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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4岁的刁文，精神矍铄。他在家里接受采访，进门迎面是一尊毛主席像，背后的玻璃墙上，挂着一面国旗和一面党旗。这是他一生的信仰。
刁文做了二十多年县委书记，其中在兰考六年。
1977年到1984年，刁文受命担任继焦裕禄之后兰考第四任县委书记，也是兰考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任县委书记。刁文到兰考县走马上任前,河南省委的五位主要领导花了两个半天时间找他谈心,这是焦裕禄逝世后的几任县委书记所没有享受的政治殊荣,事后刁文也听说,这是省委领导人在审视了十多个县委书记名字后画上他的圈的。
兰考的特殊性由此可见一斑，刁文的压力和责任也清晰可见。
“犯错误的焦裕禄”
1977年11月13日，刁文来到兰考。
当天晚上，他就独自一人到焦裕禄墓前，站了很久，既是报道，又是保证。他说自己在心里宣誓：“让焦书记放心，我一定要带领党员干部，与全县人民一起继承、发扬、学习焦裕禄的崇高精神，尽快地改变兰考贫困落后的面貌。”
此时“四人帮”已经粉碎，各地都在欢庆，在兰考，却因为种种原因看不到这样的喜庆场面，也感受不到被压抑许久之后突然释放出来的干劲儿和积极性。因为“四人帮”极左路线多年的干扰破坏，兰考的“三害”又重新猖獗，社员口粮每人只有300斤，分配到每人的钱只有40元，是当时河南省最穷的县之一。
即便如此，刁文来到兰考，首先“扑面而来”的还是阶级斗争。造反派们在墙上刷了大标语：“热烈欢迎刁文同志来兰考主持工作！”“向刁文同志学习！向刁文同志致敬！”刁文对县委办公室的干部说：“大家帮帮忙，把那些标语覆盖起来。要告诉大家，我是犯过错误的人，不值得学习，更不必致敬！”
面对造反派，刁文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开大会，自己主动亮老底。本来想开个公社书记的会，跟干部们见见面，结果很多干部想不通，都没来，还有的人直接摔了电话机把电话给挂了，最后只得开了个兰考县干部职工大会。刁文站到讲台上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亮老底战斗队的”，接着就开始把自己从前在禹县和临颍工作时犯过的错误一一“抖落”出来，还跟大家“分享”他的检讨书。刁文是个经过大起大落，曾经大红大紫又被痛批到底的人。此番再次出任县委书记，还是焦点上的兰考县，刁文内心的压力很大。很多年以后，他曾回忆过当时的情况：“我心里不爱来，不是怕穷，是怕自己干不好。”
开始，他的谦虚与勇于自我批评并没有换来理解，阻挠很多，障碍更多。有人给他的门口摆花圈，还有人半夜里往刁文住的房间扔石头，刁文怕不安全，每天晚上都贴着窗户根儿睡。半夜里有石头砸碎了玻璃扔进来，哗啦啦碎了一床一地。刁文没怕。在许昌工作的妻子带着孩子曾经跑来看望过，因为听说他被暗杀了。时过境迁，刁文已经不想再讲这样的故事。采访时，儿女和老伴儿几次提起，都被他笑呵呵地摆摆手坚决制止了，他总说：“不提不提。”在他看来，他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组织上还信任他，让他来兰考做县委书记，还提拔他，支持他，别人的错误，也是因为当时的环境，也是可以原谅的。
时间久了，群众开始觉得这个新来的书记敢于讲自己的错误，而且很诚恳、很可亲甚至有点可爱，跟原来有些“一贯正确”的干部不一样，大家开始慢慢地找刁文讲情况、提建议，冷清了多年的县委大院，又开始热闹起来了。有造反派反对他，群众就自发地晚上在他的屋子外面站岗。他感动，又坦然，还劝大家不用站岗。
