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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寅三月,江南春绿,杜鹃花红,万物竞发。我们兄弟姐妹,走进皖南、赣东北、浙西这片热土,追寻那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敬爱的父亲刘毓标留下的战斗足迹。
在这片土地上,父亲曾经担任皖南特委委员,歙县县委书记,太平中心县委书记,红军独立团政委,皖浙赣省委委员、组织部长。他和战友们一起,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在这里,他们组织柯村暴动,成立皖南苏维埃政府;开辟鄣公山游击根据地,使之成为皖浙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促成瑶里改编,把革命火种汇入新四军这支抗日铁流。在这片热土上,父亲经历了他革命生涯中最艰难也是最辉煌的时期。
寻访这片土地,是我们多年的夙愿。这一夙愿终在我们兄弟姐妹相继退出工作岗位后,得以实现。临行前,我把手机铃声设定为《十送红军》,在那熟悉而亲切的乐曲相伴中,踏上了征程。
一路走来,一路思念,一路感怀……
皖南,是1934年至1939年间父亲战斗、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他的足迹遍及了除芜湖地区以外的宣城、铜陵、池州、黄山4个地区,尤其是黄山地区的三区四县(屯溪、黄山、徽州、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父亲对那里的山水、对那里的人民,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说过:“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我们就是‘三靠’——靠党、靠山、靠群众。”
我们来到了屯溪(现为黄山市屯溪区)老街69号。
这是一栋清末民初建造的二层砖木小楼,曾经营过一家中药铺子,门口挂着牌匾“合记春号”。这家店铺在老街众多临街的商铺中并不起眼,但在当年,它却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闽浙赣省委建立的皖南特委机关驻地。1986年,父亲曾写道:“追忆五十二年前,皖南特委驻此间。播撒火种遍江南,工农奋起辟新天。先烈洒尽满腔血,换来春色满人间。”当年,父亲从赣东北潜入皖南白区,仅到过屯溪特委机关一次,但这仅有的一次,却使他铭记于心。整整50年后,当中共屯溪市委请他现场确认皖南特委旧址时,他依然识得已改为“大众油点店”的老街69号就是当年的“合记春号”药店,并得到了当地老居民的佐证。在惊叹父亲超强记忆力的同时,我想,这也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记忆吧!
随后,我们来到了歙县(现属黄山市)古城。
歙县,具有十分深厚的文化积淀,它是古徽州府府衙所在地、徽文化发祥地、徽商发源地、徽墨之都、歙砚之乡。当我们漫步在年代久远的青石板路上,观赏“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许国”的四角八柱大牌坊时,我想,当年的父亲是无暇顾及这些的。
1934年4月,父亲受方志敏和皖南特委指派,担任中共歙县县委书记。这里,远离苏区,交通不便,不仅工作困难很大,就连维持生活都要靠自谋职业。在两个多月的日子里,父亲这个县委书记,在轿行里当过轿夫,在早点铺里当过伙计,炸油条、卖稀饭。他利用这些职业,在轿行的工人中、县衙保安队的士兵中、小学校的教师中,努力发展党的组织,积极开展对敌斗争。
我们接着来到了黟县柯村。
1934年6月,受皖南特委的指派,父亲从歙县潜口(现属黄山市徽州区)出发,翻越重重大山,来到黟县柯村,担任中共太平(现为黄山市黄山区)中心县委书记。当年的柯村,道路崎岖,交通闭塞,地处太平、石埭(今石台县)、黟县、祁门4县边陲,北临长江,东倚黄山,南联浙赣,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并且自大革命时期,即有党组织在此活动,有开展革命斗争的优势。
