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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章学诚说过：“史学所以经世，顾非空言著述也。”在政治学还没有移入中国的时代里，史学曾经长久地托负着天下的政治意识：“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之以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政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前代的盛衰起伏之迹，便在一遍一遍的翻耕中化为知识、智慧、思想和经验，融入了后来的国运和世运中。同理，作为一所学校发展轨迹的真实记录以及各方面工作浓缩精华的校史，也就成为了一所学校“自我反省”并寻求超越和确定航向的重要指针。诚如英国剑桥大学的H. De Ridder- Symoens所说：“如果没有对大学的发展和悠久传统的深入认识， 是不可能获得解决大学问题的真正有效的方法的”，所以无论是居庙堂之高的仁人志士，还是处江湖之远的清寒雅士都重史，也重读史。
由中南大学校史研究室黄珊琦研究员集多年功底编撰、湘雅医学院老院长徐有恒教授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夏家辉教授作序的《老湘雅故事》近日面世了。该书以丰富翔实的档存史料对上起1901年雅礼协会建立，下迄1951年湘雅医学院代表政府接管私立湘雅医院、湘雅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下称“老湘雅”）的历史与文化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深入考察， 取得了具有突破意义的成果。择要而言， 有如下方面。
一、展示了老湘雅薪火相传的历史进程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该书以中美两国人民文化交流而创办于1914年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为背景，以丰富的档存史料为凭，用八个篇章104个故事叙述了“雅礼建会 选址 创业”、“中美携手 肇始湘雅”、“复办湘雅”、“西迁贵阳 再迁重庆”、“抗战胜利 复员长沙”、“黎明前夕”、“新湘雅”、“史话随笔”等老湘雅的历史进程。与以往的湘雅校史叙述相比，编撰者采撷出几乎已淡出人们记忆的故事，如首批住院病人与第一台手术、太平门、遏制天花、为谭延闿母亲治大叶性肺炎、萍乡防治钩虫病、社会服务部与免费医疗、争取庚子赔款举办全国公共卫生事业、倡议在东南地区创办高水平医学院校、湖南常德细菌战的确认与揭露、蒋经国为挚友求医致信张孝骞，等等，不一一凡举。一个个故事起伏跌宕，一件件事情如数家珍，一个个人物栩栩如生，有人曾说“一部中国西医发展的百年史，几乎半部由湘雅人写就。”透过故事，方知此言不虚。
二、勾勒了老湘雅一以贯之的人本思想
近代西学东渐，发韧于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逐步在国内传播开来，并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杂糅相处，渗透到中国文化乃至日常行为规范中。这一影响在湘雅的历史进程中也可圈可点。透过故事可以看出编撰者对此毫不吝惜文字，而是用20多个故事进行了阐述。如书中第5页和第6页就分别引用雅礼协会成员哈蓝·比奇和德士敦的感言“不能哄骗和威吓他们接受西方所赐予的革命和改革，只有为他们提供启蒙帮助，表现出内心的真诚和善意……”；“设立教育机构在这个古老的帝国虽然不起决定作用，但至少可以影响一大部分人群”。而德士敦在临终前更向耶鲁协会建议：“在华的重点要建立医疗和教学机构，要改变落后的医疗条件，医治平民染上而无钱医治的传染病和瘟疫”（见书第8页）；而在介绍湘雅创始人胡美博士的著作《Doctor East Doctor West》中可以看到他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亲拟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一念之诚，可动天地”等彰显人本主义的标题（见书第324页）。又如，在回答学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人，还是为己？这一决定医德的高下、人生境界高低的人本性问题上，书中第123页则引用了湘雅创始人之一颜福庆博士的回答：“医者就是‘要为人群服务’，‘为人群灭除痛苦’”。