进兰考，有人放话说要刁文“笑着来，哭着走”，刁文就不是笑着来的，当然他也没有哭着走，不但没有哭着走，几年后他成了百姓口口相传的“像焦书记一样的好干部”。
当县委书记那几年，刁文的行李里却始终有个牛皮纸袋子，装着他二十年来写的许多份检讨，这个袋子他不论走到哪都不离身，时常拿出来翻阅思考。
他把错误当成是一笔财富。时值今日，仍旧如此。他甚至因为自己前一天在外地没有能如约按记者的要求接受采访而感到内疚。这种内疚除了让人感到可爱之外，更让人感到一种心酸。说话间，他又回身拿出他的“财富”，仍旧是牛皮纸袋子，里面满满地装着他的那些检讨。那些当年油墨印刷的检讨书，纸页早已泛黄，油墨也已经浸润，他仍旧珍藏着，小心翼翼。
“老焦又回来了”
“学习焦裕禄，不能再搞‘花架子’，要学焦裕禄的精神实质。”刁文作为“十年动乱”后兰考第一任县委书记，要求全县党员干部，用实际行动带领群众摆脱贫困，根治“三害”。为让兰考农民尽快吃饱肚子，他像焦裕禄那样求真务实，顶压力，冒风险，在全省最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为此，他还曾在1978年8月到北京出差之前，给胡耀邦写信请求再见一见他。1959年，刁文在禹县工作时，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到禹县视察工作，曾向他提出批评。二十年后，他很想再见胡耀邦，于是写了封信，信发出去又很后悔，觉得胡耀邦那么忙肯定不记得他了。结果第二天胡耀邦秘书就打来电话，在北京，胡耀邦留他吃饭，还说道：“1959年我到禹县参观，对你们那些做法是有看法的，你没听，这次到兰考一定要注意啊。”
兰考原本有三宝：泡桐、花生、大红枣。十年动乱中，全都被淹没在“卖钱就是资本主义”的思想里——花生几乎绝种，枣树也没人管。百姓们只能成群结队地出去要饭。在他去之前很长一段年时间内，兰考人要饭都是出名的。每年正月十五之后出门，快到秋收的时候回来，有人编了顺口溜笑话兰考人。要饭的人里还有共产党员，也一样羞愧不已地跟着出去要饭。
到了兰考后，刁文一直苦苦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兰考穷困的“风口”究竟在哪里？怎样才能让全县人民尽快吃饱肚子？他透过黄河故道上的风沙迷雾，分明看到一个人为的“风口”：多年的“左”的错误剥夺了农民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权利，许多农村政策从根本上违背了农民的利益。要尽快改变兰考面貌，必须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纠正极“左”，实事求是，把群众的疾苦放在第一位。要改变兰考面貌，就要从这几方面改起。
为了顶住大家对“包产到户”的担心和怀疑，刁文说过一句话：“只要社员能吃饱，宁愿自己被打倒；只要群众不要饭，我就不怕挨批判。”
这样的表态不是冲动。
1978年春天，县委帮助全县人民大量栽种泡桐。
也是这一年春天，城关公社杨三寨大队的支部书记张中周进城找刁文，说：“你看过，我们那里枣树多。往年没人管，人们随便摘枣，有人用枣喂猪，全糟蹋了。我们想了个办法，把枣树都估好产量，每家分几棵管理。秋后收下枣，各家和队上四六分成。”刁文听得清楚，这里明明有个“包”字，“包树到户”。犯过错误的刁文敢不敢跟“包”字沾边？
刁文很干脆：“包吧，只要能收枣，不要说我说的，就当县委不知道，不过到时候问罪下来，承担责任，我刁文不装‘鸭子屎’就是了。”
