹村八角坳扫墓，在与守墓人张定的交谈中回顾过往的形式，对1934年红军与卢竹村人民并肩斗争的历史做了全新呈现。全场中很多唱段和配乐都能感受到《十送红军》的熟悉旋律，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也蕴含了红军与苏区人民的深情厚爱。红军被困山上，面临围剿之余，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粮食，这是当时革命战士生活的真实写照，而以黄英为代表的卢竹村村民就是千万红军得以生存的现实希望。作为党员，黄英更是献出了自己的满腔赤诚，号召翠兰和梁婶捐银元筹食粮来交这笔特殊的党费。“为了天下的孩子能幸福，无怨无悔献出我一生”，卢金勇是一名普通的父亲，更是一名有坚定信仰的红军战士，红军来自人民，更为了人民。“打谷场”和“妞妞吃咸菜”两场戏更是展现了人民群众深明大义，为理想求光明的团结奋进。“公与私一分一厘分清楚”“做人要亮堂堂”等唱段刻画了黄英作为一名母亲和党员的高尚与伟大。从最初与金勇分别时的不舍到最后将党证交给娟子的坚决，黄英的思想也因丈夫的牺牲发生了深刻变化。站在生死临界点，没有丝毫的恐惧与胆怯，献青春、舍亲情，洒热血、守忠贞，通过黄英回顾自己和爱人的一生，既歌颂了来自人民群众的自然质朴的革命精神，也呼应了剧目的名字，使得戏剧的感染力进一步升华。
三、家国情怀之“美”：扎根新时代，培根铸魂
家国情怀是文艺作品创作最美的灵魂，反映生活、刻画人物是艺术表达的基本要求，启迪思想、净化心灵是艺术创作的魅力所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戏曲只有紧跟时代变化，不断丰富表演形式，适应新时代观众的审美，才能演好中国故事，凝聚中国力量，当然前提是不能一味追求创新而脱离实际。扎根新时代，就需要弄清楚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艺术，观众想看到什么样的艺术，人民能够接触到什么样的艺术。沪剧可以说是戏剧改革的先锋，一直以来以贴近时代、立足本土、映射民生为创作特色，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近年来，《邓世昌》《敦煌女儿》等优秀剧目的上演，是沪剧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因时而变的不断尝试。
作为为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而献礼的剧目，沪剧《邓世昌》在2014年12月由上海沪剧院搬上舞台。其实，早在1961年2月，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就根据海政文工团的话剧改编创作过《甲午海战》。重新上演后，剧情和人物做了巨大调整，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现代化的视听美感。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來。沪剧《邓世昌》出现在新时代的开端，给了人们及时的警醒和教育。“华夏从来多祸灾，却生生不息永存在”，重新唤醒家国情怀，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人民的需要。剧中除了刻画血气方刚的邓世昌这一民族英雄外，对刘步蟾、丁汝昌、李鸿章等人的塑造也吸收了新的时代观念，相对客观真实，引人深思。何如真的引入也使得邓世昌的人物形象更加饱满生动，他不仅是忠心报国的水师管带，也是一个鲜活的凡人，他深爱着自己的家和国，在大难面前义无反顾。此外，此剧一改沪剧重写实的创作传统，根据剧情发展和舞台需要发挥了中国戏曲写意的独特优势，如邓世昌家中、官道路口、北京贤良寺等场景的布置简洁明了，给了演员充分的发挥空间，在快节奏的戏剧表演中使得场景转换自然而不突兀，也给观众带来了新的审美体验。“东方升起骄阳，照耀无边海疆”贯穿首位，展示了北洋水师军官视死如归、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面对东乡平八郎的游说，邓、刘、丁三人抛却前嫌、同仇敌忾，约定“海上见”，是兄弟之情，更是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情大爱，结局虽然悲壮，但却具有鲜明的时代号召力和感染力。
与《邓世昌》的悲壮不同，沪剧《敦煌女儿》通过悠扬的曲调和诗意的呈现，讲述了文物保护者“改革先锋”樊锦诗的感人事迹。历时五年，几易其稿，2018年在迎接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由上海沪剧院再次编排上演。新版的《敦煌女儿》美轮美奂，文化底蕴浓厚，可以说是新时代戏剧作品中的一大精品，给快经济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带来了及时的精神补给。通过“敦煌女儿”演绎“敦煌精神”，歌颂了新中国文物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撇家舍业、风餐露宿的默默付出和辛苦坚守。在音乐创作上，《敦煌女儿》具有强烈的沪语浓情，“见到你，万物沉寂…有了你，无怨无求”婉转流长，清新脱俗，现代而典雅。在舞美布景上，时代感和时空感巧妙揉和，舞台上方的梯形空间深邃辽阔，可以是星空，也可以是千年的洞窟;舞台中央两扇木门简单灵活，可以是相框，也可以是穿越时空的通道，时尚而大气。在人物塑造上，不是一味的拔高，而是有血有肉。茅善玉饰演的樊锦诗从大学毕业跨越到白发苍苍，初到敦煌锋芒毕露，与常书鸿三击掌表明自己的坚强志愿;在与彭金章新婚后不忍放弃自己的理想又不愿伤爱人的心，两难之时金章成全了她，相爱而心知;晚年为了永远留住莫高窟，借助高科技建立了数字敦煌。“维护她，是历史的功臣;没有了他，我们就没有了根茎和祖魂”。为了心中的尊神，九层楼的守护者和三危山的守望者，这群可亲可爱的人面对困难迎刃而上，走遍尘世繁华，把无悔的青春在心底永久珍藏。当全息技术呈现的飞天、卧佛和禅定佛陀出现在舞台上空时，给观众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
扎根生活、扎根人民、扎根新时代，是戏剧创作的灵魂，是家国情怀传承发展的精髓。守正创新、与时代同行的沪剧还在不断反哺着海纳百川、大气谦和的海派文化，相信仍在打磨的作为献礼建党100周年的又一力作《一号机密》将再创新辉煌。
参考文献：
[1]吴强华.都市文化浸润下的沪剧形象研究[J].都市文化研究，2017（02）：281-296.
[2]曹凌燕.戏曲现代戏基于剧种特色的艺术探索：以沪剧为例[J].戏曲研究，2019（01）：238-253.
[3]傅嘉威，于宇航，张云安.沪剧《星星之火》唱腔研究[J].艺术教育，2019（12）：91-92.
[4]沈鴻鑫.革命的紅灯永放光华——評沪剧《紅灯記》[J].上海戏剧，1963（02）：25-26.
[5]汪培等主编.上海沪剧志[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
[6]赵旻.习近平新时代文艺思想是艺术教育的行动指南[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8（02）：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