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挖掘潜力，释放能量，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和经济增长最大潜力所在。但城镇化发展面临着诸多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需要进一步通过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突破，释放红利。
　　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和经济增长潜力
　　李克强同志多次在讲话中强调，城镇化是我国释放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潜力所在。为什么把城镇化的作用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我理解有三点：一是一般意义看，城镇化会带动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带来消费需求的大幅增加，同时还产生庞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住房建设等投资需求。因此，城镇化是一个整合综合资源的战略性平台。二是我国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而内需没有扩大到应有程度，根本原因是城镇化发展滞后。我国只要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在扩大内需方面的潜力，就有可能保持未来20年经济健康发展。最近，联合国关于世界城市化展望的最新研究报告预计，中国城镇化从现在到2030年还会保持一个较快的速度，届时城镇化率有可能提高到70%左右，各类城镇将新增3亿多人口。三是我国城镇化已经进入了发展的中期阶段，城镇化的重要特点就是各种力量和要素集聚速度加快，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 M·Northam） 揭示了城市化发展的三個发展阶段。城市人口比重在30%以下为初期阶段，城市人口比重在30%～70%之间为中期阶段，城市人口比重在70%～90%之间为后期阶段。这是一个拉长的S型曲线。在城镇化早期和后期阶段，城市化率提升得十分缓慢，而在城市化中期阶段，由于工业基础比较雄厚，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工业具备了吸收大批农业人口的能力，城市人口比重可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突破50%而上升到70%，显然这是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
　　城镇化过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农民转为市民的过程，这意味着消费观念的更新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意味着巨大消费潜力的释放。
　　同时，城镇化必然带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住房开发等多方面投资需求。
　　统筹协调改革和城镇化两大红利的释放
　　发掘城镇化的巨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需要进一步改革，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突破。城镇化作为最大内需和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所在，也将必然成为未来改革关注的重点。但是，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应该说进入了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和城市病显性阶段的叠加期。
　　中国虽然还没有出现诸如拉美和印度那样严重的“城市病”，但也存在诸如“半城镇化”、“隐性城镇化”、“被城镇化”、“准城镇化”、“过度城镇化”（或城镇化“大跃进”）、“贵族化”和一定程度上的“病态城镇化”等现象和问题，而且各种问题和矛盾日渐积聚、突出和显性化。此外，由于缺乏有效措施和调控机制，在城镇化宏观整体布局上，还存在着大城市过度集聚、小城镇发展无序，地区发展失衡、城市之间的关系不协调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未雨绸缪、及早诊治，势必演化为日益严重和难以治疗的“城市病”，甚至陷于“拉美陷阱”，严重影响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在这种形势下，需要对我国的城镇化战略进行继承、调整和优化，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改革是避免“城市病”和“拉美陷阱”的最有力保障
　　我认为，新型城镇化主要有四个方面内涵：一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互动，并通过产业发展、科技进步和产城融合，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和农村文明延续的城镇化；二是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城镇化；三是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展现中国文化自信的城镇化；四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人口积聚、“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协调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和幸福中国的城镇化。
　　改革是走新型城镇化道路，避免“城市病”和“拉美陷阱”的最有力保障，是提高城镇化质量，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最大动力。尤其是在我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周期和在城市病的显性阶段的叠加期，更要通过改革统筹协调改革和城镇化两大红利的释放，通过深化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导）
　　责编/肖楠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