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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它持续了四年之久，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运动从一开始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发展到带浓厚政治色彩的“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在运动中，提出了“洗手洗澡”等运动方式。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和毛泽东关心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村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随着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深入，集体化程度的提高，政策失误的增多，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越发带有不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紧迫性。
开展反右派运动不久，中央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农村和企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向人民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大跃进”运动中，中共中央又多次提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贯彻和“大跃进”运动的开展。
随着“大跃进”恶果的暴露和严重经济困难的发生，广大农民产生了普遍的不满情绪。为克服困难，统一思想，党中央一面调整国民经济，一面加强农民的思想教育。1961年11月13日，中央下发了《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在农村普遍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以“统一农民和干部的认识，发扬他们爱国爱社的热情”，并指出：“不断地用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农民，不断地提高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这应当是我们的一项经常工作”。
后来开展的“四清”运动，同上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认为在三年困难时期暴露出的许多问题，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要通过开展阶级斗争来解决。因此，作为强调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提出要对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是，八届十中全会后，许多地方集中力量贯彻调整国民经济方针，并没有立即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泽东视察了11个省，只有湖南省委和河北省委不断地向毛泽东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各省都没有讲。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是不满意，认为这个问题没有引起全党足够的重视，决定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点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城市“五反”问题。
为此，1963年2月1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城市开展“五反”运动的问题。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河北保定地区的经验。河北保定地区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内容进行整风整社运动，查出一些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问题，解决了一部分干部在作风和经营管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肯定了这些做法。此次会议决定在农村普遍进行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作为指导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下发。“前十条”规定，“四清”运动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并把干部认真参加集体劳动，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认为如不这样做，“势必出修正主义”。运动的部署是，训练干部，训练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经过试点，再全面铺开。
1963年9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中，对相关政策规定进行了详尽的说明。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能不能顺利进行，在运动中能不能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关键在于领导。省、地、县级的领导机关必须密切注意下面的几个问题时，草案作了如下规定：领导带头，洗手洗澡。省、地、县三级领导机关的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首先“洗手洗澡”，端正阶级立场和改进思想作风，才能够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顺利地进行，否则是不可能的。领导干部中有些同志手脚不干净，群众就不佩服，叫下面搞“四清”，决难搞好。因此，省、地、县三级干部都应当首先参加“五反”运动。暂时还没有进行“五反”运动的县级机关，必须用十天左右的时间，召开县的三级干部会议，使科局长以上干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从这开始，运动持续时间达四年之久。运动期间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指导；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运动。“四不清”干部纷纷检讨“洗手洗澡”，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特殊的一幕。
