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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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莫斯科相比,圣彼得堡显得老派一些,教堂很多,街道不宽,大多数房子攒着不短的年头,看上去有点旧色。好在旧色之中,一条长河从城中穿过——不用说,它就是著名的涅瓦河。涅瓦河水面开阔,颇有气度,让整座城市亮堂了许多。
  不坏的是,我们就下榻在离涅瓦河不远的一家三星宾馆。这里的地陪导游是一位夹带中国东北口音的胖男。胖男导游说:“你们呀得在这儿住上四宿,圣彼得堡的历史厚着呢,好玩的地方老多了。”他嘟噜着舌头送出一串景点,夏宫冬宫要塞教堂什么的,好像所报的是一份俄餐菜单。
  按游程安排,我们第一天逛了夏宫。夏宫的殿厅和喷泉派头不小,挺让人提神的,用团里大爷大妈的话说:“别小瞧了老毛子,还真是有点家底儿。”玩到傍晚,集体吃了团餐回到宾馆,一天的奔波才收了尾。上岁数的把门一关,待在房间里准备洗洗睡了。年轻的男女还剩有体力,相互串门扯些闲话。我无伙无伴,又不知道干点什么,就下楼出了宾馆到街上走走。
  宾馆门前是一条小街。此时夜色刚冒出来,小街上行人不多,显得有些清淡。我走了一段不觉得有趣,脚步正有些茫然,目光一拐看到了路边咖啡馆的标识。我在北京是泡吧老手,有时待在出租房里太寂寞,就拎着电脑到咖啡馆里写上一个下午或一个晚上。现在既然在这里遇上了,我不反对自己进去坐一坐,也算是添一次俄罗斯的泡吧经历。
  我走近咖啡馆推门进去,左右打量一下,在中间一张小桌前坐下。店厅不是很大,但两边靠墙矗着高大的檀木书柜,显出几分优雅。有点暗淡的灯光中,坐着三三两两的身影。很快一位侍应生走过来,我不会俄语,只能用蹩脚的英语要了一杯卡布奇诺。
  等候的时间,我掏出手机巡视微信朋友圈。正潦草地看着,屏幕上跳出一个电话号码并响起铃声,我划开话筒,压低声音说话。对方是一家影视公司的文学策划,用居高临下的口气向我打问剧本的事儿。我不高兴地敷衍几分钟,摁掉话筒。侍应生端着托盘过来,将咖啡杯子搁在桌上,又讲了几句俄语。我不明白地瞧着他,心想这哥们儿干吗这么严肃。这时旁边传来一句中国普通话:“他是让你别在这里大声说电话。”我扭头一看,竟是一位中国老男人——他坐在里侧的小桌前,似乎也是一个人一杯咖啡。我吐一下舌头,转过身冲侍应生耸耸肩,说了一声Sorry。
  侍应生走开了。我端起咖啡杯子呷了几口,然后想到一个情况:两个中国人坐在俄罗斯的咖啡馆里,相互不搭腔,这无论如何有点奇怪吧。正这么溜着神儿,那位中国老男人走过来坐到了我的对面。他一头银发,还戴着金边眼镜,儒雅中又有点横劲儿,似乎是个爱教导别人的老头儿。我赶紧说:“刚才我以为自己小着声音的。”他盯住我说:“是来旅游的吧?”我点点头说:“出来散个心,先玩莫斯科,今天刚到这儿。”他说:“你是……写剧本的?”我又点点头说:“我小着声音还是被您听了去……中国的耳朵在哪儿都有呀。”他说:“你,知道瓦西里吗?”这句问话有些跳,我说:“是瓦西里大教堂的瓦西里吗?”他说:“不是,是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的瓦西里。”我愣了一下,说:“这个我不知道。”他说:“搞影视的不知道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我说:“听说过没看过,这种电影又不是必须要看的。”他说:“不同意!没看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就来圣彼得堡,你怎么读得懂这座城市?”我心里一笑,都什么年代了,还掏出这种神逻辑。我说:“这两部电影您看过许多遍吧?”他说:“我数字不好,忘了看过多少遍啦,但我能把台词背下来,尤其是瓦西里的。”我哈了一声说:“这么说,瓦西里是电影中的牛B人物?”他沉默了一下,说:“我不想跟你谈瓦西里……如果你是我的学生,我不会让你及格毕业的!”说着他站起身,走回自己的桌子。