现在看起来诡异的逻辑，就是那时的实情。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包产到户、大包干、联产到劳几种责任制已经推开，可是大家心里还是犯嘀咕。总怕政策变了，只敢偷偷摸摸，不敢大张旗鼓。有的领导也不太支持，说兰考走回头路。刁文果然“没装鸭子屎”，据理力争。“多少年说‘为人民服务’，其实不懂怎样才叫为人民服务。我们是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利益吗？”
不光说，他还派人从山东老家弄来花生种子，带着县委机关干部到城北开荒，种了35亩花生。面积不大，产生的是轰动效应，一传十、十传百，多年撂荒的花生地又种起来了。
三年后，兰考的花生产量蹿升到一个新高点。
1980年，兰考结束了吃统销粮的历史。
学习焦裕禄精神永不毕业
1983年9月10日，据第一次站到焦裕禄墓前宣誓已经六年多了，刁文再次来到焦裕禄墓前，这一次既是汇报，又是告别。
此时，刁文已经追随着焦裕禄的脚步，成了当地百姓口中“焦书记一样的好书记”。六年时间，他带着兰考人民拨乱反正，恢复经济，重新治理“三害”，搞包产到户。1980年秋天，兰考一共收获3.1亿多斤粮食，创下了兰考历史上的奇迹。百姓们说他和焦书记一样心里有群众，他却总是感慨，在河南搞了三十多年农业，没搞好，欠了农民许多债。那时刁文天天骑着自行车下乡，一身泥一身汗，他自己一个人在兰考工作，没人照顾，也没空洗衣服，时间长了，裤子后面都是汗渍，百姓们看到他都忍不住笑，他也不在乎，只是实干。很多年后，兰考的老人们还总讲刁书记当年的“狼狈相”，想一想这个焦书记一样的老书记。
很多故事刁文不肯讲，只有从当时媒体的报道中找到点点滴滴。刁文在很多地方当过干部，从来不带家属。在兰考也是如此。不过到兰考的第一个春节，刁文还是顾不上回家，而是冒着大风雪，领着县委常委拉着五辆架子车，给军烈属、五保户、困难户送粮送煤。跟焦裕禄一样，他也骑着自行车到处跑，全县15个公社140多个大队，他全都骑自行车去过，去了就和社员一起劳动、跟干部一起研究怎样搞生产。
六年过去，当他即将离开兰考时，在心里默默地给焦裕禄汇报，“兰考贫困落后的帽子已经摘去，但焦裕禄生前所构想的宏伟蓝图尚未完全实现，兰考的‘三害’还没有彻底根治。兰考的党员、干部和人民正在继续战斗着。”
虽然人已离开兰考，心却从未忘记。每年5月14日，刁文都要去兰考，去焦裕禄陵园看一看，站一站。既是缅怀，又是温故。
当年的百姓们忘不了他，看见他都争先恐后地拉着他说话。原来县委办公楼外面有个理发店，刁文一直在那里理发。刁文第一次去理发之前，有人告诉他千万别去，那个理发师是个“造反派”，刁文倔上了，“我一个县委书记怕理发师？那这工作就没法干了。”他去了，还跟理发师聊天，后来两个人成了好朋友。直到刁文离开兰考，都一直是他给刁文理发。理发师比刁文还大几岁，知道每年5月14日刁文都会到焦裕禄陵前扫墓，就特意带上理发工具到陵园门口等他，一定要再给刁文理理发，哪怕是刚刚理过，也要动动推子心里才安生。有一年刁文正好带了记者一起去陵园，理发师不由分说给记者也理了发，还搂着刁文的脖子一起照相，好像是亲哥俩。
百姓跟县委书记之间能有这样的感情，绝不是装出来的、吹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处”出来的。刁文很得意。听说好多百姓至今惦记刁文的身体，念他的好，刁文却总说是因为正赶上了好时候，拨乱反正、包产到户，“是党的政策不是我刁文把兰考带回了正道。”
焦裕禄是山东人，刁文也是；焦裕禄参加南下工作团离开山东到了河南，刁文也是。两个人认识，曾经在开会时碰过面。他们很像，都是一心扑到党的事业上，即便现在说起，仍旧满脸崇高。有人说他是焦书记一样的好书记，他总说比焦裕禄书记还差得远，他是学习焦裕禄精神永远不毕业的好学生。