在这场运动中，首先要求领导干部“洗澡下楼”,“放包袱”，自觉革命。《前十条》中提出的“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不仅适用于农村“四清”，同样适用于城市”五反”。因此，许多领导干部纷纷引火烧身，自觉革命，检查自己存在的问题，从而放掉包袱，轻装上阵。如某部委在‘’五反”运动中，党组主要负责人和党组成员，带头检查．引火烧身，连续开了13次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全部部、局干部，在大小会上反复洗澡，少则叫五次，多则六七次：有的局长，前后经过四次处以上干部会议，二次全局干部大会，20多天的小组会，才下了“楼”。河北某地委常委向群众做洗澡检查以来，县委、地直机关的广大干部、群众共提出各种意见2591条，其中，给地委常委个人提的有1366条，给地委、专署集体领导上提的有712条，给部门负责同志个人和部门工作上提的有512条。某地委地直部、局长级干部的洗澡，有39个单位、109人，在核心交换意见后，直接和群众见了面；有12个单位、45人，先在科长以上干部会上洗了第一盆水、后面向群众洗了第二盆水。面向群众洗澡，一次下楼者124人，占80.5%；经过两次以上反复检查，下楼者26人，占14.5%；思想一时认识不上去，检查不深不透，没有下楼者4人，占3％。某直辖市的领导干部普遍下了两个楼：即“生活楼”，集中反对铺张浪费、反对特殊化；“工作楼”，集中反对官僚主义。初步排队，在副局长以上400名主要千部中，问题比较严重的占2.5％。
多数领导干部在洗澡、放包袱的过程中，作了深刻检查。有的同志说：“原来阶级斗争很具体，我们单位有，我自己也有，这回可看得见了，摸得着了。”有的检查说，在精神状态上“安福养荣”、“保本保命”，以为年纪不小，挣钱不少，革命搞到这个样子就不错了，因此，一味追求“嘴头香点，手头松点，工作轻点”的资产阶级好逸恶劳的生活方式。有的检查到有黄昏思想，认为南征北战的时代过去了，太阳偏西完事了，于是饱食终口，无所用心，准备后事，安排家务。有的检查到，近儿年来是无病呻吟，小病大养，不是革命，而是保命。有的检查，觉得革命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多吃多占一点，特殊化一点不算什么，对自己的照顾，认为理所当然，受之无愧，对走后门、闹特殊，也是来则受之，心安理得。通过这次洗澡后认识到，走后门、多吃多占、闹特殊，是阶级斗争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反映，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在精神世界上的一种表现，是高薪阶层意识形态的反映，也即修正主义的根了在自己脑子里有了影响。不少同志还说，要没有这次洗澡检查，非常危险，感谢党的挽救，感谢同志们的帮助，使自己振作起革命的精神。
在“四清运动”的重点地区河北省，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积极动员、踊跃参加，通过“洗手洗澡”的运动方式，书写了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一页。
1962年，河北省各县陆续开展了以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决定”、“六十条”为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各县分别制定了运动实施计划，并动员干部群众都要积极报名，争取到阶级斗争第一线，担负起大革命的光荣任务。
在河北省北部某县，第一批的社教运动从1965年1月7日开始，2月20日基本结束，历时40天。这次运动在上级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宣讲了“23条”政策。依靠群众，依靠干部，依靠工作队。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教育干部自我革命。通过运动的进行，初步地发动了贫下中农，调动起了贫下中农的积极性，基本上解决了当年“四不清”问题，落实了当年分配，打击了歪风邪气，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阶级觉悟，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调整充实了领导核心班子，纯洁了组织。为搞好面上当年农业生产奠定了思想和物资基础。
在运动中，通过自上而下，层层发动，领导带头，洗手洗澡、放包袱，抓住了以解决当年“四清，落实分配，初步从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思想上进行了“四清”。该县县委组织了中央“23条”宣讲团，由284名干部组成。宣讲方法是：领导试讲，先行一步，训练骨干，组织宣讲队伍，“先读”、“后议”、再讨论。在此基础上进行第二批“四清”运动的步骤是：一、召开县社两级贫代会和三级干部联系会，深入贯彻“23条”，学懂政策，提高思想，揭发、鸣放问题；二、先大队后生产队层层洗手洗澡放包袱，同时开展清库、清工、清帐、清财运动；三、选举干部，整顿组织；四、改进经济管理制度，制定生产计划。运动中，通过组织发动群众揭发批判，查帐、隔离审查、强迫交待，调访查证等各种办法，最后划定社队干部有“四不清”问题。在揭发、检查、交代落实问题的基础上，教育干部积极进行退赔，发动群众实事求是按照减、缓、免政策，讨论定案，召开退赔大会，退赔兑现，落实到户。
到了1964年底，四清运动进行了一年多，中央政治局决定利用各地领导干部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机会，召集各中央局的领导干部开一个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针对前段运动出现的问题，制定一个文件。
1965年1月初，会议进入第二阶段。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会议重新讨论会议纪要。作了重大修改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23条，简称“二十三条”。1月14日，文件正式发出，会议结束。
中央下发“二十三条”的通知说：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二十三条”对在基层中打击面过宽的“左”倾错误作了一定程度的纠正。它指出：看待干部要一分为二，好的、比较好的是多数，对犯错误的干部的政策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退赔要合情合理，对犯轻微四不清错误和交代好的干部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在工作态度上要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听。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工作方式上，必须把政策交给干部群众，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它还规定“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对社员群众”。不要神秘化，不要大轰大嗡。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强调“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并把增产还是减产作为是否搞好运动的标准之一。这些具体的政策规定对于解脱大批基层干部，稳定形势，起了积极的作用。