  我有点丢兴,追了他一眼。我注意到他的桌子上有几张纸,上面搁着一支笔——我心里一动,看来这老头儿也有在咖啡馆里写字儿的习惯。
  从咖啡馆回到住处,时间不算太晚。虽然有些累,我还是起了心念,从手机优酷里调出《列宁在1918》。这部电影的故事发生地是在莫斯科,那时苏联刚刚迁都。电影一开始,身材高大的瓦西里从莫斯科回到圣彼得堡家中,见到了妻子和摇椅里的孩子。妻子抱怨说没有吃的:“牛奶没有,面包也没有,怎么办?”瓦西里说:“不要哭,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几句话挺熟耳,算是口头语录了,原来出自这里。故事往下走,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马特维耶夫打入敌人内部,当听到对方马上刺杀列宁时,他奋勇地从楼上窗户跳下,口中大喊一声:“瓦西里!”守在那里的瓦西里冲过去护住中弹的马特维耶夫,马特维耶夫让瓦西里赶紧去救列宁。情节到这儿有点意思了,属于剧情叙事中的拐点。我恍惚一下,记起姜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玩过一个镜头,几个青春少年高喊着“瓦西里”从高墙上跳下。嘿嘿,其源头原来也在这里。
  看完电影已是深夜,我还想做思考状,脑子一暗很快睡去。第二天醒来有些迟,匆匆吃过早餐上了车,才知道是去参观冬宫。胖男导游先提示大家今天要备足体力,因为进门前要排很长的队,再用三四个小时走马观花。一位大叔说:“走马观花也得用三四个小时,冬宫很大吗?”胖男导游说:“冬宫号称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有1050个房间。”一位大妈立即表示不服:“1050个房间算什么,冬宫房间再多,有故宫那么多嗎?”胖男导游呵呵笑了。我掏出手机塞上耳机,开始看《列宁在十月》。影片中列宁很忙碌,瓦西里也很忙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危险中展开。片子进行到一半时,旅游车到达冬宫广场,我们下车排队。队伍的长度的确可观,估计得排上好一阵子。我拿着手机继续看。瓦西里到工厂车间发动工人,与敌方官员周旋;列宁让瓦西里必须睡上两小时,瓦西里悄悄溜掉了;瓦西里在街上用高大身子挡住列宁,骗过敌方士兵的眼睛。影片的尾部形成高潮,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炮了,之后起义人群潮水似的涌向冬宫,打开铁门冲进去。临时政府的部长们正在议事厅开会,面对一拥而入的工人与士兵,他们目瞪口呆。
  电影结束得恰是时候,因为此刻排队也接近了入口。在随后的时间里,我一直裹在人流里往前走。这儿的艺术品确实霸气,我看到了达芬奇《戴花的圣母》、拉斐尔《没有胡须的神圣家族》、伦勃朗《达娜厄》,我还跟石像《伏尔泰》合了影。不过在眼睛忙碌的同时,我脑子里仍留存着影片的余味。我很想找到那个有着政权交替象征的议事厅,但冬宫真的太大了,晕头转向中一时不可能找到。   这天晚上,我又来到那家咖啡馆。我的运气不坏,中国老头儿果然坐在那儿,而且是昨晚的同一张小桌。
