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把社会公平置身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现实背景之下,探讨了引起社会不公平的原因,即历史上的平均主义思想是引起社会不公平的社会文化因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对社会公平重视不够;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是引起社会不公平的制度性因素;宏观调控体系的不健全是引起社会不公平的政策性因素,从而积极探索解决社会不公平的对策。
关键词: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 社会公平
0 引言
我国当前社会不公平的现象相当严重,其原因也异常复杂,既有历史上陈旧思想的束缚,又有现实生活中经济发展落后所致;既有发展战略,发展体制的根本制约,也有分配政策,社保体系上的直接影响,我们只有对这一原因做认真全面的分析,才能从根本上为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提供方法论指导,进而协调各阶层利益关系,缓和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 历史上平均主义思想对当前社会不公平有着抹不去的惯性影响
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一直有一股平均主义思想贯彻其中,至今仍绵延未绝。先秦孔子就曾提出著名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主张,在《论语·季氏》中有: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贪而患不安。盖均无贪,和无寡,安无倾”,客观的讲在当时为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曾经有一定积极意义,但这种低等的平均主义就被人误读为社会公平,对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日益突显。就当时来讲由于生产力较低,社会财富不足以满足人们更高的需求,只能把追求低层次的平均当作社会公平。但中国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财富日益增加,如再强调财富的绝对平均便扼杀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扼杀了社会活力,对社会来说就成为一种反动。所以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阶级就把“均田免粮”,“均贫富”作为历次农民起义的口号,虽然是有感于自身的生存条件而发出的呐喊,但对今天的社会公平思想及社会公平的实现仍然有消极影响。
很显然,公平不等于平等,更不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应根源于小生产者的社会存在,于今天的社会化大生产格格不入。今天再实行平均主义既违背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也不符合当代中国的国情,必将挫伤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创造性积极性,压制社会生产力,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虽然我们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不及发达国家,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还有封建社会的残余,但我们必须正视社会公平问题,努力实现更科学的公平。我们必须深刻看到,我国过去在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既違背经济公平,也不是社会公平。平均主义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分配制度的特征之一,分配的目的是缩小差别,否认差别,企图以平均分配达到社会公平。这种为了“公平”而“平均”势必消弱分配的刺激作用,导致效率低下,抽去了社会公平的物质基础,不但不能实现社会公平,反而是一种真正的不公平——多劳者不能按其贡献获得相应回报,高能者不能自由地施展自己的能力,这简直是对公平的一种践踏和反动。在社会现实中“就等于让‘懒人’和‘新手’无偿占有了‘勤人’和‘老手’的劳动成果”,这种分配体制造成了效率和公平的双重丧失。所以平均主义的分配现在应该彻底废除,取而代之的应是与劳动贡献成比例的“差异公平观”。
由长期封建社会“不患寡只患不均”和计划经济时代“平均分配”所造成的“均等”的公平价值观,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误解和歪曲,也不适合现代社会的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人们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对各自正当的利益诉求日益增强。由于社会上存在种种不公平现象,不可避免引发各种矛盾和冲突,极大危害社会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今天要逐步消除历史上平均主义的不利影响,树立正确的社会公平观,努力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2 不平衡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对社会公平重视不够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重视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公平。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们在社会发展上采用了不平衡的发展战略,由于没有经验可借鉴,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对社会公平问题重视不够的倾向,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今天的社会公平。
建国初期,由于在国际社会中出现两大阵营的对峙,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我们加大三线建设,把重点放在西北,西南,在部门上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放在优先发展位置,社会生产的发展一直徘徊不前,社会公平处于较低水平之上,只能采取近似平均主义的方式来推行。上世纪八十年代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发展,最大速度的发展成为各国的当务之急,我们把改革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但是由于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低且不平衡,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在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开发难度上存在很大差异,我们当时采取的是不平衡发展战略,以获取经济的迅速发展,以便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做好准备。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把靠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滨临台湾海峡的汕头、厦门划为经济特区,给予很多政策优惠,1984年又开放了十四个沿海城市,逐步由沿海到内陆次第开放,在这一轮不平衡发展战略中不同地区享有优惠政策的早晚、优惠程度的高低是不同的,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下,东部沿海城市、省份迅速发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不平衡发展战略有其合理性,因为任何时候发展不可能是社会各个地区、各个行业齐头并进,这既不符合矛盾不平衡性规律,也不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实施不均衡发展战略,可以有效集中有限资源,发挥区域优势,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实施这一战略过程中由于对社会公平重视不够,单纯追求经济快速发展,其负面影响也日益突出。首先,不管当初主观愿望如何,我们在发展中没有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对社会其它各个领域重视不够,致使部分人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甚至以牺牲社会效益换取眼前的经济效益,社会不公平现象逐渐增多,程度逐渐加大,一方是涸泽而渔的暴发户,一方是饱受环境破坏之苦的弱势群体。其次,由于对社会公平关注不够,导致没有解决好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行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在东部沿海城市获得了长足发展,而广大农村发展却步履缓慢,城乡差距日益拉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进一步加深了我国的社会不公平。
