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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实践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不断跃升、不断形成合力的过程，本人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后，认识到科学教育发展观是关系到教育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它不仅包含要发展教育，而且包含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当前，义务教育的巩固提高、素质教育的推进困扰重重，而主要原因是现行的教育督导体制极为不完善。因此，必须创新教育督导机制，强化教育督导工作，确保基础教育健康和谐发展。
一、存在问题
主要表现在普及义务教育与提高教学质量、对智育事实上的偏重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上难于找到契合点，加上某些政策导向的不确定性、评价机制和执行力缺失及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等因素影响而变得不可调和，造成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顾此失彼。较明显的表现为：
(一)学生辍学率回升。“普九”(“两基”)通过国家督导验收后，高压态势消失，普九工作随着人们热情、干劲的衰减而逐步松懈。政府强调中心工作，如计生、村村通公路、新农村建设等，经常抽调教师参加，淡出“普九”的政府行为；而学校甚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则认为学生“进得来”是政府的事，加上“留得住”方法单一，导致“控辍保学”工作成为巩固提高“普九”的软肋。如某县23所初中2008--2009学年度上学期就有12所学生辍学率超过3％，其中某所山区初中学生辍学率就达11.25％。
(二)重点校或重点班(尖子班、快班)重又抬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22条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允许举办重点学校和重点班”，这是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之和谐教育的硬性要求。窃以为其涵义有二：一是逐步淡化“一卷定终生”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极端倾向，实现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和谐发展，无论上世纪九十年代争论和关注的焦点是学生的“减负”，还是本世纪初教育热门的“推进素质教育”、“新课改”等话题，无一不是围绕改革“以分数定终生”为特质的传统教育的内容、方法和方式。二是“普九”实质上也就是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覆盖，消除区域教育发展的差别，达到教育公平。而在义教阶段举办重点校(班)的做法人为地将优质教育资源挤占，把均衡变为失衡，把公平变成不公平，把全面变成片面，由此引发师资和生源的恶性竞争，也由此滋生教育腐败，破坏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普九”攻坚期间，慑于高压态势，原本猖獗的重点校或重点班(尖子班、快班)被迫进入“冬眠”。但是“普九”攻坚告一段落，这些“普九”中避讳言谈或闪烁其辞的话题却又渐渐明朗起来。举办老师选调竞聘，其真正目的是为重点校选拔优秀或骨干；举行小学毕业水平测试，主要目的是为重点初中筛选“优秀生”，由此又引发抢生源的违规行为，造成一些学校吃不饱，个别学校爆满。一些“普通”学校因优秀生源流失而意冷心灰，而一些学校则绞尽脑汁在“培优”上出“狠招”——即办所谓的“尖子班”或“快班”。县里下文要规范招生和依法办学，但因重点校班事实上的存在和领导的姑息迁就，造成年年规范、年年犯规。
(三)片面追求“平均分”及升学率大有死灰复燃之势。某县参加中考的考生与邻县相当，但考分上重点高中线的考生人数却不到邻县的三分之一，在分析原因时，教研部门没有全面反省工作的失误，而是把责任归咎于“普九”攻坚上，而新一届领导也认为，当前的工作重心是“死抓教学质量”，于是乎，“三考表彰”沉寂多年后又在大会小会上提出(当然公开“表彰会”的名称是“教育质量表彰会”)。学校呢，开始疏于巩固“普九”的硬“五率”，疏于教育“过程”管理，而将关注的目光盯在教学的这一“结果”上。国家规定的课程计划打折扣，体美、劳技等课程任意挤占，素质教育得不到保证。成绩差的学生劝退(转)或想办法“创造条件”让他(她)自己走人，不来学校的，也不再去家访动员，置国家法律法规于不顾。学生则从小学高年级就开始上自修，初中从初二起就利用节假日开始“漫长”的补课或赶课。这些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使学校管理手段单一或不依法办学，加上学生厌学，使一部分学生重又流向社会。且各届行政主管部门班子决策的指导思想、工作重心缺乏连续性，对国家政策法规的漠视及执行力的缺失，浮躁短视的政绩观，最终还是跳不出片面追求“平均分”及升学率这一“如来佛”的怪圈。
二、对策建议