  我走过去直接坐到他的对面。他没有惊讶,先瞧我一眼,又低头写完纸上的一行字,说:“什么情况?觉得这儿的咖啡不错?”我说:“我猜您今晚还在这儿,我想跟您聊聊。”他说:“我为什么要跟你聊?”我说:“您是个怕寂寞的人,不然不会在咖啡馆里写字儿。”他说:“我怕的不是寂寞,这个理由不成立。”我说:“昨晚听了您的话,我把《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看完了。”他微微一愣,把笔撂在桌子上,说:“那你想跟我聊什么?瓦西里吗?”我说:“我知道我没资格谈瓦西里,所以只想听您的。”他说:“听也是一种能力,你觉得你有吗?”我说:“我至少有好奇……跟着旅游团挺无趣的,白天跑景点晚上睡大觉,我不想只是这样。”他说:“这句话及格了,和旅游团混在一起是有点傻,我就乐意一个人跑来跑去。”我说:“您看上去不像是来旅游的,您像是在旅行。”他说:“旅游和旅行有什么区别?”我说:“旅游没故事,游行有故事。”他说:“在圣彼得堡待七天了,我没有故事只有回忆。”我说:“回忆本身就是一种故事。”他说:“毕竟是写剧本的,想着的就是故事。”我说:“一个写剧本的,连瓦西里都不知道,怎么能写好劇本。”他松一松脸笑了:“嗯,这句话又及格了。”
  顺着气氛,我唤来侍应生又点了两杯咖啡和一些糕点。他说:“咱们俩这么说着话,像老熟人似的,可我还不知道你是谁。”我说:“我姓吴,你叫我小吴好了。我是南方人,现在北京漂着,是个半拉子编剧,还属于替别人打工的阶段。”他说:“好吧,你‘无’我‘有’。我姓尤,你叫我老尤好了。”我赶紧说:“我不能叫您老尤,瞧您这气度,得叫您尤老。”他说:“这话不及格,我七十还不到,叫尤老起码得八十以上。”我说:“我猜您是大学老师,还是一位不轻易让学生及格的老师。”他点点头说:“以前是大学教授,现在是退休老头儿,一位无所事事的退休老头儿。”
  新的咖啡杯子上来了。这位自称是退休老头儿的前大学教授端起杯子吹一吹气又放下来,开始了关于瓦西里的讲述。
  事情得从两个月前说起。那一天,无所事事的尤教授坐在杭州家中的书房里,自己跟自己玩一个游戏。他在一张纸上写下“一生最遗憾的事”,然后在脑子里挑挑拣拣,拣到了就记上一笔。到了这个年纪,谁的岁月中不散落着一些憾事,很快白纸上写满了提示词句,有近二十条之多。他对着白纸沉默一会儿,开始做减法——想一想,划去一条,再想一想,又划去一条。划到最后,剩下了两条,一条是“王小语初恋”,另一条是“瓦西里论文”。这两条是联在一起的,没法再划了,但他又明白,若一定往“最”字上靠,还得是瓦西里论文。
  许多年前,当尤教授还是县城青年小尤时,中苏关系早已不好。不过关系不好并不意味着马上丢开俄语,小尤在中学时代便学过一年半俄语,而且比班上其他同学学得好。中学毕业后,他进了一家机修厂一干就是好几年,日子过得无味不惊。好在这时他喜欢上了电影,尤其是苏联电影。苏联电影虽然讲的也是中国话,却有异国情调。当然啦,那会儿的苏联电影主要是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小尤追着这两部电影看,有时在电影院内,有时在城郊某个晒谷场上,有时甚至在某个山腰村子里。银幕上有咖啡、兵舰、芭蕾舞,还有打着手势说话好听的列宁、勇敢又爱笑的瓦西里、老用梳子梳头的马特维耶夫,这一切加起来,让一双县城青年的眼睛充满了迷恋。
  迷恋能让人产生激情。有时他在车间里干活儿,脑子里会闪回电影里的一些镜头。这时他多么期待瓦西里突然走进车间,拍拍他的肩膀并发给一支步枪,告诉说明天就攻打冬宫。有时他跟工友们说着话儿,嘴巴里会卷着舌头蹦出几句亢奋的俄语。工友问你的舌头发烧了吗?他嘿嘿一笑,说这是瓦西里的台词,他翻译回去的。
  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叫王小语的姑娘。她是绣品厂的工人,不仅长得端正,还喜欢看苏联小说。两个人在工厂联谊会上认识,搭过几句话后,都觉得对方懂自己。每次约会时,他聊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她聊苏联小说《在人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她说到高尔基时,他会按照电影中的样子描述这位作家的外貌。当他讲到瓦西里和妻子时,她会拐个弯儿引出保尔·柯察金与冬妮娅的爱情故事。因为他们俩的嘴巴,遥远的苏联人物经常会在星月晚上拜访这个县城。此外,电影和小说是可以攀亲的,没有多久,她也喜欢上了这两部苏联电影,他则去图书馆借苏联小说看。