1934年8月21日,在中共太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柯村地区爆发了农民暴动。暴动成功后, 1934年10月,皖南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建立,创建了方圆百余里的红色苏区。柯村暴动声势大、范围广,是土地革命时期皖南地区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农民暴动,有力地配合了闽浙赣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方志敏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皖南的行动,震撼了敌人在皖南的统治。领导柯村暴动,是父亲独立领导较大规模革命斗争的开端。
皖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做了大量工作: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巩固和保卫苏区;划阶级,分田地;举办各种训练班,培训干部和骨干;接应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休整,慰问红军,救治伤员,等等。1934年12月,方志敏在这里召开群众大会和干部会议,听取了父亲等人的汇报,确定由先遣队侦察营和当地武装组建皖南独立团,由父亲任团政委,并写下了“紧握欃枪,任他风暴”的指示。抗日先遣队转移后,敌人重兵尾随而来,大肆烧杀抢掠,柯村苏区转为游击区,进入了十分残酷的斗争时期。
从1934年底至1935年5月,有50多名皖南苏维埃、县、区、乡负责干部以及交通员先后英勇牺牲。领导过柯村暴动的中共太平中心县委7名委员中,有5人牺牲。让我们记住那些烈士的名字吧:皖南苏维埃政府主席宁春生(闽浙赣省委委员)、副主席方再兴,太平中心县委委员韩锦侯(柯村暴动总指挥、黟祁县委书记)、王和生(石埭县委书记)、储高阳、储汉仪、盛守根,太平县委书记宁月生……
我们又来到了婺源县鄣公山(现称大鄣山,今属江西)。
1935年4月,时任红军皖南独立团政委的父亲,率部队途经鄣公山,发现这里地处皖浙赣三省交界,山高林密,敌人不大注意,又有很好的群众基础,遂在此开辟了游击根据地,后此地为中共皖浙赣省委驻地,成为整个皖浙赣边区游击战争的中心。1936年4月,皖浙赣省委扩大会议在鄣公山召开,使游击战争进入了高潮时期。如今,在“皖浙赣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遗址”的石碑前,在高高挺立的苍松古槐下,倾听两位八十老翁用那浓浓的乡音,讲述父亲当年的故事、唱着父亲当年创作的红军歌谣,我们的思绪不禁被带到了那血与火交织的年代。
我们来到了浙西开化(现属衢州市)、昌化(现属临安市)。
鄣公山会议后,红军皖南独立团改编为皖浙赣独立团,父亲仍任政委。独立团在巩固根据地的同时,在东逼杭州、北达长江、西至鄱阳湖、南近武夷山的广大区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独立团战术灵活,多采取奇袭、奔袭、伏击和速决的战法,创造了打回马枪、八字形、六字形、电光形、长蛇形、分进合击、以拖对追、分散对集中、集中对分散、牵着敌人鼻子打圈等符合边区特点的好战术,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其中,攻克开化、奇袭昌化,就是两个经典战例。在整个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红军主动出击、攻占县城的战例为数极少,而这两个战例显得颇为难能可贵。
我们来到了石屋坑(现属安徽省休宁县汪村镇田里村)。
这是一个在省级地图上都没有标注的村民组,坐落在皖赣交界的鄣公山北麓。这里,群峰环绕,深谷幽壑,碧溪潺潺,松青竹翠;粉墙黛瓦,徽韵浓浓,依山而建,错落有致。那古老的石板桥、青色的石板路,仿佛向人们诉说着这里厚重的历史。
