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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中国共产党众多伟大举措和思想的发轫之地。这些举措和思想既促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也推动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给后人留下无尽的智慧宝藏。其中，在贫穷、落后、闭塞的边界山区农村，面对着成份极其复杂的党员队伍，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洗党”方式，纯洁了党的队伍，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初步形成了“整党”的思想和方式方法，对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洗党”的背景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过程中，边界党的组织及党员发展，出现了有别于以往的新情况：
（一）党员队伍实现了大发展。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红军沿湘赣边界进行游击战争，抵达湖南水口时，主持了人民军队最早的建党活动。当时，经过“三湾改编”后的红军队伍里，涌现了一些优秀的战士和工农骨干分子，毛泽东因应从城市转向农村这一大的斗争形势，下决心在工农骨干分子和贫苦出生的积极分子中间发展新党员。这是我们党在党的建设尤其是军队党的建设实践上迈出的一大步，使得党员队伍的来源大为扩大，增强了党的群众基础，为党和军队在井冈山立住脚起到了巨大作用。
（二）党员成份出现了严重不纯的局面。党员数量的急剧增加，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由于战争形势紧迫，党组织对新党员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加之农民天然的阶级局限性，出现了党员数量急剧增加与党员质量良莠不齐的现象。就是“初建党组织时，党内也混进了一些投机分子，有些富农或富裕农民乘机混入党内”，[1]而且“过去党的组织扩大，完全只注意数量的发展，没有注意质量上的加强。党与阶级没有弄清楚，而只是拉夫式的吸收办法。这样将使党的组织破底〔坏〕，其结果必变成不能斗争的党”。[2]
（三）党员叛变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28年8月，“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的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举动”，[3]命令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二十九团离开大本营宁冈，冒进湘南，造成惨痛的“八月失败”，红四军第二十九团全团覆没。在红四军主力兵败湘南时，国民党军队及保安队、挨户队、还乡团在根据地实行报复，白色恐怖遍及边界乡镇，许多投机入党的党员纷纷“反水”，带领国民党军队大肆烧杀，给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造成极大伤害。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曾指出：“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4]这些有别以往的新情况，使得我们党下决心解决存在的问题，以确保党员的质量，提高党的战斗力。
二、“洗党”的实际运作
1928年9月以后，边界各县党组织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对党组织进行整顿，要求“指出过去一切党内的错误，洗刷党内机会主义的遗毒，改造各级党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5]
（一）确立“洗党”的基本原则。对党员队伍的整顿，其实是一个清除不合格党员，吸收合格成员和提拔优秀分子的过程。边界党决定“党必须彻底改造，从支部改造起，肃清组织上和政策上的机会主义的领导”，要“尽量提拔工人同志到指导机关，各级执委会、常委会都须有过半数的工农同志参加”，要“提拔很好的工人同志尽量当农村支部书记及委员，增加工人领导力量，严格防止农民党的倾向”，要“消灭机会主义分子，洗刷不斗争的腐败分子”。[6]该总体原则的确立，使得“洗党”有了基本依据，边界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能够按照此项总体原则去实施“洗党”。
（二）确立党员的基本标准。要甄别哪些党员不合格，进而将其清除出去，其前提是确立党员的标准。因此，边界党的二大对党员的标准进行了界定：“党员成分必须是先进的觉悟的忠实的勇敢的贫苦工农分子，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农，须严格限制。”[7]而且特别强调：“党的发展，特别注意质量，在介绍党员当中，介绍者应对被介绍者做许多宣传和考查工作。凡介绍一个新同志应在一个支部会议上通过，经过区委批准，反对拉夫式吸收党员，必须使每个党员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员。”[8]在此之前，相当部分边界基层党组织和干部对党员究竟应该是个什么形象存在模糊认识，甚至很多人将井冈山的革命等同于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将党员等同于入伙的绿林好汉。党员标准的确立，使得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如何区别合格党员和不合格党员、如何发展党员有了明确的依据。
（三）确立“洗党”的主要对象。“洗党”的对象有以下几种： 一是投敌叛变或被敌人抓去，问题没有搞清楚的；二是不起党员作用，不服从指挥，不愿革命的； 三是出身不好，革命又不积极的。[9]“洗党”重点对象的确立，使得基层党组织明了了对象，以利于开展工作。
（四）“洗党”的主要做法。一是将边界党的组织的下属各级党组织全部解散，如江西省的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党员重新登记；二是对党员成份加以严格限制；三是建设秘密的组织；四是为了帮助地方“洗党”，红四军军委还派出了一些红军干部深入到中心区域的基层党组织协助工作，如陈东日、何特凡等。
