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国家元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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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领袖的治国安民术
  
  1931年11月召开的全国一苏大上,由于毛泽东在红军、苏区和共产国际的巨大影响,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在被排挤出红军的领导层之后,在长汀福音医院疗养4个多月,于1933年2月回到瑞金叶坪,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
  毛泽东首先做的是使人民委员会的机构正常运转起来,解决各部的散乱问题,以实现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问题。2月26日,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35次常委会,决定加强各部工作,迅速召集各部会议,讨论今后行政实施方针,健全各部组织。
  在临时中央政府各部工作开始正常运转起来后,毛泽东立刻抓紧督促检查,健全各种工作制度,要求各部制定工作计划,每月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工作。这样,人民委员会各部日益发挥自己的职能。
  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抓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他先从健全经济领导机构着手。2月26日,毛泽东主持的人民委员会常委会决定设立各级国民经济部,邓子恢兼任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4月,国民经济人民委员会成立,立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1933年的统计,粮食调剂总局从4月到8月的5个月中,有27万元的商品流转,并得7000元的盈余。
  为了全面部署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临时中央政府在8月12日至15日在瑞金召开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8月20日又在博生县(现宁都县)召开北部11县经济建设大会。
  毛泽东在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是毛泽东论经济工作的重要文章。
  上述两次经济建设大会召开后,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具体领导下,中央苏区出现了蓬蓬勃勃的群众性经济建设热潮。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苏区的财政、金融、手工业、兵工厂、邮电、交通、医药、卫生等事业,也都有一定的发展。
  在才溪乡调查中,毛泽东谈到了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他说:
  米:暴动前,贫农雇农平均每年只有三个月吃米饭。现在,有了六个月的米饭吃,配合六个月的杂粮,一年就够了……吃饭改善了百分之一百……
  肉:暴动前,贫农雇农平均每人每年吃肉约一元(大洋),现在为二元,增加百分之百……
  衣:暴动前平均每人每两年才能做一套衫裤。暴动后平均每人每年能做一套半,增加了百分之二百。
  在根据地抓经济建设的同时,毛泽东还以极大的精力抓政权建设。
  1933年6月8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召集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决议》规定:第二次全苏大会以前应该选出各级地方苏维埃。在毛泽东指导下,中央苏区的选举运动普遍地开展起来,在九、十月间达到高潮,11月上旬基本完成。中央苏区内,8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
  苏维埃政权工作的实际执行,主要是在乡这一级。毛泽东就在11月中下旬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到江西兴国县长冈乡和福建上杭县才溪乡进行实地调查,总结典型经验,来推动全局工作。随后,毛泽东写出了《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这两篇调查报告。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把长冈乡等调查报告发给到会的全体代表,称赞兴国县广大干部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授予长冈乡模范奖旗,并号召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
  毛泽东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期间,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了较快的发展,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安邦治国才能。
  
  ●毛泽东发出的一则特殊布告
  
  1932年2月下旬,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出了一份特殊的布告。
  布告严正指出:
  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登载伍豪等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伍豪”何许人?“伍豪”是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周恩来用过的一个笔名。当时为什么要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布这样一个布告,需要从国民党制造“伍豪事件”讲起。
  1931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具体工作的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顾顺章的叛变给党中央机关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在当时情况异常紧急的情况下,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以惊人的机智果断,抢在敌人袭击党中央机关前,采取了一系列妥善有效的措施,迅速地将局面稳定下来,使敌人企图破坏党中央机关的计划破产。
  国民党的阴谋破产后,恼羞成怒,将搜捕的最主要目标集中到周恩来身上。1931年9月,国民党作出悬赏通缉周恩来的决定。11月又以顾顺章的名义在上海各报连日登出悬赏通缉周恩来的紧急启事,但敌人却始终找不到周恩来的踪迹。于是,敌人便使出惯用的伎俩,伪造出《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企图造成中国共产党党内混乱,从而达到瓦解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敌人伪造这个“启事”明显存在漏洞,即说有二百四十三人,却只列举了“伍豪”一个人的名字,其他人的名字一个也没有列。这说明,敌人的表演是拙劣的。
  所谓《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首先在1932年2月16日和17日的《时报》上登载,接着《新闻报》于2月18日刊出,《时事新报》和《申报》也于2月20日和21日同时刊出。
  当敌人在上海抛出这个伪造的“启事”时,周恩来已远在中央苏区。为此中共临时中央立即采取措施进行揭露,在上海散发由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的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又派人给申报馆广告处送去党所代写的《伍豪启事》,申报馆不肯刊登。经过交涉,22日申报以广告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
  伍豪先生鉴:
  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登。
  申报馆广告处启
  2月27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出版的《实报》上,以伍豪的名义,刊登出《伍豪启事》。
  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
  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污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
  二月二十日
  配合《伍豪启事》,2月27日的《实报》又发表了《国民党造谣污蔑的又一标本》一文。指出:“如果谣言能救国民党于死亡,则国民党这类混蛋可以不朽,可惜谣言只能证明反革命派之无力与破产,而不能挽救国民党之死亡!”
  为了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开揭穿国民党对周恩来、对共产党的造谣污蔑,党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即约请在上海设律师事务所营业的法国律师巴和代登启事,进行辟谣。
  3月3日,申报馆广告处接到巴和律师事务所送来的《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急启事》(周少山是党内熟知的周恩来别名)。3月4日,《申报》登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急启事》一文: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亲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法大马路四十号六楼五号
  这个启事,在措辞上非常巧妙,既合乎国民党统治区的法律,又澄清了事实真相,揭露了敌人的卑鄙行径,使敌人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在中央苏区,为了使大家了解真相,所以毛泽东发布了前边提到的那则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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