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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SOHU现代城30层，“华人纵横天下”工作室。
张克荣身着他长年不变的黑衣，沉静地坐在那儿，淡淡地吞云吐雾，淡淡地笑。
腕上的佛珠，圆溜溜，琥珀色，一颗、两颗、三颗……反正，不是108颗。
“108”——是他制作纪录片《华人纵横天下》时所确定的采访人数。“起初打算拍100个。朋友说太满了，我也不喜欢，就定下了这个目标。”
他的声音轻细，说到末尾，居然嚅嚅的，有些腼腆，不由得让人想起美国著名记者迈克·华莱士对他以及《华人纵横天下》的评价：
当我了解这个庞大的项目只是由一个人来完成的时候，这完全超乎了我理性知觉的空间。诚如作者所表露的，生命在他是一场真实与幻想、浮面与内里潜藏的神秘不断交织的过程。这也使得他的作品产生了独特惊人的心灵撞击效果，他清楚地显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才华、最具挑战性的人物的所言所思，他们的表象与真实。
“又拍了几个人，凌晨刚从美国飞回。现在，我一共拍了90多人了。”他还没从长途跋涉中恢复过来，眼睑低垂，神思恍惚。
说起节目在海内外电视台播出的状况，他立刻清醒了。“第一辑在120个台播放，第二辑在60个台播放，在台湾光播放权就卖了100多万……咳，总算是把前几年的借债还清了，剩下的利润又要投入到接下来的拍片与后期制作中。”有人建议他突破“108”，接着拍下去，他摇摇头，“不拍了，这样没完没了的。我要去拍点别的东西。”
信佛后，张克荣对好多事都看淡了，“天下本无事，不要没事找事。”
可是，这7年拍片历程中的梦想与挣扎，又何尝不是自己找事?
他怔忡片刻，“这就是人啊。不这样做，你怎么证实自己活着?就像我一朋友说的，谈恋爱就是犯贱，既然要犯，就要好好地犯。”
说完，笑了。
跟踪纽约警察局前副局长莫虎
2000年，张克荣辞别新闻评论部《东方时空》编导之职，离开中央电视台。当时他刚刚参加完名为《记忆》的大型人物纪录片的制作。那条早已熟谙的轨迹，那片“看到顶的天花板”，让他觉得，“我的年龄还没有让我到了可以不求变化、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的程度。”
他无法忍受事业失去挑战性。
拍《记忆》期间，张克荣就在酝酿着要拍一部反映华人在国外的片子。中国和南非建交时，他曾去非洲拍片，在当地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华人。后来去哈佛大学拍一个系列片，其中一位华人教授过去是赤脚医生，现在却登上了哈佛的讲堂。拍片过程中，张克荣发现很多海外华人的故事很精彩，都没有人报道过。他收集了大量资料，拟出一份长长的采访名单。领导不同意，同事说不可能，理由很简单：找人难，找人投资更难，收回投资难上加难。
“靠着大树，自己是很难成为大树的。”最终，他选择了辞职。
“离开就是为了求变化，因为在那里，我已经看到自己10年以后的样子，我不能忍受。稳定会让人产生惰性，往回缩，目光呆滞，这对我来说是特别惨的，比骑车被撞死了还要惨。”
回想当初投身事业的决绝与踌躇满志，张克荣嘿嘿一笑，“那可真是无知者无畏。”
“起初，在南非的一个朋友说要投资1000万，先提供了国贸一间空房给我做办公室。”
2000年3月，“华人纵横天下”工作室成立。一年快过去了，朋友的钱还没有打到账上。张克荣只得从国贸搬出来，还把自己亚运村的一处物业卖了。“没办法，已经约好去拍美国纽约警察局前副局长莫虎了，总不能不去吧?”