“洗党”的力度是很大的。朱开卷曾回忆道：“那时担任我区洗党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是陈东日……陈东日到各乡的支部里与支部书记和两个可靠的党员研究，研究哪些党员不符合条件应该洗刷，哪些党员不应该洗。我们这个区共洗掉两百多个，剩下1百多个。剩下的党员就重新立过表，由各支部造花名册送到区政府，由区政府立总册，送一份给县委。我这个支部有60个党员，洗党以后只剩下20多个。凡是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办事的、当兵的，不服从指挥的，不愿干革命的，社会关系不好的，就尽量洗刷。洗刷的党员不宣布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过党员花名册，对犯错误的党员有几种处分：警告、留党察看、开除党籍。”[10]
时任中共宁冈县委组织部长的刘克犹回忆道：“当时红军里派了一个叫何特凡的来负责领导洗党。那些不愿意干革命的，又不做革命工作的人，事先就派党员去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通过党员大会，宣布他们的错误事实，进行洗党，在党员的花名册上取消名字。不通知他本人，也不通知他开会，也不给他任务，以后被洗掉了的党员自己也会明瞭。”[11]甘纪犹回忆道：宁冈乔林乡有个党员暗中投靠敌人，收集了乔林党支部和乡政府成员名单，要敌人乘我革命军主力不在带兵来打。这天晚上，在乡苏维埃政府办公室召开支部大会，把这个叛变投敌的党员提出审问，随后立即清洗出党，予以惩罚。至8月前，乔林乡发展了4批党员，人数达3百多，乡里的政府和党内都有一些坏人钻了进来。9月洗党后，只剩下3个党员（牺牲了20多名），以后重新登记。大发展时期一些投机分子、流氓、吃鸦片烟的都被清洗出去了，增强了党的战斗力。[12] 三、“洗党”的后续举措
当时整个边界共有党员1万余人，“洗党”过程中清洗4000人左右，保留了5000余人，都是“洗党”后的精英和可靠人物。[13]“洗党”以后，党组织重新转入秘密状态，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洗党”之后，井冈山的边界党组织继续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党员重新登记。据参与井冈山斗争的同志回忆：“洗党以后从新造册登记，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须上级批准）……通过这次洗党，留下的党员劲头更大，能够很快完成任务；被洗了的党员，有的感到过去那样做得不对，对不起党，他们在平时也能为革命做点事。”[14]通过党员重新登记，边界党委摸清了家底，对自己的核心力量有了正确判断，也通过这种形式，对党员进行了一次实在的教育。
（二）实施思想建党。毛泽东和前委在“洗党”后特别注重对党员以及革命分子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批评当时客观存在的雇佣思想、土客籍矛盾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同时，用生动的革命实践启迪党员和积极分子，使得他们认识到革命是为了自己和为工农阶级而战。因此，他们的革命主动性和积极性大为增强。
（三）加强党员训练。“洗党”之后，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留在党内的党员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不一定完全合格；二是不断有新党员加入，这部分党员对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懂得很少甚至是完全不懂。毛泽东和边界党委也认识到“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甚至入党式都没有过”，[15]“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6]因此，要把“洗党”的成果保持和发展，最现实的选择就是加强对党员的训练。边界各级党组织对党员训练的主要方法是开办党团训练班。训练的重点是增强党员党的纪律观念，坚定革命信念。在险恶的革命的环境中，要求党员必须做到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绝对忠诚。同时要求党员学习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和党的工作方法。要求党员学会做党的秘密工作，掌握发动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方法，以及秘密地发展党员的方法等。[17]
四、“洗党”的启示
80多年之后，回过头来看“洗党”，我们仍然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要坚持发展党员的标准。随着形势的发展，吸收党员的政策要有新思路新举措。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大力发展工农骨干分子尤其是农民积极分子入党，给我们党注入了新的活力，解决了党从城市转向农村后党员来源的问题，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历史启示我们，不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党就将缺乏生命力，不坚持发展党员的标准，一味追求党员数量，党就将失去战斗力。这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二）要将整顿党组织和清除不合格党员常态化。回顾党的历史，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党都注重自身建设，进行整党，将整党作为应对危机、重塑党的形象、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手段。