其实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两个大局”的思想,最初西部要支持东部发展,这是一个大局,当东部发展起来后,要帮助西部,带动西部,逐步实现全国的均衡发展,这又是一个大局。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在实现途径上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只不过在操作上我们一直没能找到有效的途径,致使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差距日益扩大,且导致人们怨声载道,不公平感上升,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增多。
总之,由于不平衡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对社会公平重视不够,导致在现实中偏离了社会主义社会应有的价值观——公平,“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社会分配理论,即最大程度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公平地分配。”由此可见,即使我国今天离按照每个人需要公平的分配相去甚远,但也必须把社会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要经常性的对社会不公平进行调节。不能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借口,把社会不公平理解为社会合理性。上个世纪末我们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世纪之初,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取消农业税”,又进一步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表明我们已看到因过去在实施不平衡发展战略中对社会公平重视不够所带来的社会不公平事实,并且积极地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等来给予解决。
3 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成为引起社会不公平的制度性因素
党的十四大上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突破了把计划和市场看作是社会制度属性的局限,把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加以利用,使我们的改革再一次获得突破,极大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是社会财富的源泉不断涌流。不仅很好地适应了经济全球化这一进程与世界成功接轨,也催生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平等观念,刺激了人们对正当物质利益的追求,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同时也冲击了历史上平均主义的公平观,逐步认可了允许合理差别存在的科学的公平思想。所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我们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在市场经济发展之初,我们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追求效率的口号之下,“兼顾公平”有可能被演化为“能顾则顾,不能顾则不顾”的尴尬地位,甚至以牺牲公平来实现“高效益”。这样在价值取向上重视社会整体效益,而忽视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导致在这一规则之下出现一批社会精英阶层和相当数量的社会弱势群体,这种对立变得日益凝固化,社会不公平加剧。
引起这种社会不公平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这种分配制度在制度上是公平的,在现实中却是不公平的,每个劳动者的能力和负担不同,这样在分配和生活境遇上便有很大差距,在享有按生产要素分配上便出现了原始起点的不公平,又加剧了新一轮的不公平。作为市场机制的补充——社会调剂应及时发挥作用。“社会调剂,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平所要求的,是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对初次分配后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进行必要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可见,社会调剂既是市场体制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有力措施。而我们当前的社会调剂几近缺失,相当软弱,不足以平衡因市场调节而引起的社会不公平的缺口。当然,我们所讲的社会公平的实现应在市场调节基础上,在经济发展前提下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逐步实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社会调剂不力之外,还有以下两点体制性因素:第一是双重分配制度,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制度是由我国的生产力状况和所有制结构决定的,具有历史必然性。但是不同劳动者的能力和负担不同,拥有生产要素的数量差别很大,所以他们的最终收入差距很大,而这种差距却又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针对这种不甚公平现象必须给予调节。第二是个人收入分配不规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存在一些垄断部门和垄断行业,他们通过对生产和市场的垄断而获得高额利润,其职工收入就过高,而这种过高既不合理也不公平。还有一些企事业单位工资支付和提取不规范,各种补贴和福利数额巨大,层出不穷,出现制度内工资低,制度外收入高,而制度外收入又很难给予调节。
4 宏观调控体系的不完善成为引起社会不公的政策性因素
