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如果日本政客在访问俄罗斯领土后，因某种原因忍不住就该岛屿问题发表公开讲话，那么我们将保留限制他们进行这种旅行的权利。”该声明针对的是日本冲绳北方担当相山本一太最近就日俄争议岛屿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所发表的言论。山本一太23日在结束对北方四岛中的国后、择捉两岛的访问后说：“看到参加活动的原岛民在日本人墓地上香的情景，让我再次下定决心一定要实现领土回归。”
　　在中日韩俄间现存的岛屿争议中，日俄北方四岛争议是目前唯一展开了政府间谈判的领土争议问题。俄外交部的声明反映出俄日两国在领土争议问题上寻求突破并非易事。不过，从安倍再度出任首相以来的对俄外交布局来看，他对日俄关系的着眼点已经超越了北方四岛问题。今年11月，日俄还将在东京举行首次两国外长和防长级磋商（“2 2”会谈）。目前日本只与美国、法国和澳大利亚建立了这种磋商机制。日俄战略协调的起步以及战略合作的深化，无疑将有助于两国管控领土争议。
　　中日韩俄之间现存的主要领土争议都与日本有关，日俄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任何动向或进展，不可避免地会对中日钓鱼岛与韩日独岛争议产生影响。美国康奈尔大学东亚问题学者马克·塞尔登对《南风窗》说：“我们不清楚最终的结果将如何，但我们的确看到领土争议已经对这个地区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塞尔登表示：“安倍在加强对俄外交，他也试图强化日本与印度的关系。与此同时，日本在钓鱼岛冲突上寻求、尤其是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而且冲绳长期以来强烈反对军事化的团体，现在也接受了日本政府建立美军基地的计划。”

日俄机会之窗打开？

　　8月19日，日俄两国政府在莫斯科举行副外长级磋商，正式启动了有关北方四岛问题的谈判。这是近年来东北亚地区“岛争”不断升级背景下，相关当事国举行的首次政府间谈判。9月份G20峰会期间，普京在与安倍的会晤中，再次提到以“平手”即“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的方式解决南千岛群岛问题。不过美国智库“海军分析研究中心”学者德米特里·格伦伯格认为，俄罗斯领导人对在领土争议问题上做重大让步的兴趣并不大，他们希望在俄日双边关系的其他领域推进合作，尤其是在贸易和合作开发能源方面。“此外，俄罗斯对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实力的增长感到担忧，希望通过与日本的合作来约束中国的影响力。”
　　北方四岛问题一直是日俄关系的最大障碍，不过安倍再度出任首相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展现了比其前任更大的灵活性，可能会改变此前“政经不可分”原则。上任不久，安倍就派遣与普京私人关系不错的前首相森喜朗访俄。今年4月安倍赴莫斯科，成为近10年来首次正式访俄的日本首相。在6月份的八国集团峰会和9月的G20峰会期间，安倍都与普京举行了会晤，普京成为安倍上任以来会晤次数最多的大国领导人。可以看出，安倍希望在不回避领土争议问题的前提下，着力打造新型的日俄关系。格伦伯格分析称，日本领导人越来越意识到，他们需要在北方四岛问题之外，与俄罗斯建立一种议题广泛的合作关系。“日本急需实现能源的多元化，同时也越来越把俄罗斯看作是防止中国主导东亚的地区伙伴。”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与尤瓦尔·韦伯去年底撰写过一份题为《俄罗斯的太平洋未来：解决南千岛群岛问题》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作者把解决南千岛群岛问题提升到俄罗斯亚太战略的高度。该报告认为，出于不同的原因，日俄两国都感受到了不安全感，感觉它们正在输掉国际和地区竞争。解决南千岛群岛问题符合两国的利益，俄罗斯将赢得开发远东地区的有价值的合作对象，而日本可以得到提升其在亚洲地区安全感的新的伙伴。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日俄解决北方四岛问题的契机再次出现。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伯克希尔·米勒最近在日本《外交家》杂志网站上撰文称，日本仍然陷于与中国和韩国间棘手的领土争端，但与俄罗斯解决北方四岛问题的“机会之窗”已经打开。
　　普京第一次任总统初期曾提出以1956年《苏日联合声明》为基础解决南千岛群岛问题，即以归还齿舞、色丹两个岛屿换取日本投资南千岛群岛。这个建议遭到了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拒绝。自2005年10月出台“南千岛群岛10年规划”并加快开发步伐以来，俄官方再没有承认与日本之间存在领土问题。俄罗斯表示对通过谈判解决领土问题持开放态度，但同时声称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是不可谈判的。也就是说，日本首先必须承认俄对这些岛屿的主权，然后才能谈南千岛群岛问题。但2009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促进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特别措施法》修正案，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北方四岛是日本领土。这就极大地压缩了俄日双方的回旋空间。安倍加强对俄外交，有战略层面的考虑，同时也希望通过发展多維的日俄关系来冲淡领土争议的对抗性。

岛争的“关联效应”