谈到莫虎，张克荣一直说没拍好，原因是两人太熟了。“他来北京我请他喝茶，我到纽约他请我喝酒。”
“人的第一印象太重要了。太熟，反而会模糊一片。”
他和摄影师跟随莫虎足足拍了9小时。
阴郁的天色，寒冷的码头，凄厉的风，这是9岁的莫虎对刚刚踏足的纽约的记忆……
风把他们兄弟几个吹得直打抖，一个警察看见了，把他们叫进了办公室……若干年后，当上审判庭庭长的莫虎在一个犯案的老警察那里，隐隐寻到了儿时脑海里的面孔。于是，他轻判了这名警察。“他本来也不该重判的。”莫虎微微辩解。
“莫虎的心里一直保持着对中国式情义的崇敬。”画外音徐徐道来。
刚到美国，莫虎一句英语不会。
在学校，一个坐在我前排的爱尔兰白人小孩老是看我不顺眼，老是惹我，他个比我高，比我壮，我根本不可能打过他的。一天，他把我的外套狠狠地扔在地上，这下我生气了，因为那件衣服是我妈妈用手洗的，我家没有洗衣机。我打了他。
在校长室里，我静静等候校长问话，他问我为什么打架，我说我妈妈那么辛苦洗的衣服，他不可以这样，我不能原谅他。校长听了，哈哈大笑，说打得好，不过下次有事，要先告诉他。
“如果今天你要我低头。除非，我真的认为应该低头，我才肯低头。否则，我就是死也不肯低头。”年近六旬的莫虎对着镜头，目光灼灼。
“他真的很拧。”张克荣说起一段细节：莫虎第一天做就职报告时，“台下坐着800多名警察，知道他来了，他们纷纷起立。不过，有3名警员没有站起来。他退到门口，要求重来。等到那3个人站起时，他走上台，命令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退出会场。”
“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会怎样惩罚他们。”镜头前的莫虎，不怒自威。
然而，如此刚强的汉子，和妻子一起看了张克荣编完的片子后，双双落泪，那是2001年的8月。
一个20岁女孩，被20万人联名反对
“我不要我的片子是泪水加口水。”张克荣对那些拍摄对象在镜头前流过的泪水没有半点怜惜，“我要的是客观。我质疑他们每个人。一层层地质疑。质疑会激得对方不断地为自己辩解，他们的掩饰，他们的种种表现，都将呈现在镜头前。”
“我不会预先采访，当你对他一知半解的时候，正是兴奋点最高的时候。有时候你不需要说话，只是做一个倾听者，让对方自己将身上附加的东西一层层剥开，回到最本质的状态。”
拍摄林璎时，张克荣的质疑是：“一个20岁的小女孩，被20万人联名反对，这是不可想象的压力。我想知道她是怎么度过那段日子的。”
林璎没有出现在镜头里。这位因设计了“华盛顿越战纪念碑”、“耶鲁大学妇女之桌”、“民权运动纪念碑”而载人美国史册的著名建筑设计师，因为那时身体已经发福，不愿意出镜。她给张克荣提供了40多盘录像带资料。张克荣把它们全带回来，每一盒都找人翻译了。
我的每一件作品皆源于自己心中一个简单的希望，那就是通过自己的作品让人们了解自己身处的环境，不仅包括我们所生活的物质世界，同时还包括我们的精神世界。
这一希望使一些期刊杂志多次出于政治动机和审美目的报道我，我曾被要求用 自己的作品回应社会。……我不会随意将自己称为一名‘政治性’艺术家，我宁愿自称‘非政治性’艺术家。我不愿将个人观点强加于历史事实。
开场白，林璎舒缓道来。画面上，是她21岁时设计的华盛顿越战纪念碑，每年，它都会吸引400多万美国人前来驻足观看。这座带着体温的倒“v”字型纪念碑，墙壁是简浩深黑的，光可鉴人的花岗岩上刻满了越战中阵亡的美国官兵姓名，牺牲者的亲友们来到纪念碑前，奉献鲜花和眼泪。
“在国外拍摄时，我天天面对未知，处处遭遇难题，都不知道那些日子是怎么走过来的。”
“唉，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我考虑最少的是市场。”如果采访被拒绝，他会义无反顾出现在对方面前，迫使对方同意，“我坐了30个小时的飞机，来到他家门口，哪有人好意思让我空手回去?”
