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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争所反映的问题，涉及了媒体行业的多个层面
8月15日，《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主编李大同一封致报社总编辑及编委的公开信一经网上公布，立刻引来各界关注，关注者中不仅包括媒体同行，还包括媒体产业的投资者。
一封本是围绕报社采编人员考核条例的争论所引起的震荡，不亚于一年前中国青年报社与北大青鸟有限责任公司联姻引起的轰动效应。
业内外人士认为，中国青年报论争所反映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对媒体编采人员考核的问题，而且涉及了媒体行业的多个层面。
8月17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致电北大青鸟集团负责媒体事务的北大文化公司经理欧乐芬，欧不愿就此表明态度，中青报业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徐二会也不愿就此事进行评价。
编辑公开批评考核办法
8月3日，中国青年报社编委会正常进行，每个编委手里都有一份《中国青年报采编人员绩效考评条例(试行)》的讨论稿。
会议持续了三个小时，条例的八个章节90余个条款被逐一讨论，编委会讨论后形成共识，认为条例“导向明显，原则明了，条理清晰，涵盖面广，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根据正常程序，8月8日中国青年报的例行办公会上，社领导要求全报社以中心为单位，就新的考核条例征求意见，按照条例总则规定，8月20日就要依此执行。
同日下午，条例在报社内部网上发布后，立即在采编人员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该报同行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刚出炉的条例具体列出了采编人员每月考核的计分标准，根据每人得分多少来奖罚员工。
《瞭望东方周刊》辗转取得一份条例的文本，其总则提出，“本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各尽所能、多劳多得’的原则，特制定本条例。”
条例同时说明，“本条例遵循内部考评与上级主管部门评价、读者评价相结合的原则，充分体现办报导向与读者取向相结合的讦价理念。”
正是体现此原则的具体条款引来了李大同的公开批评。条例第四章的采编加减分办法规定，一篇报道或版面受到读者最高评价能加50分，受到领导表扬，最低可加80分，最高可加300分。如果受到领导点名批评的，按以上标准进行反向扣分。
李大同认为，这部条例不是按广大读者满不满意作为根本落脚点来制定的，这不符合中青报的优良传统。
他还认为，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编辑记者还有谁会去搞舆论监督报道呢?
“正常的业务讨论”
随着李大同公开信的发布，中青报总编辑李而亮成为热点人物。《瞭望东方周刊》己者致电李而亮，他明确表示：我的态度已经公开发表在网上了，名称为“我的几点意见：回复李大同”。
李而亮的公开信在李大同公开信的第二天发表，文章开头写道：“在你的文章里，确有许多内容超出了正常的批评范畴，涉及到事情本来应有的面貌，涉及到我个人名誉、品格的问题，而且广为散布，我就不得不出来进行澄清了。”
李而亮认为，中青报采编人员绩效考核条例是一份讨论稿，编委会只是经过初步的讨论，并没有进入通过程序，然后下发各中心、部门进行广泛的征求意见。编委会为此要求各部门一定要传达到每一个编辑记者，征求所有人的意见。
“在广泛征求和汇总意见后，编委会准备视意见的情况，做好了连续开会研究的准备。可以说在此之前，这份《条例》只能是一份草稿，最后根据大家的意见做必要的修改，然后还要上报党组会讨论批准，才会正式下发。”
对条例是否否定了读者欢迎的舆论监督报道，李而亮的回复是：其实，在条例讨论稿之前，社党组、编委会已经出台丁一系列的文件，贯穿的主线已经非常清晰，也经大家讨论通过。版面调整后《中国青年报》明确的核心价值观不是在条例中突然冒出来的。
李而亮明确了自己的观点，对受到领导表扬的稿件予奖励，并非扼杀舆论监督。他反问道：“如自7月份以来评出的A稿共21篇，其中舆论监督的稿件就有15篇，占了70％，这是在封杀舆论监督吗?”