为将人本主义思想落到实处，湘雅创始人颜福庆博士特支持自己的夫人开设社会服务部，在“中美携手 肇始湘雅”这一章的“彰显人道主义”（见书第123页）开篇中介绍了该服务部的工作宗旨——“贫病者予以免费，残废者教以手工，无家可归者代为谋生……不仅在医病而在医人……”（见书第123页）。该故事还援引了现已年逾八旬的湘雅员工周某由流浪少年到获湘雅医院免费救治，成为湘雅系统正式员工的亲身经历以及湘雅协助湖南乡坤在湘雅创设免费门诊和免费床位等等史料，来诠释湘雅人在医术传承过程中一以贯之的“仁術为民，服务社会”的人本思想。
三、梳理了老湘雅繁茂相继的文化脉络
一位先哲说过，“如果历史是尘封的碎片，那么文化就是将历史与现实贯穿起来的柔韧的细丝。”基于此，编撰者专门辟出了“史话随笔”篇（见书第319—330页），对湘雅文化进行了细说。但历史文化又如马克思指出的：“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按照此逻辑，根植于三湘大地上的湘雅毫无疑义时刻浸润在湖湘文化中，激荡着爱乡爱国、救亡图存的情感与思想。的确，透过故事可看出湘雅人在兴医、办学过程中无一不自觉地体现了这一影响。如雅礼协会成员德士敦在初选湖南办学时就说：“必须对中国的优秀的儒家文化抱尊重的态度”（见书第4页）。湘雅创始人胡美博士在其著作《Doctor East Doctor West》中第二章就有“入国问俗 入境问禁”的感慨与回答（见书第322页）。
“兼容并蓄 博采众长”是湖湘文化的特征之一，在湘雅文化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书第330页的“胡美眼中的中医”中，胡美就说起：“……有素养的中医怎么竟能积累起对人性那么深透的理学？又是什么东西使得他们那么迅速地认识疾病的外表特征，以及疾病后面的社会、宗教和经济的因素。正当西方人士开始试图了解中国医学思想，中国开始认识到需要西方医学科学……”。为此，胡美采用中医诊脉的方式给病人看病，每学期还邀请当时长沙最有名的老中医王医生来湘雅讲授中国传统医学的课程（见书第333页）。而时任湘督的谭延闿在其母亲的大叶性肺炎被颜福庆博士治好后，发出“西方有这么好的技术，我们为何不学习和引进”的感叹。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湘雅一直砥砺的湖湘文化的包容性，要取得当时湖南省政府与雅礼协会合作办学的可能性的步伐还不会这么快（见书第61页）。 “心忧天下 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另一重要特征，其意在关注社会现实，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湘雅人用实际行动对其进行了诠释并将之始终贯穿在文化的传承和传播中。如在兴医方面，遏制了古城长沙险些爆发的烈性传染病“天花”（见书第36页）；在华中地区遏制鼠疫，获得第一场公共卫生战役的胜利（见书第59页）；两次设立妇孺救济会（见书第118页）；多次组成战时服务团、设立临时医院为抗日服务（见书第159页）；湖南常德细菌战的科学认定与揭露（见书第124页）；解放战争时期送医送药援助姜亚勋部队（见书第284页）等等不胜枚举。在办学方面，1918年12月欧战结束时，全体湘雅学生参加了庆祝协约国战胜德国法西斯胜利的长沙游行；“五四”运动后期诚邀毛泽东来湘雅主编《新湖南》；罢课声援京津学生的“五四”运动，参加“六·二”游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等等（见书第227页）。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援引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925年2月罹病在协和住院，应驻院实习的湘雅学生之请题写的“学成致用”的故事（见书第137页），一方面来说明孙中山先生对湘雅学生的期盼，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湘雅兴医办学的基本特色。事实上，强调一切知识必须与社会发展、人民福祉相联系，必须与人们的生活实践相联系，仍是今天知识界、教育界所普遍认同并努力追求的。