  那段时间,县城青年小尤还生长出一个决心,就是自己也要弄一些重要的文字。之所以敢说“重要”两字,是因为瓦西里的分量压得住纸张——电影中列宁说话挺风趣、做事有气势,但他是个大人物,不容易下笔,所以小尤想写一写瓦西里。开始他试着以小说笔法讲一讲瓦西里的故事,却怎么也抻拉不开。在撕掉好些张草稿纸后,他找到了叙事方式,就是用几个角度前后左右地去说,像是一群人围在一起细议一个人。一些年之后,他明白这种文字叫深度影评。但当时他并不自知,只觉着好多想法在脑子里集合,手中的笔写得洋洋洒洒。当然了,洋洋洒洒这种成语只能暗中赠给自己,不能在小语跟前提早使用。
  直到文章写好后,小尤才用有点豪迈的口气告诉了小语。小语问,是什么东西呀,是小说吗?他说,不是,比小说要高级一些。小语说,比小说还高级,吹牛吧?在不少时候,有一种兴奋叫淡定,可那会儿他还不懂得这一点。他自得地一笑说,我可以让你看,但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小语问,什么条件?他说,你看完了不能只是口头表扬,你得帮我抄一份稿子。
  这篇文章的草稿纸涂改得太丑,已经撕掉了,需要再抄一份以做备用,他想把这件累手的事儿交给小语。小语一抿嘴说,我的手是用来绣花,不是替别人抄字的,除非你写得真的好。这句话里放着一半同意一半撒娇的态度呢,他提一提身子,用秋高气爽般的微笑回应了她。
  第二天晚上,小尤带着稿子骑自行车前往城西郊外,那里的大樟树下属于两人经常相会的地方。正是秋日之夜晚,一路上鼻子不时能遇到花香。到达樟树下,小语已等在那里,她的样子比较好看。他刚说一句调皮的夸语,被她堵了回来。她说别光讲好听的,把稿纸赶紧拿出来。他嘿嘿一笑将手伸进裤兜,一摸没摸着,转而再往另一只裤兜,也抓了个空。他愣了一下,两只手急切起来,在上下各只衣兜里进进出出,同时眼睛望向自行车后座、轮胎以及周围地上。待再次抬起头,他的脸上已有了茫然的吃惊。小语说,不见了?怎么会不见了呢?他说,是呀,怎么会不见了呢?小语说,你安静一分钟想想,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让自己脑子静下来,回想路上的情况。想了一分钟,又想了一分钟,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抓捕不住。小语说,要是丢路上了,得赶紧往回找。他省悟过来,马上跳上车,带着小语往原路骑。这一路有绿草地、石板小道、桥面和铺砖街道,虽然夜色不浅,但白纸们躺在地上是躲不掉两个人四只眼睛的,何况是如饥似渴的眼睛。   随后时间里,两个人骑着自行车在城西郊外的路道上搜寻,一遍两遍三遍。到第四遍的时候,小语突然从后座上跳下来,站在那儿仰起头闭上眼。小尤刹住车用脚点地,问怎么啦?小语说,我闻到了花香。他说,为什么插进来说这个?小语说,谢谢今天晚上的花香,花香让我的脑子醒了过来。他说,小语你到底想说什么?小语说,你没有写文章,今天晚上也没有丢稿纸。他说,我没听懂,你是说我在开一个玩笑?小语说,你不是在开一个玩笑,你是绣花似的绣了一个谎言。在那一刻,他有点蒙了。蒙了一会儿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文章题目叫《瓦西里的面包》。小语说,我也可以告诉你,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但不是一切都会有的。他说,你的意思是瓦西里讲错了?她说,瓦西里没有错,我的意思是你错了!这么讲过,她转过身走了,消失在仍飘着花香的夜色里。