可是，“钱”途茫茫，第一辑纪录片播出，收效不错，却没有拉到一个贴片广告。“找过一家广告公司代理，结果不但没赚到钱，反倒让我赔了几十万。”
前后600万投资款项，后来却变成了“借款”。为了买一张到美国的机票，万般无奈中，他给一位投资的朋友签下了“借据”。
从没有过一部纪录片能在国内市场盈利，这样的现实，让张克荣不敢细想片子拍成后会怎样。有时，站在30层楼上向下俯瞰，纵身而下的念头一闪而过。
“那是我最糟糕的时期，这也是机缘，我信起了佛教。”
他身后的书柜上是一幅海报，20岁的林璎，纤长的手托着脸颊。
画面仍在继续。
许多支持修建纪念碑的人并不喜欢林璎的设计，将其戏称为“墙”，这其中还有一些退伍军人，更有一些反对者制造了许多麻烦并试图阻止施工。林璎也受到个人攻击，反对她的人不分昼夜地抗议辱骂她，一些退伍军人和家属集会抗议，……甚至有人大叫，“我们美国人的纪念碑，绝对不能让一条东方狗来设计。”
1982年秋，美国国家艺术委员会会议室，正在做有关纪念碑的最后决议。戴着圆帽的林璎站在麦克风前，颤动双唇，严肃地、孤立地做最后的战斗。
林璎说，“你得同成见、旧传统和人们的旧观念做斗争。在你试图突破思想的樊篱时，必然会引起许多人的反对，而这也许就是代价。”
我不拍圣人，只拍有情有趣的人
“我关注的不是他们头上的光环，而是内心的痛苦与挣扎、欲望与恐慌，我关注他们怎么生活。当他们走向成功时，内心其实跟我们普通人都是一样的，我就是要找这些与我们每个人都契合的东西。”张克荣一再阐明他不拍圣人，圣人都无趣，他只拍那些有情、有趣的人。
张克荣说最烦采访艺术家，“他们回答问题时蛮滑头的。”可是，在所有采访对象中，最触动他的却是艺术家李安，说着就给记者讲起了李安早年的逸事。“当时李安在美国处处碰壁，窝在家里做了6年‘家庭煮男’。有一次，他听说纽约大学Tisch艺术学院教授崔明慧正在筹拍一部片子，需要人手，就跑去应征。人家问他会不会录音，他说不会。又问他会不会打灯光，他说不会。崔明慧就问他，你来干什么?他说他会导演。崔教授说，去你的，我就是导演，你导个什么演啊?”
“我当时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的笑显得不自然?”
李安儒雅又坦诚，说那是因为脸上有一个酒窝的缘故，小时候他的脸被狗啃过。
还有那个一直“挨骂”的音乐家谭盾，“我到达纽约当天，《纽约时报》就在嘲讽他。说他如果是拉二胡的，就别去弹钢琴如果是喝老白干的，就别来品洋酒。没想到他把报纸扔到一边，自嘲说，这算什么?从小到大，从东到西，我被骂惯了，这不算最厉害的。”
“我的片子会不会拍得太正了?”偶尔，张克荣会不自信。接着，他会把这归咎为过去的烙印太深，“毕竟在体制内待过6年，有些东西是抹不掉的。”
有时他又颇为自傲，对那些曾经收视率较高、反映一批小人物在国外命运的纪录片很不屑，“难道非要拍些在国内混不下去了，跑到国外折腾的人，才有代表性?”