自1935年秋至1937年初,皖浙赣(前为闽浙赣)省委常驻石屋坑,独立团也经常在此活动。父亲率独立团在此开辟根据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石屋坑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父亲曾经在一篇题为《战斗在皖浙赣边》的文章中,深情地回忆道:“石屋坑当时全村都红了,这个村的党支部和群众,为扩大游击根据地、掩护省委、支援红军等做了很大的贡献。省委机关当时不过十人,没有什么武装,但情况紧张时,省委总能待得住。为了麻痹敌人,关英(皖浙赣省委书记)同意村里派人到汪村要求保安队驻防,敌人派了保安队驻在石屋坑,并筑了碉堡,但省委机关和关英同志仍然在村中。石屋坑群众还在附近山上搭了许多山棚,给我们保存少量物资、收容伤病员。石屋坑党支部派人打进保安队当兵,了解敌人内部情况,及时向红军报告;还经常派人到碉堡里去喝酒打牌,麻痹敌人,掩护我们开群众会。有一次,关英和我们几个人正在村里一家人楼上研究工作,忽然保安队来了,情况很紧张,村里的群众很快行动起来应付敌人,使我们摆脱了危险而安然住在村中。由于敌人封锁很严,我们的物资供应发生很大困难,群众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关系到外面买我们所需的物品。村子里的妇女还组织了缝纫组,我们部队的冬衣基本上都是这里做的。部队缺子弹,我们一方面在战斗中向敌人要,一方面由群众想办法买,再就是通过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搞,有时还能搞出整箱的子弹。关英身体不好,经常要打针吃药,这些针药,大部分都是石屋坑党支部想办法搞来的。诸如粮食问题、伤员问题等等,都是群众给我们解决的。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如果离开广大群众,就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皖浙赣省委和红军独立团正是因为扎根在群众之中,所以在较长时间里,能够以婺源的鄣公山和毗连的休宁石屋坑一带为战略基地和工作中心。”
父亲是1937年2月离开石屋坑的。73年后,我们这些儿女们来到这里,亲身感受了老区人民的火热真情。
那天,我们乘坐的中巴车还没进村,就听到了喧天的锣鼓和震耳的鞭炮声。一到村口,“热烈欢迎刘毓标将军亲属团”的横幅映入眼帘。刚下车,村民们、小学校的少先队员们就把我们团团围住。在乡亲们的簇拥下,我们来到了村口的“流芳亭”。1993年2月,休宁县委、县政府筹资修建“流芳亭”,立碑铭书,缅怀先烈,告慰英灵,激励后人。亭中黑色大理石的石碑上,正面的碑文追述了在血雨腥风的年代里,石屋坑这个仅36户98人的小山村,就有20多人被抓坐牢、7人献出生命;碑的背面镌刻着父亲写的诗文,饱含了对石屋坑人民的高度赞扬和深切的感激之情。
石屋坑21号,当年是村民张志周的老屋,上下三层,背倚青山,俯瞰全村。这所房屋貌不惊人,与其他民居无异,却书写过辉煌的历史。这里当时正是皖浙赣省委的驻地,是3个省30余县革命斗争的指挥枢纽。沿着狭窄的陡梯,登上二楼,这里是省委书记关英的住处和省委开会、研究工作的场所,多少决策、部署就从此处产生;三楼是省委的小印刷厂,各种文件和传单就从此处撒向四方。
小岭头战斗指挥所,是一幢木质二层小楼。当年独立团与来犯之敌打了一场恶仗,关英就是在这幢小楼上凭栏指挥的。战斗中,父亲身先士卒,冲上山去,端着机枪,带领独立团的指战员奋勇杀敌。此战红军大获全胜,毙敌70余人,缴枪100余支。
在“红军祠”祠堂门口,我们与石屋坑群众合了影。村里在祠堂中摆了多张方桌,大家围坐在桌旁,一边嚼着野蒜头、咽着野菜拌米粉,一边亲切叙谈。乡亲们说,石屋坑的群众没有忘记父亲等革命前辈。2008年,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石屋坑还组织了纪念活动;乡亲们说,父亲等革命前辈也没有忘记石屋坑的群众。数十年来,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逢年过节还送来慰问品。在他们的关心和眷顾下,深山中的老区通上了高压电,用上了程控电话,道路拓宽了还浇上了柏油;最令乡亲们感动的是,父亲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重返石屋坑,看望老区人民,共商振兴之计。1985年10月10日,父亲写就了如下诗句:
“三年游击战争,石坑贡献最优。
只为革命需要,甘愿流血抛首。
全仗赤诚群众,使我活动自由。
我登高楼议事,敌在村中盲游。
我开群众大会,敌蜷龟壳发愁。
我军经村通过,无需丝毫担忧。
人民功如繁星,恕我未能叙就。
今日有幸尚存,更加怀念战友。
胜利来之不易,先烈永垂不朽。”
我们来到了浙江衢县姜孟坑(今属衢州市衢江区)。
这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不为人知的地方,在父亲和我们的心里却是刻骨铭记。由于皖浙赣省委对形势判断的偏差和由此产生的对敌斗争决策的失误,独立团在开化、衢县地区遭受重大损失。1937年3月3日晚,父亲在姜孟坑夏炳生纸槽被敌人伏击,激战中被敌砍成重伤昏厥被俘。由此,他度过了4个多月的黑牢生活。
我们来到了衢县(今衢州市柯山区)。
据军分区的同志介绍,当年敌人的县衙和监狱,已在城区改造中被拆除了。父亲在衢县的黑牢中,饱经摧残,被敌人多次施以酷刑,始终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后在狱中巧遇粟裕、刘英派出的谈判代表、红军挺进师参谋长陈铁君。结果,在“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父亲于1937年7月中旬被营救出狱。
父亲出狱后,辗转月余,在祁门舍会山找到了皖赣特委和部队。1938年2月,皖浙赣边区红军在浮梁瑶里镇被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后赴歙县岩寺被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父亲调新四军第一支队政治部任总务科长,后到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学习。1939年6月,父亲调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教导大队工作,就此离开了战斗了12年的皖浙赣边区。
一路走来,我们发现,父亲当年战斗的地方,真是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里,座座名山、处处美景。有“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五绝”的黄山,有“佛教圣地”的九华山,有乾隆赞为“天下无双胜境、江南第一名山”的齐云山,有“天下无双胜地、江南第一名峰”的三清山,有风光旑旎的太平湖,有郭沫若比作“西子三千”的“天下第一秀水”千岛湖,有洞中千姿百态的“瑶琳仙境”。1936年12月,父亲率独立团奇袭昌化城,去时走的是浙西大峡谷,回时走的是清凉峰,现在都是风景区。记得上世纪70年代,旅游业刚刚兴起的时候,父亲曾不解地问我:“现在人们都往黄山、九华山跑什么?我们那时天天在山里转,也没看出什么景啊?”是啊,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他们哪有观景的闲情逸致啊!行进在皖浙赣这片热土上,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当年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的身影:他们头戴斗笠、身着布衫、脚踏草鞋,餐风宿露,缺医少药,日夜穿行于深山密林之中,用粗劣的武器与貌似强大的敌人做殊死的搏斗,每时每刻都在经受着生与死的考验。他们纵然面对火海刀山、千难万险,也毫无惧色、永不回头!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因为,在他们心中,信仰的烈焰始终升腾,主义的旗帜永远高扬!
皖浙赣之行,使我们更深刻地感悟:什么是抛头颅、洒热血,什么是九死一生的幸存,为什么说红色江山是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皖浙赣之行,使我们亲身感受到老区人民的可亲、可敬、可爱。他们就像那报春的杜鹃,朴实无华,炽烈似火,用默默的奉献,迎来山花烂漫、春满人间!