如前所述，如果我们将“普九”的巩固提高与教学质量的提高，将推进素质教育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功利性相对立，显然是违背国家意志的。要从根本上解决依法办学、规范办学行为的问题，确保基础教育健康、有序、持续发展，我认为必须要针对时弊狠下猛药——创新教育督导的长效机制，加强教育督导工作。唯有教育督导机制的“创新”，才可能打开基础教育发展的新局面。
(一)加强督导工作，树立督政权威，切实落实教育的政府行为。伴随经济全球化，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突显，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成为党和政府必然的抉择。办教育的主体是政府，发展教育成为政府责无旁贷的行为。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人们经久形成的思维惯势，要把教育真正作为政府的一项实事切实加以落实，往往“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作为一项政府工作，教育作为“长期投资”，其成效往往不如工农林等“短平快”的基础产业那样可以预期，进而为官员任期考核或届满升迁创造“平台”。因此，各级党委、政府须加强教育督政工作，把教育工作绩效作为政绩的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来评价、考核官员工作水平和能力，突显教育督政在一届政府任期工作考核中的权威性。这样才能确保“两基”的良性发展，巩固教育事业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才能保证教育工作作为政府的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拓展自主灵活、反应快捷的教育督导信息反馈渠道，将教育督导工作常规化，并以此作为科学反映各地教育发展水平现状的最终途径。将教育督导制度化、经常化、基层化，无形中形成一种震慑力，从源头上遏制虚报瞒报、弄虚作假、违规办学的现象。同时通过督导渠道获取的反映基层教育发展现状的信息数据资料更为真实、缜密、客观，将人为因素降到最低限度，使政府决策更科学。
(三)强化教育督导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工作重心要适时调整、应时而变、主动出击，担当好规范办学“舵手”，引领教育大方向。上至大政方针的宏观把握，下至教育教学具体环节的介入，教育督导要随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工作重点，适时采取措施对当前群众最为关注的涉及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进行重点督导和监控，对政府容易忽视、学校容易触犯的敏感问题进行经常性的警示，变“救火型”为“防范型”，积极探索规范学校办学行为的有效途径，避 免办学方针在具体执行中发生偏移。尤其对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随意删减课程增加学生课业负担、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追求升学率等“三难”问题(难以发现、难以制止、难以规范)及时采取对策，发挥督学职能作用，切实予以纠正，不任其泛滥和侵蚀教育健康躯体，确保素质教育深入推进。
(四)实行教育督导“分区负责”制，构建教育督导网络，实现市、县、乡(镇)、学校教育督导“无缝隙对接”。要因地制宜，不守陈规，大胆改革创新，将督导工作延伸到基层学校。可按行政区划、地理位置或教育资源分布，将辖区分为若干个教育督导工作责任区(片)，制定并落实督导责任区职责、考核办法、评价方案，层层落实教育督导责任，将督导工作网络化，实行月报告和限期整改跟踪制度，使督导工作扎根基层、面上一线、深入人心，着重解决“三难”问题，遏制不规范办学行为，营造良好的办学氛围，净化办学环境，确保教育健康有序发展。
(五)建立一支战斗力强的教育督导队伍。我们知道教育督导对监督、检查和评估本级政府的有关部门及下级政府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情况，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规范学校管理，严格依法治校，提高教育效益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教育督导团对教育工作具有绝对的权威与权力，我们各级政府虽然设有教育督导室，但没有那么高的权威和权力，一方面他们不敢督政，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能督学，只能说是政府的一种象征或点缀，绝大部分工作都在被动执行政府的指令，大部分时间似乎都在闲着。由于教育督导职能的弱化，督导的不到位，因此政府的办学行为和学校的管理常常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鉴于此，建立一支业务力强的督导队伍刻不容缓。我们应参照西方国家和发达地区的做法，在教育督导机构人员配备方面应有所创新，人员数量和年龄结构要科学合理，满足实行督导责任制后人力的需要。督导队伍主要以资历较深、政策水平高、谙熟教育规律、在当地教育界有一定威望的教育行家(领导、老师)为主，也要注重培养督导队伍中的中青年骨干。各基层、学校的责任督学可聘请当地有威望、责任心强的退休教师或校长担当，政府按月发给一定标准的督学补贴，同时注重提高督学业务素质，强化督学的培训培养，并且要护其尊、树其威、给其权。