再如，古往今来，大到文明興衰，小到团体消长，无一不是以文化因素为根本推力和根本原因，而校训与校风作为大学文化的外在形式，就是对大学文化最直接、最概括的反映。为此，编撰者特地列出了“湘雅的文化及载体”（见书第326页），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湘雅校训与校风如“公勇勤慎、诚爱谦廉”、“求真求确、必邃必专”、“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等进行了解读，再现了各时期的大学与社会的互动和回应的场景，勾勒出了不同时代推动湘雅运作的观念和文化，也就是今人常说的大学精神。
四、拓宽了百花盛开的校史研究新视角
在欧美国家， 大学史研究始于19 世纪初，它主要从大学通史、断代史、国别史、区域史、专题史和院校史等着手。但实际上，为数更多的大学史研究往往是在两个或多个方面的交叉点上进行的。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校史就是院校史，它一般分成两类，第一类是由院校组织或资助编写的官方史，也即是院校史——断代研究，一般出于校院庆需要；第二类则是由学者个人出于学术兴趣或其他原因编写的院校史——专题研究，如院校大事记、院校学科史、口述校史、院校建筑史等等。但总的来说，尤其是第一类，它们往往都囿于硬邦邦的论说与数字，存在主旋律突出，主体不突出；共性明显，个性不明显；有时代的影响，没有时代的互动；有宏观的鸟瞰，没有细节的描述；有学校无个人；有校园风貌，没有精神面貌等千书一面的现象。
其实，大学不仅是古老的， 同时也是常新的，尽管协会（雅礼、育群协会）、教会（耶鲁教会）等社会团体机构的历史比大学更为悠久（见书第3页）。但惟有大学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更新， 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物组成的知识共同体，而依托大学形成的校史文化既是物化的历史发展，也是历史发展了的物化。如何让那些觉得校史无趣沉闷的人也爱读，又不让学术沦为娱乐大众之作，透过故事可以看出编撰者进行了始终如一的追求。虽然以故事形式编撰校史的始作俑者不是编撰者，但对旧书故纸里的有关老湘雅史料尤其是档存史料进行耐心仔细的雕琢，并把老湘雅校史特别是所谓正史（官方史）的编撰转向生气淋漓的人物和故事，并配有大量历史文字照片，在区域高校校史界内的首推者却是编撰者。
历史是永恒的风景，时刻激励着我们去探索。若干年之后，人们仍可以透过《老湘雅故事》，去窥见当年那些事情的因缘、人物的风貌、揣度他们的神情。这种因缘、风貌与人物的言行无形中为一所大学打下各种烙印，融入到校运中，成为今日中南文化乃至湖湘文化的瑰宝。古人云：“ 好书所道之理， 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 离离然若星辰之错行”。今捧读《老湘雅故事》，殊有感悟， 似乎今人能从斑斓多彩的系列故事和人物中， 找到人生坐标的某种昭示和启迪。
（作者系中南大学校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由中南大学校史研究室黄珊琦研究员集多年功底编撰、湘雅医学院老院长徐有恒教授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夏家辉教授作序的《老湘雅故事》近日面世了。该书以丰富翔实的档存史料对上起1901年雅礼协会建立，下迄1951年湘雅医学院代表政府接管私立湘雅医院、湘雅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下称“老湘雅”）的历史与文化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深入考察， 取得了具有突破意义的成果。择要而言， 有如下方面。
一、展示了老湘雅薪火相传的历史进程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该书以中美两国人民文化交流而创办于1914年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为背景，以丰富的档存史料为凭，用八个篇章104个故事叙述了“雅礼建会 选址 创业”、“中美携手 肇始湘雅”、“复办湘雅”、“西迁贵阳 再迁重庆”、“抗战胜利 复员长沙”、“黎明前夕”、“新湘雅”、“史话随笔”等老湘雅的历史进程。与以往的湘雅校史叙述相比，编撰者采撷出几乎已淡出人们记忆的故事，如首批住院病人与第一台手术、太平门、遏制天花、为谭延闿母亲治大叶性肺炎、萍乡防治钩虫病、社会服务部与免费医疗、争取庚子赔款举办全国公共卫生事业、倡议在东南地区创办高水平医学院校、湖南常德细菌战的确认与揭露、蒋经国为挚友求医致信张孝骞，等等，不一一凡举。一个个故事起伏跌宕，一件件事情如数家珍，一个个人物栩栩如生，有人曾说“一部中国西医发展的百年史，几乎半部由湘雅人写就。”透过故事，方知此言不虚。
