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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任对知识共享的影响是当前企业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信任对知识共享的正面作用。文章主要从信任的负面作用出发，提出“过度信任”这一概念，并从不同维度讨论了过度信任对知识共享效果的影响。文章认为，过度的能力信任对知识共享具有负面作用；而过度的善意信任对知识共享不仅存在正面的作用，同时也有负面的影响。
关键词：知识共享效果；过度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
一、 过度信任及其维度界定
1. 过度信任的定义。虽然学者们对信任的定义各有不同，但是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把正面的期望和变得脆弱的意愿作为信任的两个关键要素。例如，Rousseau认为，信任是一种心理状态，出于对他人意图或行为的正面期望而愿意将自身置于脆弱的状态。这一定义的潜在含义是，对他人的正面期望有可能带来本人的脆弱性，即信任可能导致风险。这与本文关注过度信任所带来的风险这一研究方向相一致，因此，本文对“过度信任”的定义也主要基于这两个要素进行，具体定义如下：
过度信任是指一方对另一方的意图或行为的期望超出了对方本身具有的水平，从而导致自身的脆弱性超出应有水平的一种心理状态。
2. 过度信任的维度划分。与信任的定义相似，由于关注的焦点不同，学术界对信任的维度也存在多种划分方法。Mayer从被信任者的视角将信任划分为能力（Ability）、善意（Benevolence） 和正直（Integrity） 三个维度；Farrell进一步的研究则排除了正直这一维度，将之归并为能力型信任和善意型信任两种类型，而相当多的后续研究也验证了"善意"和"正直"两个维度之间的高度相关性。本文对过度信任的维度分类以Farrell的方法为基础，将之划分为过度的能力信任与过度的善意信任两个维度。这一分类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Farrell主要讨论信任与组织成员间信息交换的关系，这一主题与本文的研究方向较为接近，其研究结论更具参考价值；第二、关于知识共享的众多研究均将能力和善意作为影响个体间知识共享的关键因素。
Farrell对能力型信任和善意型信任的解释沿袭了Mayer的研究成果。其中，能力型信任着眼于能力，关心被信任者从事特定工作的技能水平；而善意型信任则主要考虑被信任者的意愿，注重被信任者对信任者福利水平的关心程度。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过度的能力信任指信任者对被信任者在特定领域技能水平的估计超过了他应有的水平；而过度的善意信任指信任者过高地估计了被信任者对自身福利的关心程度。
二、 知识共享的效果及影响因素
1. 知识共享效果的衡量。尽管已经有部分研究开始关注知识共享的效果，但是，如何对它进行衡量却并未达成一致。一些学者认为，知识共享的效果应当主要体现在知识接受者知识内容的改变，因此衡量知识共享效果的关键在于衡量接受者知识的变化，例如接受者知识的增量多少，但是隐性知识的模糊性使这一方法操作起来相当困难。另一些学者则关注知识共享的过程属性，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Davenport 与Prusak将知识共享的速度作为衡量知识共享效果的关键指标。Syed-lkhsan和Rowland则在过程的基础上添加了对知识实用性的关注。他们认为，仅仅快速的转移知识不足以证明知识共享的效果良好，知识的可信赖程度也是影响知识共享效果的关键因素。另一些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则在实用性中引入了情景的因素，认为只有适合于特定情景的知识才能被认为是“有用的知识”。
在本文当中，考虑到隐性知识高度的情景依赖将必然导致知识的适用性问题。在以上观点的基础上，本文将知识共享效果的衡量分为速度、可靠性和适用性三个维度。
2. 知识共享效果的影响因素。知识共享的效果受到共享双方，尤其是知识提供者共享意愿的强烈影响。共享者共享知识的意愿越强，他们愿意为知识共享所付出的投入就越多，知识共享的效果也就越好。但是员工的知识共享意愿并不会自发的产生，按照Davenport的观点，员工的知识共享意愿是权衡知识共享过程中的成本和收益所得到的结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知识共享，员工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更多地是依赖主观判断而非客观事实。