责任编辑 张惠清
刁文做了二十多年县委书记，其中在兰考六年。
1977年到1984年，刁文受命担任继焦裕禄之后兰考第四任县委书记，也是兰考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任县委书记。刁文到兰考县走马上任前,河南省委的五位主要领导花了两个半天时间找他谈心,这是焦裕禄逝世后的几任县委书记所没有享受的政治殊荣,事后刁文也听说,这是省委领导人在审视了十多个县委书记名字后画上他的圈的。
兰考的特殊性由此可见一斑，刁文的压力和责任也清晰可见。
“犯错误的焦裕禄”
1977年11月13日，刁文来到兰考。
当天晚上，他就独自一人到焦裕禄墓前，站了很久，既是报道，又是保证。他说自己在心里宣誓：“让焦书记放心，我一定要带领党员干部，与全县人民一起继承、发扬、学习焦裕禄的崇高精神，尽快地改变兰考贫困落后的面貌。”
此时“四人帮”已经粉碎，各地都在欢庆，在兰考，却因为种种原因看不到这样的喜庆场面，也感受不到被压抑许久之后突然释放出来的干劲儿和积极性。因为“四人帮”极左路线多年的干扰破坏，兰考的“三害”又重新猖獗，社员口粮每人只有300斤，分配到每人的钱只有40元，是当时河南省最穷的县之一。
即便如此，刁文来到兰考，首先“扑面而来”的还是阶级斗争。造反派们在墙上刷了大标语：“热烈欢迎刁文同志来兰考主持工作！”“向刁文同志学习！向刁文同志致敬！”刁文对县委办公室的干部说：“大家帮帮忙，把那些标语覆盖起来。要告诉大家，我是犯过错误的人，不值得学习，更不必致敬！”
面对造反派，刁文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开大会，自己主动亮老底。本来想开个公社书记的会，跟干部们见见面，结果很多干部想不通，都没来，还有的人直接摔了电话机把电话给挂了，最后只得开了个兰考县干部职工大会。刁文站到讲台上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亮老底战斗队的”，接着就开始把自己从前在禹县和临颍工作时犯过的错误一一“抖落”出来，还跟大家“分享”他的检讨书。刁文是个经过大起大落，曾经大红大紫又被痛批到底的人。此番再次出任县委书记，还是焦点上的兰考县，刁文内心的压力很大。很多年以后，他曾回忆过当时的情况：“我心里不爱来，不是怕穷，是怕自己干不好。”
开始，他的谦虚与勇于自我批评并没有换来理解，阻挠很多，障碍更多。有人给他的门口摆花圈，还有人半夜里往刁文住的房间扔石头，刁文怕不安全，每天晚上都贴着窗户根儿睡。半夜里有石头砸碎了玻璃扔进来，哗啦啦碎了一床一地。刁文没怕。在许昌工作的妻子带着孩子曾经跑来看望过，因为听说他被暗杀了。时过境迁，刁文已经不想再讲这样的故事。采访时，儿女和老伴儿几次提起，都被他笑呵呵地摆摆手坚决制止了，他总说：“不提不提。”在他看来，他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组织上还信任他，让他来兰考做县委书记，还提拔他，支持他，别人的错误，也是因为当时的环境，也是可以原谅的。
时间久了，群众开始觉得这个新来的书记敢于讲自己的错误，而且很诚恳、很可亲甚至有点可爱，跟原来有些“一贯正确”的干部不一样，大家开始慢慢地找刁文讲情况、提建议，冷清了多年的县委大院，又开始热闹起来了。有造反派反对他，群众就自发地晚上在他的屋子外面站岗。他感动，又坦然，还劝大家不用站岗。
进兰考，有人放话说要刁文“笑着来，哭着走”，刁文就不是笑着来的，当然他也没有哭着走，不但没有哭着走，几年后他成了百姓口口相传的“像焦书记一样的好干部”。