到1966年上半年，全国结束“四清”的有694个县、市(其中包括少数只搞了一部分的地区)，占总数的32%；已经搞了40%以上的有辽宁、河北二省；北京、上海二市基本结束。加上随后开展的单位，全国开展“四清”的重点地区超过1／3以上。其他地区，则普遍开展了面上的“小四清”，即经济“四清”。全国厂矿企业，大体上也是这种情况。县以上各级机关和大、中、小学及文化单位，则普遍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各地根据《二十三条》的有关政策，纠正了一些过“左”的做法，解放了大批基层干部，使他们重新走上了日常生产的领导岗位，受到广大基层干部的欢迎，城乡一度紧张的局面开始有所缓和，有的地方出现新的生产高潮。但是，《二十三条》的关键提法大大超过了《后十条》修正案，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继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进一步升级，是一种更“左”的错误观点。《二十三条》正式颁布后，标志着城乡四清运动进入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大四清阶段。这一阶段，各地在认真学习贯彻《二十三条》的基础上，对运动进行了重新部署和具体安排，并专门划出一段时间进行清政治。同时，各地在开展运动中，强调突出政治，强调用毛泽东著作指导四清，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从而构成了这一阶段运动的独特景观。这一阶段运动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把运动的重点转向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为“文革”的发动做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准备。
从1965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对“四清”运动的重视程度降低了。认为这种斗争形式连同文化战线的批判，都不能够充分发动群众，解决根本问题，需要寻找新的阶级斗争方式来彻底解决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地的“四清”被这个更激烈的新运动所取代，实际上不了了之。
1966年5月，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在“文化大革命”发动时，各地正按既定计划开展四清运动。为了能使“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各地都对四清运动进行重新部署，并把“文化大革命”纳入四清计划之内。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他，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四清运动中的许多做法和部署已不适应“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了。
1966年11月27日，一份就今冬明春开展农村“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几个原则性问题的请示报告提交中央。报告指出，“文化大革命”与四清的结合，《十六条》上是两种提法。现在看来，四清运动中下台的干部，只要贫下中农大多数没有意见，也不准翻案，四清工作队也应肯定。但是，各地原来的四清部署和做法，还有不少框框，繁琐哲学，人海战术，包办代替等等，有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大民主的经验，就不能再按原来的一套部署去做了。应该加以改变，不改变也行不通。因之，似以明确肯定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四清的提法为好。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四清问题和四清复查问题。
这样，四清运动就无法开展下去，连同在运动采取的“洗手洗澡”这种斗争形势正式让位于正在蓬勃开展的“文化大革命”。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和毛泽东关心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村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随着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深入，集体化程度的提高，政策失误的增多，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越发带有不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紧迫性。
开展反右派运动不久，中央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农村和企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向人民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大跃进”运动中，中共中央又多次提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贯彻和“大跃进”运动的开展。
随着“大跃进”恶果的暴露和严重经济困难的发生，广大农民产生了普遍的不满情绪。为克服困难，统一思想，党中央一面调整国民经济，一面加强农民的思想教育。1961年11月13日，中央下发了《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在农村普遍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以“统一农民和干部的认识，发扬他们爱国爱社的热情”，并指出：“不断地用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农民，不断地提高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这应当是我们的一项经常工作”。
后来开展的“四清”运动，同上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认为在三年困难时期暴露出的许多问题，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要通过开展阶级斗争来解决。因此，作为强调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提出要对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是，八届十中全会后，许多地方集中力量贯彻调整国民经济方针，并没有立即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泽东视察了11个省，只有湖南省委和河北省委不断地向毛泽东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各省都没有讲。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是不满意，认为这个问题没有引起全党足够的重视，决定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点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城市“五反”问题。