影响员工成本收益判断的因素非常多，员工的个人动机、能力、组织的文化与设施以及知识本身的特性等因素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员工对成本和收益的预期，从而影响到知识共享意愿的形成。很明显，员工预期的收益越高，成本越低，他们的知识共享意愿就越是强烈。
知识共享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员工的共享意愿，还受到能力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发送者的知识水平、良好的传播能力（Disseminative Capacity）和接受者充分的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都将有助于高效率的知识共享。而环境则在知识共享过程中扮演传播中介的角色，环境越是支持，知识共享就越是有富有效率。
三、 知识提供方的过度信任对知识共享效果的影响
在知识共享过程中，知识接受方影响知识共享效果的能力主要是其吸收知识的能力，而善意则主要是指知识接受方对知识提供方在知识共享中所获利益的关心程度。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知识提供方过度的能力信任是指知识提供方对于知识接受方的吸收能力的过度信任，即提供方高估了接受方的吸收能力；而过度的善意信任则指提供方高估了接受方对自身利益的关心程度。
1. 过度的能力信任与共享知识的复杂程度。为了有效地实现知识共享，知识提供方需要选择合适的知识共享内容，因为知识的复杂程度将直接影响到知识共享的困难程度，从而影响到提供方的知识共享成本和收益。但是，知识共享是否困难并不仅由知识复杂程度所决定，它也受到知识接受者吸收能力的影响。因此，提供方还需要对接受方的吸收能力进行判断。在相同的知识复杂程度下，提供方判断知识接受方的吸收能力越强，他认为自己的知识共享成本也就越低。此时，即使是复杂和隐性程度较高的知识，知识提供方也愿意进行分享。即是说，知识提供方对接受方的能力越是信任，他就越是趋向于共享复杂程度较高的知识。Chowdury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观点。 但是，如果知识提供方的信任超过了知识接受方的实际水平，他所提供知识复杂程度就将超过接受方的实际吸收能力。这些复杂的知识不仅本身难以为接受方所吸收，而且会以分散精力的方式干扰接受方吸收其他的知识，增加知识接受方吸收知识的难度，进而影响到知识共享的速度。显然，知识提供方越是高估接受方的水平，他所提供的知识就越是难于吸收，知识共享的速度也就越是缓慢。综上所述，本文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1：共享知识的复杂程度作为一个中介变量，调节着知识提供方能力信任的过度水平与知识共享速度之间的关系。
2. 过度的能力信任与对情景的探索。知识提供方不仅需要选择合适的知识共享内容，还需要选择恰当的知识共享模式。隐性知识是深深地嵌入到行动、规则和承诺的知识，与情景因素结合非常紧密。因此，选择知识共享模式就必须充分考虑到情景因素的影响。Dixon的研究表明，在不同的情景相似度下，应当采用不同的知识共享模式。
知识提供方可以选择以“复制”或“探索”的模式进行知识共享。复制式分享只需要知识提供方简单地将知识“复制”给接受方，他不必对双方所处的情景差异进行比较和分析，在共享过程中不需要双方进行充分的互动和探讨，也不会有新知识的出现和产生；而探索式分享则需要通过高度的互动和参与，在充分理解双方情景差异的情况下，创造出符合接受方需要的新知识。显然，简单的“复制”模式对接受方的吸收能力有更高的要求。