(六)落实教育督导经费。政府每年将督导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保证教育督导的经常性投入，确保教育督导工作正常运转。
(责编 林剑)
一、存在问题
主要表现在普及义务教育与提高教学质量、对智育事实上的偏重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上难于找到契合点，加上某些政策导向的不确定性、评价机制和执行力缺失及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等因素影响而变得不可调和，造成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顾此失彼。较明显的表现为：
(一)学生辍学率回升。“普九”(“两基”)通过国家督导验收后，高压态势消失，普九工作随着人们热情、干劲的衰减而逐步松懈。政府强调中心工作，如计生、村村通公路、新农村建设等，经常抽调教师参加，淡出“普九”的政府行为；而学校甚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则认为学生“进得来”是政府的事，加上“留得住”方法单一，导致“控辍保学”工作成为巩固提高“普九”的软肋。如某县23所初中2008--2009学年度上学期就有12所学生辍学率超过3％，其中某所山区初中学生辍学率就达11.25％。
(二)重点校或重点班(尖子班、快班)重又抬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22条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允许举办重点学校和重点班”，这是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之和谐教育的硬性要求。窃以为其涵义有二：一是逐步淡化“一卷定终生”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极端倾向，实现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和谐发展，无论上世纪九十年代争论和关注的焦点是学生的“减负”，还是本世纪初教育热门的“推进素质教育”、“新课改”等话题，无一不是围绕改革“以分数定终生”为特质的传统教育的内容、方法和方式。二是“普九”实质上也就是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覆盖，消除区域教育发展的差别，达到教育公平。而在义教阶段举办重点校(班)的做法人为地将优质教育资源挤占，把均衡变为失衡，把公平变成不公平，把全面变成片面，由此引发师资和生源的恶性竞争，也由此滋生教育腐败，破坏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普九”攻坚期间，慑于高压态势，原本猖獗的重点校或重点班(尖子班、快班)被迫进入“冬眠”。但是“普九”攻坚告一段落，这些“普九”中避讳言谈或闪烁其辞的话题却又渐渐明朗起来。举办老师选调竞聘，其真正目的是为重点校选拔优秀或骨干；举行小学毕业水平测试，主要目的是为重点初中筛选“优秀生”，由此又引发抢生源的违规行为，造成一些学校吃不饱，个别学校爆满。一些“普通”学校因优秀生源流失而意冷心灰，而一些学校则绞尽脑汁在“培优”上出“狠招”——即办所谓的“尖子班”或“快班”。县里下文要规范招生和依法办学，但因重点校班事实上的存在和领导的姑息迁就，造成年年规范、年年犯规。
(三)片面追求“平均分”及升学率大有死灰复燃之势。某县参加中考的考生与邻县相当，但考分上重点高中线的考生人数却不到邻县的三分之一，在分析原因时，教研部门没有全面反省工作的失误，而是把责任归咎于“普九”攻坚上，而新一届领导也认为，当前的工作重心是“死抓教学质量”，于是乎，“三考表彰”沉寂多年后又在大会小会上提出(当然公开“表彰会”的名称是“教育质量表彰会”)。学校呢，开始疏于巩固“普九”的硬“五率”，疏于教育“过程”管理，而将关注的目光盯在教学的这一“结果”上。国家规定的课程计划打折扣，体美、劳技等课程任意挤占，素质教育得不到保证。成绩差的学生劝退(转)或想办法“创造条件”让他(她)自己走人，不来学校的，也不再去家访动员，置国家法律法规于不顾。学生则从小学高年级就开始上自修，初中从初二起就利用节假日开始“漫长”的补课或赶课。这些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使学校管理手段单一或不依法办学，加上学生厌学，使一部分学生重又流向社会。且各届行政主管部门班子决策的指导思想、工作重心缺乏连续性，对国家政策法规的漠视及执行力的缺失，浮躁短视的政绩观，最终还是跳不出片面追求“平均分”及升学率这一“如来佛”的怪圈。
二、对策建议
如前所述，如果我们将“普九”的巩固提高与教学质量的提高，将推进素质教育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功利性相对立，显然是违背国家意志的。要从根本上解决依法办学、规范办学行为的问题，确保基础教育健康、有序、持续发展，我认为必须要针对时弊狠下猛药——创新教育督导的长效机制，加强教育督导工作。唯有教育督导机制的“创新”，才可能打开基础教育发展的新局面。