为此，1963年2月1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城市开展“五反”运动的问题。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河北保定地区的经验。河北保定地区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内容进行整风整社运动，查出一些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问题，解决了一部分干部在作风和经营管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肯定了这些做法。此次会议决定在农村普遍进行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作为指导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下发。“前十条”规定，“四清”运动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并把干部认真参加集体劳动，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认为如不这样做，“势必出修正主义”。运动的部署是，训练干部，训练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经过试点，再全面铺开。
1963年9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中，对相关政策规定进行了详尽的说明。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能不能顺利进行，在运动中能不能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关键在于领导。省、地、县级的领导机关必须密切注意下面的几个问题时，草案作了如下规定：领导带头，洗手洗澡。省、地、县三级领导机关的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首先“洗手洗澡”，端正阶级立场和改进思想作风，才能够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顺利地进行，否则是不可能的。领导干部中有些同志手脚不干净，群众就不佩服，叫下面搞“四清”，决难搞好。因此，省、地、县三级干部都应当首先参加“五反”运动。暂时还没有进行“五反”运动的县级机关，必须用十天左右的时间，召开县的三级干部会议，使科局长以上干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从这开始，运动持续时间达四年之久。运动期间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指导；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运动。“四不清”干部纷纷检讨“洗手洗澡”，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特殊的一幕。
在这场运动中，首先要求领导干部“洗澡下楼”,“放包袱”，自觉革命。《前十条》中提出的“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不仅适用于农村“四清”，同样适用于城市”五反”。因此，许多领导干部纷纷引火烧身，自觉革命，检查自己存在的问题，从而放掉包袱，轻装上阵。如某部委在‘’五反”运动中，党组主要负责人和党组成员，带头检查．引火烧身，连续开了13次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全部部、局干部，在大小会上反复洗澡，少则叫五次，多则六七次：有的局长，前后经过四次处以上干部会议，二次全局干部大会，20多天的小组会，才下了“楼”。河北某地委常委向群众做洗澡检查以来，县委、地直机关的广大干部、群众共提出各种意见2591条，其中，给地委常委个人提的有1366条，给地委、专署集体领导上提的有712条，给部门负责同志个人和部门工作上提的有512条。某地委地直部、局长级干部的洗澡，有39个单位、109人，在核心交换意见后，直接和群众见了面；有12个单位、45人，先在科长以上干部会上洗了第一盆水、后面向群众洗了第二盆水。面向群众洗澡，一次下楼者124人，占80.5%；经过两次以上反复检查，下楼者26人，占14.5%；思想一时认识不上去，检查不深不透，没有下楼者4人，占3％。某直辖市的领导干部普遍下了两个楼：即“生活楼”，集中反对铺张浪费、反对特殊化；“工作楼”，集中反对官僚主义。初步排队，在副局长以上400名主要千部中，问题比较严重的占2.5％。
多数领导干部在洗澡、放包袱的过程中，作了深刻检查。有的同志说：“原来阶级斗争很具体，我们单位有，我自己也有，这回可看得见了，摸得着了。”有的检查说，在精神状态上“安福养荣”、“保本保命”，以为年纪不小，挣钱不少，革命搞到这个样子就不错了，因此，一味追求“嘴头香点，手头松点，工作轻点”的资产阶级好逸恶劳的生活方式。有的检查到有黄昏思想，认为南征北战的时代过去了，太阳偏西完事了，于是饱食终口，无所用心，准备后事，安排家务。有的检查到，近儿年来是无病呻吟，小病大养，不是革命，而是保命。有的检查，觉得革命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多吃多占一点，特殊化一点不算什么，对自己的照顾，认为理所当然，受之无愧，对走后门、闹特殊，也是来则受之，心安理得。通过这次洗澡后认识到，走后门、多吃多占、闹特殊，是阶级斗争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反映，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在精神世界上的一种表现，是高薪阶层意识形态的反映，也即修正主义的根了在自己脑子里有了影响。不少同志还说，要没有这次洗澡检查，非常危险，感谢党的挽救，感谢同志们的帮助，使自己振作起革命的精神。
在“四清运动”的重点地区河北省，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积极动员、踊跃参加，通过“洗手洗澡”的运动方式，书写了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一页。
1962年，河北省各县陆续开展了以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决定”、“六十条”为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各县分别制定了运动实施计划，并动员干部群众都要积极报名，争取到阶级斗争第一线，担负起大革命的光荣任务。
在河北省北部某县，第一批的社教运动从1965年1月7日开始，2月20日基本结束，历时40天。这次运动在上级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宣讲了“23条”政策。依靠群众，依靠干部，依靠工作队。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教育干部自我革命。通过运动的进行，初步地发动了贫下中农，调动起了贫下中农的积极性，基本上解决了当年“四不清”问题，落实了当年分配，打击了歪风邪气，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阶级觉悟，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调整充实了领导核心班子，纯洁了组织。为搞好面上当年农业生产奠定了思想和物资基础。