提供方对知识共享模式的选择受到他对接受方信任的影响。提供方越是信任接受方的吸收能力，那么他将越是倾向于减少对情景的探索，选择以“复制”的模式进行知识共享。因此，在提供方高估了接受方吸收能力的情况下，他对情景的探索就是不充分的，从而影响到知识共享的适用性。综上所述，本文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2：知识提供方对知识接受方能力信任的过度水平与共享知识的适用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3. 过度的善意信任与互惠偏好。知识共享从本质上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社会交换关系。在社会交换关系中，交换双方行为的善意程度并非是一个静态的恒量，而是对可察觉的对方善意行为的一种反应。按照行为经济学的观点，这种基于互惠心理的反应与纯粹的理性行为不同。它并不仅仅只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努力通过回报的方式提高对方的利益获得，即使这种回报可能与自身的利益相违背。然而，虽然互惠性偏好普遍存在，它在个体上所表现出的偏好水平却有所差异。这意味着，面对同样的善意行为，不同的个体给予的回报却可能有所不同。
互惠偏好对知识共享双方都有重要的心理影响。如果知识提供方高估了知识接受方的善意程度，那么，这一判断将提高他对知识共享回报的预期。出于互惠的心理，他将趋向于提供比正常水平更高的投入程度，增加的投入程度与他的互惠偏好水平呈正相关。同时，被观察到的过度努力将提高接受方对提供方善意程度的评估。同样由于互惠心理的作用，接受方也趋向于提供比正常水平更高的投入程度，从而提高知识共享的效果。
需要说明的是，知识接受方过度的善意信任与互惠偏好的关系与此相似，本文在下一部分不再赘述。综上所述，本文得到命题如下：
命题3a：知识提供方的互惠偏好水平作为一个调节变量，调节着知识提供方善意信任的过度水平与知识共享效果之间的关系；
命题3b：知识接受方的互惠偏好水平作为一个调节变量，调节着知识接受方善意信任的过度水平与知识共享效果之间的关系。
四、 知识接受方的过度信任对知识共享效果的影响
不仅知识接受方的吸收能力会影响到知识共享的效果，知识提供方的知识水平和传播能力对知识共享的效果也至关重要。知识提供方的传播能力包括知识提供方编缉、表达、沟通和教授知识的能力。本部分所讨论的知识接受方过度的能力信任是指接受方对知识提供方的知识水平或传播能力存在高估，而过度的善意信任则指知识接受方高估了提供方对自身利益的关心程度。
1. 过度信任与归因。人们常常需要在行动过程中总结过去事情发生的原因，以便为未来的行动提供指南，这被称之这归因。Dirks和Ferrin,的研究表明，信任会影响到合作伙伴的归因方向。在高水平的信任下，信任者更趋向于对对方的行为进行积极的归因，即将成功的行为归结为个人因素（这种个人因素既可能是出色能力也可能是充足的善意），而将失败的行为归结为情景因素。
在知识共享过程中，这种积极的归因意味着接受方趋向于将成功的知识共享行为归功于提供方的能力或善意，而将失败的知识共享行为归罪于情景的不匹配。因此，当接受方对提供方存在过度信任时，无论这种信任是对能力还是对善意的高估，他都将趋向于将本来应当是由提供方个人原因造成的失败评估为情景的影响。这一错误的归因导致的结果是，他在后续的知识共享过程中将会选择错误的努力方向。例如，在由于提供方的努力或能力不足，未能清楚表述知识的情况下，接受方应当选择与提供方进一步沟通，以增加对共享知识的理解。但是，由于对提供方的盲目信任，使得接受方错误地选择了增加自身的努力程度或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对情境因素的对比。显然，这将对知识共享的效率产生不利影响。综上所述，本文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4：知识接受方对提供方行为的归因作为一个中介变量，调节着知识接受方信任的过度水平和知识共享速度之间的关系。
2. 过度信任与对知识的验证。知识提供方由于自身的能力不足，或者缺乏对接受方利益的关心，可能错误地提供给接受方不适用甚至有害的知识，因此，接受方需要对获取的知识进行验证。但是，由于隐性知识的模糊性和知识水平的差距，接受方在评价知识的可靠性时，通常难以直接对知识本身进行评估，而是转而采用对知识提供方能力和善意进行评估加以代替。接受方越是信任提供方的能力并相信对方不会伤害自己，则越是信任共享知识的可靠性，从而越是敢于减少对于对所获知识的验证。因此，在接受方对提供方的能力和善意存在过度信任时，他对其收到知识的可靠性也会出现相应的高估，由此他对知识验证所做的努力也就是不充分的，从而也更难以发现所获知识的错误与疏漏。综上所述，本文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5：知识接受方对提供方信任的过度水平与知识共享的可靠性呈负相关关系。