“华人在国外分两个极端，要么极好，要么极差。我觉得我采访的人是真正能体现华人对世界的影响的。”
对于那些没有编进片子的素材，他有点惋惜。“都是我思考过后才剪去的。我们需要榜样。过去两百年，我们看到的尽是耻辱，后来树立的榜样又都是比较僵硬的。可这些人却是活生生的榜样。他们和我们一样，面对的问题一样，也许程度会不同，但心境一样，挣扎一样，传奇在于他们的坚持与创造。”
张克荣身着他长年不变的黑衣，沉静地坐在那儿，淡淡地吞云吐雾，淡淡地笑。
腕上的佛珠，圆溜溜，琥珀色，一颗、两颗、三颗……反正，不是108颗。
“108”——是他制作纪录片《华人纵横天下》时所确定的采访人数。“起初打算拍100个。朋友说太满了，我也不喜欢，就定下了这个目标。”
他的声音轻细，说到末尾，居然嚅嚅的，有些腼腆，不由得让人想起美国著名记者迈克·华莱士对他以及《华人纵横天下》的评价：
当我了解这个庞大的项目只是由一个人来完成的时候，这完全超乎了我理性知觉的空间。诚如作者所表露的，生命在他是一场真实与幻想、浮面与内里潜藏的神秘不断交织的过程。这也使得他的作品产生了独特惊人的心灵撞击效果，他清楚地显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才华、最具挑战性的人物的所言所思，他们的表象与真实。
“又拍了几个人，凌晨刚从美国飞回。现在，我一共拍了90多人了。”他还没从长途跋涉中恢复过来，眼睑低垂，神思恍惚。
说起节目在海内外电视台播出的状况，他立刻清醒了。“第一辑在120个台播放，第二辑在60个台播放，在台湾光播放权就卖了100多万……咳，总算是把前几年的借债还清了，剩下的利润又要投入到接下来的拍片与后期制作中。”有人建议他突破“108”，接着拍下去，他摇摇头，“不拍了，这样没完没了的。我要去拍点别的东西。”
信佛后，张克荣对好多事都看淡了，“天下本无事，不要没事找事。”
可是，这7年拍片历程中的梦想与挣扎，又何尝不是自己找事?
他怔忡片刻，“这就是人啊。不这样做，你怎么证实自己活着?就像我一朋友说的，谈恋爱就是犯贱，既然要犯，就要好好地犯。”
说完，笑了。
跟踪纽约警察局前副局长莫虎
2000年，张克荣辞别新闻评论部《东方时空》编导之职，离开中央电视台。当时他刚刚参加完名为《记忆》的大型人物纪录片的制作。那条早已熟谙的轨迹，那片“看到顶的天花板”，让他觉得，“我的年龄还没有让我到了可以不求变化、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的程度。”
他无法忍受事业失去挑战性。
拍《记忆》期间，张克荣就在酝酿着要拍一部反映华人在国外的片子。中国和南非建交时，他曾去非洲拍片，在当地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华人。后来去哈佛大学拍一个系列片，其中一位华人教授过去是赤脚医生，现在却登上了哈佛的讲堂。拍片过程中，张克荣发现很多海外华人的故事很精彩，都没有人报道过。他收集了大量资料，拟出一份长长的采访名单。领导不同意，同事说不可能，理由很简单：找人难，找人投资更难，收回投资难上加难。
“靠着大树，自己是很难成为大树的。”最终，他选择了辞职。
“离开就是为了求变化，因为在那里，我已经看到自己10年以后的样子，我不能忍受。稳定会让人产生惰性，往回缩，目光呆滞，这对我来说是特别惨的，比骑车被撞死了还要惨。”
回想当初投身事业的决绝与踌躇满志，张克荣嘿嘿一笑，“那可真是无知者无畏。”
“起初，在南非的一个朋友说要投资1000万，先提供了国贸一间空房给我做办公室。”
2000年3月，“华人纵横天下”工作室成立。一年快过去了，朋友的钱还没有打到账上。张克荣只得从国贸搬出来，还把自己亚运村的一处物业卖了。“没办法，已经约好去拍美国纽约警察局前副局长莫虎了，总不能不去吧?”