  就这样,在那个秋日晚上,县城青年小尤不仅丢掉了稿纸,还丢掉了女友。这是一件多么不及格的事情。此刻,前大学教授老尤坐在咖啡馆里,远远望着许多年前的自己,脸上仍渗出遗憾的神色。我从倾听中回过神来,问:“那个晚上……你们就算掰了?”他点点頭:“是的,以后再没有见面了。”我说:“多大的事呀,丢了东西着急一下就应该过去了。”他说:“后来我寻思过,小语读过一些小说,心气不低,可能早有些瞧不上我,我那会儿心里也有傲气。一个心高一个气傲,丢开爱情就不觉得特别可惜,因为我们还有别的向往。”我说:“那个年代,您说的向往是什么呢?”他说:“看书看电影,发现县城之外有趣的东西。这种向往帮助了我,让我有能力在两年后考上大学。”我说:“您考上大学之后的事我不用多想就能猜出七八分,先当学生后做老师,写一堆论文教一堆学生,反正跟我大学里的导师差不多。”他说:“活了这么多年,我经历的事你哪能猜想得出。不过往大里说,人的一辈子还真是差不多。”我嘿嘿笑了。他又说:“譬如一上年纪就喜欢回忆,好像谁都一样。”我说:“那天坐在书房里,您是回忆初恋女友多一些还是回忆瓦西里多一些?”他沉默一下说:“今晚坐在这里,我跟你讲的可不仅是爱情故事。”我说:“我懂了。”他说:“正是那天坐在书房里,我心念一动,决定来圣彼得堡看一看。我以前去过不少国家,也到过莫斯科,可圣彼得堡从没来过。”我说:“来了之后挺有感觉,就每天写点日记什么的?”他摇摇头说:“不是日记,我在补写当年那篇文章。”我暗吃一惊,扫一眼桌上的稿纸,果然看到了“瓦西里的面包”几个字。他端起咖啡杯子喝了一口,说:“当年丢了文章心劲也没了,不肯再去重写,时间一长,脑子里早留不住任何痕迹。奇怪的是到圣彼得堡后,头一天夜里便做了一个梦,随后几日那些遥远的文字竟从记忆角落里慢慢现身,排着队走到我跟前。这是一种提醒,让我在圣彼得堡做一次复习。”我说:“与这些文字重新相遇,得有一些感慨吧?”他说:“陌生又熟悉呀……陌生是因为有四十多个年头夹在文字里,熟悉是因为瓦西里还是那个瓦西里。”我吸一吸鼻子,说:“可是四十多年过去,你真没觉得瓦西里也已老去,早到了退休的年龄?”他没应答,眼睛抬起来盯住我的眼睛。过了片刻,他收回目光,嘴里轻轻叹出一口气。
  接下来是沉默时间。今天晚上,老尤已经说得够多,似乎需要让嘴巴休息了。但我又觉得,也许是我的话扫兴了他的嘴巴。他不喜欢让瓦西里老去。
  为了去掉沉默,我拿起手机加他的微信。他同意了。一分钟后,他的头像出现在我的手机里,是一张大学校园的图片。他的昵称是“已老小尤”。
  下一天上午的玩程,是坐游船体会涅瓦河。因为内容单纯,出发时间后延一些,到达码头已是十时。上了游船,才知道与另一个旅游团组合一起,一加一之后的人数刚好占满船舱座位。船舱里已布置成临时娱乐厅,据说有歌舞表演以及伏特加和鱼子酱,不过得稍候勿躁。
  于是一大群人散到船舷边看河水和岸景,同时不忘了摆出各种拍照姿势。涅瓦河的好,是既开阔又能收住两岸,一路上能望见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彼得保罗要塞、冬宫、罗斯特拉灯塔柱等等。见到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时候,我眼睛吃了一惊,这艘历史战舰没有披着沧桑,而是漆刷一新地舶在岸边成了游览点,像化过妆的特型演员。也不知为啥,它光鲜体面的样子,反而让我觉出有些落魄。我举起手机远远拍下一张。
  娱乐的时间到了,男女们抢着身子进入船舱占了座位。桌子上果然搁着不少吃物,包括伏特加、鱼子酱和面包。大家欢着嘴巴吃起来,同时让眼睛瞧向舱首,那里站着几位胖瘦不一的俄罗斯演员。