3. 过度的能力信任与知识转化。对于隐性知识，接受方不仅需要关注知识的可靠性，也需要关注知识的适用性，因为隐性知识高度依赖于情景，使得在一处适用的知识在另一处可能成为无用或有害。为了保持知识在情景变化之后的适用性，就需要进行知识转化（Knowledge Conversion）。知识转化的过程不仅需要知识提供方的努力，同时也需要知识接受方的参与。知识接受方的充分参与不仅能够为知识转化提供必要的情景知识，而且有助于通过与提供方的反馈和互动，提高知识转化的效果。
然而，知识接受方对知识共享过程的参与度与他对提供方的信任密切相关。高度的信任很容易导致对提供的信息不加置疑地接受，从而减少通过互动和反馈寻求最佳结果的可能。这意味着，提供方的能力越是被高估，接受方就越是容易受到权威的压制，减少对知识共享活动的参与，进而影响到知识转化的效果。综上所述，本文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6：知识接受方对知识提供方能力信任的过度水平与知识共享的适用性呈负相关关系。
五、 结论与展望
尽管已有众多的研究探讨了信任与知识共享之间的关系，但是，超出应有水平的信任如何影响知识共享的效果，却并未有人涉及。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知识共享中过度信任的内涵和维度进行界定，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维度的过度信任对知识共享效果的影响。
本文认为，无论是知识提供方还是知识接受方，过度的能力信任对知识共享效果的影响都是负面的。具体的说，在存在过度能力信任的情况下，知识共享的速度、可靠性和适用性都会有所下降。而过度的善意信任对于知识共享效果则是一把双刃剑。由于互惠心理的普遍存在，过度的善意信任可能通过个人的互惠偏好带来不同程度的投入增加，从而给知识共享效果带来正面的影响。但是，与此同时，过度的善意信任也会不恰当地减少对知识的验证和沟通中的互动，从而引起知识共享的可靠性和适用性下降。
过度信任对知识共享的负面影响意味着企业无法通过一味地提高个体间的信任来获得知识共享效果的增加。对于能力信任，由于过度信任与信任不足一样会引起知识共享效果的下降，因此，不是单纯地提高信任，而是建立起客观的能力评价与传播机制也许是一个更为合理的选择。而对于过度的善意信任，正面作用与负面作用的同时存在使进一步的研究成为一个有趣的问题。目前已有部分学者通过引入社会联结或者情感等中介变量来研究情景因素对信任与知识共享之间关系的影响。如何分离出使得信任的正面作用大于负面作用的情景因素，也许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 Wang, S.
关键词：知识共享效果；过度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
一、 过度信任及其维度界定
1. 过度信任的定义。虽然学者们对信任的定义各有不同，但是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把正面的期望和变得脆弱的意愿作为信任的两个关键要素。例如，Rousseau认为，信任是一种心理状态，出于对他人意图或行为的正面期望而愿意将自身置于脆弱的状态。这一定义的潜在含义是，对他人的正面期望有可能带来本人的脆弱性，即信任可能导致风险。这与本文关注过度信任所带来的风险这一研究方向相一致，因此，本文对“过度信任”的定义也主要基于这两个要素进行，具体定义如下：
过度信任是指一方对另一方的意图或行为的期望超出了对方本身具有的水平，从而导致自身的脆弱性超出应有水平的一种心理状态。
2. 过度信任的维度划分。与信任的定义相似，由于关注的焦点不同，学术界对信任的维度也存在多种划分方法。Mayer从被信任者的视角将信任划分为能力（Ability）、善意（Benevolence） 和正直（Integrity） 三个维度；Farrell进一步的研究则排除了正直这一维度，将之归并为能力型信任和善意型信任两种类型，而相当多的后续研究也验证了"善意"和"正直"两个维度之间的高度相关性。本文对过度信任的维度分类以Farrell的方法为基础，将之划分为过度的能力信任与过度的善意信任两个维度。这一分类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Farrell主要讨论信任与组织成员间信息交换的关系，这一主题与本文的研究方向较为接近，其研究结论更具参考价值；第二、关于知识共享的众多研究均将能力和善意作为影响个体间知识共享的关键因素。