井冈山时期的“洗党”就是这样，有效地纯洁了党组织，提高了党员素质，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要将党员教育作为提高党员素质和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条件是非常艰苦和险恶的，但毛泽东和边界党委想尽一切办法对党员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让党员干部明了革命的意义和自己的使命，使得党员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得到很大提高，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革命的继续推进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提高党员的思想文化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以更好地发挥先锋队成员的作用，如何通过全体党员素质的提高来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个现实而紧迫的课题。毋庸讳言，一些党员在组织上入党了，但思想上还没入党，甚至本身就是以投机的心理加入党组织的，有的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群众，有的甚至还不如普通群众。近些年暴露出来的一些腐败分子触目惊心，给老百姓和广大党员干部心理所造成的震撼是强烈的。特别是有些原本努力工作、严格自律的党员因教育不够、学习不够而沦落为人民群众唾弃的腐败分子，其教训是深刻的。因此，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应该是年年讲、月月说、天天抓的。
总之，井冈山“洗党”不仅从组织上清除了不合格分子，而且在“洗党”之后加强对党员的训练，注重从思想上建党，将非无产阶级思想从党员思想中清除出去，将无产阶级思想通过生动易懂的讲解方式与革命实践灌输到党员思想中去，使得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得到加强，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以及革命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证。
参考文献：
[1][17]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28. 32.
[2][3][5][6][7][8][15]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 [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187-188.185.187.189.189.189.193.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5.
[9][13]余伯流：井冈山“洗党”与毛泽东“思想建党”原则的建构[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1（1）：31.
[10][11][12][14]余伯流、夏道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307.307.307.308.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7.
作者系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副处长，博士、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平致远
一、“洗党”的背景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过程中，边界党的组织及党员发展，出现了有别于以往的新情况：
（一）党员队伍实现了大发展。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红军沿湘赣边界进行游击战争，抵达湖南水口时，主持了人民军队最早的建党活动。当时，经过“三湾改编”后的红军队伍里，涌现了一些优秀的战士和工农骨干分子，毛泽东因应从城市转向农村这一大的斗争形势，下决心在工农骨干分子和贫苦出生的积极分子中间发展新党员。这是我们党在党的建设尤其是军队党的建设实践上迈出的一大步，使得党员队伍的来源大为扩大，增强了党的群众基础，为党和军队在井冈山立住脚起到了巨大作用。
（二）党员成份出现了严重不纯的局面。党员数量的急剧增加，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由于战争形势紧迫，党组织对新党员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加之农民天然的阶级局限性，出现了党员数量急剧增加与党员质量良莠不齐的现象。就是“初建党组织时，党内也混进了一些投机分子，有些富农或富裕农民乘机混入党内”，[1]而且“过去党的组织扩大，完全只注意数量的发展，没有注意质量上的加强。党与阶级没有弄清楚，而只是拉夫式的吸收办法。这样将使党的组织破底〔坏〕，其结果必变成不能斗争的党”。[2]
（三）党员叛变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28年8月，“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的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举动”，[3]命令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二十九团离开大本营宁冈，冒进湘南，造成惨痛的“八月失败”，红四军第二十九团全团覆没。在红四军主力兵败湘南时，国民党军队及保安队、挨户队、还乡团在根据地实行报复，白色恐怖遍及边界乡镇，许多投机入党的党员纷纷“反水”，带领国民党军队大肆烧杀，给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造成极大伤害。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曾指出：“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4]这些有别以往的新情况，使得我们党下决心解决存在的问题，以确保党员的质量，提高党的战斗力。