二、勾勒了老湘雅一以贯之的人本思想
近代西学东渐，发韧于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逐步在国内传播开来，并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杂糅相处，渗透到中国文化乃至日常行为规范中。这一影响在湘雅的历史进程中也可圈可点。透过故事可以看出编撰者对此毫不吝惜文字，而是用20多个故事进行了阐述。如书中第5页和第6页就分别引用雅礼协会成员哈蓝·比奇和德士敦的感言“不能哄骗和威吓他们接受西方所赐予的革命和改革，只有为他们提供启蒙帮助，表现出内心的真诚和善意……”；“设立教育机构在这个古老的帝国虽然不起决定作用，但至少可以影响一大部分人群”。而德士敦在临终前更向耶鲁协会建议：“在华的重点要建立医疗和教学机构，要改变落后的医疗条件，医治平民染上而无钱医治的传染病和瘟疫”（见书第8页）；而在介绍湘雅创始人胡美博士的著作《Doctor East Doctor West》中可以看到他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亲拟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一念之诚，可动天地”等彰显人本主义的标题（见书第324页）。又如，在回答学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人，还是为己？这一决定医德的高下、人生境界高低的人本性问题上，书中第123页则引用了湘雅创始人之一颜福庆博士的回答：“医者就是‘要为人群服务’，‘为人群灭除痛苦’”。
为将人本主义思想落到实处，湘雅创始人颜福庆博士特支持自己的夫人开设社会服务部，在“中美携手 肇始湘雅”这一章的“彰显人道主义”（见书第123页）开篇中介绍了该服务部的工作宗旨——“贫病者予以免费，残废者教以手工，无家可归者代为谋生……不仅在医病而在医人……”（见书第123页）。该故事还援引了现已年逾八旬的湘雅员工周某由流浪少年到获湘雅医院免费救治，成为湘雅系统正式员工的亲身经历以及湘雅协助湖南乡坤在湘雅创设免费门诊和免费床位等等史料，来诠释湘雅人在医术传承过程中一以贯之的“仁術为民，服务社会”的人本思想。
三、梳理了老湘雅繁茂相继的文化脉络
一位先哲说过，“如果历史是尘封的碎片，那么文化就是将历史与现实贯穿起来的柔韧的细丝。”基于此，编撰者专门辟出了“史话随笔”篇（见书第319—330页），对湘雅文化进行了细说。但历史文化又如马克思指出的：“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按照此逻辑，根植于三湘大地上的湘雅毫无疑义时刻浸润在湖湘文化中，激荡着爱乡爱国、救亡图存的情感与思想。的确，透过故事可看出湘雅人在兴医、办学过程中无一不自觉地体现了这一影响。如雅礼协会成员德士敦在初选湖南办学时就说：“必须对中国的优秀的儒家文化抱尊重的态度”（见书第4页）。湘雅创始人胡美博士在其著作《Doctor East Doctor West》中第二章就有“入国问俗 入境问禁”的感慨与回答（见书第322页）。
“兼容并蓄 博采众长”是湖湘文化的特征之一，在湘雅文化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书第330页的“胡美眼中的中医”中，胡美就说起：“……有素养的中医怎么竟能积累起对人性那么深透的理学？又是什么东西使得他们那么迅速地认识疾病的外表特征，以及疾病后面的社会、宗教和经济的因素。正当西方人士开始试图了解中国医学思想，中国开始认识到需要西方医学科学……”。为此，胡美采用中医诊脉的方式给病人看病，每学期还邀请当时长沙最有名的老中医王医生来湘雅讲授中国传统医学的课程（见书第333页）。而时任湘督的谭延闿在其母亲的大叶性肺炎被颜福庆博士治好后，发出“西方有这么好的技术，我们为何不学习和引进”的感叹。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湘雅一直砥砺的湖湘文化的包容性，要取得当时湖南省政府与雅礼协会合作办学的可能性的步伐还不会这么快（见书第61页）。 “心忧天下 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另一重要特征，其意在关注社会现实，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湘雅人用实际行动对其进行了诠释并将之始终贯穿在文化的传承和传播中。