Farrell对能力型信任和善意型信任的解释沿袭了Mayer的研究成果。其中，能力型信任着眼于能力，关心被信任者从事特定工作的技能水平；而善意型信任则主要考虑被信任者的意愿，注重被信任者对信任者福利水平的关心程度。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过度的能力信任指信任者对被信任者在特定领域技能水平的估计超过了他应有的水平；而过度的善意信任指信任者过高地估计了被信任者对自身福利的关心程度。
二、 知识共享的效果及影响因素
1. 知识共享效果的衡量。尽管已经有部分研究开始关注知识共享的效果，但是，如何对它进行衡量却并未达成一致。一些学者认为，知识共享的效果应当主要体现在知识接受者知识内容的改变，因此衡量知识共享效果的关键在于衡量接受者知识的变化，例如接受者知识的增量多少，但是隐性知识的模糊性使这一方法操作起来相当困难。另一些学者则关注知识共享的过程属性，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Davenport 与Prusak将知识共享的速度作为衡量知识共享效果的关键指标。Syed-lkhsan和Rowland则在过程的基础上添加了对知识实用性的关注。他们认为，仅仅快速的转移知识不足以证明知识共享的效果良好，知识的可信赖程度也是影响知识共享效果的关键因素。另一些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则在实用性中引入了情景的因素，认为只有适合于特定情景的知识才能被认为是“有用的知识”。
在本文当中，考虑到隐性知识高度的情景依赖将必然导致知识的适用性问题。在以上观点的基础上，本文将知识共享效果的衡量分为速度、可靠性和适用性三个维度。
2. 知识共享效果的影响因素。知识共享的效果受到共享双方，尤其是知识提供者共享意愿的强烈影响。共享者共享知识的意愿越强，他们愿意为知识共享所付出的投入就越多，知识共享的效果也就越好。但是员工的知识共享意愿并不会自发的产生，按照Davenport的观点，员工的知识共享意愿是权衡知识共享过程中的成本和收益所得到的结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知识共享，员工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更多地是依赖主观判断而非客观事实。
影响员工成本收益判断的因素非常多，员工的个人动机、能力、组织的文化与设施以及知识本身的特性等因素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员工对成本和收益的预期，从而影响到知识共享意愿的形成。很明显，员工预期的收益越高，成本越低，他们的知识共享意愿就越是强烈。
知识共享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员工的共享意愿，还受到能力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发送者的知识水平、良好的传播能力（Disseminative Capacity）和接受者充分的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都将有助于高效率的知识共享。而环境则在知识共享过程中扮演传播中介的角色，环境越是支持，知识共享就越是有富有效率。
三、 知识提供方的过度信任对知识共享效果的影响
在知识共享过程中，知识接受方影响知识共享效果的能力主要是其吸收知识的能力，而善意则主要是指知识接受方对知识提供方在知识共享中所获利益的关心程度。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知识提供方过度的能力信任是指知识提供方对于知识接受方的吸收能力的过度信任，即提供方高估了接受方的吸收能力；而过度的善意信任则指提供方高估了接受方对自身利益的关心程度。
1. 过度的能力信任与共享知识的复杂程度。为了有效地实现知识共享，知识提供方需要选择合适的知识共享内容，因为知识的复杂程度将直接影响到知识共享的困难程度，从而影响到提供方的知识共享成本和收益。但是，知识共享是否困难并不仅由知识复杂程度所决定，它也受到知识接受者吸收能力的影响。因此，提供方还需要对接受方的吸收能力进行判断。在相同的知识复杂程度下，提供方判断知识接受方的吸收能力越强，他认为自己的知识共享成本也就越低。此时，即使是复杂和隐性程度较高的知识，知识提供方也愿意进行分享。即是说，知识提供方对接受方的能力越是信任，他就越是趋向于共享复杂程度较高的知识。Chowdury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观点。 但是，如果知识提供方的信任超过了知识接受方的实际水平，他所提供知识复杂程度就将超过接受方的实际吸收能力。这些复杂的知识不仅本身难以为接受方所吸收，而且会以分散精力的方式干扰接受方吸收其他的知识，增加知识接受方吸收知识的难度，进而影响到知识共享的速度。显然，知识提供方越是高估接受方的水平，他所提供的知识就越是难于吸收，知识共享的速度也就越是缓慢。综上所述，本文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1：共享知识的复杂程度作为一个中介变量，调节着知识提供方能力信任的过度水平与知识共享速度之间的关系。