二、“洗党”的实际运作
1928年9月以后，边界各县党组织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对党组织进行整顿，要求“指出过去一切党内的错误，洗刷党内机会主义的遗毒，改造各级党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5]
（一）确立“洗党”的基本原则。对党员队伍的整顿，其实是一个清除不合格党员，吸收合格成员和提拔优秀分子的过程。边界党决定“党必须彻底改造，从支部改造起，肃清组织上和政策上的机会主义的领导”，要“尽量提拔工人同志到指导机关，各级执委会、常委会都须有过半数的工农同志参加”，要“提拔很好的工人同志尽量当农村支部书记及委员，增加工人领导力量，严格防止农民党的倾向”，要“消灭机会主义分子，洗刷不斗争的腐败分子”。[6]该总体原则的确立，使得“洗党”有了基本依据，边界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能够按照此项总体原则去实施“洗党”。
（二）确立党员的基本标准。要甄别哪些党员不合格，进而将其清除出去，其前提是确立党员的标准。因此，边界党的二大对党员的标准进行了界定：“党员成分必须是先进的觉悟的忠实的勇敢的贫苦工农分子，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农，须严格限制。”[7]而且特别强调：“党的发展，特别注意质量，在介绍党员当中，介绍者应对被介绍者做许多宣传和考查工作。凡介绍一个新同志应在一个支部会议上通过，经过区委批准，反对拉夫式吸收党员，必须使每个党员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员。”[8]在此之前，相当部分边界基层党组织和干部对党员究竟应该是个什么形象存在模糊认识，甚至很多人将井冈山的革命等同于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将党员等同于入伙的绿林好汉。党员标准的确立，使得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如何区别合格党员和不合格党员、如何发展党员有了明确的依据。
（三）确立“洗党”的主要对象。“洗党”的对象有以下几种： 一是投敌叛变或被敌人抓去，问题没有搞清楚的；二是不起党员作用，不服从指挥，不愿革命的； 三是出身不好，革命又不积极的。[9]“洗党”重点对象的确立，使得基层党组织明了了对象，以利于开展工作。
（四）“洗党”的主要做法。一是将边界党的组织的下属各级党组织全部解散，如江西省的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党员重新登记；二是对党员成份加以严格限制；三是建设秘密的组织；四是为了帮助地方“洗党”，红四军军委还派出了一些红军干部深入到中心区域的基层党组织协助工作，如陈东日、何特凡等。
“洗党”的力度是很大的。朱开卷曾回忆道：“那时担任我区洗党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是陈东日……陈东日到各乡的支部里与支部书记和两个可靠的党员研究，研究哪些党员不符合条件应该洗刷，哪些党员不应该洗。我们这个区共洗掉两百多个，剩下1百多个。剩下的党员就重新立过表，由各支部造花名册送到区政府，由区政府立总册，送一份给县委。我这个支部有60个党员，洗党以后只剩下20多个。凡是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办事的、当兵的，不服从指挥的，不愿干革命的，社会关系不好的，就尽量洗刷。洗刷的党员不宣布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过党员花名册，对犯错误的党员有几种处分：警告、留党察看、开除党籍。”[10]
时任中共宁冈县委组织部长的刘克犹回忆道：“当时红军里派了一个叫何特凡的来负责领导洗党。那些不愿意干革命的，又不做革命工作的人，事先就派党员去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通过党员大会，宣布他们的错误事实，进行洗党，在党员的花名册上取消名字。不通知他本人，也不通知他开会，也不给他任务，以后被洗掉了的党员自己也会明瞭。”[11]甘纪犹回忆道：宁冈乔林乡有个党员暗中投靠敌人，收集了乔林党支部和乡政府成员名单，要敌人乘我革命军主力不在带兵来打。这天晚上，在乡苏维埃政府办公室召开支部大会，把这个叛变投敌的党员提出审问，随后立即清洗出党，予以惩罚。至8月前，乔林乡发展了4批党员，人数达3百多，乡里的政府和党内都有一些坏人钻了进来。9月洗党后，只剩下3个党员（牺牲了20多名），以后重新登记。大发展时期一些投机分子、流氓、吃鸦片烟的都被清洗出去了，增强了党的战斗力。[12] 三、“洗党”的后续举措
当时整个边界共有党员1万余人，“洗党”过程中清洗4000人左右，保留了5000余人，都是“洗党”后的精英和可靠人物。[13]“洗党”以后，党组织重新转入秘密状态，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洗党”之后，井冈山的边界党组织继续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党员重新登记。据参与井冈山斗争的同志回忆：“洗党以后从新造册登记，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须上级批准）……通过这次洗党，留下的党员劲头更大，能够很快完成任务；被洗了的党员，有的感到过去那样做得不对，对不起党，他们在平时也能为革命做点事。”[14]通过党员重新登记，边界党委摸清了家底，对自己的核心力量有了正确判断，也通过这种形式，对党员进行了一次实在的教育。
（二）实施思想建党。毛泽东和前委在“洗党”后特别注重对党员以及革命分子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批评当时客观存在的雇佣思想、土客籍矛盾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同时，用生动的革命实践启迪党员和积极分子，使得他们认识到革命是为了自己和为工农阶级而战。因此，他们的革命主动性和积极性大为增强。