如在兴医方面，遏制了古城长沙险些爆发的烈性传染病“天花”（见书第36页）；在华中地区遏制鼠疫，获得第一场公共卫生战役的胜利（见书第59页）；两次设立妇孺救济会（见书第118页）；多次组成战时服务团、设立临时医院为抗日服务（见书第159页）；湖南常德细菌战的科学认定与揭露（见书第124页）；解放战争时期送医送药援助姜亚勋部队（见书第284页）等等不胜枚举。在办学方面，1918年12月欧战结束时，全体湘雅学生参加了庆祝协约国战胜德国法西斯胜利的长沙游行；“五四”运动后期诚邀毛泽东来湘雅主编《新湖南》；罢课声援京津学生的“五四”运动，参加“六·二”游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等等（见书第227页）。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援引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925年2月罹病在协和住院，应驻院实习的湘雅学生之请题写的“学成致用”的故事（见书第137页），一方面来说明孙中山先生对湘雅学生的期盼，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湘雅兴医办学的基本特色。事实上，强调一切知识必须与社会发展、人民福祉相联系，必须与人们的生活实践相联系，仍是今天知识界、教育界所普遍认同并努力追求的。
再如，古往今来，大到文明興衰，小到团体消长，无一不是以文化因素为根本推力和根本原因，而校训与校风作为大学文化的外在形式，就是对大学文化最直接、最概括的反映。为此，编撰者特地列出了“湘雅的文化及载体”（见书第326页），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湘雅校训与校风如“公勇勤慎、诚爱谦廉”、“求真求确、必邃必专”、“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等进行了解读，再现了各时期的大学与社会的互动和回应的场景，勾勒出了不同时代推动湘雅运作的观念和文化，也就是今人常说的大学精神。
四、拓宽了百花盛开的校史研究新视角
在欧美国家， 大学史研究始于19 世纪初，它主要从大学通史、断代史、国别史、区域史、专题史和院校史等着手。但实际上，为数更多的大学史研究往往是在两个或多个方面的交叉点上进行的。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校史就是院校史，它一般分成两类，第一类是由院校组织或资助编写的官方史，也即是院校史——断代研究，一般出于校院庆需要；第二类则是由学者个人出于学术兴趣或其他原因编写的院校史——专题研究，如院校大事记、院校学科史、口述校史、院校建筑史等等。但总的来说，尤其是第一类，它们往往都囿于硬邦邦的论说与数字，存在主旋律突出，主体不突出；共性明显，个性不明显；有时代的影响，没有时代的互动；有宏观的鸟瞰，没有细节的描述；有学校无个人；有校园风貌，没有精神面貌等千书一面的现象。
其实，大学不仅是古老的， 同时也是常新的，尽管协会（雅礼、育群协会）、教会（耶鲁教会）等社会团体机构的历史比大学更为悠久（见书第3页）。但惟有大学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更新， 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物组成的知识共同体，而依托大学形成的校史文化既是物化的历史发展，也是历史发展了的物化。如何让那些觉得校史无趣沉闷的人也爱读，又不让学术沦为娱乐大众之作，透过故事可以看出编撰者进行了始终如一的追求。虽然以故事形式编撰校史的始作俑者不是编撰者，但对旧书故纸里的有关老湘雅史料尤其是档存史料进行耐心仔细的雕琢，并把老湘雅校史特别是所谓正史（官方史）的编撰转向生气淋漓的人物和故事，并配有大量历史文字照片，在区域高校校史界内的首推者却是编撰者。
历史是永恒的风景，时刻激励着我们去探索。若干年之后，人们仍可以透过《老湘雅故事》，去窥见当年那些事情的因缘、人物的风貌、揣度他们的神情。这种因缘、风貌与人物的言行无形中为一所大学打下各种烙印，融入到校运中，成为今日中南文化乃至湖湘文化的瑰宝。古人云：“ 好书所道之理， 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 离离然若星辰之错行”。今捧读《老湘雅故事》，殊有感悟， 似乎今人能从斑斓多彩的系列故事和人物中， 找到人生坐标的某种昭示和启迪。
（作者系中南大学校史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