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政府近日公开高级公职人员财产变动明细显示，韩国总统卢武铉3岁的孙女竟拥有2100万韩元的存款。有消息指卢武铉可能存在逃税行为，青瓦台对此进行了多次解释，卢武铉也于2日缴纳了80余万韩元的税款，包括16万韩元的加算税。
　　当韩国媒体和公众睁大眼睛盯着总统是否逃税时，中国税务机关正盯着普通公众。4月2日是年所得12万元以上高收入人群个税申报工作截止的日子，据称从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个税申报人数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对此，中央财经学院副院长杨志清教授认为，纳税人主动纳税意识淡薄是主要原因之一。而另有报道指出，北京、广州等税务机关已开始对一些未申报的高收入者进行约谈，对象多为演艺明星、高校教师、企业老总等。
　　令我好奇的是，为什么官员不是中国税务机关所重点监控的对象？当然，并非所有的官员都是高收入者，就象并非所有的高校教师都是高收入者一样。但谁也不能否认，官员中的高收入者并不在少数。比如这样一则报道，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于4月2日在一次会议上说，“一个县的科级干部，住房超过300平方米，最大的达到600平方米，这是什么风气？这是奢靡之风！”如果住房达300平米，甚至超过600平米的官员还不能称为高收入者，那么税务机关现在紧盯着的高收入者有一大半也理应剔除出去。只要在官与民的个税申报上搞变相双重标准，或进行选择性执法，就怨不得普通公众的纳税意识淡薄。
　　当然，我们还很难监控官员的真实收入。单凭工资单上的那个账目，估计个税申报一个官员也逮不住。要让官员的纳税意识不淡薄，首先还是得让官员的家底时刻曝光在公众的眼底。关于官员财产公开是个陈年的话题，其制度建设的源头，至少可追溯至1995年5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这个收入申报制度施行12年来，却一直成为被诟病的焦点。我们今天看到的《规定》所存在的诸如“申报主体范围过窄”、“申报范围不周延”、“申报程序性设计不科学”、“受理机构缺乏权威”、“违反申报要求追究过轻”等制度缺陷，与其说是制度设计的疏漏，倒不如说是在制度设计的利益博弈过程中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妥协。本来，公众也不奢望一项制度自制定之初就很周全，但制度的“不健全”可以通过制度的完善予以调整和弥补，12年来，有关部门对《规定》的缺陷并非不清不楚，但于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上，公众所期待的努力还有待推进。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有效推行，最大的阻碍就在于是否能通过有效的强制措施超越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碍。在美国，依《政府道德法》及相关法律和判例，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的官员，法院可判处1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官员，更可提起刑事诉讼，被判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或5年监禁。要让官员亮家底，就不能过分高估官员于收入公开上的自觉性。政府在行政强制执行上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国外诸多阳光法案都可成为他山之石，如果税务机关和反贪部门能充分借鉴，从善如流，并对官员“加大强制力度”，也许有一天我们也能在媒体上看到市长女儿的财产明细变化，我们也可以怀疑市长有偷税的嫌疑、并自由地发表我们的怀疑。到了那一天，相信大多数的普通公众都会满怀自豪地主动走向税务机关去申报个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