2. 过度的能力信任与对情景的探索。知识提供方不仅需要选择合适的知识共享内容，还需要选择恰当的知识共享模式。隐性知识是深深地嵌入到行动、规则和承诺的知识，与情景因素结合非常紧密。因此，选择知识共享模式就必须充分考虑到情景因素的影响。Dixon的研究表明，在不同的情景相似度下，应当采用不同的知识共享模式。
知识提供方可以选择以“复制”或“探索”的模式进行知识共享。复制式分享只需要知识提供方简单地将知识“复制”给接受方，他不必对双方所处的情景差异进行比较和分析，在共享过程中不需要双方进行充分的互动和探讨，也不会有新知识的出现和产生；而探索式分享则需要通过高度的互动和参与，在充分理解双方情景差异的情况下，创造出符合接受方需要的新知识。显然，简单的“复制”模式对接受方的吸收能力有更高的要求。
提供方对知识共享模式的选择受到他对接受方信任的影响。提供方越是信任接受方的吸收能力，那么他将越是倾向于减少对情景的探索，选择以“复制”的模式进行知识共享。因此，在提供方高估了接受方吸收能力的情况下，他对情景的探索就是不充分的，从而影响到知识共享的适用性。综上所述，本文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2：知识提供方对知识接受方能力信任的过度水平与共享知识的适用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3. 过度的善意信任与互惠偏好。知识共享从本质上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社会交换关系。在社会交换关系中，交换双方行为的善意程度并非是一个静态的恒量，而是对可察觉的对方善意行为的一种反应。按照行为经济学的观点，这种基于互惠心理的反应与纯粹的理性行为不同。它并不仅仅只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努力通过回报的方式提高对方的利益获得，即使这种回报可能与自身的利益相违背。然而，虽然互惠性偏好普遍存在，它在个体上所表现出的偏好水平却有所差异。这意味着，面对同样的善意行为，不同的个体给予的回报却可能有所不同。
互惠偏好对知识共享双方都有重要的心理影响。如果知识提供方高估了知识接受方的善意程度，那么，这一判断将提高他对知识共享回报的预期。出于互惠的心理，他将趋向于提供比正常水平更高的投入程度，增加的投入程度与他的互惠偏好水平呈正相关。同时，被观察到的过度努力将提高接受方对提供方善意程度的评估。同样由于互惠心理的作用，接受方也趋向于提供比正常水平更高的投入程度，从而提高知识共享的效果。
需要说明的是，知识接受方过度的善意信任与互惠偏好的关系与此相似，本文在下一部分不再赘述。综上所述，本文得到命题如下：
命题3a：知识提供方的互惠偏好水平作为一个调节变量，调节着知识提供方善意信任的过度水平与知识共享效果之间的关系；
命题3b：知识接受方的互惠偏好水平作为一个调节变量，调节着知识接受方善意信任的过度水平与知识共享效果之间的关系。
四、 知识接受方的过度信任对知识共享效果的影响
不仅知识接受方的吸收能力会影响到知识共享的效果，知识提供方的知识水平和传播能力对知识共享的效果也至关重要。知识提供方的传播能力包括知识提供方编缉、表达、沟通和教授知识的能力。本部分所讨论的知识接受方过度的能力信任是指接受方对知识提供方的知识水平或传播能力存在高估，而过度的善意信任则指知识接受方高估了提供方对自身利益的关心程度。
1. 过度信任与归因。人们常常需要在行动过程中总结过去事情发生的原因，以便为未来的行动提供指南，这被称之这归因。Dirks和Ferrin,的研究表明，信任会影响到合作伙伴的归因方向。在高水平的信任下，信任者更趋向于对对方的行为进行积极的归因，即将成功的行为归结为个人因素（这种个人因素既可能是出色能力也可能是充足的善意），而将失败的行为归结为情景因素。