皖浙赣之行,我们带回了一份沉甸甸的特殊物品,那是我们兄弟姐妹分别取自屯溪老街、歙县古城、柯氏宗祠、鄣公山村、石屋坑老屋、开化昌化、衢县姜孟坑、瑶里河畔、岩寺塔旁、泾县云岭的泥土。我们把它撒放在父亲的墓旁,与先前栽种的杜鹃一起,让父亲在一生眷恋的那方热土、在生死相依的众多战友、在患难与共的老区人民的深情陪伴中长眠。
注:本文作者刘华苏为刘毓标将军之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指挥学院原政治委员,少将军衔。(题图为作者等在“红军祠”前,与乡亲们合影)
(责任编辑:黄锐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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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毓标(1908-1997)
刘毓标,江西省横峰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由地方工作转入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区委、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皖浙赣省委组织部长兼红军独立团政治委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一支队总务科科长,江北指挥部教导大队教导员,江北干部学校政治处主任,抗大五分校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后方政治部组织科长,新四军直属政治处主任,五十二团政治委员,抗大第八分校政治委员,二师干部教导团政治委员,六旅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三十一旅、三十二旅政治委员,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华东军区装甲兵政治委员,江苏省政法办公室副主任兼民政厅副厅长、厅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这片土地上,父亲曾经担任皖南特委委员,歙县县委书记,太平中心县委书记,红军独立团政委,皖浙赣省委委员、组织部长。他和战友们一起,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在这里,他们组织柯村暴动,成立皖南苏维埃政府;开辟鄣公山游击根据地,使之成为皖浙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促成瑶里改编,把革命火种汇入新四军这支抗日铁流。在这片热土上,父亲经历了他革命生涯中最艰难也是最辉煌的时期。
寻访这片土地,是我们多年的夙愿。这一夙愿终在我们兄弟姐妹相继退出工作岗位后,得以实现。临行前,我把手机铃声设定为《十送红军》,在那熟悉而亲切的乐曲相伴中,踏上了征程。
一路走来,一路思念,一路感怀……
皖南,是1934年至1939年间父亲战斗、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他的足迹遍及了除芜湖地区以外的宣城、铜陵、池州、黄山4个地区,尤其是黄山地区的三区四县(屯溪、黄山、徽州、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父亲对那里的山水、对那里的人民,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说过:“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我们就是‘三靠’——靠党、靠山、靠群众。”
我们来到了屯溪(现为黄山市屯溪区)老街69号。
这是一栋清末民初建造的二层砖木小楼,曾经营过一家中药铺子,门口挂着牌匾“合记春号”。这家店铺在老街众多临街的商铺中并不起眼,但在当年,它却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闽浙赣省委建立的皖南特委机关驻地。1986年,父亲曾写道:“追忆五十二年前,皖南特委驻此间。播撒火种遍江南,工农奋起辟新天。先烈洒尽满腔血,换来春色满人间。”当年,父亲从赣东北潜入皖南白区,仅到过屯溪特委机关一次,但这仅有的一次,却使他铭记于心。整整50年后,当中共屯溪市委请他现场确认皖南特委旧址时,他依然识得已改为“大众油点店”的老街69号就是当年的“合记春号”药店,并得到了当地老居民的佐证。在惊叹父亲超强记忆力的同时,我想,这也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记忆吧!
随后,我们来到了歙县(现属黄山市)古城。
歙县,具有十分深厚的文化积淀,它是古徽州府府衙所在地、徽文化发祥地、徽商发源地、徽墨之都、歙砚之乡。当我们漫步在年代久远的青石板路上,观赏“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许国”的四角八柱大牌坊时,我想,当年的父亲是无暇顾及这些的。