要想实现社会公平,除了在经济上缩小收入差距外,作为国家还须从法律、政策上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尽量提高全体社会成员在教育、就业、福利等方面的公平权利,这就需要加强国家在整个社会领域的调控。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本质属性和天然缺陷注定它不会自觉地实现公平,而只能自觉地导致社会不公平。市场经济只尊重价值规律,在全社会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必然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这就内在要求国家加强宏观调控以弥补因市场调节所带来的不公平。政府可以在制度、政策、法律上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打破行业垄断,资源独享等不公平现象,为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转保驾护航。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加强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扶助因市场竞争而造成的弱势群体,创造机会均等的社会机制。借此可以讓全体社会成员通过合法手段去实现自己的价值,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可以有效整合社会各种资源,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共同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我们的宏观调控体系非常不完善,甚至在宏观政策上有失误,一定程度上反而助长了社会不公平,第一,作为社会公平的基础——收入分配上国家的宏观政策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在初次分配上效率优先原则并不明显,许多国有企业单位职工工资收入平均主义倾向相当严重,与实际贡献关系不大,这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不公平,极大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物极必反,有些单位为扭转这种局面只能另辟溪径,搞体制外的隐性的分配,各单位千方百计增加创收渠道,私设小金库,形成数额不菲的灰色收入,而这些又超出国家实际调控范围,这种不正当解决公平的办法其结果只能进一步加大社会不公平。第二,国家的再分配调节能力弱。初次分配出现差距是正常的,关键是在二次分配中国家如何实施宏观调控以促进社会公平。而我们当前没能很好地有效地给予调节。虽然有“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收入、调节过高收入”的政策,但方法单一,措施不力,效果较差,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条文和监控手段,高收入者、不合理收入者总会想尽办法躲过国家的调控,而对广大低收入者又没有经常性、制度性的扶助,往往是逢年过节的问寒问暖。由此可知,因贫富差距而造成的社会不公平并没有效制止。第三,即使在国家广泛调节的领域也因出发点不科学,措施不公平而收效甚微,甚至加剧了不公平。就金融政策而言银行往往“嫌贫爱富”向城市倾斜,向高效益大型企业倾斜,而广大农民和中小企业却贷款无门,这样为城市的高速发展注入了资金支持,而农村却在政策面前失去了发展机会。就财政政策而言,国家往往动用大量国债搞大型工程和基本建设,而这些工程要么集中在城市,要么对城市发展带来直接的好处,广大农村中的电网改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村教育只是近几年才给予足够重视。所以我们这些宏观调控并没能真正促进社会公平问题的解决,而是相反。
社会弱势群体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利用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集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法正常参与竞争,日益被边缘化,处于社会底层,如果国家不给予必要的帮扶,只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很难改变自己的地位,长此以往便会对社会失去信心,认为自己是改革的牺牲品进而憎恨社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所以救助弱势群体应是政府的责任,必须建立健全各种宏观调控体系,通过再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积极构建救助弱势群体的安全网和利益协调机制,以确保社会公平。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当前我国存在着广泛的不公平现象,有些领域还是十分严重的,引起这些不公平现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异常复杂的。我们要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从宏观目标的层面积极探索解决社会不公平的对策。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页.
[2]陈正发.《关于公平内涵的再认识》.《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3]侯惠勤.《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实践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4期.
关键词: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 社会公平
0 引言
我国当前社会不公平的现象相当严重,其原因也异常复杂,既有历史上陈旧思想的束缚,又有现实生活中经济发展落后所致;既有发展战略,发展体制的根本制约,也有分配政策,社保体系上的直接影响,我们只有对这一原因做认真全面的分析,才能从根本上为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提供方法论指导,进而协调各阶层利益关系,缓和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 历史上平均主义思想对当前社会不公平有着抹不去的惯性影响
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一直有一股平均主义思想贯彻其中,至今仍绵延未绝。先秦孔子就曾提出著名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主张,在《论语·季氏》中有: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贪而患不安。盖均无贪,和无寡,安无倾”,客观的讲在当时为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曾经有一定积极意义,但这种低等的平均主义就被人误读为社会公平,对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日益突显。就当时来讲由于生产力较低,社会财富不足以满足人们更高的需求,只能把追求低层次的平均当作社会公平。但中国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财富日益增加,如再强调财富的绝对平均便扼杀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扼杀了社会活力,对社会来说就成为一种反动。所以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阶级就把“均田免粮”,“均贫富”作为历次农民起义的口号,虽然是有感于自身的生存条件而发出的呐喊,但对今天的社会公平思想及社会公平的实现仍然有消极影响。
很显然,公平不等于平等,更不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应根源于小生产者的社会存在,于今天的社会化大生产格格不入。今天再实行平均主义既违背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也不符合当代中国的国情,必将挫伤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创造性积极性,压制社会生产力,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虽然我们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不及发达国家,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还有封建社会的残余,但我们必须正视社会公平问题,努力实现更科学的公平。我们必须深刻看到,我国过去在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既違背经济公平,也不是社会公平。平均主义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分配制度的特征之一,分配的目的是缩小差别,否认差别,企图以平均分配达到社会公平。这种为了“公平”而“平均”势必消弱分配的刺激作用,导致效率低下,抽去了社会公平的物质基础,不但不能实现社会公平,反而是一种真正的不公平——多劳者不能按其贡献获得相应回报,高能者不能自由地施展自己的能力,这简直是对公平的一种践踏和反动。在社会现实中“就等于让‘懒人’和‘新手’无偿占有了‘勤人’和‘老手’的劳动成果”,这种分配体制造成了效率和公平的双重丧失。所以平均主义的分配现在应该彻底废除,取而代之的应是与劳动贡献成比例的“差异公平观”。