李而亮的信发表后，进一步在媒体圈中引起了议论。某中央媒体的一位编辑说，任何一个媒体，片面强调读者需求也是不对的，因为，有时候部分读者阅读率很高的，不一定就是有高尚趣味的东西。
正当李大同回复准备再发表的第二封公开信时，因评分体制引发的价值体系讨论迅速有了结果。
8月17日下午，中青报党组召开会议，最终决定成立新的考评条例修改工作小组，除三名党组成员外，吸纳采编各部门推选的干部参与。条例修改时间不作限定。对于李大同发表公开信，党组认为属于正常业务讨论范围。
而关于中青报评分体制改革的讨论却远远没有结束。辩论的背后
作为率先以资本运作方式进行改制的中央级媒体，中国青年报此番争论还有另外的背景。 该报一位资深记者撰文提出，多年来《中国青年报》作为中国报刊人才“黄埔军校”的地位已被南方报业集团取代。《中国青年报》80年代的“黄金一代”可看成手工时代打磨出来的工艺品，而今天的新闻产品是大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 正是基于进一步发展的考虑，中青报和北大青鸟联姻，2004年3月底，中国青年报业传媒发展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公司负责《中国青年报》的发行、广告及其他延伸性经营活动。中国青年报社和北大青鸟有限责任公司各占公司股份的60％和40％。
编辑和记者随之转入公司。有媒体评论认为，这次合作使得传统的党报不仅要考虑读者和主管部门的意见，还要考虑“老板”的意见。
2004年6月1日，创刊已53年的《中国青年报》扩版上市，开创了很多“第一”，比如，第一次在零售市场上接受读者的挑选、第一次面向社会招贤纳士。
按市场化操作的新公司，对编辑记者的薪酬制度进行研究和改革。“那次只是在具体的操作方式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未触及评判标准的变化。”该报一位资深员工告诉《晾望东方周刊》。”
这次的改革被业界评价为：以“理性、敏锐、先锋”为办报理念的《中国青年报》在探寻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而在今年8月11日中国青年报业传媒发展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委员会会议上，新消息传出，以8月31日为限，编辑、记者都要由公司转回报社，原先由公司负责的经营权也要交回报社。在诸多善后工作中，编辑、记者回到报社，将按什么标准发薪成为了基本考虑，由此引发了出台新的采编人员绩效考评条例。
“从现在看，因为很多关系都没有理顺，我们和资本的合作是不太成功的，资方有资方的意图，编辑部门有编辑部门的意图。”该报一位资深员工认为。 “《中国青年报》是党报和团中央机关报。”总编辑李而亮多次强调。
投资界人士关注中青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六年前作为中国青年报社外专家，曾经参与了中国青年报考评制度的建立。
“当时的考评制度，综合考虑了那时的制度安排和各种社会力量对媒体管理的现状，是相对比较符合国情的一套方案，取得了市场、专家、上层主管部门意志的平衡。”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青报此次风波背后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传媒界面临的问题。
进入21世纪，中国传媒业处于大发展时期。如何把体现党的意志和反映人民的心声结合起来，成为媒体主管部门和媒体老总思考的大问题。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同时，媒体能不能最大限度赢得市场和读者，也成为判断其成功与否的一条重要标准。
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人民日报》等党报都在实行采编业务的改革。“主要是考虑《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也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形势、大背景，要积极参与新闻竞争。”人民日报社总编室主任谢国明表示。
据谢国明介绍，对于《人民日报》来讲，在导向性、指导性、权威性、思想性方面一直做得比较好，而新闻性、可读性、群众性、时效性方面相对来说比较弱。
另一大趋势是业外资本纷纷进入媒体业。除了2004年北大青鸟集团与中青报成立中青报业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外，同年，北京青年报在香港上市，而电脑报社与香港巨商李嘉诚旗下的TOM集团合资成立“重庆电脑报经营有限公司”，是继《计算机世界报》后25年来经政府部门批准的内地首例报社合资项目。