谈到莫虎，张克荣一直说没拍好，原因是两人太熟了。“他来北京我请他喝茶，我到纽约他请我喝酒。”
“人的第一印象太重要了。太熟，反而会模糊一片。”
他和摄影师跟随莫虎足足拍了9小时。
阴郁的天色，寒冷的码头，凄厉的风，这是9岁的莫虎对刚刚踏足的纽约的记忆……
风把他们兄弟几个吹得直打抖，一个警察看见了，把他们叫进了办公室……若干年后，当上审判庭庭长的莫虎在一个犯案的老警察那里，隐隐寻到了儿时脑海里的面孔。于是，他轻判了这名警察。“他本来也不该重判的。”莫虎微微辩解。
“莫虎的心里一直保持着对中国式情义的崇敬。”画外音徐徐道来。
刚到美国，莫虎一句英语不会。
在学校，一个坐在我前排的爱尔兰白人小孩老是看我不顺眼，老是惹我，他个比我高，比我壮，我根本不可能打过他的。一天，他把我的外套狠狠地扔在地上，这下我生气了，因为那件衣服是我妈妈用手洗的，我家没有洗衣机。我打了他。
在校长室里，我静静等候校长问话，他问我为什么打架，我说我妈妈那么辛苦洗的衣服，他不可以这样，我不能原谅他。校长听了，哈哈大笑，说打得好，不过下次有事，要先告诉他。
“如果今天你要我低头。除非，我真的认为应该低头，我才肯低头。否则，我就是死也不肯低头。”年近六旬的莫虎对着镜头，目光灼灼。
“他真的很拧。”张克荣说起一段细节：莫虎第一天做就职报告时，“台下坐着800多名警察，知道他来了，他们纷纷起立。不过，有3名警员没有站起来。他退到门口，要求重来。等到那3个人站起时，他走上台，命令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退出会场。”
“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会怎样惩罚他们。”镜头前的莫虎，不怒自威。
然而，如此刚强的汉子，和妻子一起看了张克荣编完的片子后，双双落泪，那是2001年的8月。
一个20岁女孩，被20万人联名反对
“我不要我的片子是泪水加口水。”张克荣对那些拍摄对象在镜头前流过的泪水没有半点怜惜，“我要的是客观。我质疑他们每个人。一层层地质疑。质疑会激得对方不断地为自己辩解，他们的掩饰，他们的种种表现，都将呈现在镜头前。”
“我不会预先采访，当你对他一知半解的时候，正是兴奋点最高的时候。有时候你不需要说话，只是做一个倾听者，让对方自己将身上附加的东西一层层剥开，回到最本质的状态。”
拍摄林璎时，张克荣的质疑是：“一个20岁的小女孩，被20万人联名反对，这是不可想象的压力。我想知道她是怎么度过那段日子的。”
林璎没有出现在镜头里。这位因设计了“华盛顿越战纪念碑”、“耶鲁大学妇女之桌”、“民权运动纪念碑”而载人美国史册的著名建筑设计师，因为那时身体已经发福，不愿意出镜。她给张克荣提供了40多盘录像带资料。张克荣把它们全带回来，每一盒都找人翻译了。
我的每一件作品皆源于自己心中一个简单的希望，那就是通过自己的作品让人们了解自己身处的环境，不仅包括我们所生活的物质世界，同时还包括我们的精神世界。
这一希望使一些期刊杂志多次出于政治动机和审美目的报道我，我曾被要求用 自己的作品回应社会。……我不会随意将自己称为一名‘政治性’艺术家，我宁愿自称‘非政治性’艺术家。我不愿将个人观点强加于历史事实。
开场白，林璎舒缓道来。画面上，是她21岁时设计的华盛顿越战纪念碑，每年，它都会吸引400多万美国人前来驻足观看。这座带着体温的倒“v”字型纪念碑，墙壁是简浩深黑的，光可鉴人的花岗岩上刻满了越战中阵亡的美国官兵姓名，牺牲者的亲友们来到纪念碑前，奉献鲜花和眼泪。
“在国外拍摄时，我天天面对未知，处处遭遇难题，都不知道那些日子是怎么走过来的。”
“唉，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我考虑最少的是市场。”如果采访被拒绝，他会义无反顾出现在对方面前，迫使对方同意，“我坐了30个小时的飞机，来到他家门口，哪有人好意思让我空手回去?”