由长期封建社会“不患寡只患不均”和计划经济时代“平均分配”所造成的“均等”的公平价值观,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误解和歪曲,也不适合现代社会的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人们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对各自正当的利益诉求日益增强。由于社会上存在种种不公平现象,不可避免引发各种矛盾和冲突,极大危害社会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今天要逐步消除历史上平均主义的不利影响,树立正确的社会公平观,努力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2 不平衡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对社会公平重视不够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重视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公平。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们在社会发展上采用了不平衡的发展战略,由于没有经验可借鉴,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对社会公平问题重视不够的倾向,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今天的社会公平。
建国初期,由于在国际社会中出现两大阵营的对峙,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我们加大三线建设,把重点放在西北,西南,在部门上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放在优先发展位置,社会生产的发展一直徘徊不前,社会公平处于较低水平之上,只能采取近似平均主义的方式来推行。上世纪八十年代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发展,最大速度的发展成为各国的当务之急,我们把改革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但是由于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低且不平衡,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在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开发难度上存在很大差异,我们当时采取的是不平衡发展战略,以获取经济的迅速发展,以便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做好准备。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把靠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滨临台湾海峡的汕头、厦门划为经济特区,给予很多政策优惠,1984年又开放了十四个沿海城市,逐步由沿海到内陆次第开放,在这一轮不平衡发展战略中不同地区享有优惠政策的早晚、优惠程度的高低是不同的,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下,东部沿海城市、省份迅速发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不平衡发展战略有其合理性,因为任何时候发展不可能是社会各个地区、各个行业齐头并进,这既不符合矛盾不平衡性规律,也不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实施不均衡发展战略,可以有效集中有限资源,发挥区域优势,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实施这一战略过程中由于对社会公平重视不够,单纯追求经济快速发展,其负面影响也日益突出。首先,不管当初主观愿望如何,我们在发展中没有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对社会其它各个领域重视不够,致使部分人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甚至以牺牲社会效益换取眼前的经济效益,社会不公平现象逐渐增多,程度逐渐加大,一方是涸泽而渔的暴发户,一方是饱受环境破坏之苦的弱势群体。其次,由于对社会公平关注不够,导致没有解决好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行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在东部沿海城市获得了长足发展,而广大农村发展却步履缓慢,城乡差距日益拉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进一步加深了我国的社会不公平。
其实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两个大局”的思想,最初西部要支持东部发展,这是一个大局,当东部发展起来后,要帮助西部,带动西部,逐步实现全国的均衡发展,这又是一个大局。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在实现途径上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只不过在操作上我们一直没能找到有效的途径,致使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差距日益扩大,且导致人们怨声载道,不公平感上升,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增多。
总之,由于不平衡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对社会公平重视不够,导致在现实中偏离了社会主义社会应有的价值观——公平,“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社会分配理论,即最大程度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公平地分配。”由此可见,即使我国今天离按照每个人需要公平的分配相去甚远,但也必须把社会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要经常性的对社会不公平进行调节。不能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借口,把社会不公平理解为社会合理性。上个世纪末我们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世纪之初,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取消农业税”,又进一步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表明我们已看到因过去在实施不平衡发展战略中对社会公平重视不够所带来的社会不公平事实,并且积极地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等来给予解决。
3 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成为引起社会不公平的制度性因素
党的十四大上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突破了把计划和市场看作是社会制度属性的局限,把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加以利用,使我们的改革再一次获得突破,极大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是社会财富的源泉不断涌流。不仅很好地适应了经济全球化这一进程与世界成功接轨,也催生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平等观念,刺激了人们对正当物质利益的追求,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同时也冲击了历史上平均主义的公平观,逐步认可了允许合理差别存在的科学的公平思想。所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我们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在市场经济发展之初,我们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追求效率的口号之下,“兼顾公平”有可能被演化为“能顾则顾,不能顾则不顾”的尴尬地位,甚至以牺牲公平来实现“高效益”。这样在价值取向上重视社会整体效益,而忽视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导致在这一规则之下出现一批社会精英阶层和相当数量的社会弱势群体,这种对立变得日益凝固化,社会不公平加剧。