1934年4月,父亲受方志敏和皖南特委指派,担任中共歙县县委书记。这里,远离苏区,交通不便,不仅工作困难很大,就连维持生活都要靠自谋职业。在两个多月的日子里,父亲这个县委书记,在轿行里当过轿夫,在早点铺里当过伙计,炸油条、卖稀饭。他利用这些职业,在轿行的工人中、县衙保安队的士兵中、小学校的教师中,努力发展党的组织,积极开展对敌斗争。
我们接着来到了黟县柯村。
1934年6月,受皖南特委的指派,父亲从歙县潜口(现属黄山市徽州区)出发,翻越重重大山,来到黟县柯村,担任中共太平(现为黄山市黄山区)中心县委书记。当年的柯村,道路崎岖,交通闭塞,地处太平、石埭(今石台县)、黟县、祁门4县边陲,北临长江,东倚黄山,南联浙赣,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并且自大革命时期,即有党组织在此活动,有开展革命斗争的优势。
1934年8月21日,在中共太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柯村地区爆发了农民暴动。暴动成功后, 1934年10月,皖南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建立,创建了方圆百余里的红色苏区。柯村暴动声势大、范围广,是土地革命时期皖南地区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农民暴动,有力地配合了闽浙赣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方志敏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皖南的行动,震撼了敌人在皖南的统治。领导柯村暴动,是父亲独立领导较大规模革命斗争的开端。
皖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做了大量工作: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巩固和保卫苏区;划阶级,分田地;举办各种训练班,培训干部和骨干;接应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休整,慰问红军,救治伤员,等等。1934年12月,方志敏在这里召开群众大会和干部会议,听取了父亲等人的汇报,确定由先遣队侦察营和当地武装组建皖南独立团,由父亲任团政委,并写下了“紧握欃枪,任他风暴”的指示。抗日先遣队转移后,敌人重兵尾随而来,大肆烧杀抢掠,柯村苏区转为游击区,进入了十分残酷的斗争时期。
从1934年底至1935年5月,有50多名皖南苏维埃、县、区、乡负责干部以及交通员先后英勇牺牲。领导过柯村暴动的中共太平中心县委7名委员中,有5人牺牲。让我们记住那些烈士的名字吧:皖南苏维埃政府主席宁春生(闽浙赣省委委员)、副主席方再兴,太平中心县委委员韩锦侯(柯村暴动总指挥、黟祁县委书记)、王和生(石埭县委书记)、储高阳、储汉仪、盛守根,太平县委书记宁月生……
我们又来到了婺源县鄣公山(现称大鄣山,今属江西)。
1935年4月,时任红军皖南独立团政委的父亲,率部队途经鄣公山,发现这里地处皖浙赣三省交界,山高林密,敌人不大注意,又有很好的群众基础,遂在此开辟了游击根据地,后此地为中共皖浙赣省委驻地,成为整个皖浙赣边区游击战争的中心。1936年4月,皖浙赣省委扩大会议在鄣公山召开,使游击战争进入了高潮时期。如今,在“皖浙赣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遗址”的石碑前,在高高挺立的苍松古槐下,倾听两位八十老翁用那浓浓的乡音,讲述父亲当年的故事、唱着父亲当年创作的红军歌谣,我们的思绪不禁被带到了那血与火交织的年代。
我们来到了浙西开化(现属衢州市)、昌化(现属临安市)。
鄣公山会议后,红军皖南独立团改编为皖浙赣独立团,父亲仍任政委。独立团在巩固根据地的同时,在东逼杭州、北达长江、西至鄱阳湖、南近武夷山的广大区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独立团战术灵活,多采取奇袭、奔袭、伏击和速决的战法,创造了打回马枪、八字形、六字形、电光形、长蛇形、分进合击、以拖对追、分散对集中、集中对分散、牵着敌人鼻子打圈等符合边区特点的好战术,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其中,攻克开化、奇袭昌化,就是两个经典战例。在整个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红军主动出击、攻占县城的战例为数极少,而这两个战例显得颇为难能可贵。
我们来到了石屋坑(现属安徽省休宁县汪村镇田里村)。
这是一个在省级地图上都没有标注的村民组,坐落在皖赣交界的鄣公山北麓。这里,群峰环绕,深谷幽壑,碧溪潺潺,松青竹翠;粉墙黛瓦,徽韵浓浓,依山而建,错落有致。那古老的石板桥、青色的石板路,仿佛向人们诉说着这里厚重的历史。