一位传媒投资业内人士就此评论说，尽管投资媒体依旧是高风险的行为，但同其他行业相比，投资回报周期相对较短，最长也就需要三到五年，因此资本对这个领域还是有很大的兴趣。
英国华威大学传媒专业博士、玺桥时代影视公司总裁，同时也是传媒投资界人的曾先生表示：“从市场运行的层面来讲，一个媒体的考评办法出台后，如果违背市场运行的规律，投资方就一定不会投资这家媒体。”
但曾也同时提出，媒体应该警惕被资本控制，不要成为一味迎合市场的赚钱机器。
因此，如何把握好舆论导向与市场运作的关系，尽快掌握好这里面的规律，是中国媒体面临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
“至于中国青年报这样的争论，单靠资本是难以解决的。”曾说。
8月15日，《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主编李大同一封致报社总编辑及编委的公开信一经网上公布，立刻引来各界关注，关注者中不仅包括媒体同行，还包括媒体产业的投资者。
一封本是围绕报社采编人员考核条例的争论所引起的震荡，不亚于一年前中国青年报社与北大青鸟有限责任公司联姻引起的轰动效应。
业内外人士认为，中国青年报论争所反映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对媒体编采人员考核的问题，而且涉及了媒体行业的多个层面。
8月17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致电北大青鸟集团负责媒体事务的北大文化公司经理欧乐芬，欧不愿就此表明态度，中青报业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徐二会也不愿就此事进行评价。
编辑公开批评考核办法
8月3日，中国青年报社编委会正常进行，每个编委手里都有一份《中国青年报采编人员绩效考评条例(试行)》的讨论稿。
会议持续了三个小时，条例的八个章节90余个条款被逐一讨论，编委会讨论后形成共识，认为条例“导向明显，原则明了，条理清晰，涵盖面广，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根据正常程序，8月8日中国青年报的例行办公会上，社领导要求全报社以中心为单位，就新的考核条例征求意见，按照条例总则规定，8月20日就要依此执行。
同日下午，条例在报社内部网上发布后，立即在采编人员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该报同行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刚出炉的条例具体列出了采编人员每月考核的计分标准，根据每人得分多少来奖罚员工。
《瞭望东方周刊》辗转取得一份条例的文本，其总则提出，“本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各尽所能、多劳多得’的原则，特制定本条例。”
条例同时说明，“本条例遵循内部考评与上级主管部门评价、读者评价相结合的原则，充分体现办报导向与读者取向相结合的讦价理念。”
正是体现此原则的具体条款引来了李大同的公开批评。条例第四章的采编加减分办法规定，一篇报道或版面受到读者最高评价能加50分，受到领导表扬，最低可加80分，最高可加300分。如果受到领导点名批评的，按以上标准进行反向扣分。
李大同认为，这部条例不是按广大读者满不满意作为根本落脚点来制定的，这不符合中青报的优良传统。
他还认为，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编辑记者还有谁会去搞舆论监督报道呢?
“正常的业务讨论”
随着李大同公开信的发布，中青报总编辑李而亮成为热点人物。《瞭望东方周刊》己者致电李而亮，他明确表示：我的态度已经公开发表在网上了，名称为“我的几点意见：回复李大同”。
李而亮的公开信在李大同公开信的第二天发表，文章开头写道：“在你的文章里，确有许多内容超出了正常的批评范畴，涉及到事情本来应有的面貌，涉及到我个人名誉、品格的问题，而且广为散布，我就不得不出来进行澄清了。”
李而亮认为，中青报采编人员绩效考核条例是一份讨论稿，编委会只是经过初步的讨论，并没有进入通过程序，然后下发各中心、部门进行广泛的征求意见。编委会为此要求各部门一定要传达到每一个编辑记者，征求所有人的意见。
“在广泛征求和汇总意见后，编委会准备视意见的情况，做好了连续开会研究的准备。可以说在此之前，这份《条例》只能是一份草稿，最后根据大家的意见做必要的修改，然后还要上报党组会讨论批准，才会正式下发。”
对条例是否否定了读者欢迎的舆论监督报道，李而亮的回复是：其实，在条例讨论稿之前，社党组、编委会已经出台丁一系列的文件，贯穿的主线已经非常清晰，也经大家讨论通过。版面调整后《中国青年报》明确的核心价值观不是在条例中突然冒出来的。
李而亮明确了自己的观点，对受到领导表扬的稿件予奖励，并非扼杀舆论监督。他反问道：“如自7月份以来评出的A稿共21篇，其中舆论监督的稿件就有15篇，占了70％，这是在封杀舆论监督吗?”