  表演开始,演员们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的,期间不停地拉一些中国游客临时加入节目。一位小伙子演员唱起一首耳熟的俄罗斯情歌,边唱边坐到一位中国大妈旁边,中国大妈奋勇地跟唱两句,马上让歌曲走了调。一位苗条女演员邀请一位中国小伙子上去坐在一张椅子上,然后绕着椅子跳踢踏舞,弄得中国小伙子只好转着脖子扮鬼脸。演出的间隙,另一位肥硕女演员喜欢走来走去地敬酒,一不留神就在男游客脸部送上一只鲜红的唇印。
  肥硕女演员端着杯子站到我跟前时,我及时躲开了她的红唇袭击。她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你狡猾,那你喝伏特加。”我说:“呀,你会讲中国话?”她说:“一点点。”我说:“那我上去玩一个节目,你配合我。”她说:“什么叫配合?”我说:“就是一起演出。”她说:“一起演出,好的好的。”我又说:“你知道瓦西里吗?”她说:“知道知道,瓦西里大教堂。”我说:“不是那个瓦西里,是电影中的瓦西里。”她说:“你要电影演出吗?配合我可以。”说着她拽了我往前边走,一下子把全场的目光招引了过来。走到那张椅子前,我做个手势让她坐下。她隆重地把肥胖身子摆好,抬起脸好奇又调皮地看着我。我说:“娜塔莎,我们的孩子睡着了,他瘦了。”她惊讶地说:“我叫娜塔莎?孩子我们有?”现场出现一些笑声。我说:“不要难过,不要哭,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她入戏地说:“我没有哭,我有高兴。你要面包吗?拿给你我可以。”她起身从旁边桌子上取了一个面包,塞到我手里。我不知道怎么往下走戏,有点发愣。她将我手上的面包撕了一块,挑逗似的塞到我嘴里,又突然探头在我脸上印了一记红唇。船舱里爆起一阵笑喊声,我崩溃地捂住脸,乱着脚步逃下了场。   游船在河上走了两个小时,回到码头已是午饭时间。在中餐馆吃团餐时,有人提起我的演出节目,一桌人重新被引出了笑。又有人往我手機发了一段视频,正是我两分多钟的表演场面。我看了一遍,也忍不住乐了。
  用过午餐,旅游大巴又拉大家去参观一个教堂。坐在车上,我念头一跳,在手机微信里找出“已老小尤”,先将那张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照片发过去。过一会儿,老尤回复:关于这条舰,现在好像添了一些说法,时间在改变历史。我有点明白他的意思,想一想,又似乎不明白。我不乐意在此纠缠,手指一摁把那段表演视频又送出去。没有太久,老尤送回五个字:荒诞的加倍!我赶紧写一句:我只想告诉您,即使在圣彼得堡,瓦西里也不存在了。老尤好像沉默了一会儿,回应道:谁说瓦西里不存在了,此刻他就在街上。我傻了一下,问:什么意思?我不懂!老尤没有再搭理我。
  下了车,参观的是滴血大教堂。滴血两字听起来颇有杀气,但那只与历史有关。眼下的教堂外观好看而且和气,搭积木似的叠了一堆“洋葱头”,看上去像一座华丽的城堡。不过因为刚好在整修,无法进入内部,只能在外围转一圈。转完了时间有些早,胖男导游看一眼手表,让大家自由活动。有人就问,这儿有什么好玩的?胖男导游一指手说,那边就是涅瓦大街,可以逛商场买东西。我对购物不感兴趣,拜访一下手机里的百度兄,附近有一家好玩的文学咖啡馆。百度兄说,这家咖啡馆是文青聚集的地方,当年普希金就是在该馆子喝完最后一杯咖啡,然后出门直奔决斗地点的。
  旅友里也有两位男女文青,听我这么一说,有兴致一起去领略一下。我们沿着一条小河岸边往前走,走了不长一段路,前方渐渐热闹起来,原来出现了一条步行文化街。这种文化街混杂着前卫艺术和地方风情,容易收集人气,好像哪个旅游城市都会有一条。此刻,我们的目光划来划去,遇到了礼品店铺、小书摊、现场画像师、饮品推车等等。再往前走,是一位安静坐着的手风琴老人、一张摆着画儿的长形售台。忽然,我眼睛一愣,看到了站在路旁的一位中国老头儿——嘿嘿,一头银发,金边眼镜,那不是老尤是谁!