自1935年秋至1937年初,皖浙赣(前为闽浙赣)省委常驻石屋坑,独立团也经常在此活动。父亲率独立团在此开辟根据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石屋坑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父亲曾经在一篇题为《战斗在皖浙赣边》的文章中,深情地回忆道:“石屋坑当时全村都红了,这个村的党支部和群众,为扩大游击根据地、掩护省委、支援红军等做了很大的贡献。省委机关当时不过十人,没有什么武装,但情况紧张时,省委总能待得住。为了麻痹敌人,关英(皖浙赣省委书记)同意村里派人到汪村要求保安队驻防,敌人派了保安队驻在石屋坑,并筑了碉堡,但省委机关和关英同志仍然在村中。石屋坑群众还在附近山上搭了许多山棚,给我们保存少量物资、收容伤病员。石屋坑党支部派人打进保安队当兵,了解敌人内部情况,及时向红军报告;还经常派人到碉堡里去喝酒打牌,麻痹敌人,掩护我们开群众会。有一次,关英和我们几个人正在村里一家人楼上研究工作,忽然保安队来了,情况很紧张,村里的群众很快行动起来应付敌人,使我们摆脱了危险而安然住在村中。由于敌人封锁很严,我们的物资供应发生很大困难,群众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关系到外面买我们所需的物品。村子里的妇女还组织了缝纫组,我们部队的冬衣基本上都是这里做的。部队缺子弹,我们一方面在战斗中向敌人要,一方面由群众想办法买,再就是通过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搞,有时还能搞出整箱的子弹。关英身体不好,经常要打针吃药,这些针药,大部分都是石屋坑党支部想办法搞来的。诸如粮食问题、伤员问题等等,都是群众给我们解决的。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如果离开广大群众,就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皖浙赣省委和红军独立团正是因为扎根在群众之中,所以在较长时间里,能够以婺源的鄣公山和毗连的休宁石屋坑一带为战略基地和工作中心。”
父亲是1937年2月离开石屋坑的。73年后,我们这些儿女们来到这里,亲身感受了老区人民的火热真情。
那天,我们乘坐的中巴车还没进村,就听到了喧天的锣鼓和震耳的鞭炮声。一到村口,“热烈欢迎刘毓标将军亲属团”的横幅映入眼帘。刚下车,村民们、小学校的少先队员们就把我们团团围住。在乡亲们的簇拥下,我们来到了村口的“流芳亭”。1993年2月,休宁县委、县政府筹资修建“流芳亭”,立碑铭书,缅怀先烈,告慰英灵,激励后人。亭中黑色大理石的石碑上,正面的碑文追述了在血雨腥风的年代里,石屋坑这个仅36户98人的小山村,就有20多人被抓坐牢、7人献出生命;碑的背面镌刻着父亲写的诗文,饱含了对石屋坑人民的高度赞扬和深切的感激之情。
石屋坑21号,当年是村民张志周的老屋,上下三层,背倚青山,俯瞰全村。这所房屋貌不惊人,与其他民居无异,却书写过辉煌的历史。这里当时正是皖浙赣省委的驻地,是3个省30余县革命斗争的指挥枢纽。沿着狭窄的陡梯,登上二楼,这里是省委书记关英的住处和省委开会、研究工作的场所,多少决策、部署就从此处产生;三楼是省委的小印刷厂,各种文件和传单就从此处撒向四方。
小岭头战斗指挥所,是一幢木质二层小楼。当年独立团与来犯之敌打了一场恶仗,关英就是在这幢小楼上凭栏指挥的。战斗中,父亲身先士卒,冲上山去,端着机枪,带领独立团的指战员奋勇杀敌。此战红军大获全胜,毙敌70余人,缴枪100余支。
在“红军祠”祠堂门口,我们与石屋坑群众合了影。村里在祠堂中摆了多张方桌,大家围坐在桌旁,一边嚼着野蒜头、咽着野菜拌米粉,一边亲切叙谈。乡亲们说,石屋坑的群众没有忘记父亲等革命前辈。2008年,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石屋坑还组织了纪念活动;乡亲们说,父亲等革命前辈也没有忘记石屋坑的群众。数十年来,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逢年过节还送来慰问品。在他们的关心和眷顾下,深山中的老区通上了高压电,用上了程控电话,道路拓宽了还浇上了柏油;最令乡亲们感动的是,父亲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重返石屋坑,看望老区人民,共商振兴之计。1985年10月10日,父亲写就了如下诗句:
“三年游击战争,石坑贡献最优。
只为革命需要,甘愿流血抛首。
全仗赤诚群众,使我活动自由。
我登高楼议事,敌在村中盲游。
我开群众大会,敌蜷龟壳发愁。
我军经村通过,无需丝毫担忧。
人民功如繁星,恕我未能叙就。
今日有幸尚存,更加怀念战友。
胜利来之不易,先烈永垂不朽。”
我们来到了浙江衢县姜孟坑(今属衢州市衢江区)。
这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不为人知的地方,在父亲和我们的心里却是刻骨铭记。由于皖浙赣省委对形势判断的偏差和由此产生的对敌斗争决策的失误,独立团在开化、衢县地区遭受重大损失。1937年3月3日晚,父亲在姜孟坑夏炳生纸槽被敌人伏击,激战中被敌砍成重伤昏厥被俘。由此,他度过了4个多月的黑牢生活。
我们来到了衢县(今衢州市柯山区)。
据军分区的同志介绍,当年敌人的县衙和监狱,已在城区改造中被拆除了。父亲在衢县的黑牢中,饱经摧残,被敌人多次施以酷刑,始终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后在狱中巧遇粟裕、刘英派出的谈判代表、红军挺进师参谋长陈铁君。结果,在“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父亲于1937年7月中旬被营救出狱。