在运动中，通过自上而下，层层发动，领导带头，洗手洗澡、放包袱，抓住了以解决当年“四清，落实分配，初步从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思想上进行了“四清”。该县县委组织了中央“23条”宣讲团，由284名干部组成。宣讲方法是：领导试讲，先行一步，训练骨干，组织宣讲队伍，“先读”、“后议”、再讨论。在此基础上进行第二批“四清”运动的步骤是：一、召开县社两级贫代会和三级干部联系会，深入贯彻“23条”，学懂政策，提高思想，揭发、鸣放问题；二、先大队后生产队层层洗手洗澡放包袱，同时开展清库、清工、清帐、清财运动；三、选举干部，整顿组织；四、改进经济管理制度，制定生产计划。运动中，通过组织发动群众揭发批判，查帐、隔离审查、强迫交待，调访查证等各种办法，最后划定社队干部有“四不清”问题。在揭发、检查、交代落实问题的基础上，教育干部积极进行退赔，发动群众实事求是按照减、缓、免政策，讨论定案，召开退赔大会，退赔兑现，落实到户。
到了1964年底，四清运动进行了一年多，中央政治局决定利用各地领导干部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机会，召集各中央局的领导干部开一个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针对前段运动出现的问题，制定一个文件。
1965年1月初，会议进入第二阶段。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会议重新讨论会议纪要。作了重大修改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23条，简称“二十三条”。1月14日，文件正式发出，会议结束。
中央下发“二十三条”的通知说：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二十三条”对在基层中打击面过宽的“左”倾错误作了一定程度的纠正。它指出：看待干部要一分为二，好的、比较好的是多数，对犯错误的干部的政策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退赔要合情合理，对犯轻微四不清错误和交代好的干部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在工作态度上要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听。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工作方式上，必须把政策交给干部群众，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它还规定“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对社员群众”。不要神秘化，不要大轰大嗡。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强调“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并把增产还是减产作为是否搞好运动的标准之一。这些具体的政策规定对于解脱大批基层干部，稳定形势，起了积极的作用。
到1966年上半年，全国结束“四清”的有694个县、市(其中包括少数只搞了一部分的地区)，占总数的32%；已经搞了40%以上的有辽宁、河北二省；北京、上海二市基本结束。加上随后开展的单位，全国开展“四清”的重点地区超过1／3以上。其他地区，则普遍开展了面上的“小四清”，即经济“四清”。全国厂矿企业，大体上也是这种情况。县以上各级机关和大、中、小学及文化单位，则普遍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各地根据《二十三条》的有关政策，纠正了一些过“左”的做法，解放了大批基层干部，使他们重新走上了日常生产的领导岗位，受到广大基层干部的欢迎，城乡一度紧张的局面开始有所缓和，有的地方出现新的生产高潮。但是，《二十三条》的关键提法大大超过了《后十条》修正案，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继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进一步升级，是一种更“左”的错误观点。《二十三条》正式颁布后，标志着城乡四清运动进入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大四清阶段。这一阶段，各地在认真学习贯彻《二十三条》的基础上，对运动进行了重新部署和具体安排，并专门划出一段时间进行清政治。同时，各地在开展运动中，强调突出政治，强调用毛泽东著作指导四清，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从而构成了这一阶段运动的独特景观。这一阶段运动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把运动的重点转向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为“文革”的发动做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准备。
从1965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对“四清”运动的重视程度降低了。认为这种斗争形式连同文化战线的批判，都不能够充分发动群众，解决根本问题，需要寻找新的阶级斗争方式来彻底解决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地的“四清”被这个更激烈的新运动所取代，实际上不了了之。
1966年5月，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在“文化大革命”发动时，各地正按既定计划开展四清运动。为了能使“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各地都对四清运动进行重新部署，并把“文化大革命”纳入四清计划之内。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他，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四清运动中的许多做法和部署已不适应“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了。
1966年11月27日，一份就今冬明春开展农村“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几个原则性问题的请示报告提交中央。报告指出，“文化大革命”与四清的结合，《十六条》上是两种提法。现在看来，四清运动中下台的干部，只要贫下中农大多数没有意见，也不准翻案，四清工作队也应肯定。但是，各地原来的四清部署和做法，还有不少框框，繁琐哲学，人海战术，包办代替等等，有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大民主的经验，就不能再按原来的一套部署去做了。应该加以改变，不改变也行不通。因之，似以明确肯定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四清的提法为好。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四清问题和四清复查问题。
这样，四清运动就无法开展下去，连同在运动采取的“洗手洗澡”这种斗争形势正式让位于正在蓬勃开展的“文化大革命”。