可是，“钱”途茫茫，第一辑纪录片播出，收效不错，却没有拉到一个贴片广告。“找过一家广告公司代理，结果不但没赚到钱，反倒让我赔了几十万。”
前后600万投资款项，后来却变成了“借款”。为了买一张到美国的机票，万般无奈中，他给一位投资的朋友签下了“借据”。
从没有过一部纪录片能在国内市场盈利，这样的现实，让张克荣不敢细想片子拍成后会怎样。有时，站在30层楼上向下俯瞰，纵身而下的念头一闪而过。
“那是我最糟糕的时期，这也是机缘，我信起了佛教。”
他身后的书柜上是一幅海报，20岁的林璎，纤长的手托着脸颊。
画面仍在继续。
许多支持修建纪念碑的人并不喜欢林璎的设计，将其戏称为“墙”，这其中还有一些退伍军人，更有一些反对者制造了许多麻烦并试图阻止施工。林璎也受到个人攻击，反对她的人不分昼夜地抗议辱骂她，一些退伍军人和家属集会抗议，……甚至有人大叫，“我们美国人的纪念碑，绝对不能让一条东方狗来设计。”
1982年秋，美国国家艺术委员会会议室，正在做有关纪念碑的最后决议。戴着圆帽的林璎站在麦克风前，颤动双唇，严肃地、孤立地做最后的战斗。
林璎说，“你得同成见、旧传统和人们的旧观念做斗争。在你试图突破思想的樊篱时，必然会引起许多人的反对，而这也许就是代价。”
我不拍圣人，只拍有情有趣的人
“我关注的不是他们头上的光环，而是内心的痛苦与挣扎、欲望与恐慌，我关注他们怎么生活。当他们走向成功时，内心其实跟我们普通人都是一样的，我就是要找这些与我们每个人都契合的东西。”张克荣一再阐明他不拍圣人，圣人都无趣，他只拍那些有情、有趣的人。
张克荣说最烦采访艺术家，“他们回答问题时蛮滑头的。”可是，在所有采访对象中，最触动他的却是艺术家李安，说着就给记者讲起了李安早年的逸事。“当时李安在美国处处碰壁，窝在家里做了6年‘家庭煮男’。有一次，他听说纽约大学Tisch艺术学院教授崔明慧正在筹拍一部片子，需要人手，就跑去应征。人家问他会不会录音，他说不会。又问他会不会打灯光，他说不会。崔明慧就问他，你来干什么?他说他会导演。崔教授说，去你的，我就是导演，你导个什么演啊?”
“我当时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的笑显得不自然?”
李安儒雅又坦诚，说那是因为脸上有一个酒窝的缘故，小时候他的脸被狗啃过。
还有那个一直“挨骂”的音乐家谭盾，“我到达纽约当天，《纽约时报》就在嘲讽他。说他如果是拉二胡的，就别去弹钢琴如果是喝老白干的，就别来品洋酒。没想到他把报纸扔到一边，自嘲说，这算什么?从小到大，从东到西，我被骂惯了，这不算最厉害的。”
“我的片子会不会拍得太正了?”偶尔，张克荣会不自信。接着，他会把这归咎为过去的烙印太深，“毕竟在体制内待过6年，有些东西是抹不掉的。”
有时他又颇为自傲，对那些曾经收视率较高、反映一批小人物在国外命运的纪录片很不屑，“难道非要拍些在国内混不下去了，跑到国外折腾的人，才有代表性?”
“华人在国外分两个极端，要么极好，要么极差。我觉得我采访的人是真正能体现华人对世界的影响的。”
对于那些没有编进片子的素材，他有点惋惜。“都是我思考过后才剪去的。我们需要榜样。过去两百年，我们看到的尽是耻辱，后来树立的榜样又都是比较僵硬的。可这些人却是活生生的榜样。他们和我们一样，面对的问题一样，也许程度会不同，但心境一样，挣扎一样，传奇在于他们的坚持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