  这会儿的老尤不是游客。他手里拿着一张杂志大小的肖像图片,不时截住路人说点儿什么。路人看着肖像要么摇摇头要么耸耸肩,然后转了身子走开。我紧上几步走过去,唤了一声尤老。他看我一眼,说:“不是尤老是老尤。”我说:“您这是干吗呢?”他晃一晃手中的图片说:“陪着瓦西里在这儿玩哩。”我脑子一跳,瞧图片上的人儿,果真是瓦西里——他脸部挂着微笑,眼眸又有点严肃,像是黑白银幕上的一个定格。我扭头问身后跟上来的两位男女文青:“这就是瓦西里,你们知道吗?”男文青说:“不是你提示,我们哪里知道呀。”女文青说:“这瓦西里,长得还挺帅嘛。”我想一想,对老尤说:“我明白了,您在问圣彼得堡人,他们认不认识瓦西里。”老尤点点头说:“我这是街头调查。”我说:“调查的结果呢?”他默了脸,似乎不想回应我,又忍不住一指旁边抱着手风琴的老头:“他认识。”那俄罗斯老头一动不动,仿佛睁着眼睛睡着了。
  我注意到两位文青好奇的神情,便把老尤简单介绍了一下。男文青冲老尤说:“老先生,您这么喜欢瓦西里,我很想知道他到底有什么能耐。”不等老尤答话,女文青说:“他拿面包牛奶哄女人,肯定是个情场高手。”男文青说:“不要这么说好吗?我觉得这哥们儿是条汉子,已经摆脱了低级趣味。” 女文青说:“情场高手怎么就低级趣味啦?普希金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男文青说:“哇塞,这句话是普希金说的吗?”女文青还想接腔,我猛喝一声:“够了!”因为我瞧见老尤似乎要做什么动作。
  老尤把图片卷起握在手里,脚一抬踩在旁边凳子上,又一抬站到了卖画儿的售台上。卖画儿女人仰头看一眼这位中国老头儿,把画儿往一旁挪了挪。老尤沉默一下,开始用俄语说话。他先说得有些生涩,渐渐顺起来,一句一句地往前走。旁边的手风琴老人似乎醒过神儿,双臂一动将手风琴拉出了声响。琴声有点抒情又有点伤感,像老友帮个手似的,扶住了老尤的声音。
  男文青悄声问:“他这算是发表演讲吗?”女文青也不解:“他演讲的内容是什么?”我有把握地说:“不是演讲是背台词,他在背电影中瓦西里的台词。”这时不少路人停下脚步,围成了松懈的一圈。在文化街上,这种突然冒出来的艺术行为也许并不让人稀奇。
  老尤这时候的声音已经比较生动,一会儿低沉,一会儿高亢,很有点进入角色的意思。即使中间有点磕绊,也能自我修补地跳将过去——背诵中的忘词儿或破绽儿,在场的耳朵们压根儿听不出来。
  差不多过去一刻钟,老尤才收起嘴巴,让自己安静下来。作为结束情节,他用手理了理头发,似乎要变换角色,成了卫队长马特维耶夫。又停顿一下,他身子一跃跳离台子,在空中喊了一声“瓦西里”,然后笨拙地摔到地上。我吓了一跳扑到他跟前,两位文青也凑了上来。还好,他似乎没什么大碍。我们扶住他的身子。他抬起脑袋,慢慢地说:“我想让你们知道,瓦西里是谁。”
  似乎可以这样说,在圣彼得堡与老尤的相遇,是一种没有伏笔的缘分。我到圣彼得堡是看风景的,一不留神却看到了风景外的剧情,这也算是不大不小的趣事。对内心有点堵的我,至少在这几天里开心了一些。
  如此一想,我觉得自己这一趟旅行挺值的。
  离开圣彼得堡的前一个晚上,我收拾好行李,没忘了给老尤发一句客套话:这次认识您很高兴,明天一早我就撤了。过了大约半小时,老尤回复一句:你现在有空吗?来一下咖啡馆。我写:呵呵,你比我还咖啡控呀。老尤答:不是喝咖啡,你陪我走走。我的手指停顿几秒钟,摁出OK的图标。这时候不答应他,显得我有些不够意思。