引起这种社会不公平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这种分配制度在制度上是公平的,在现实中却是不公平的,每个劳动者的能力和负担不同,这样在分配和生活境遇上便有很大差距,在享有按生产要素分配上便出现了原始起点的不公平,又加剧了新一轮的不公平。作为市场机制的补充——社会调剂应及时发挥作用。“社会调剂,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平所要求的,是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对初次分配后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进行必要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可见,社会调剂既是市场体制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有力措施。而我们当前的社会调剂几近缺失,相当软弱,不足以平衡因市场调节而引起的社会不公平的缺口。当然,我们所讲的社会公平的实现应在市场调节基础上,在经济发展前提下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逐步实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社会调剂不力之外,还有以下两点体制性因素:第一是双重分配制度,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制度是由我国的生产力状况和所有制结构决定的,具有历史必然性。但是不同劳动者的能力和负担不同,拥有生产要素的数量差别很大,所以他们的最终收入差距很大,而这种差距却又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针对这种不甚公平现象必须给予调节。第二是个人收入分配不规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存在一些垄断部门和垄断行业,他们通过对生产和市场的垄断而获得高额利润,其职工收入就过高,而这种过高既不合理也不公平。还有一些企事业单位工资支付和提取不规范,各种补贴和福利数额巨大,层出不穷,出现制度内工资低,制度外收入高,而制度外收入又很难给予调节。
4 宏观调控体系的不完善成为引起社会不公的政策性因素
要想实现社会公平,除了在经济上缩小收入差距外,作为国家还须从法律、政策上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尽量提高全体社会成员在教育、就业、福利等方面的公平权利,这就需要加强国家在整个社会领域的调控。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本质属性和天然缺陷注定它不会自觉地实现公平,而只能自觉地导致社会不公平。市场经济只尊重价值规律,在全社会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必然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这就内在要求国家加强宏观调控以弥补因市场调节所带来的不公平。政府可以在制度、政策、法律上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打破行业垄断,资源独享等不公平现象,为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转保驾护航。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加强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扶助因市场竞争而造成的弱势群体,创造机会均等的社会机制。借此可以讓全体社会成员通过合法手段去实现自己的价值,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可以有效整合社会各种资源,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共同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我们的宏观调控体系非常不完善,甚至在宏观政策上有失误,一定程度上反而助长了社会不公平,第一,作为社会公平的基础——收入分配上国家的宏观政策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在初次分配上效率优先原则并不明显,许多国有企业单位职工工资收入平均主义倾向相当严重,与实际贡献关系不大,这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不公平,极大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物极必反,有些单位为扭转这种局面只能另辟溪径,搞体制外的隐性的分配,各单位千方百计增加创收渠道,私设小金库,形成数额不菲的灰色收入,而这些又超出国家实际调控范围,这种不正当解决公平的办法其结果只能进一步加大社会不公平。第二,国家的再分配调节能力弱。初次分配出现差距是正常的,关键是在二次分配中国家如何实施宏观调控以促进社会公平。而我们当前没能很好地有效地给予调节。虽然有“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收入、调节过高收入”的政策,但方法单一,措施不力,效果较差,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条文和监控手段,高收入者、不合理收入者总会想尽办法躲过国家的调控,而对广大低收入者又没有经常性、制度性的扶助,往往是逢年过节的问寒问暖。由此可知,因贫富差距而造成的社会不公平并没有效制止。第三,即使在国家广泛调节的领域也因出发点不科学,措施不公平而收效甚微,甚至加剧了不公平。就金融政策而言银行往往“嫌贫爱富”向城市倾斜,向高效益大型企业倾斜,而广大农民和中小企业却贷款无门,这样为城市的高速发展注入了资金支持,而农村却在政策面前失去了发展机会。就财政政策而言,国家往往动用大量国债搞大型工程和基本建设,而这些工程要么集中在城市,要么对城市发展带来直接的好处,广大农村中的电网改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村教育只是近几年才给予足够重视。所以我们这些宏观调控并没能真正促进社会公平问题的解决,而是相反。
社会弱势群体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利用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集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法正常参与竞争,日益被边缘化,处于社会底层,如果国家不给予必要的帮扶,只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很难改变自己的地位,长此以往便会对社会失去信心,认为自己是改革的牺牲品进而憎恨社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所以救助弱势群体应是政府的责任,必须建立健全各种宏观调控体系,通过再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积极构建救助弱势群体的安全网和利益协调机制,以确保社会公平。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当前我国存在着广泛的不公平现象,有些领域还是十分严重的,引起这些不公平现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异常复杂的。我们要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从宏观目标的层面积极探索解决社会不公平的对策。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页.
[2]陈正发.《关于公平内涵的再认识》.《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3]侯惠勤.《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实践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