　　历史地看，中韩俄与日本之间的三大岛争，都始于近现代史上帝国主义扩张浪潮。北方四岛问题是日本与沙俄对外扩张迎头相撞的结果，钓鱼岛和独岛问题则直接源于日本在亚洲的扩张。这就导致这些领土争端与民族情感、历史记忆交织在一起，超越了单纯的主权争议问题。对日本来说，因二战战败而失去北方四岛，是除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外另一重大“历史伤痕”。这也是北方四岛问题在日本国内激发的民族主义情绪丝毫不亚于钓鱼岛和独岛争议的重要原因。对中国来说，钓鱼岛问题则是从近代延续至今的民族屈辱印记。对韩国来说，独岛是被日本殖民化的标志，如今是国家独立的一个象征。在东北亚地区，这种岛屿争议的“历史关联效应”使争议当事国领导人在领土问题上任何实质性让步，都会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
　　领土争议与民族情感、历史记忆相交织的特点，也使领土问题很容易被国内政治所利用。在北方四岛、钓鱼岛以及独岛问题上的强硬姿态，是安倍再度当选的重要因素之一。5年总统任期的多数时段都“亲日”的李明博，在任期即将结束时历史性地登上独岛从而引发韩日严重的外交纠纷，主要是为了转移自己在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同样，2010年和2012年两度访问南千岛群岛的梅德韦杰夫，也有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不过，东北亚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政治文化，虽然不利于形成基于制度的合作模式，但却有利于政府管控国家间的分歧。此外，岛屿争议所导致的冲突的表现形式，也与领导人风格以及国家战略相关，这些因素可以对冲突进行有效控制，也能使它们高度政治化。 　　三大岛争还存在着相互间的“关联”，表现在一对争议方的冲突或缓和行为，客观上会对其他争议相关方的政策行为产生影响。2010年11月梅德韦杰夫以总统身份访问南千岛群岛，正值中日因钓鱼岛撞船事件而外交冲突升级之际。韩国总统李明博2012年8月登上独岛前一个月，梅德韦杰夫以俄总理身份二度访问了南千岛群岛。2012年9月，中日因钓鱼岛“国有化”再次引发外交冲突期间，韩国国会通过两份针对日本的决议案，要求日本撤回对独岛的领土主张，敦促日本就慰安妇正式道歉和赔偿。岛屿争议问题上的这种“关联”在历史上也不乏先例。1970年代日本为打开对华外交局面、加强东亚外交，在钓鱼岛和独岛问题上采取“搁置争议”姿态时，苏联也就南千岛群岛问题对日本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德米特里·特列宁与尤瓦尔·韦伯在上述报告中认为，和平解决日俄间的北方四岛问题对这个地区其他岛屿争议的解决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他们认为，“东京可以以日俄先例来推进与首尔之间独岛问题的最终解决，从而巩固与韩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日本与俄韩在岛屿争议上建设性的做法，也有利于日本解决钓鱼岛问题。为了不被视为过分强硬和狭隘，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也会有展现建设性的压力”。该观点或许正好道出了安倍在岛屿争议问题上的外交布局。不过，东北亚地区岛屿争议错综复杂的“关联”特征，决定了争议的解决不会呈现简单的“线性”趋势。这些岛屿争议的形成与东西方阵营冷战对抗的大环境相关，未来的发展趋势也必然受制于东北亚格局的变迁，“岛争”本身不可能成为撬动地区格局的杠杆。

岛争折射东亚格局变迁

　　冷战期间的美苏對抗，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东北亚国家在岛屿争议上的思维方式，也限制了它们的政策选择。因为争议当事国不得不更多地从地缘战略角度考虑问题。某种程度上说，涉及岛屿争议的国家不是单纯的个体，它属于哪个阵营的“身份”更为重要。1950年代苏联与日本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时，曾提出归还齿舞、色丹两个岛屿，换取日本承诺日美军事同盟不针对任何第三国，但这一协议因美国威胁不向日本归还冲绳而作罢。冷战结束后，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以及美国重返亚太，又在重新塑造相关国家对岛屿争议的思维方式和政策选择。在这一点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同盟关系不再是决定领土争议走向的关键因素，美国在这些争议问题上的影响力正在弱化。
　　安倍在钓鱼岛问题上对中国强硬，在独岛问题上对韩国缓和，在北方四岛问题上与俄罗斯谈判。这种差性的策略反映出安倍对东亚格局的认知，即认为中国崛起给日本带来的挑战最为紧迫。韩国国立大学日本问题学者朴哲熙认为，与美国想把中国融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不同，安倍的根本目的是想遏制中国。“领土问题上极端民族主义的言辞可能引发中日间难以预料的军事摩擦，而这是美国不希望看到的。对美国来说，更为麻烦的是日本与韩国的关系，本希望日韩能共同应对地区挑战，但如今两国关系却仍然陷入领土和历史纠纷中。”从安倍的外交布局来看，在应对中国挑战方面，俄罗斯是日本周边外交中不用担心战争原罪的理想合作伙伴，也是日本强化外交和战略独立性的合适对象。
　　普京再次出任总统以来，把开发远东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并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力度。对俄罗斯来说，南千岛群岛问题是其拓展在亚太地区影响力为数不多的战略着力点。安倍强化对俄外交、提升日俄外交水平，使普京看到了绕开领土问题也能吸引日本对南千岛群岛乃至整个远东地区投资的可能性。俄罗斯升级俄日双边关系，一方面可以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同时也可以提升俄在东亚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这一点上，安倍与普京似乎找到了双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格伦伯格认为，随着未来能源贸易的扩大以及双边安全合作的深化，领土问题对日俄两国政府和民众的重要性将越来越低，这就为通过妥协解决争议留出了空间。
　　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被迫反制、与日本针锋相对，突出反映了中日两国在东亚战略竞争的态势。此外，美国多次表态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反对侵犯日本对钓鱼岛行政管辖权，但中国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实现常态化巡航，某种程度上反制了日美的企图。从这个意义上说，围绕钓鱼岛争议的较量，折射出东亚力量格局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