父亲出狱后,辗转月余,在祁门舍会山找到了皖赣特委和部队。1938年2月,皖浙赣边区红军在浮梁瑶里镇被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后赴歙县岩寺被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父亲调新四军第一支队政治部任总务科长,后到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学习。1939年6月,父亲调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教导大队工作,就此离开了战斗了12年的皖浙赣边区。
一路走来,我们发现,父亲当年战斗的地方,真是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里,座座名山、处处美景。有“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五绝”的黄山,有“佛教圣地”的九华山,有乾隆赞为“天下无双胜境、江南第一名山”的齐云山,有“天下无双胜地、江南第一名峰”的三清山,有风光旑旎的太平湖,有郭沫若比作“西子三千”的“天下第一秀水”千岛湖,有洞中千姿百态的“瑶琳仙境”。1936年12月,父亲率独立团奇袭昌化城,去时走的是浙西大峡谷,回时走的是清凉峰,现在都是风景区。记得上世纪70年代,旅游业刚刚兴起的时候,父亲曾不解地问我:“现在人们都往黄山、九华山跑什么?我们那时天天在山里转,也没看出什么景啊?”是啊,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他们哪有观景的闲情逸致啊!行进在皖浙赣这片热土上,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当年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的身影:他们头戴斗笠、身着布衫、脚踏草鞋,餐风宿露,缺医少药,日夜穿行于深山密林之中,用粗劣的武器与貌似强大的敌人做殊死的搏斗,每时每刻都在经受着生与死的考验。他们纵然面对火海刀山、千难万险,也毫无惧色、永不回头!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因为,在他们心中,信仰的烈焰始终升腾,主义的旗帜永远高扬!
皖浙赣之行,使我们更深刻地感悟:什么是抛头颅、洒热血,什么是九死一生的幸存,为什么说红色江山是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皖浙赣之行,使我们亲身感受到老区人民的可亲、可敬、可爱。他们就像那报春的杜鹃,朴实无华,炽烈似火,用默默的奉献,迎来山花烂漫、春满人间!
皖浙赣之行,我们带回了一份沉甸甸的特殊物品,那是我们兄弟姐妹分别取自屯溪老街、歙县古城、柯氏宗祠、鄣公山村、石屋坑老屋、开化昌化、衢县姜孟坑、瑶里河畔、岩寺塔旁、泾县云岭的泥土。我们把它撒放在父亲的墓旁,与先前栽种的杜鹃一起,让父亲在一生眷恋的那方热土、在生死相依的众多战友、在患难与共的老区人民的深情陪伴中长眠。
注:本文作者刘华苏为刘毓标将军之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指挥学院原政治委员,少将军衔。(题图为作者等在“红军祠”前,与乡亲们合影)
(责任编辑:黄锐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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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毓标(1908-1997)
刘毓标,江西省横峰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由地方工作转入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区委、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皖浙赣省委组织部长兼红军独立团政治委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一支队总务科科长,江北指挥部教导大队教导员,江北干部学校政治处主任,抗大五分校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后方政治部组织科长,新四军直属政治处主任,五十二团政治委员,抗大第八分校政治委员,二师干部教导团政治委员,六旅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三十一旅、三十二旅政治委员,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华东军区装甲兵政治委员,江苏省政法办公室副主任兼民政厅副厅长、厅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