李而亮的信发表后，进一步在媒体圈中引起了议论。某中央媒体的一位编辑说，任何一个媒体，片面强调读者需求也是不对的，因为，有时候部分读者阅读率很高的，不一定就是有高尚趣味的东西。
正当李大同回复准备再发表的第二封公开信时，因评分体制引发的价值体系讨论迅速有了结果。
8月17日下午，中青报党组召开会议，最终决定成立新的考评条例修改工作小组，除三名党组成员外，吸纳采编各部门推选的干部参与。条例修改时间不作限定。对于李大同发表公开信，党组认为属于正常业务讨论范围。
而关于中青报评分体制改革的讨论却远远没有结束。辩论的背后
作为率先以资本运作方式进行改制的中央级媒体，中国青年报此番争论还有另外的背景。 该报一位资深记者撰文提出，多年来《中国青年报》作为中国报刊人才“黄埔军校”的地位已被南方报业集团取代。《中国青年报》80年代的“黄金一代”可看成手工时代打磨出来的工艺品，而今天的新闻产品是大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 正是基于进一步发展的考虑，中青报和北大青鸟联姻，2004年3月底，中国青年报业传媒发展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公司负责《中国青年报》的发行、广告及其他延伸性经营活动。中国青年报社和北大青鸟有限责任公司各占公司股份的60％和40％。
编辑和记者随之转入公司。有媒体评论认为，这次合作使得传统的党报不仅要考虑读者和主管部门的意见，还要考虑“老板”的意见。
2004年6月1日，创刊已53年的《中国青年报》扩版上市，开创了很多“第一”，比如，第一次在零售市场上接受读者的挑选、第一次面向社会招贤纳士。
按市场化操作的新公司，对编辑记者的薪酬制度进行研究和改革。“那次只是在具体的操作方式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未触及评判标准的变化。”该报一位资深员工告诉《晾望东方周刊》。”
这次的改革被业界评价为：以“理性、敏锐、先锋”为办报理念的《中国青年报》在探寻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而在今年8月11日中国青年报业传媒发展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委员会会议上，新消息传出，以8月31日为限，编辑、记者都要由公司转回报社，原先由公司负责的经营权也要交回报社。在诸多善后工作中，编辑、记者回到报社，将按什么标准发薪成为了基本考虑，由此引发了出台新的采编人员绩效考评条例。
“从现在看，因为很多关系都没有理顺，我们和资本的合作是不太成功的，资方有资方的意图，编辑部门有编辑部门的意图。”该报一位资深员工认为。 “《中国青年报》是党报和团中央机关报。”总编辑李而亮多次强调。
投资界人士关注中青争论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六年前作为中国青年报社外专家，曾经参与了中国青年报考评制度的建立。
“当时的考评制度，综合考虑了那时的制度安排和各种社会力量对媒体管理的现状，是相对比较符合国情的一套方案，取得了市场、专家、上层主管部门意志的平衡。”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青报此次风波背后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传媒界面临的问题。
进入21世纪，中国传媒业处于大发展时期。如何把体现党的意志和反映人民的心声结合起来，成为媒体主管部门和媒体老总思考的大问题。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同时，媒体能不能最大限度赢得市场和读者，也成为判断其成功与否的一条重要标准。
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人民日报》等党报都在实行采编业务的改革。“主要是考虑《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也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形势、大背景，要积极参与新闻竞争。”人民日报社总编室主任谢国明表示。
据谢国明介绍，对于《人民日报》来讲，在导向性、指导性、权威性、思想性方面一直做得比较好，而新闻性、可读性、群众性、时效性方面相对来说比较弱。
另一大趋势是业外资本纷纷进入媒体业。除了2004年北大青鸟集团与中青报成立中青报业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外，同年，北京青年报在香港上市，而电脑报社与香港巨商李嘉诚旗下的TOM集团合资成立“重庆电脑报经营有限公司”，是继《计算机世界报》后25年来经政府部门批准的内地首例报社合资项目。
一位传媒投资业内人士就此评论说，尽管投资媒体依旧是高风险的行为，但同其他行业相比，投资回报周期相对较短，最长也就需要三到五年，因此资本对这个领域还是有很大的兴趣。
英国华威大学传媒专业博士、玺桥时代影视公司总裁，同时也是传媒投资界人的曾先生表示：“从市场运行的层面来讲，一个媒体的考评办法出台后，如果违背市场运行的规律，投资方就一定不会投资这家媒体。”
但曾也同时提出，媒体应该警惕被资本控制，不要成为一味迎合市场的赚钱机器。
因此，如何把握好舆论导向与市场运作的关系，尽快掌握好这里面的规律，是中国媒体面临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
“至于中国青年报这样的争论，单靠资本是难以解决的。”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