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的一位居住在英国的亲戚回来探亲，送给我一套裙装。她说是根据我的样貌特意为我量身定做的。深褐色的纯羊毛面料，质地有着黑咖啡般的沉着，面料的织法，呈现出手工样自然的印迹，裙装的每个部分每个细节的缝制，包括几粒木质纽扣的搭配都处置得恰到好处，让人找不出一丝粗疏的感觉。式样呢，亲戚说，是那个国度经典的传统淑女装。
　　我穿上身后，周围几乎所有人都欣赏亲戚的眼光。在一次艺术界朋友的聚餐会上，就座对面的一位老画家细细打量了我一番，忽然发表高论，他对着满座说笑的朋友们说：这是一个讲究突变的时代，今日艺术界的热闹，以创新的名义也好，以变革的理由也罢，但最终不能沉淀为经典的作品，也只是一堆眼花缭乱的泡沫而已。什么叫经典？你们看看这位女士的这套裙装，我们从老电影里看到过，那是百多年前的时装，但现在依然摩登，我想这样的衣裳，即使再过一百年也不会过时的……他的话，让周围的目光齐刷刷射向我，这使我难为情，但从此，我对这套衣裙倒有点舍不得多穿了，只是在比较重要的场合才请出它来为我增色。
　　这几年，我人瘦了下来，面色由红润白皙转成苍黄晦暗，医生说我得了焦虑症。也许是吧，心绪总是好不起来。弟弟的病，来势汹汹折腾了半年，几乎花掉了几家人的积蓄，最终还是把他送往了火葬场；惺惺相惜的友人，带走了我的祝福和资助，奔向他国后从此销声匿迹音信全无……
　　我对身体灵魂安放的这个环境日益不安，忧心忡忡。我曾经是多么喜欢读读写写的人，现在捧起书捏起笔来已无精气神。我越来越瘦，这样一套曾经让我欢喜骄傲非常得体的衣裳，现在套在我身上已过于肥大，像是全然不属于我。
　　我躲在家里整日不想出门，对一切聚会活动兴趣索然。这一年的岁尾，我接到一个赴外地的笔会邀请函，亲人们再三劝我一定要出去走走，大家都说，一个写作者怎么可以当鸵鸟呢！
　　我到会务组报到时，被告知已有人要求与我同室。这是一位比我小十来岁的女士，首次参加这个学会组织的笔会。她虽来自小城，但温文尔雅，谈吐得体。她说我是她的前辈，说很欣赏我的小说，并举出一二分析起来。这让我惭愧，我告诉她，其实我这几年文思渐枯，也实在不想用空壳的文字去糊弄读者以赚虚名。但她最后说的一句话让我感动至今，她说“你是一名老老实实的写作者”。
　　会议两天，我们几乎形影不离，夜夜深谈过子时，谈文学、谈写作、谈读书……我的心境就在这短短的两天里起了变化，觉得人活着还是蛮有意思的。我看着她姣好的面容和身材，突然想到，我的那套裙装对她一定非常合适。我告诉她，若不嫌弃，我有这样一套衣裳想送给她。她很高兴，乐于接受。我不想邮寄，以免丢失。我们说好，明年开年会，我会带来。
　　第二年，会期至，我精心包裹好这套衣裙，拖着行李箱来到会议地，会务组告知她已与一位杂志社的女主编同居一室。我见到她时，她正与人谈兴甚浓，我几乎插不上话。第二天早餐时碰到，我刚想告诉她衣裳带来了，可抽空去我房间一试，可转眼间，人不见了。即使是会议休息时段，她也像一只忙碌的蝴蝶，在人群中飞来飞去。一会儿端着相机给人照相或与人合影，一会儿与人交换名片互留手机号，一会儿又成为几位男士围绕打趣的焦点……
　　午饭后的两小时休息时间，我上楼去找她，她正挽着那位女主编的手下楼，去宾馆外那家时装店。晚餐间，邻桌的她，换了新装，更加流光溢彩。几位先生与她举杯拼酒，笑声喧闹声惊动了周围好几桌人。
　　我回到房间，躺了会儿，估计她也该回房了。我捧了我那套衣裳去敲门，却被隔壁人告知，她和一群人逛夜市去了。
　　第二天早晨，她还睡着，我已乘上火车，返回故里。行李箱里仍放着那套准备送出去的裙装。我一下子觉得，这件衣裳，光是这样沉闷的色泽对她也不太合适了。还有，这毕竟不是新衣裳了。然而我知道自己，对她，终究是失信了。
　　以后，听说在这个圈子里，她的名气大了起来，经常出席各类大大小小的活动和会议。我曾去过电话给她，听出来，都在匆忙中。而我似乎越来越不愿出门，与她很难再见一面了。我时常想念她，想念初次见面时，她羞涩的笑容，诚恳的话语。
　　我依旧瘦，那套裙装依旧挂在我的衣橱里，一直没有身体充实它，仿佛失去了灵魂。它同我一样，焦虑，寂寞。那么有谁适合它呢？
　　（据《广州日报》徐慧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