当县委书记那几年，刁文的行李里却始终有个牛皮纸袋子，装着他二十年来写的许多份检讨，这个袋子他不论走到哪都不离身，时常拿出来翻阅思考。
他把错误当成是一笔财富。时值今日，仍旧如此。他甚至因为自己前一天在外地没有能如约按记者的要求接受采访而感到内疚。这种内疚除了让人感到可爱之外，更让人感到一种心酸。说话间，他又回身拿出他的“财富”，仍旧是牛皮纸袋子，里面满满地装着他的那些检讨。那些当年油墨印刷的检讨书，纸页早已泛黄，油墨也已经浸润，他仍旧珍藏着，小心翼翼。
“老焦又回来了”
“学习焦裕禄，不能再搞‘花架子’，要学焦裕禄的精神实质。”刁文作为“十年动乱”后兰考第一任县委书记，要求全县党员干部，用实际行动带领群众摆脱贫困，根治“三害”。为让兰考农民尽快吃饱肚子，他像焦裕禄那样求真务实，顶压力，冒风险，在全省最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为此，他还曾在1978年8月到北京出差之前，给胡耀邦写信请求再见一见他。1959年，刁文在禹县工作时，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到禹县视察工作，曾向他提出批评。二十年后，他很想再见胡耀邦，于是写了封信，信发出去又很后悔，觉得胡耀邦那么忙肯定不记得他了。结果第二天胡耀邦秘书就打来电话，在北京，胡耀邦留他吃饭，还说道：“1959年我到禹县参观，对你们那些做法是有看法的，你没听，这次到兰考一定要注意啊。”
兰考原本有三宝：泡桐、花生、大红枣。十年动乱中，全都被淹没在“卖钱就是资本主义”的思想里——花生几乎绝种，枣树也没人管。百姓们只能成群结队地出去要饭。在他去之前很长一段年时间内，兰考人要饭都是出名的。每年正月十五之后出门，快到秋收的时候回来，有人编了顺口溜笑话兰考人。要饭的人里还有共产党员，也一样羞愧不已地跟着出去要饭。
到了兰考后，刁文一直苦苦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兰考穷困的“风口”究竟在哪里？怎样才能让全县人民尽快吃饱肚子？他透过黄河故道上的风沙迷雾，分明看到一个人为的“风口”：多年的“左”的错误剥夺了农民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权利，许多农村政策从根本上违背了农民的利益。要尽快改变兰考面貌，必须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纠正极“左”，实事求是，把群众的疾苦放在第一位。要改变兰考面貌，就要从这几方面改起。
为了顶住大家对“包产到户”的担心和怀疑，刁文说过一句话：“只要社员能吃饱，宁愿自己被打倒；只要群众不要饭，我就不怕挨批判。”
这样的表态不是冲动。
1978年春天，县委帮助全县人民大量栽种泡桐。
也是这一年春天，城关公社杨三寨大队的支部书记张中周进城找刁文，说：“你看过，我们那里枣树多。往年没人管，人们随便摘枣，有人用枣喂猪，全糟蹋了。我们想了个办法，把枣树都估好产量，每家分几棵管理。秋后收下枣，各家和队上四六分成。”刁文听得清楚，这里明明有个“包”字，“包树到户”。犯过错误的刁文敢不敢跟“包”字沾边？
刁文很干脆：“包吧，只要能收枣，不要说我说的，就当县委不知道，不过到时候问罪下来，承担责任，我刁文不装‘鸭子屎’就是了。”