  我穿好衣服下楼,不一会儿就到了咖啡馆。老尤没坐店内,而是倚着一辆自行车等在门口。我走近了说:“嘿嘿,您真有能耐,还能弄到自行车。”他说:“向咖啡馆老板借的,好几天待下来跟他混熟啦。”我说:“那篇文章补写好了吗?”他拍拍衣兜说:“补写好了,所以想在街上放个风。”我笑了说:“骑车拉风?”他说:“先走走吧,可以说会儿话。”   老尤推了车往前走,我伴在旁边。夜色已浓,街上相当安静,路灯将两人的身影時而拉长时而缩短。老尤说:“有件事不公平,这几天你知道了我不少,我对你知道得还不多。”我说:“我呀个人历史浅薄,没值得特别一说的。”他说:“不能吧?一个漂在北京的编剧,又是可以熬夜的年纪,怎么也得出手几部电视剧。”我一时语塞,有些事老尤还真不一定能弄懂。在这个春天,我依着老大提供的分集提纲,日夜兼程地扑腾脑子,终于码完了四十集电视剧中的四分之一剧本。按照一集一万元的稿酬,我本该得到十万元票子的,但老大拍拍我的肩膀,说先拿五万吧,剩下的一半以后再给。说实在的,对此我并不沮丧,日子虽摇晃却趴不下去。我沮丧的是老挣不到名分,虽有作品却不能署名,不能署名就等于没有作品。每当电视上播出一部眼熟的好剧或烂剧,我便知道自己又多了一个无法相认的私生子。
  我朝空气中呼出一口气,说:“告诉您吧尤老,我现在还是个卖文为生的所谓枪手,熬夜熬出来的文字只是变成了小钱。”他说:“说多少次了,不是尤老是老尤。”我嘿嘿笑了一声。他又说:“为什么不这么玩?”我说:“我们是漂着的人,漂着的人哪有资格按自己的性子玩。”他说:“那老婆孩子呢?你不会说你还没成家吧?”我说:“还真没成家……这可不能怪我。”他说:“不怪你怪谁?”我说:“我使劲伸手了,可够不着愿意嫁给我的女人。”他说:“怪不得你昨天的表演很不像样,一开口说‘娜塔莎,我们的孩子睡着了’,那口气就不对。”我一耸肩说:“那娜塔莎太胖了,我找不到那种感觉。”他说:“要这么说,让你找不到感觉的不是那位娜塔莎,而是那种船舱的氛围……那种氛围不是瓦西里出场的时候。”我说:“可您昨天不也站到台桌上了吗?我觉得那也不是瓦西里出场的氛围。”他慢一慢脚步,叹口气说:“看来你我都一样,想逃出眼下的日子去找些新的感觉,可这种感觉不容易让我们找到。”我说:“呵呵,您这句话有点哲学呀。”他不吭声了。
  不知不觉两人已到了涅瓦河边。夜晚中的涅瓦河真是好看,两岸的建筑物披上了金黄或冰蓝的灯光,通体晶亮。河上的桥显出了透明般的三维效果,河中的水则形成了一扇扇波光。老尤说:“就在这儿吧,咱们骑一段。”我看一眼自行车:“两个人一起,可以吗?”老尤说:“俄罗斯的车子结实着呢,来吧,你带我。”我接过车把,展腿跨上了车,老尤一跳也坐上了后座。
  车子沿着岸道往前骑,路上清静无人,只有一阵阵凉风迎面吹来,让人激灵灵的痛快。我一摁车铃,打出一串明脆的声响。声响中,我能感觉到后面的老尤有话要说。果然,老尤大声说:“小伙子,你现在有没有想到干点儿什么呢?”我想了想说:“我要吹口哨,我好久没吹口哨了。”我嘴唇一撮,口中飘出一条长长的哨声,还带点儿声调的起伏。我有点得意,让哨声伴着车子跑了好一会儿。然后我说:“老先生,你现在有没有也想到干点儿什么呢?”他说:“我早想好了。”他从衣兜里掏出那几张补写的稿纸,撕了一下,又撕了一下。我吃惊着,差点要刹车停下。他说:“不要停,一直往前骑。”我明白了,说:“你这样做是乱丢东西。”他说:“我已做好了被罚款的准备。”说着他的手往上一扬,几张纸片飘到了风里。骑出去一段,他的手又一扬,另几张纸片到达了空中。
  我踩着车子向前奔跑。此刻,我的眼睛不能后望,但我能接收到老尤既畅快又伤感的心绪。不仅如此,我还能看见那些白色纸片随风飘在岸道上方和河面上方,久久不肯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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