在知识共享过程中，这种积极的归因意味着接受方趋向于将成功的知识共享行为归功于提供方的能力或善意，而将失败的知识共享行为归罪于情景的不匹配。因此，当接受方对提供方存在过度信任时，无论这种信任是对能力还是对善意的高估，他都将趋向于将本来应当是由提供方个人原因造成的失败评估为情景的影响。这一错误的归因导致的结果是，他在后续的知识共享过程中将会选择错误的努力方向。例如，在由于提供方的努力或能力不足，未能清楚表述知识的情况下，接受方应当选择与提供方进一步沟通，以增加对共享知识的理解。但是，由于对提供方的盲目信任，使得接受方错误地选择了增加自身的努力程度或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对情境因素的对比。显然，这将对知识共享的效率产生不利影响。综上所述，本文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4：知识接受方对提供方行为的归因作为一个中介变量，调节着知识接受方信任的过度水平和知识共享速度之间的关系。
2. 过度信任与对知识的验证。知识提供方由于自身的能力不足，或者缺乏对接受方利益的关心，可能错误地提供给接受方不适用甚至有害的知识，因此，接受方需要对获取的知识进行验证。但是，由于隐性知识的模糊性和知识水平的差距，接受方在评价知识的可靠性时，通常难以直接对知识本身进行评估，而是转而采用对知识提供方能力和善意进行评估加以代替。接受方越是信任提供方的能力并相信对方不会伤害自己，则越是信任共享知识的可靠性，从而越是敢于减少对于对所获知识的验证。因此，在接受方对提供方的能力和善意存在过度信任时，他对其收到知识的可靠性也会出现相应的高估，由此他对知识验证所做的努力也就是不充分的，从而也更难以发现所获知识的错误与疏漏。综上所述，本文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5：知识接受方对提供方信任的过度水平与知识共享的可靠性呈负相关关系。
3. 过度的能力信任与知识转化。对于隐性知识，接受方不仅需要关注知识的可靠性，也需要关注知识的适用性，因为隐性知识高度依赖于情景，使得在一处适用的知识在另一处可能成为无用或有害。为了保持知识在情景变化之后的适用性，就需要进行知识转化（Knowledge Conversion）。知识转化的过程不仅需要知识提供方的努力，同时也需要知识接受方的参与。知识接受方的充分参与不仅能够为知识转化提供必要的情景知识，而且有助于通过与提供方的反馈和互动，提高知识转化的效果。
然而，知识接受方对知识共享过程的参与度与他对提供方的信任密切相关。高度的信任很容易导致对提供的信息不加置疑地接受，从而减少通过互动和反馈寻求最佳结果的可能。这意味着，提供方的能力越是被高估，接受方就越是容易受到权威的压制，减少对知识共享活动的参与，进而影响到知识转化的效果。综上所述，本文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6：知识接受方对知识提供方能力信任的过度水平与知识共享的适用性呈负相关关系。
五、 结论与展望
尽管已有众多的研究探讨了信任与知识共享之间的关系，但是，超出应有水平的信任如何影响知识共享的效果，却并未有人涉及。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知识共享中过度信任的内涵和维度进行界定，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维度的过度信任对知识共享效果的影响。
本文认为，无论是知识提供方还是知识接受方，过度的能力信任对知识共享效果的影响都是负面的。具体的说，在存在过度能力信任的情况下，知识共享的速度、可靠性和适用性都会有所下降。而过度的善意信任对于知识共享效果则是一把双刃剑。由于互惠心理的普遍存在，过度的善意信任可能通过个人的互惠偏好带来不同程度的投入增加，从而给知识共享效果带来正面的影响。但是，与此同时，过度的善意信任也会不恰当地减少对知识的验证和沟通中的互动，从而引起知识共享的可靠性和适用性下降。
过度信任对知识共享的负面影响意味着企业无法通过一味地提高个体间的信任来获得知识共享效果的增加。对于能力信任，由于过度信任与信任不足一样会引起知识共享效果的下降，因此，不是单纯地提高信任，而是建立起客观的能力评价与传播机制也许是一个更为合理的选择。而对于过度的善意信任，正面作用与负面作用的同时存在使进一步的研究成为一个有趣的问题。目前已有部分学者通过引入社会联结或者情感等中介变量来研究情景因素对信任与知识共享之间关系的影响。如何分离出使得信任的正面作用大于负面作用的情景因素，也许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 Wang,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