现在看起来诡异的逻辑，就是那时的实情。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包产到户、大包干、联产到劳几种责任制已经推开，可是大家心里还是犯嘀咕。总怕政策变了，只敢偷偷摸摸，不敢大张旗鼓。有的领导也不太支持，说兰考走回头路。刁文果然“没装鸭子屎”，据理力争。“多少年说‘为人民服务’，其实不懂怎样才叫为人民服务。我们是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利益吗？”
不光说，他还派人从山东老家弄来花生种子，带着县委机关干部到城北开荒，种了35亩花生。面积不大，产生的是轰动效应，一传十、十传百，多年撂荒的花生地又种起来了。
三年后，兰考的花生产量蹿升到一个新高点。
1980年，兰考结束了吃统销粮的历史。
学习焦裕禄精神永不毕业
1983年9月10日，据第一次站到焦裕禄墓前宣誓已经六年多了，刁文再次来到焦裕禄墓前，这一次既是汇报，又是告别。
此时，刁文已经追随着焦裕禄的脚步，成了当地百姓口中“焦书记一样的好书记”。六年时间，他带着兰考人民拨乱反正，恢复经济，重新治理“三害”，搞包产到户。1980年秋天，兰考一共收获3.1亿多斤粮食，创下了兰考历史上的奇迹。百姓们说他和焦书记一样心里有群众，他却总是感慨，在河南搞了三十多年农业，没搞好，欠了农民许多债。那时刁文天天骑着自行车下乡，一身泥一身汗，他自己一个人在兰考工作，没人照顾，也没空洗衣服，时间长了，裤子后面都是汗渍，百姓们看到他都忍不住笑，他也不在乎，只是实干。很多年后，兰考的老人们还总讲刁书记当年的“狼狈相”，想一想这个焦书记一样的老书记。
很多故事刁文不肯讲，只有从当时媒体的报道中找到点点滴滴。刁文在很多地方当过干部，从来不带家属。在兰考也是如此。不过到兰考的第一个春节，刁文还是顾不上回家，而是冒着大风雪，领着县委常委拉着五辆架子车，给军烈属、五保户、困难户送粮送煤。跟焦裕禄一样，他也骑着自行车到处跑，全县15个公社140多个大队，他全都骑自行车去过，去了就和社员一起劳动、跟干部一起研究怎样搞生产。
六年过去，当他即将离开兰考时，在心里默默地给焦裕禄汇报，“兰考贫困落后的帽子已经摘去，但焦裕禄生前所构想的宏伟蓝图尚未完全实现，兰考的‘三害’还没有彻底根治。兰考的党员、干部和人民正在继续战斗着。”
虽然人已离开兰考，心却从未忘记。每年5月14日，刁文都要去兰考，去焦裕禄陵园看一看，站一站。既是缅怀，又是温故。
当年的百姓们忘不了他，看见他都争先恐后地拉着他说话。原来县委办公楼外面有个理发店，刁文一直在那里理发。刁文第一次去理发之前，有人告诉他千万别去，那个理发师是个“造反派”，刁文倔上了，“我一个县委书记怕理发师？那这工作就没法干了。”他去了，还跟理发师聊天，后来两个人成了好朋友。直到刁文离开兰考，都一直是他给刁文理发。理发师比刁文还大几岁，知道每年5月14日刁文都会到焦裕禄陵前扫墓，就特意带上理发工具到陵园门口等他，一定要再给刁文理理发，哪怕是刚刚理过，也要动动推子心里才安生。有一年刁文正好带了记者一起去陵园，理发师不由分说给记者也理了发，还搂着刁文的脖子一起照相，好像是亲哥俩。
百姓跟县委书记之间能有这样的感情，绝不是装出来的、吹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处”出来的。刁文很得意。听说好多百姓至今惦记刁文的身体，念他的好，刁文却总说是因为正赶上了好时候，拨乱反正、包产到户，“是党的政策不是我刁文把兰考带回了正道。”
焦裕禄是山东人，刁文也是；焦裕禄参加南下工作团离开山东到了河南，刁文也是。两个人认识，曾经在开会时碰过面。他们很像，都是一心扑到党的事业上，即便现在说起，仍旧满脸崇高。有人说他是焦书记一样的好书记，他总说比焦裕禄书记还差得远，他是学习焦裕禄精神永远不毕业的好学生。
责任编辑 张惠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