(一)加强督导工作，树立督政权威，切实落实教育的政府行为。伴随经济全球化，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突显，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成为党和政府必然的抉择。办教育的主体是政府，发展教育成为政府责无旁贷的行为。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人们经久形成的思维惯势，要把教育真正作为政府的一项实事切实加以落实，往往“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作为一项政府工作，教育作为“长期投资”，其成效往往不如工农林等“短平快”的基础产业那样可以预期，进而为官员任期考核或届满升迁创造“平台”。因此，各级党委、政府须加强教育督政工作，把教育工作绩效作为政绩的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来评价、考核官员工作水平和能力，突显教育督政在一届政府任期工作考核中的权威性。这样才能确保“两基”的良性发展，巩固教育事业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才能保证教育工作作为政府的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拓展自主灵活、反应快捷的教育督导信息反馈渠道，将教育督导工作常规化，并以此作为科学反映各地教育发展水平现状的最终途径。将教育督导制度化、经常化、基层化，无形中形成一种震慑力，从源头上遏制虚报瞒报、弄虚作假、违规办学的现象。同时通过督导渠道获取的反映基层教育发展现状的信息数据资料更为真实、缜密、客观，将人为因素降到最低限度，使政府决策更科学。
(三)强化教育督导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工作重心要适时调整、应时而变、主动出击，担当好规范办学“舵手”，引领教育大方向。上至大政方针的宏观把握，下至教育教学具体环节的介入，教育督导要随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工作重点，适时采取措施对当前群众最为关注的涉及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进行重点督导和监控，对政府容易忽视、学校容易触犯的敏感问题进行经常性的警示，变“救火型”为“防范型”，积极探索规范学校办学行为的有效途径，避 免办学方针在具体执行中发生偏移。尤其对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随意删减课程增加学生课业负担、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追求升学率等“三难”问题(难以发现、难以制止、难以规范)及时采取对策，发挥督学职能作用，切实予以纠正，不任其泛滥和侵蚀教育健康躯体，确保素质教育深入推进。
(四)实行教育督导“分区负责”制，构建教育督导网络，实现市、县、乡(镇)、学校教育督导“无缝隙对接”。要因地制宜，不守陈规，大胆改革创新，将督导工作延伸到基层学校。可按行政区划、地理位置或教育资源分布，将辖区分为若干个教育督导工作责任区(片)，制定并落实督导责任区职责、考核办法、评价方案，层层落实教育督导责任，将督导工作网络化，实行月报告和限期整改跟踪制度，使督导工作扎根基层、面上一线、深入人心，着重解决“三难”问题，遏制不规范办学行为，营造良好的办学氛围，净化办学环境，确保教育健康有序发展。
(五)建立一支战斗力强的教育督导队伍。我们知道教育督导对监督、检查和评估本级政府的有关部门及下级政府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情况，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规范学校管理，严格依法治校，提高教育效益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教育督导团对教育工作具有绝对的权威与权力，我们各级政府虽然设有教育督导室，但没有那么高的权威和权力，一方面他们不敢督政，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能督学，只能说是政府的一种象征或点缀，绝大部分工作都在被动执行政府的指令，大部分时间似乎都在闲着。由于教育督导职能的弱化，督导的不到位，因此政府的办学行为和学校的管理常常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鉴于此，建立一支业务力强的督导队伍刻不容缓。我们应参照西方国家和发达地区的做法，在教育督导机构人员配备方面应有所创新，人员数量和年龄结构要科学合理，满足实行督导责任制后人力的需要。督导队伍主要以资历较深、政策水平高、谙熟教育规律、在当地教育界有一定威望的教育行家(领导、老师)为主，也要注重培养督导队伍中的中青年骨干。各基层、学校的责任督学可聘请当地有威望、责任心强的退休教师或校长担当，政府按月发给一定标准的督学补贴，同时注重提高督学业务素质，强化督学的培训培养，并且要护其尊、树其威、给其权。
(六)落实教育督导经费。政府每年将督导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保证教育督导的经常性投入，确保教育督导工作正常运转。
(责编 林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