（三）加强党员训练。“洗党”之后，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留在党内的党员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不一定完全合格；二是不断有新党员加入，这部分党员对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懂得很少甚至是完全不懂。毛泽东和边界党委也认识到“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甚至入党式都没有过”，[15]“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6]因此，要把“洗党”的成果保持和发展，最现实的选择就是加强对党员的训练。边界各级党组织对党员训练的主要方法是开办党团训练班。训练的重点是增强党员党的纪律观念，坚定革命信念。在险恶的革命的环境中，要求党员必须做到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绝对忠诚。同时要求党员学习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和党的工作方法。要求党员学会做党的秘密工作，掌握发动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方法，以及秘密地发展党员的方法等。[17]
四、“洗党”的启示
80多年之后，回过头来看“洗党”，我们仍然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要坚持发展党员的标准。随着形势的发展，吸收党员的政策要有新思路新举措。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大力发展工农骨干分子尤其是农民积极分子入党，给我们党注入了新的活力，解决了党从城市转向农村后党员来源的问题，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历史启示我们，不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党就将缺乏生命力，不坚持发展党员的标准，一味追求党员数量，党就将失去战斗力。这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二）要将整顿党组织和清除不合格党员常态化。回顾党的历史，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党都注重自身建设，进行整党，将整党作为应对危机、重塑党的形象、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手段。井冈山时期的“洗党”就是这样，有效地纯洁了党组织，提高了党员素质，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要将党员教育作为提高党员素质和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条件是非常艰苦和险恶的，但毛泽东和边界党委想尽一切办法对党员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让党员干部明了革命的意义和自己的使命，使得党员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得到很大提高，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革命的继续推进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提高党员的思想文化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以更好地发挥先锋队成员的作用，如何通过全体党员素质的提高来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个现实而紧迫的课题。毋庸讳言，一些党员在组织上入党了，但思想上还没入党，甚至本身就是以投机的心理加入党组织的，有的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群众，有的甚至还不如普通群众。近些年暴露出来的一些腐败分子触目惊心，给老百姓和广大党员干部心理所造成的震撼是强烈的。特别是有些原本努力工作、严格自律的党员因教育不够、学习不够而沦落为人民群众唾弃的腐败分子，其教训是深刻的。因此，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应该是年年讲、月月说、天天抓的。
总之，井冈山“洗党”不仅从组织上清除了不合格分子，而且在“洗党”之后加强对党员的训练，注重从思想上建党，将非无产阶级思想从党员思想中清除出去，将无产阶级思想通过生动易懂的讲解方式与革命实践灌输到党员思想中去，使得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得到加强，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以及革命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证。
参考文献：
[1][17]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28. 32.
[2][3][5][6][7][8][15]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 [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187-188.185.187.189.189.189.193.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5.
[9][13]余伯流：井冈山“洗党”与毛泽东“思想建党”原则的建构[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1（1）：31.
[10][11][12][14]余伯流、夏道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307.307.307.308.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7.
作者系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副处长，博士、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